2005年10月，清华大学毕业生徐华欧从繁华的北京来到了荒凉偏僻的甘肃省临洮县中铺镇，开始了他的支教生活。然而，随后的许多事情让他深感不解，自己竟然成了许多村民的摇钱树，一些村民频频向他伸手要钱。徐华欧解释说：“我没有钱，但我可以给你们技术，可以给你们带来文化。”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们不要技术，不要文化，我们只要钱。”甚至到了深夜，也常常会有人敲着他的门窗喊道：“小徐，我家真的很困难，你给我点钱吧。”徐华欧哭笑不得。
　　“不要文化只要钱”，这与前段时间在各大媒体闹得轰轰烈烈的“新读书无用论”何其相似。深夜的窗外，“给我点钱”的叫喊，何止是令人哭笑不得，更令人伤心欲绝。
　　西方著名心理学家马斯诺的“五个需求层次”理论，是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基础。马斯洛认为，人是需要的动物，而且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只有某一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层次的需要才会出现。马斯洛将需要划分为五级：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级“需要”是有前后次序的，只有当排在前面的那些需要得到了满足，才能产生更高一级的需要。
　　或许有人会认为，伸手向一个刚毕业的支教者要钱，这些村民真有点无耻。然而，如果一个人穷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还有“尊重的需要”吗？“仓廪实”而后才会“知礼节”。
　　如果把马斯诺的这个理论简要概括一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这里面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即“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技术、文化，是一个人“发展的需要”；同理，只有一个人“生存的需要”满足以后，才会产生“发展的需要”。“我们不要技术，不要文化，我们只要钱。”说这些话的村民，他们都生活于生存的边缘，用美国学者斯科特的话来说，他们追求的目标，主要是“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对他们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发展。
　　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理性”。或许有人以为这些村民“鼠目寸光”，不会算算“学好技术”这本账，甚至会觉得这些村民是非理性的。我想，这恰恰是对“农民理性”的误解。社会学家韦伯曾经指出，处于“传统主义”下的农民，其追求的并不是得到最多，而只是追求“得到够用而付出最少”。也就是说，他们追求的是“代价最小化”，而不是“利益最大化”。
　　学技术，尽管平均收益要远大于“不学”，但那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得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学了以后还会存在“华而不实”的危险。作为一个北京最好的高校来的大学生，徐华欧在他们眼里，简直就是一片天。他们最希望的，当然就是“这片天”能够立即带来看得见的好处。从徐华欧手里拿到钱，这种代价几乎为零，对于这些村民而言，何尝不是最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