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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中由文化意象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最具感召力的视听手段。中国式电影教育则在这种最具感召力的视听手段产生、发展、传播过程之中举足轻重。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辉映下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已经成为一种标志着中国文化软实力象征，与文化软实力输出的关键指标。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表象性繁杂、象征性丰富、意象性深远，由中国式映像视界所展现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符码中的一道不可或缺的靓丽图景。
一、 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关联
（一）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综述
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与地域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因此，必然会产生由其能指所衍生出来的所指意义的差异，以及衍生过程的不同。而其传播符号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在其传播过程中，信息形式与意象蕴含的一体化融合，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氛围中亦必然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深度、不同方向上的引申。在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引申方面，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法国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曾在其《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文中，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式的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而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则在其《诗的电影》一文中，以现象学的视角擘分了视觉语言与文本语言；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与沃伦，则认为传播符号是整个电影教育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必要抽象，传播符号将视听语言所凝聚而成的作品，以一种符码转换的方式加以传播。[1]
（二）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释义
电影教育是以视听材料为基质，以视听语言为手段，以映像意象为内涵的一项传播基本素质教育，而传播符号则是电影教育的符码传递意象化内容的一种映像化抽象化的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中国式电影教育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同样既需要将传播内容符号化，又需要将教育内容符号化。所谓的符号学事实上即是一种物象化、表象化、具象化的能指，升华为抽象化与意象化的所指的过程，亦即一种由现实实体升华为思想意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特殊的文化背景、独特的社会环境、延续数千年的文明传承等，都会对传播符号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在我国的发扬光大，必然要烙上中国式的印记。同时，更应意识到，文化的模因泛式影响，对于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信息化表达、具象化传递、意象化还原等亦均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内在关联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巨大不同的中华文明之中，无论是具象化的文明，还是抽象化的文化，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与底蕴。同时，中华文明的丰富能指，亦为建构纷繁复杂的所指，提供了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较浅的历史积淀，更有特色的象征意象。而这些象征意象，在电影教育传播过程中，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中国式电影教育本体而言，针对中华文明这一对象的符号学研究对象十分复杂，中华文明中的符号学意象亦堪称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的传播符号更是俯拾即是。这些文明积淀与文化基础等都成为了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多元化、多层次、多视角的模因，这些模因在电影教育整个交流大系之中，有着更加非凡的抽象化建构价值，与意象化营造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早已经由具象化的中華文明，与抽象化的中华文化，建立起了不可动摇的内在关联。[2]例如，在《西藏天空》一片中，即以佛性为能指，而以人性与神性相通为所指，形成了三者牵系的内在关联。
二、 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参照
（一）组合与聚类参照
在解析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过程之中，除上文中所提及的最为基本的能指与所能而外，还包含着组合与聚类的进阶式关联。组合与聚类分别代表着电影教育传播符号视角下的时间延伸与空间延展。组合中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关系，呈一种线性化的排列方式，而聚类中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则以其类别性质上的肖似性为关系联系，从而形成一种空间结构关系的排列与关联。[3]例如，在《健忘村》一片中，我们即能够清晰看到这种关系性参照的影子。在该片中，发生在村庄中的线性化事件即是一种组合关联的参照，这种组合关联参照既呈现出一种先后的发生顺序，又呈现出一种前后承接与因果式的关联。而围绕着这个小村庄的势力角逐则呈现出一种无关时间线性的聚类性，县城里的石剥皮、虎视眈眈地环伺在村庄的一片云、王村长、田贵、秋蓉等即呈类别关联与结构关联的聚类式参照。
（二）内涵与外延参照
组合与聚类的进阶式关联，为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提供了由物象化而具象化、由具象化而抽象化升华的最初的进阶参照，同时，亦为更进一步探析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十分必要的电影符号化的本质性参照。以此作为基本的参照点，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基本框架的建立。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文化工业化的恢弘式表达大相径庭的是，基于中华文化的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式表达，在直观意象性、强背景烘托性、综合氛围营造性等方面上，虽然尚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工业化大片相抗衡。但是，中华文化之中所特有的婉转性、含蓄性、内置意象性等方面，则有着西方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先天优越性。因此，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显然更应重在内涵与外延参照上的突破，以隐性的潜在含蓄表达，实现影视艺术的外延的更大意象化范围的拓展。从《图雅的婚事》一片观察，隐性的内涵与显性的外延遞相辉映，为整部影片建构起了映像教化的真正意图。
（三）共时性与历时性参照
承接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组合与聚类参照，再将二者进一步加以引申，就可以得到一种共性时参照与历时性参照。而深刻审视组合关系中的线性关联，并对其加以抽象，即可得到组合关系的线性化历时性参照；而针对聚类关系中的特征结构化关联，并对其加以抽象，显然即可以得到一种非线性化的共时性参照。回到中国式电影教育中来，其实历时性即相当于电影进行过程中的时间轴线，无论叙事过程与情节结构安排如何，这一时间轴线始终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线性化；而共时性则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意味，既可以是影片的拼贴式的、碎片化的视觉语言的结构化关联表达，亦可以是影片中的超验性、互文性、解构性的视觉语言的聚类化关联表达。因此，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抽象，已经为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具足了由表象化向意化演进的理论准备。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深度融合，则显然为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建构起了一种共和空性的更高级的形而上的基于意象化的参照式关联。[4]以唯美形成共时性与历时性参照的典范之作，非《花腰新娘》属莫，这部影片以云状物寄情，解构了共时性线性的同时，以这种历时性参照建构起了影片主旨。 三、 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升华
（一）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化浸润
事实上，影像所传播的视觉景观，既非实体世界中的能指，亦非单纯思维意识升华的所指。客观而言，影像所传播的视觉，其实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化联结，在任何影视作品之中，虽然我们可以讨论能指与所指，但实际上，二者既不可分割，也无法分离，因为，二者就是一种物质与意识的一体两面、一体两用的对应关系。而视觉景观中的意象，亦并非心理学意义上沉浸于其中的被动机械式接受意象，而是一种由影像抽象为符号再由符号升华为意识的主动理解式接受意象。在影像化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都是电影教育过程中的能指，而传播符号则是一种泛传播过程之中的所指。由此可見，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与电影的映像传播过程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电影的映像传播过程是一种由文本抽象符号形诸于视听形象符号并对其加以传播的过程，而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则是一种意象化的浸润过程。在《红河谷》一片中即以悲怆之歌所凝结成的意象化浸润用异文化之间的战争相互印证了异文化之间的文明，这种高级意象化浸润应用在国产电影中实所罕见。
（二）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化集成
众所周知，自然语言存在着词素、语素与音素的分节，同样的，视听语言亦存在着视觉要素与听觉要素的分节，甚至还可以继续细分化为镜头等要素分节。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这种可细分化性，对麦茨理论显然是一种科学化的消解。同时，由视听语言的可细分化也能够得出结论，电影实质上是一种可分解式离散单元的肖似符码的集合，从区域文化视角而言，这种特质显然更有助于中国式意象的无极化注入。电影的这种多种要素的符码集合，为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化提供了相对其他符码信息而言更为密集的信息，从而以意象化建构完形了这种动态性、共时空性、流媒体性的符码。事实上，单就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上的意义而言，电影其实既非拟真现实，亦非现实感知式摹写，而是一种以符码所创造的视觉语言系统化的意象化集成。在《赛德克·巴莱》一片中，即以泛英雄主义这一传播符号意象化集成向社会诠解了自由与生命的意义。
（三）中国式電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化集成
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虽然尚未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等量齐观，但是，无论是从中华文明的底蕴而言，还是从中华文化的繁复性根性灵魂而言，事实上，都早已具备了在意象化层面上超越西方影视艺术的基因。而反观西方影视的过度模式化、过度工业化、过度机械化的电影教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影视艺术其实是存在着极为致命的超短路性意识，即影片内涵的表达的含蓄性的极度缺乏，而含蓄性的意象化表达则恰恰是中华文化中的独擅胜场之处。同时，从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视角而言，中华文化更易创造出镜头之外的深沉且沉浸的意象，这种意象化表达已经成为一种由主观创造性意识所支撑着的符号化升华。例如，从深度解析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意象化高级层面而言，在国际屡获殊荣的《狼图腾》即以道法自然的视角，以图腾式传播符号向观众释出了人与自然的真谛。
结语
在后现代艺术视角的社会之中，中国视域内的影视概念，早已经晋身而为一种极具感召力的文化意象驱策下的视听手段，这种文化意象驱策下的视听手段，既需要中华文明的深沉积淀，又需要中华文化的深刻展现。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交相辉映下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亦因此而成为一种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化输出能力的关键性指标。诚然，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深沉、意象含蓄、意象丰富，而其内在则有着复杂的符号关联、符号参照、符号升华的由表象化而抽象化，由抽象化而意象化的嬗变过程。
参考文献：
[1]崔祯仁，范小青.数字时代的电影教育——韩国电影教育的经验与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139-143.
[2]张逸.论高校电影教育发展的条件及其外因与内因——高校电影教育系列研究之二[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4（6）：101-105.
[3]刘正山.当代中国电影教育国际化的状况、问题与对策——基于北京电影学院19年的数据分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Z1）：
216-222.
[4]杨伟.试探新时期的电影教育 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看电影教育观念变迁[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4）：46-50.
一、 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关联
（一）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综述
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与地域文化氛围密不可分，因此，必然会产生由其能指所衍生出来的所指意义的差异，以及衍生过程的不同。而其传播符号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在其传播过程中，信息形式与意象蕴含的一体化融合，在不同的地域文化氛围中亦必然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深度、不同方向上的引申。在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引申方面，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法国著名学者克里斯蒂安·麦茨曾在其《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一文中，提出了一种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式的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而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则在其《诗的电影》一文中，以现象学的视角擘分了视觉语言与文本语言；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与沃伦，则认为传播符号是整个电影教育过程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必要抽象，传播符号将视听语言所凝聚而成的作品，以一种符码转换的方式加以传播。[1]
（二）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释义
电影教育是以视听材料为基质，以视听语言为手段，以映像意象为内涵的一项传播基本素质教育，而传播符号则是电影教育的符码传递意象化内容的一种映像化抽象化的不可或缺的表达方式。中国式电影教育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同样既需要将传播内容符号化，又需要将教育内容符号化。所谓的符号学事实上即是一种物象化、表象化、具象化的能指，升华为抽象化与意象化的所指的过程，亦即一种由现实实体升华为思想意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特殊的文化背景、独特的社会环境、延续数千年的文明传承等，都会对传播符号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在我国的发扬光大，必然要烙上中国式的印记。同时，更应意识到，文化的模因泛式影响，对于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信息化表达、具象化传递、意象化还原等亦均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内在关联
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巨大不同的中华文明之中，无论是具象化的文明，还是抽象化的文化，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与底蕴。同时，中华文明的丰富能指，亦为建构纷繁复杂的所指，提供了远比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较浅的历史积淀，更有特色的象征意象。而这些象征意象，在电影教育传播过程中，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中国式电影教育本体而言，针对中华文明这一对象的符号学研究对象十分复杂，中华文明中的符号学意象亦堪称博大精深，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的传播符号更是俯拾即是。这些文明积淀与文化基础等都成为了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多元化、多层次、多视角的模因，这些模因在电影教育整个交流大系之中，有着更加非凡的抽象化建构价值，与意象化营造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早已经由具象化的中華文明，与抽象化的中华文化，建立起了不可动摇的内在关联。[2]例如，在《西藏天空》一片中，即以佛性为能指，而以人性与神性相通为所指，形成了三者牵系的内在关联。
二、 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参照
（一）组合与聚类参照
在解析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过程之中，除上文中所提及的最为基本的能指与所能而外，还包含着组合与聚类的进阶式关联。组合与聚类分别代表着电影教育传播符号视角下的时间延伸与空间延展。组合中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以时间的先后为顺序关系，呈一种线性化的排列方式，而聚类中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则以其类别性质上的肖似性为关系联系，从而形成一种空间结构关系的排列与关联。[3]例如，在《健忘村》一片中，我们即能够清晰看到这种关系性参照的影子。在该片中，发生在村庄中的线性化事件即是一种组合关联的参照，这种组合关联参照既呈现出一种先后的发生顺序，又呈现出一种前后承接与因果式的关联。而围绕着这个小村庄的势力角逐则呈现出一种无关时间线性的聚类性，县城里的石剥皮、虎视眈眈地环伺在村庄的一片云、王村长、田贵、秋蓉等即呈类别关联与结构关联的聚类式参照。
（二）内涵与外延参照
组合与聚类的进阶式关联，为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提供了由物象化而具象化、由具象化而抽象化升华的最初的进阶参照，同时，亦为更进一步探析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提供了十分必要的电影符号化的本质性参照。以此作为基本的参照点，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基本框架的建立。实际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文化工业化的恢弘式表达大相径庭的是，基于中华文化的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式表达，在直观意象性、强背景烘托性、综合氛围营造性等方面上，虽然尚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工业化大片相抗衡。但是，中华文化之中所特有的婉转性、含蓄性、内置意象性等方面，则有着西方发达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先天优越性。因此，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显然更应重在内涵与外延参照上的突破，以隐性的潜在含蓄表达，实现影视艺术的外延的更大意象化范围的拓展。从《图雅的婚事》一片观察，隐性的内涵与显性的外延遞相辉映，为整部影片建构起了映像教化的真正意图。
（三）共时性与历时性参照
承接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组合与聚类参照，再将二者进一步加以引申，就可以得到一种共性时参照与历时性参照。而深刻审视组合关系中的线性关联，并对其加以抽象，即可得到组合关系的线性化历时性参照；而针对聚类关系中的特征结构化关联，并对其加以抽象，显然即可以得到一种非线性化的共时性参照。回到中国式电影教育中来，其实历时性即相当于电影进行过程中的时间轴线，无论叙事过程与情节结构安排如何，这一时间轴线始终具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线性化；而共时性则更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意味，既可以是影片的拼贴式的、碎片化的视觉语言的结构化关联表达，亦可以是影片中的超验性、互文性、解构性的视觉语言的聚类化关联表达。因此，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抽象，已经为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具足了由表象化向意化演进的理论准备。而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深度融合，则显然为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建构起了一种共和空性的更高级的形而上的基于意象化的参照式关联。[4]以唯美形成共时性与历时性参照的典范之作，非《花腰新娘》属莫，这部影片以云状物寄情，解构了共时性线性的同时，以这种历时性参照建构起了影片主旨。 三、 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升华
（一）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化浸润
事实上，影像所传播的视觉景观，既非实体世界中的能指，亦非单纯思维意识升华的所指。客观而言，影像所传播的视觉，其实是一种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化联结，在任何影视作品之中，虽然我们可以讨论能指与所指，但实际上，二者既不可分割，也无法分离，因为，二者就是一种物质与意识的一体两面、一体两用的对应关系。而视觉景观中的意象，亦并非心理学意义上沉浸于其中的被动机械式接受意象，而是一种由影像抽象为符号再由符号升华为意识的主动理解式接受意象。在影像化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传播者还是接受者都是电影教育过程中的能指，而传播符号则是一种泛传播过程之中的所指。由此可見，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与电影的映像传播过程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电影的映像传播过程是一种由文本抽象符号形诸于视听形象符号并对其加以传播的过程，而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则是一种意象化的浸润过程。在《红河谷》一片中即以悲怆之歌所凝结成的意象化浸润用异文化之间的战争相互印证了异文化之间的文明，这种高级意象化浸润应用在国产电影中实所罕见。
（二）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化集成
众所周知，自然语言存在着词素、语素与音素的分节，同样的，视听语言亦存在着视觉要素与听觉要素的分节，甚至还可以继续细分化为镜头等要素分节。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这种可细分化性，对麦茨理论显然是一种科学化的消解。同时，由视听语言的可细分化也能够得出结论，电影实质上是一种可分解式离散单元的肖似符码的集合，从区域文化视角而言，这种特质显然更有助于中国式意象的无极化注入。电影的这种多种要素的符码集合，为电影教育传播符号化提供了相对其他符码信息而言更为密集的信息，从而以意象化建构完形了这种动态性、共时空性、流媒体性的符码。事实上，单就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上的意义而言，电影其实既非拟真现实，亦非现实感知式摹写，而是一种以符码所创造的视觉语言系统化的意象化集成。在《赛德克·巴莱》一片中，即以泛英雄主义这一传播符号意象化集成向社会诠解了自由与生命的意义。
（三）中国式電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化集成
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虽然尚未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等量齐观，但是，无论是从中华文明的底蕴而言，还是从中华文化的繁复性根性灵魂而言，事实上，都早已具备了在意象化层面上超越西方影视艺术的基因。而反观西方影视的过度模式化、过度工业化、过度机械化的电影教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影视艺术其实是存在着极为致命的超短路性意识，即影片内涵的表达的含蓄性的极度缺乏，而含蓄性的意象化表达则恰恰是中华文化中的独擅胜场之处。同时，从中国式电影教育的传播符号视角而言，中华文化更易创造出镜头之外的深沉且沉浸的意象，这种意象化表达已经成为一种由主观创造性意识所支撑着的符号化升华。例如，从深度解析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的意象化高级层面而言，在国际屡获殊荣的《狼图腾》即以道法自然的视角，以图腾式传播符号向观众释出了人与自然的真谛。
结语
在后现代艺术视角的社会之中，中国视域内的影视概念，早已经晋身而为一种极具感召力的文化意象驱策下的视听手段，这种文化意象驱策下的视听手段，既需要中华文明的深沉积淀，又需要中华文化的深刻展现。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交相辉映下的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亦因此而成为一种中国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化输出能力的关键性指标。诚然，中国式电影教育传播符号意象深沉、意象含蓄、意象丰富，而其内在则有着复杂的符号关联、符号参照、符号升华的由表象化而抽象化，由抽象化而意象化的嬗变过程。
参考文献：
[1]崔祯仁，范小青.数字时代的电影教育——韩国电影教育的经验与思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139-143.
[2]张逸.论高校电影教育发展的条件及其外因与内因——高校电影教育系列研究之二[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14（6）：101-105.
[3]刘正山.当代中国电影教育国际化的状况、问题与对策——基于北京电影学院19年的数据分析[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Z1）：
216-222.
[4]杨伟.试探新时期的电影教育 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看电影教育观念变迁[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9（4）：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