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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在中国，彩票为消除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消减着彩票的正面效应。
不管调查数据是否存在争议，中国社会都应对问题彩民现象给予足够重视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人数达到2亿多人。最令人关注的是，问题彩民约为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而早在两年前，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问题彩民约有400万。
两年时间内，中国问题彩民增长了300万？
问题彩民的数据一经公布尽管引来颇多质疑，對于问题彩民等概念的界定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随着中国彩票业的飞速扩张，问题彩民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700万问题彩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海平看来，所谓问题彩民，是指买彩票上瘾，不能自抑的彩民。调查依托国内12家彩票行业网站的平台，在2011年9月至11月的3个月时间内，共吸引了176200多人参与。研究中心最后筛选出38810个有效个案。
“我的数据不怕别人查，关键不在于数据有多少，而在于数据一定要可靠”。陈海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尽管只剩下三万多的样本量，但相比国内成百上千人的样本规模而言，如此大型的调查依然罕见。
受访彩民平均每月用于购彩的花费是85元，以2011年中国福彩、体彩总计2114亿元的销售额推算，中国彩民数量大致在2.17亿人。当然，在这个包含了5份问卷、近300个问题的网络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有关“问题彩民”的部分。
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可靠，陈海平领衔的研究团队决定采用两套国际上通用的问题彩民甄别标准，进行两相印证，结果发现，在两套甄别标准之下，问题彩民流行率分别为4.6%和3.2%，以2.17亿彩民规模推算，问题彩民的数量分别达到893万人和620万人，平均下来，中国问题彩民的数量约为700万人。
陈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照国际惯例，将两套标准之下得分最高的问题彩民群体视为重度问题彩民，那么即使取两套标准中的较低值，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重度问题彩民的数量也超过40万，而如果取美国精神病学精神病统计手册的推算值，重度问题彩民数量则会高达108.5万。
调查表明，彩民中93%为男性，而女性更易上瘾。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不足三千，这一群体自认为属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下层。这一调查还显示出中国网络彩民拥有“五有一缺”的特点：有学历、有技术、有家庭、有结余、有梦想、缺乏社会地位。
问题彩民的调查数据犹如重磅炸弹，这让不少业内人士对于网络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中国问题彩民真的有700万？
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目前中国问题彩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彩票行业内部，都尚难达成共识，陈海平也希望通过这个网络调查对数据统计上有帮助。
问题彩民到底有多少？
在统计问题彩民之前，急需解决的是问题彩民的界定。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问题彩民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认为，问题彩民要从购彩金额占收入比例、选彩票所耗时间、对购彩人身心损害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判断。知名彩票研究者、江南大学副教授王君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对于问题彩民的判定很严格，至少有十条标准。有的标准甚至细化到对问题彩民因入不敷出的理财状况的评定以及对社交的影响。
“问题彩民在国内很难从医学界定，因为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上海体育彩票研究中心秘书长李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而言，问题彩民是指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彩民。他们对彩票在精神上有一种依赖感，出现“成瘾”的症状。因个体化差异和自控力的强弱，出现这类问题的彩民有轻有重，严重者经济上会产生困难、生活上会产生很多问题，有的可能影响到家庭，甚至走向犯罪。
对于问题彩民的不同界定自然影响对这一群体人数的评估。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彩民为2亿，按照国外统计问题彩(赌)民的比例占彩民总人数（问题彩民流行率）的2%至3%的方式计算，得出中国至少有400万问题彩民的数据。时隔两年之后，北师大在作报告测算时，提高了问题彩民流行率，得出700万问题彩民的结论。
安丰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上述报告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没有符合中国市场的统计标准，均是套用国际标准。
在安丰看来，数据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彩票市场发展和专业研究的时间并不长，类似的调查只是得出一个参考数据，更深的意义在于，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问题彩民的评判标准。
陈海平坦言，虽然前期进行了大量的统计修正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但网络调查的局限性依然难以完全消除，比如不熟悉网络使用的老年人、没有上网条件的农民工等在线参与调查的可能性比较小，使得这些群体在调查对象中的分布比较少，网络调查结果未必与在实地调查结果完全一致。但搁置这些统计上的技术性因素，调查的初衷主要是唤起社会对于问题彩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更多关注。
“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
2004年，西安宝马案使中国彩票跌入低谷，但很快中国彩票进入跨越发展阶段，其增长速度已连续两年排名世界第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共销售彩票2215.82亿元，与2009年相比，翻了近一番。
大发展背后亦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冯百鸣注意到，高速发展之下，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已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所谓彩票发展指数指一个区域内彩票发行总金额与本区域内GDP的比值。据冯百鸣介绍，西方发达国家，指数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间，而中国早在2008年即达到0.4%，现已上升至0.5%。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西藏和云南，这个数据接近1%，“也就是说GDP增长100块钱，有一块钱是彩票贡献的，这说明彩票发展速度控制力度不够。”冯百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本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是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
王君柏在调查中发现，买彩票基本分为两类人，一种是随机选号型，另一种是守号型。后者长年坚守会形成一种“内控感”，认为成败可控。如果这一期买的号在下一期出现了，就自认为成功了，只是时机不对而已。在陈海平的调查问卷中，这亦得到数据支持。认为“总有一天自己会中大奖”和“只要坚持下去，中大奖是一定的”彩民分别占到了7.3%和 6.4%。而造成问题彩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彩票产品设计的缺陷。比如，某些彩票设计和规则制定不科学造成彩民非理性投注，以及数分钟即开奖的彩票，因频率太快也会对彩民心理产生影响。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媒体的夸张宣传对彩民造成中奖错觉。类似“守号三年，喜中千万”等报道频见于报端。王君柏认为，媒体的过度宣传，使彩民认为中奖的主观概率高于客观概率，周围经常充斥中奖消息，会产生“邻里效应”，令彩民产生大奖距离自己很近的错觉。“事实上，中大奖的几率就像是从月亮上飘下一片雪花，正落在你头上。”冯百鸣打比方说。
王君柏还从心理学的“挫折侵犯理论”角度分析问题彩民的潜在危害：屡买不中，遭遇挫折越多，就越有可能侵犯别人。2009年，浙江一名沉溺彩票的彩民，出现被害和关系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将浙江体彩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杀害；在此之前，中国农行邯郸分行管库员盗取金库现金5100万购买彩票，最终被判处死刑。
“这些报道会对彩民有所警示，但与报纸上彩票专栏长年累月地宣传相比，警示作用可谓杯水车薪。”王君柏对此忧心忡忡。
除此之外，令人担心的是，号码预测产业正“蓬勃”发展起来。在投注点，不少彩民都会盯着走势图或者抱着《藏宝图》《矩阵宝典》等预测类刊物研究下期走势。事实上，所谓号码预测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却都打着科学的旗号。
“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性，如果有规律可循，那彩票就是失败的。”王君柏说。
一位彩票业内的知名学者曾公开批评预测现象，可事后就接到做预测生意老板电话，求其不要再发言，否则直接影响其生意。“彩票管理者要保证销量，在这方面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彩票发行的悖论。”这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安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彩票本身，而是在于对彩票的错误理解。彩票是一项具有娱乐性、献爱心的概率游戏，但在中国，中大奖永远是第一位的。冯百鸣坦言，彩票对于中低收入大众来说，俨然成为一夜暴富的途径之一。
“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甚大”
在北师大的网络调查中，未满18岁的青少年彩民占彩民群体的2.4%，其中不乏小学生。而在问题彩民群体中，青少年彩民占到0.23%，尽管比例不高，但若乘以我国庞大的彩民总量，其绝对数量依然不容忽视。
对于青少年购彩问题，从事彩民心理和行为研究多年的陈海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它会扭曲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觉得可以不劳而获，觉得凭运气就一定可以成功，这种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甚大。”
2009年7月1日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彩票销售点禁止将彩票销售给未成年人。但事实上，这条规定很难在实际中进行监管。一位参与该条例制定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该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而并非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这位专家曾向相关部门建议但并未被采纳。“这条规定应该是向消费者提出警告，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是要让销售人员练就一双识别未成年人的火眼金睛吗？”
李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英国，实行网络实名，相关部门一年三次会对不确定的ID进行年龄上检测。如果向未成年人销售，就会被取缔。
如何救助问题彩民？在王君柏看来，随着彩票业的发展，问题彩民群体壮大的趋势是难以遏制的，光靠政府出台措施，从政策层面解决并不现实。王君柏建议，要从根本解决彩民素质不高的问题入手，在上学期间了解一些概率知识，同时对于完全入迷者，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改变他的社交网络和方式，在特定时期把注意力转移出来。
研究彩民问题多年的冯百鸣认为，政府应该支持问题彩民的民间救助组织，将部分工作交由NGO组织完成，而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参与到问题彩民的求助中间来，努力将其变成绿色彩票。曾赴美国研究博彩业的李海说，国外的博彩杂志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研究问题彩民的，这有助于让公众认识到其危害性，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陈海平亦在报告中建议研究制定中国问题彩民防治体系，确立中国问题彩民甄別标准，进行问题彩民监测，探索中国特色的责任彩票体系建设，“真正让彩票变得更加科学和健康。”
（应受访者要求，安丰为化名，实习生张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不管调查数据是否存在争议，中国社会都应对问题彩民现象给予足够重视
日前，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发起的“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彩民人数达到2亿多人。最令人关注的是，问题彩民约为700万，重度问题彩民达到43万人。而早在两年前，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称，中国问题彩民约有400万。
两年时间内，中国问题彩民增长了300万？
问题彩民的数据一经公布尽管引来颇多质疑，對于问题彩民等概念的界定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但一个不争的共识是，随着中国彩票业的飞速扩张，问题彩民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700万问题彩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海平看来，所谓问题彩民，是指买彩票上瘾，不能自抑的彩民。调查依托国内12家彩票行业网站的平台，在2011年9月至11月的3个月时间内，共吸引了176200多人参与。研究中心最后筛选出38810个有效个案。
“我的数据不怕别人查，关键不在于数据有多少，而在于数据一定要可靠”。陈海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尽管只剩下三万多的样本量，但相比国内成百上千人的样本规模而言，如此大型的调查依然罕见。
受访彩民平均每月用于购彩的花费是85元，以2011年中国福彩、体彩总计2114亿元的销售额推算，中国彩民数量大致在2.17亿人。当然，在这个包含了5份问卷、近300个问题的网络调查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有关“问题彩民”的部分。
为了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科学可靠，陈海平领衔的研究团队决定采用两套国际上通用的问题彩民甄别标准，进行两相印证，结果发现，在两套甄别标准之下，问题彩民流行率分别为4.6%和3.2%，以2.17亿彩民规模推算，问题彩民的数量分别达到893万人和620万人，平均下来，中国问题彩民的数量约为700万人。
陈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若按照国际惯例，将两套标准之下得分最高的问题彩民群体视为重度问题彩民，那么即使取两套标准中的较低值，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中国重度问题彩民的数量也超过40万，而如果取美国精神病学精神病统计手册的推算值，重度问题彩民数量则会高达108.5万。
调查表明，彩民中93%为男性，而女性更易上瘾。问题彩民主要出现在18岁到45岁之间，多为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不足三千，这一群体自认为属于社会经济地位的中下层。这一调查还显示出中国网络彩民拥有“五有一缺”的特点：有学历、有技术、有家庭、有结余、有梦想、缺乏社会地位。
问题彩民的调查数据犹如重磅炸弹，这让不少业内人士对于网络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中国问题彩民真的有700万？
事实上，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目前中国问题彩民的数量究竟有多少，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彩票行业内部，都尚难达成共识，陈海平也希望通过这个网络调查对数据统计上有帮助。
问题彩民到底有多少？
在统计问题彩民之前，急需解决的是问题彩民的界定。
时至今日，学界对于问题彩民都没有一个权威的概念。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认为，问题彩民要从购彩金额占收入比例、选彩票所耗时间、对购彩人身心损害程度以及社会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判断。知名彩票研究者、江南大学副教授王君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对于问题彩民的判定很严格，至少有十条标准。有的标准甚至细化到对问题彩民因入不敷出的理财状况的评定以及对社交的影响。
“问题彩民在国内很难从医学界定，因为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上海体育彩票研究中心秘书长李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般而言，问题彩民是指心理上呈现病态的彩民。他们对彩票在精神上有一种依赖感，出现“成瘾”的症状。因个体化差异和自控力的强弱，出现这类问题的彩民有轻有重，严重者经济上会产生困难、生活上会产生很多问题，有的可能影响到家庭，甚至走向犯罪。
对于问题彩民的不同界定自然影响对这一群体人数的评估。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彩民为2亿，按照国外统计问题彩(赌)民的比例占彩民总人数（问题彩民流行率）的2%至3%的方式计算，得出中国至少有400万问题彩民的数据。时隔两年之后，北师大在作报告测算时，提高了问题彩民流行率，得出700万问题彩民的结论。
安丰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上述报告的参与者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没有符合中国市场的统计标准，均是套用国际标准。
在安丰看来，数据上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中国彩票市场发展和专业研究的时间并不长，类似的调查只是得出一个参考数据，更深的意义在于，逐步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问题彩民的评判标准。
陈海平坦言，虽然前期进行了大量的统计修正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但网络调查的局限性依然难以完全消除，比如不熟悉网络使用的老年人、没有上网条件的农民工等在线参与调查的可能性比较小，使得这些群体在调查对象中的分布比较少，网络调查结果未必与在实地调查结果完全一致。但搁置这些统计上的技术性因素，调查的初衷主要是唤起社会对于问题彩民这一弱势群体的更多关注。
“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
2004年，西安宝马案使中国彩票跌入低谷，但很快中国彩票进入跨越发展阶段，其增长速度已连续两年排名世界第一。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共销售彩票2215.82亿元，与2009年相比，翻了近一番。
大发展背后亦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冯百鸣注意到，高速发展之下，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已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所谓彩票发展指数指一个区域内彩票发行总金额与本区域内GDP的比值。据冯百鸣介绍，西方发达国家，指数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间，而中国早在2008年即达到0.4%，现已上升至0.5%。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西藏和云南，这个数据接近1%，“也就是说GDP增长100块钱，有一块钱是彩票贡献的，这说明彩票发展速度控制力度不够。”冯百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原本发行彩票是为了帮助穷人，但是穷人却买了更多的彩票。
王君柏在调查中发现，买彩票基本分为两类人，一种是随机选号型，另一种是守号型。后者长年坚守会形成一种“内控感”，认为成败可控。如果这一期买的号在下一期出现了，就自认为成功了，只是时机不对而已。在陈海平的调查问卷中，这亦得到数据支持。认为“总有一天自己会中大奖”和“只要坚持下去，中大奖是一定的”彩民分别占到了7.3%和 6.4%。而造成问题彩民的另一个原因是，彩票产品设计的缺陷。比如，某些彩票设计和规则制定不科学造成彩民非理性投注，以及数分钟即开奖的彩票，因频率太快也会对彩民心理产生影响。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媒体的夸张宣传对彩民造成中奖错觉。类似“守号三年，喜中千万”等报道频见于报端。王君柏认为，媒体的过度宣传，使彩民认为中奖的主观概率高于客观概率，周围经常充斥中奖消息，会产生“邻里效应”，令彩民产生大奖距离自己很近的错觉。“事实上，中大奖的几率就像是从月亮上飘下一片雪花，正落在你头上。”冯百鸣打比方说。
王君柏还从心理学的“挫折侵犯理论”角度分析问题彩民的潜在危害：屡买不中，遭遇挫折越多，就越有可能侵犯别人。2009年，浙江一名沉溺彩票的彩民，出现被害和关系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将浙江体彩中心一名工作人员杀害；在此之前，中国农行邯郸分行管库员盗取金库现金5100万购买彩票，最终被判处死刑。
“这些报道会对彩民有所警示，但与报纸上彩票专栏长年累月地宣传相比，警示作用可谓杯水车薪。”王君柏对此忧心忡忡。
除此之外，令人担心的是，号码预测产业正“蓬勃”发展起来。在投注点，不少彩民都会盯着走势图或者抱着《藏宝图》《矩阵宝典》等预测类刊物研究下期走势。事实上，所谓号码预测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却都打着科学的旗号。
“彩票最大的特点就是随机性，如果有规律可循，那彩票就是失败的。”王君柏说。
一位彩票业内的知名学者曾公开批评预测现象，可事后就接到做预测生意老板电话，求其不要再发言，否则直接影响其生意。“彩票管理者要保证销量，在这方面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彩票发行的悖论。”这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安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真正的原因不在于彩票本身，而是在于对彩票的错误理解。彩票是一项具有娱乐性、献爱心的概率游戏，但在中国，中大奖永远是第一位的。冯百鸣坦言，彩票对于中低收入大众来说，俨然成为一夜暴富的途径之一。
“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甚大”
在北师大的网络调查中，未满18岁的青少年彩民占彩民群体的2.4%，其中不乏小学生。而在问题彩民群体中，青少年彩民占到0.23%，尽管比例不高，但若乘以我国庞大的彩民总量，其绝对数量依然不容忽视。
对于青少年购彩问题，从事彩民心理和行为研究多年的陈海平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它会扭曲了青少年的价值观念，觉得可以不劳而获，觉得凭运气就一定可以成功，这种对青少年价值观的负面影响甚大。”
2009年7月1日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彩票销售点禁止将彩票销售给未成年人。但事实上，这条规定很难在实际中进行监管。一位参与该条例制定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该规定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而并非不得向未成年人出售彩票。这位专家曾向相关部门建议但并未被采纳。“这条规定应该是向消费者提出警告，而不是本末倒置，这是要让销售人员练就一双识别未成年人的火眼金睛吗？”
李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英国，实行网络实名，相关部门一年三次会对不确定的ID进行年龄上检测。如果向未成年人销售，就会被取缔。
如何救助问题彩民？在王君柏看来，随着彩票业的发展，问题彩民群体壮大的趋势是难以遏制的，光靠政府出台措施，从政策层面解决并不现实。王君柏建议，要从根本解决彩民素质不高的问题入手，在上学期间了解一些概率知识，同时对于完全入迷者，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是改变他的社交网络和方式，在特定时期把注意力转移出来。
研究彩民问题多年的冯百鸣认为，政府应该支持问题彩民的民间救助组织，将部分工作交由NGO组织完成，而政府应该通过购买服务参与到问题彩民的求助中间来，努力将其变成绿色彩票。曾赴美国研究博彩业的李海说，国外的博彩杂志百分之六七十都是研究问题彩民的，这有助于让公众认识到其危害性，在全社会形成共识。
陈海平亦在报告中建议研究制定中国问题彩民防治体系，确立中国问题彩民甄別标准，进行问题彩民监测，探索中国特色的责任彩票体系建设，“真正让彩票变得更加科学和健康。”
（应受访者要求，安丰为化名，实习生张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