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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西山脚下，不仅有三山五园的传说，也坐落着我国林业最高的研究机构——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在这个到处可以呼吸到清新空气的地方，森保楼107室，一个内外套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办公室，在和杨教授的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让我对这个一心想着祖国，把自己全身心献给了祖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工作者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关于他的故事我们还是从求学开始。
1952年4月，杨忠岐出生在陕西一个农民家庭，20年后，他考上了西北农业大学林学系（1999年并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入校园拿起课本后的杨忠岐才发觉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一个农村出来的学生，基础差、底子薄，怎么办？唯一的路就是拿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凭着一颗不服输的心和毅力，西北农大的三年，杨忠岐各科成绩都是优秀，最终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
留校后的杨忠岐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学林业的他，却要教授森林昆虫学。显然大学期间所学的昆虫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以教授学生，不服输的杨忠岐再一次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他不仅从图书馆借阅了许多关于昆虫方面的书，而且还自愿申请到当时西北农大在陕西安塞县一个贫困的山沟里的“陕北教学基地”去锻炼自己，正是这相对安静的两年，让杨忠岐闯入了古老却充满奥秘的昆虫世界，并对森林虫害防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杨忠岐身上毫不为过，正是这份兴趣支撑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山头。
成功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开启的，杨忠岐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把握住了人生中此后三次求学的机会：1981年他通过国家教委的考试，成功获得了前往林业十分发达的芬兰求学机会，并师從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马丁·努尔蒂瓦教授，这一跟，就是两年。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琳琅满目的图书资料与文献，标本室里几十万份昆虫和寄生蜂的标本让他如获至宝，当年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就在眼前，自己岂能白白浪费掉这难得的机遇！此后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见到杨忠岐起早贪黑，如饥似渴学习和研究的身影。两年后回国的杨忠岐带回来的不是象征着纯洁和幸福的国花铃兰……而是六大箱文献资料和1000多号珍贵的昆虫标本。
为了带回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标本，他乘坐火车从赫尔辛基回国。当坐了8天8夜火车回到祖国后，杨忠岐才算长舒一口气，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些标本和文献资料的宝贵，因为100多年来，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加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文献基本空白，要赶上全球科技发展的步伐，学习和借鉴人类先进的科技成果十分重要，这些科技文献是我们追赶世界科技前沿的珍宝。同时，他也深知这些文献资料来之不易，它们是自己在芬兰两年来省吃俭用，不辞辛苦而积累下来，是今后做学问和为祖国服务的基础。在杨忠岐的眼里，这些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从芬兰回国后的杨忠岐开始着手进行林虫寄生蜂的研究，很快第二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就来了，他顺利地考上了西北农林大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大师周尧教授继续学习昆虫学。周教授渊博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也深深的影响了杨忠岐。读博期间的杨忠岐获得了第二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到美国进行深造。在美期间他学习了更多生物防治的理论与方法，也接触到了更多的文献和资料，查阅和检视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丰富的世界寄生蜂标本。学习期满，一心想着祖国的杨忠岐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路，因为他的心里装的和想着的是祖国。
两次出国学习和师从周尧教授，让杨忠岐结识了一大批国际上著名的寄生蜂专家，奠定了回国从事昆虫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美国的导师亲自前来参加，由当时我国7位著名昆虫学家组成答辩委员会给予杨忠岐博士论文很高的评价。当时西北农大校长也全程参加了杨忠岐博士论文的答辩，那是一场精彩的答辩，也是一场精彩的理论碰撞。
历时十多年，杨忠岐完成了26万字的《中国寄生于小蠹虫的小蜂调查和分类研究》一书，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寄生于小蠹虫的小蜂分类研究上的空白，也丰富了中国和世界的动物区系，在这类危害严重的蛀干害虫生物防治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与国际上天敌昆虫资源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每个人都有许多忘不掉的美好记忆，而对于杨忠岐来说值得铭记的日子太多太多，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杨教授重点提及了两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1995年8月7日，这是中国林业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在芬兰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林联（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英文简称IUFRO，中文简称“国际林联”，是全球性的唯一一个林业科学研究组织联盟，成立于1892年，总部在奥地利维也纳市）世界大会上，杨忠岐获得了国际林联颁发的“科学成就奖”，包括金质奖章、获奖证书和奖金。当他走上铺着红地毯的大会主席台上，从国际林联主席手里接过获奖奖章和证书之时，当大会主席台巨大的银幕上出现他的大幅照片、介绍他获奖事迹和成果之时，当会场上几千名代表为国际林联成立100多年来第一位获国际林联科学成就奖的中国人鼓起雷鸣般掌声的时候，杨忠岐心情非常激动，他知道这一刻属于中国，杨忠岐也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国际林联成立130多年来共表彰了73名林业科学家）。
关于杨忠岐的辉煌记忆何止这一个，除了上述奖项之外，他还在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国林业界获此基金的第一人。
199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人事部、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是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主持开展的重大外来入侵食叶害虫美国白蛾生物防治技术，获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作为项目主持人他先后获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十多项。另外，他还获首届“刘业经教授基金奖”（1996年）和首届“蒲蛰龙优秀生物防治工作者奖”（2004年），是后者奖项第一届唯一的获奖者。
除获奖之外，杨忠岐在科学研究上成绩斐然，迄今他发表科研论文262篇（其中SCI论文56篇），出版专著5部，译著1部;申请和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项，发表天敌新种256种……
另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定格在2013年3月，那是杨忠岐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大会，在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科技界联组会上，杨教授的一句幽默的开场白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他指着自己的胸牌说，很凑巧，我的政协委员号是“1059”，我是搞病蟲害防治的，搞我们这行的都知道，“1059”是一种剧毒农药。“我，1059，剧毒农药。”短短的开场白让在场的委员们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却浑身洋溢着智慧的委员。
其实在杨忠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前，已经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诸多提案更是获得大家的赞誉，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很多地方都有着杨教授忙碌的身影。2008年北京 “绿色奥运”口号的提出;山茶油在湖南、江西、浙江等大范围的推广;北京杨柳飘絮问题的永久性治理方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之前有关保障水质、水量的调研……可以说一个又一个的提案背后都有着杨忠岐教授辛勤的汗水与付出。
1989年，全世界林业界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中国，聚焦到西北林学院（现为西北林业科技大学），聚焦到一个叫杨忠岐的人身上，世界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有了克星。
众所周知，美国白蛾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世界性检疫害虫，它原产美国，后传播至欧亚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白蛾所到之处，大片森林、果树，甚至农作物叶子被吃光，其危害的植物多达一百余种。1979年在我国辽宁省首次发现美国白蛾，1982、1984、1989年又先后在山东、陕西、河北省发现，尤其是1984年，美国白蛾在我国陕西省武功县境内大爆发，毁坏了成片林木，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第二年蔓延至相邻四县，五万多株树木、四万米长防护林被吃光。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林业科学家采用种种防治方法，主要是喷洒化学农药，但收效甚微，依然不能降伏凶恶的美国白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白蛾幼虫有网幕屏障保护和缺少有效天敌。
为了探索美国白蛾的无公害防治技术，当时还在西北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杨忠岐，从1984年开始，连续五年对该害虫在陕西的寄生性天敌进行调查、研究，以生物防治为突破口，系统地调查了美国白蛾的寄生性天敌昆虫，从五十多种天敌中筛选出了一种个头小、寄生率高、具有很好利用前景的寄生蜂新属新种——白蛾周氏啮小蜂，这种寄生蜂在美国白蛾越冬蛹中的自然寄生率高达82.3%。
一时间世界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已有了克星的消息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当时英国世界知名小蜂专家布塞克博士致信说：“了不起，白蛾周氏啮小蜂有这样高的寄生率，这么大的自然控制力，这样易于人工繁殖，是美国白蛾生物防治最有希望的新蜂种。”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杨忠岐发现的新蜂种为什么叫周氏啮小蜂，而不是姓杨？这件事在和杨教授的交谈中得知，他之所以把这个新蜂种的新属名命名为周氏啮小蜂属（Chouioia），主要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周尧教授，以感恩老师对自己的教育、培养之情，而周尧教授则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新中国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发现了这种美国白蛾的克星之后，杨忠岐随后又研究成功人工大量繁殖这种寄生蜂和释放生物防治美国白蛾的新技术，取得了完全有效控制美国白蛾的防治效果，有效地遏制了美国白蛾这种重大外来入侵害虫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杨忠岐教授的这种新思维产生的新突破斩杀的不仅仅是美国白蛾，也为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来入侵害虫的防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是对国际经典生物防治理论的突破和完善。那就是对外来入侵害虫的防治可以就地取材，在害虫新传入地寻找当地合适的天敌，开展入侵害虫的防治，而不必到原产地调查和引进天敌，从而为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思维方式。
杨忠岐说，他作科研从来没有捷径，有的只是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的努力。研究害虫，寻找害虫天敌，这几十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森林，足迹几乎遍布祖国各个林区。在接受笔者本次采访之前，杨忠岐教授刚刚从塞罕坝林场返回北京。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由于山高路险，条件艰苦，更是用生命行走在祖国大地上——一次在云南楚雄山区，突降暴雨，汽车打滑，几公分之差可能就险些跌下万丈深沟;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调查时，当时在玛多县，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所带的氧气袋不够用，导致心跳加速，头部剧烈疼痛，嘴唇黑紫，一夜之中服用了五次速效救心丸才坚持到天亮，第二天到玛多县医院接受治疗时，医生诊断是严重的心肌梗塞，建议他赶快下山，在西宁治疗一个礼拜不见效后，最终还是根据医生建议，返回北京作进一步的治疗。但是却落下一个病根，但如今在杨教授的心脏有一根血管是堵塞而且是不可逆的。至今他每次体检，都能检测出这个毛病。虽然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但他和其他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考察队的科技人员一起完成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本地调查报告，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努力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顺利通过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于2000年建立。
在山西省沁源县太岳山林业局灵空山林场，杨忠岐一次在释放防治红脂大小蠹的天敌后晚上很晚才回到林场，由于林场做好的饭菜缺乏保护，不料饭后食物中毒，凌晨一点半，肚子痛如刀绞一般，上吐下泻，他拼尽全力爬到门口拍打房门，当服务员打开房门后，杨教授已经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往当地小镇医院，连续输液打针三天。杨教授说自己要完蛋了，乡镇的卫生院条件非常差，屋里屋外到处都是苍蝇，最终在忍受了三天苍蝇爬满脸颊的煎熬后，用杨教授的话说，是自己的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同样是在山西山区释放害虫天敌的时候，汽车在崎岖的山路颠簸行走，突然间在越过一个大坑后，杨忠岐教授头部狠狠的撞到了车顶上而随后落下时，造成他的腰椎间盘脱出，从山西紧急回到北京北医三院做了腰间盘切除手术后，尽管三个半小时的手术还算成功，但如今如果久坐就会感到腰部难受。
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杨教授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言语把这些说出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和付出，他比谁都明白。作为奋斗在科研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辛苦更是可想而知，杨教授说他愿意做，发展林业、保护绿水青山，这是造福人类，积德行善的事业，我想他这样一个用生命行走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踏遍山林探索科学防治森林病虫害的良策，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我国的林业发展上，让自然和城市共舞，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生存，每一次他都能和死神擦肩而过，那一定是天佑善人！
2013年，杨忠岐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的那一年，生态文明建设是大会的一个热点。怎样建设“美丽中国”，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农产品的安全又如何得到保障？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代表们这些讨论激烈的话题和当时的场景一直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我国是世界上森林病虫害发生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危害程度和经济损失逐年递增，发生范围广，经常出现区域性灾害。我国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森林害虫，常常形成大范围的区域性灾害。面对这样一种“不冒烟的森林火灾”，面对严重危害着森林的病虫害，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农药的发明，让人们似乎以为找到了对付害虫的一劳永逸之法。但几十年后我们却不得不面临滥用农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方式方法来防治病虫害。
那么怎么杜绝这种污染的产生？杨忠岐教授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研究经验，提出了一个防治森林病虫害的理念——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防治。我们知道自然的进化有着完美的智慧在里面，在一个闭环的食物链上，每一种生物都有天敌，“害虫吃植物，天敌吃害虫，环环相扣。天敌吃害虫，但不会把害虫统统干掉，而是留有余地，代代相传。天敌控制了害虫数量，让植物有喘息繁衍的机会，生生不息，长期以来，自然界保持着多么完美的平衡！”杨忠岐说。
杨教授说湿地是地球的肾，森林则是地球的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止沙尘、增加空气湿度，治理污染等作用，影響着全球的生态环境。
但是森林本身生长环境差。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国际和地区间经贸往来增加，有害生物传播趋势加剧，我国森林病虫害发生、危害形势严峻。且具有发生频率高，具有顽固性和突发性，蛀干害虫泛滥成灾，危害损失越来越重。
在我国山区林地，飞机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性只有5%左右，绝大部分药剂飘逸到了空气和土壤里，极小部分才能在林间发挥作用，可以说既费时费力，又由于农药飘逸沉降，造成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体污染。
2013 年 7 月 8 日，在国家林业局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的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会议，请杨忠岐做主题报告。几个害虫重灾区省份森防站领导现身说法，最终将“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治理”作为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治的战略和策略，使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治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也为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生产防治确立了方向。“以生物防治为主综合治理林木病虫害”方针和策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治迈进了生物防治大发展的新时代。
201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到2020年，1.3亿公顷天然乔木林和0.68亿公顷天然灌木林地、未成林封育地、疏林地得到有效管护，基本建立天然林保护修复法律制度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到2035年，天然林面积保有量稳定在2亿公顷左右，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天然林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科学保护、生态承载力显着提高，为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这个方案，不仅有保护，还有修复，我们之前对林业是只有保护，但只有保护显然不够的，如何加上科学的因素让这些森林更大限度的发挥其作为地球肺的作用，人为科学的修复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采访中杨忠岐告诉我，对于他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接触世界科技前沿的机会，看到差距，才有了真正的奋斗目标。他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天敌新种和解决了一种又一种重要林木病虫害的防治问题，也是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
杨忠岐说，迄今为止，他一共带出了36名博士，5个硕士研究生，虽然如今社会职务多了，不再亲自带研究生，但依然会挤出时间帮助身边的研究员指导学生，为我国的林业更科学的发展争取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忘初心，甘于奉献，热爱这个行业，用实际行动为我国的青山绿水添砖加瓦，做一个绿色中国梦的守卫者，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和蔼慈祥的科学家——杨忠岐。
四次求学奠定事业基础
1952年4月，杨忠岐出生在陕西一个农民家庭，20年后，他考上了西北农业大学林学系（1999年并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入校园拿起课本后的杨忠岐才发觉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一个农村出来的学生，基础差、底子薄，怎么办？唯一的路就是拿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和努力，凭着一颗不服输的心和毅力，西北农大的三年，杨忠岐各科成绩都是优秀，最终获得留校任教的机会。
留校后的杨忠岐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学林业的他，却要教授森林昆虫学。显然大学期间所学的昆虫学方面的知识不足以教授学生，不服输的杨忠岐再一次将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他不仅从图书馆借阅了许多关于昆虫方面的书，而且还自愿申请到当时西北农大在陕西安塞县一个贫困的山沟里的“陕北教学基地”去锻炼自己，正是这相对安静的两年，让杨忠岐闯入了古老却充满奥秘的昆虫世界，并对森林虫害防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人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杨忠岐身上毫不为过，正是这份兴趣支撑着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山头。
成功的大门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开启的，杨忠岐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把握住了人生中此后三次求学的机会：1981年他通过国家教委的考试，成功获得了前往林业十分发达的芬兰求学机会，并师從著名森林昆虫学家马丁·努尔蒂瓦教授，这一跟，就是两年。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琳琅满目的图书资料与文献，标本室里几十万份昆虫和寄生蜂的标本让他如获至宝，当年梦寐以求的东西如今就在眼前，自己岂能白白浪费掉这难得的机遇！此后的七百多个日日夜夜可以见到杨忠岐起早贪黑，如饥似渴学习和研究的身影。两年后回国的杨忠岐带回来的不是象征着纯洁和幸福的国花铃兰……而是六大箱文献资料和1000多号珍贵的昆虫标本。
为了带回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和标本，他乘坐火车从赫尔辛基回国。当坐了8天8夜火车回到祖国后，杨忠岐才算长舒一口气，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些标本和文献资料的宝贵，因为100多年来，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加上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科技文献基本空白，要赶上全球科技发展的步伐，学习和借鉴人类先进的科技成果十分重要，这些科技文献是我们追赶世界科技前沿的珍宝。同时，他也深知这些文献资料来之不易，它们是自己在芬兰两年来省吃俭用，不辞辛苦而积累下来，是今后做学问和为祖国服务的基础。在杨忠岐的眼里，这些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从芬兰回国后的杨忠岐开始着手进行林虫寄生蜂的研究，很快第二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就来了，他顺利地考上了西北农林大学博士，师从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大师周尧教授继续学习昆虫学。周教授渊博的学识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也深深的影响了杨忠岐。读博期间的杨忠岐获得了第二次出国留学的机会，到美国进行深造。在美期间他学习了更多生物防治的理论与方法，也接触到了更多的文献和资料，查阅和检视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丰富的世界寄生蜂标本。学习期满，一心想着祖国的杨忠岐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义无反顾地踏上回国的路，因为他的心里装的和想着的是祖国。
两次出国学习和师从周尧教授，让杨忠岐结识了一大批国际上著名的寄生蜂专家，奠定了回国从事昆虫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美国的导师亲自前来参加，由当时我国7位著名昆虫学家组成答辩委员会给予杨忠岐博士论文很高的评价。当时西北农大校长也全程参加了杨忠岐博士论文的答辩，那是一场精彩的答辩，也是一场精彩的理论碰撞。
历时十多年，杨忠岐完成了26万字的《中国寄生于小蠹虫的小蜂调查和分类研究》一书，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寄生于小蠹虫的小蜂分类研究上的空白，也丰富了中国和世界的动物区系，在这类危害严重的蛀干害虫生物防治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为我国与国际上天敌昆虫资源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那些辉煌的记忆
每个人都有许多忘不掉的美好记忆，而对于杨忠岐来说值得铭记的日子太多太多，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杨教授重点提及了两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1995年8月7日，这是中国林业发展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在芬兰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林联（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英文简称IUFRO，中文简称“国际林联”，是全球性的唯一一个林业科学研究组织联盟，成立于1892年，总部在奥地利维也纳市）世界大会上，杨忠岐获得了国际林联颁发的“科学成就奖”，包括金质奖章、获奖证书和奖金。当他走上铺着红地毯的大会主席台上，从国际林联主席手里接过获奖奖章和证书之时，当大会主席台巨大的银幕上出现他的大幅照片、介绍他获奖事迹和成果之时，当会场上几千名代表为国际林联成立100多年来第一位获国际林联科学成就奖的中国人鼓起雷鸣般掌声的时候，杨忠岐心情非常激动，他知道这一刻属于中国，杨忠岐也成为了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国际林联成立130多年来共表彰了73名林业科学家）。
关于杨忠岐的辉煌记忆何止这一个，除了上述奖项之外，他还在1996年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我国林业界获此基金的第一人。
199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被人事部、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号，是林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主持开展的重大外来入侵食叶害虫美国白蛾生物防治技术，获200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作为项目主持人他先后获国家林业局、北京市等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十多项。另外，他还获首届“刘业经教授基金奖”（1996年）和首届“蒲蛰龙优秀生物防治工作者奖”（2004年），是后者奖项第一届唯一的获奖者。
除获奖之外，杨忠岐在科学研究上成绩斐然，迄今他发表科研论文262篇（其中SCI论文56篇），出版专著5部，译著1部;申请和获得国家发明专利8项，发表天敌新种256种……
另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定格在2013年3月，那是杨忠岐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大会，在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科技界联组会上，杨教授的一句幽默的开场白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他指着自己的胸牌说，很凑巧，我的政协委员号是“1059”，我是搞病蟲害防治的，搞我们这行的都知道，“1059”是一种剧毒农药。“我，1059，剧毒农药。”短短的开场白让在场的委员们记住了这个身材不高、却浑身洋溢着智慧的委员。
其实在杨忠岐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之前，已经是北京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其诸多提案更是获得大家的赞誉，在参政议政的道路上，很多地方都有着杨教授忙碌的身影。2008年北京 “绿色奥运”口号的提出;山茶油在湖南、江西、浙江等大范围的推广;北京杨柳飘絮问题的永久性治理方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开工之前有关保障水质、水量的调研……可以说一个又一个的提案背后都有着杨忠岐教授辛勤的汗水与付出。
新理念亮剑，斩杀美白蛾
1989年，全世界林业界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中国，聚焦到西北林学院（现为西北林业科技大学），聚焦到一个叫杨忠岐的人身上，世界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有了克星。
众所周知，美国白蛾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世界性检疫害虫，它原产美国，后传播至欧亚十八个国家和地区。美国白蛾所到之处，大片森林、果树，甚至农作物叶子被吃光，其危害的植物多达一百余种。1979年在我国辽宁省首次发现美国白蛾，1982、1984、1989年又先后在山东、陕西、河北省发现，尤其是1984年，美国白蛾在我国陕西省武功县境内大爆发，毁坏了成片林木，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和经济损失。第二年蔓延至相邻四县，五万多株树木、四万米长防护林被吃光。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林业科学家采用种种防治方法，主要是喷洒化学农药，但收效甚微，依然不能降伏凶恶的美国白蛾，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白蛾幼虫有网幕屏障保护和缺少有效天敌。
为了探索美国白蛾的无公害防治技术，当时还在西北农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杨忠岐，从1984年开始，连续五年对该害虫在陕西的寄生性天敌进行调查、研究，以生物防治为突破口，系统地调查了美国白蛾的寄生性天敌昆虫，从五十多种天敌中筛选出了一种个头小、寄生率高、具有很好利用前景的寄生蜂新属新种——白蛾周氏啮小蜂，这种寄生蜂在美国白蛾越冬蛹中的自然寄生率高达82.3%。
一时间世界检疫性害虫美国白蛾已有了克星的消息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当时英国世界知名小蜂专家布塞克博士致信说：“了不起，白蛾周氏啮小蜂有这样高的寄生率，这么大的自然控制力，这样易于人工繁殖，是美国白蛾生物防治最有希望的新蜂种。”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杨忠岐发现的新蜂种为什么叫周氏啮小蜂，而不是姓杨？这件事在和杨教授的交谈中得知，他之所以把这个新蜂种的新属名命名为周氏啮小蜂属（Chouioia），主要就是为了纪念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周尧教授，以感恩老师对自己的教育、培养之情，而周尧教授则是我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新中国昆虫学的奠基人之一。
在发现了这种美国白蛾的克星之后，杨忠岐随后又研究成功人工大量繁殖这种寄生蜂和释放生物防治美国白蛾的新技术，取得了完全有效控制美国白蛾的防治效果，有效地遏制了美国白蛾这种重大外来入侵害虫对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破坏，杨忠岐教授的这种新思维产生的新突破斩杀的不仅仅是美国白蛾，也为在全球范围内对外来入侵害虫的防治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是对国际经典生物防治理论的突破和完善。那就是对外来入侵害虫的防治可以就地取材，在害虫新传入地寻找当地合适的天敌，开展入侵害虫的防治，而不必到原产地调查和引进天敌，从而为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提供了一个更宽泛的思维方式。
用生命行走在祖国大地上
杨忠岐说，他作科研从来没有捷径，有的只是脚踏实地，刻苦钻研的努力。研究害虫，寻找害虫天敌，这几十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森林，足迹几乎遍布祖国各个林区。在接受笔者本次采访之前，杨忠岐教授刚刚从塞罕坝林场返回北京。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由于山高路险，条件艰苦，更是用生命行走在祖国大地上——一次在云南楚雄山区，突降暴雨，汽车打滑，几公分之差可能就险些跌下万丈深沟;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调查时，当时在玛多县，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他们所带的氧气袋不够用，导致心跳加速，头部剧烈疼痛，嘴唇黑紫，一夜之中服用了五次速效救心丸才坚持到天亮，第二天到玛多县医院接受治疗时，医生诊断是严重的心肌梗塞，建议他赶快下山，在西宁治疗一个礼拜不见效后，最终还是根据医生建议，返回北京作进一步的治疗。但是却落下一个病根，但如今在杨教授的心脏有一根血管是堵塞而且是不可逆的。至今他每次体检，都能检测出这个毛病。虽然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伤害，但他和其他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考察队的科技人员一起完成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本地调查报告，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的努力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顺利通过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的评审，于2000年建立。
在山西省沁源县太岳山林业局灵空山林场，杨忠岐一次在释放防治红脂大小蠹的天敌后晚上很晚才回到林场，由于林场做好的饭菜缺乏保护，不料饭后食物中毒，凌晨一点半，肚子痛如刀绞一般，上吐下泻，他拼尽全力爬到门口拍打房门，当服务员打开房门后，杨教授已经不省人事，被紧急送往当地小镇医院，连续输液打针三天。杨教授说自己要完蛋了，乡镇的卫生院条件非常差，屋里屋外到处都是苍蝇，最终在忍受了三天苍蝇爬满脸颊的煎熬后，用杨教授的话说，是自己的命大，捡回了一条命。 同样是在山西山区释放害虫天敌的时候，汽车在崎岖的山路颠簸行走，突然间在越过一个大坑后，杨忠岐教授头部狠狠的撞到了车顶上而随后落下时，造成他的腰椎间盘脱出，从山西紧急回到北京北医三院做了腰间盘切除手术后，尽管三个半小时的手术还算成功，但如今如果久坐就会感到腰部难受。
谈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杨教授用一种轻描淡写的言语把这些说出来，其实背后的艰辛和付出，他比谁都明白。作为奋斗在科研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他们的辛苦更是可想而知，杨教授说他愿意做，发展林业、保护绿水青山，这是造福人类，积德行善的事业，我想他这样一个用生命行走在祖国大地上的科学家，踏遍山林探索科学防治森林病虫害的良策，把自己的智慧贡献给我国的林业发展上，让自然和城市共舞，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生存，每一次他都能和死神擦肩而过，那一定是天佑善人！
不忘初心，做绿色中国梦的守卫者
2013年，杨忠岐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的那一年，生态文明建设是大会的一个热点。怎样建设“美丽中国”，如何保护生态环境，农产品的安全又如何得到保障？在当年的政协会议上，代表们这些讨论激烈的话题和当时的场景一直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
我国是世界上森林病虫害发生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危害程度和经济损失逐年递增，发生范围广，经常出现区域性灾害。我国森林病虫害发生面积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森林害虫，常常形成大范围的区域性灾害。面对这样一种“不冒烟的森林火灾”，面对严重危害着森林的病虫害，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农药的发明，让人们似乎以为找到了对付害虫的一劳永逸之法。但几十年后我们却不得不面临滥用农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以及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方式方法来防治病虫害。
那么怎么杜绝这种污染的产生？杨忠岐教授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研究经验，提出了一个防治森林病虫害的理念——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防治。我们知道自然的进化有着完美的智慧在里面，在一个闭环的食物链上，每一种生物都有天敌，“害虫吃植物，天敌吃害虫，环环相扣。天敌吃害虫，但不会把害虫统统干掉，而是留有余地，代代相传。天敌控制了害虫数量，让植物有喘息繁衍的机会，生生不息，长期以来，自然界保持着多么完美的平衡！”杨忠岐说。
杨教授说湿地是地球的肾，森林则是地球的肺，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止沙尘、增加空气湿度，治理污染等作用，影響着全球的生态环境。
但是森林本身生长环境差。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国际和地区间经贸往来增加，有害生物传播趋势加剧，我国森林病虫害发生、危害形势严峻。且具有发生频率高，具有顽固性和突发性，蛀干害虫泛滥成灾，危害损失越来越重。
在我国山区林地，飞机喷洒农药防治病虫害的有效性只有5%左右，绝大部分药剂飘逸到了空气和土壤里，极小部分才能在林间发挥作用，可以说既费时费力，又由于农药飘逸沉降，造成严重的大气、土壤和水体污染。
2013 年 7 月 8 日，在国家林业局在河南省安阳市召开的全国森林病虫害防治工作会议，请杨忠岐做主题报告。几个害虫重灾区省份森防站领导现身说法，最终将“以生物防治为主的综合治理”作为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治的战略和策略，使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治走上与国际接轨的道路，也为我国森林保护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生产防治确立了方向。“以生物防治为主综合治理林木病虫害”方针和策略的确立，标志着我国森林病虫害防治迈进了生物防治大发展的新时代。
201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方案》。到2020年，1.3亿公顷天然乔木林和0.68亿公顷天然灌木林地、未成林封育地、疏林地得到有效管护，基本建立天然林保护修复法律制度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监督评价体系。到2035年，天然林面积保有量稳定在2亿公顷左右，质量实现根本好转，天然林生态系统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科学保护、生态承载力显着提高，为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这个方案，不仅有保护，还有修复，我们之前对林业是只有保护，但只有保护显然不够的，如何加上科学的因素让这些森林更大限度的发挥其作为地球肺的作用，人为科学的修复和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在采访中杨忠岐告诉我，对于他们这一代科学工作者，是改革开放给了他们接触世界科技前沿的机会，看到差距，才有了真正的奋斗目标。他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发现天敌新种和解决了一种又一种重要林木病虫害的防治问题，也是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
杨忠岐说，迄今为止，他一共带出了36名博士，5个硕士研究生，虽然如今社会职务多了，不再亲自带研究生，但依然会挤出时间帮助身边的研究员指导学生，为我国的林业更科学的发展争取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不忘初心，甘于奉献，热爱这个行业，用实际行动为我国的青山绿水添砖加瓦，做一个绿色中国梦的守卫者，这就是我所看到的一个和蔼慈祥的科学家——杨忠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