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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及其相关的问题域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不管是探讨其作为一种逻辑范式的存在还是勾勒其内在的意义版图,人们总是倾向于用“总体性”来表述其基本的意义立场,以便谋求某种与宏大性相匹配的最终结论。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惯例与学术预设,许多相关于这个主题的理论研究就总是表现出某种总揽一收的高蹈情怀,企图仅凭一种理论自信与学术冲动就能终结关于现代性的历史言说,但事实却是,“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现代性的涵义极其丰富,涉及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很难明晰地加以界定。”(周宪序)换言之,如果仍然拘囿于这种致思模式的话,现代性及其相关论题的言说就很难规避大而空的理论窠臼。就此而言,要想切实地探测出这个主题的问题意识及其细密的意义肌理,人们只能超逸出总体性的宏大研究模式而代之以某种具体的、微观的现代性经验研究。当然,这种略具个案意味的研究是否能满足人们的期待以及是否能对现代性的生命脉动作出丝丝入微的体察,我们就只能经验地来体验而不能先验地进行判断。
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湘潭大学杨向荣博士的《现代性和距离—一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和距离》)或许就是这样的一部力作。作为现代性主题的一种学术言说方式,《现代性和距离》的贡献并不在于其对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分析,而在于它切入了现代性的独特层面,从现实性上来看,尊重现代性的复杂情势、探幽现代性的文化肌理、体味现代性的美学之思正是这部著作建构现代性的几个意义维度,也是其言述现代性的独特规定性所在。如果说以往关于总体性的表述指涉着现代性的宏大向度,那么,《现代性和距离》则立意于澄明现代性的微观本相,也就是说,它以微观修辞学的方式敞显了现代性及其美学的活性元素,建构了现代性事关人学意义的心理学维度,从而绽放了现代性及其美学的生命表隋。
坦率地说,企图以有限的现代性知识框架对《现代性和距离》中可资研究的意义质点做一种全盘的褒贬评判是我力有不逮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做也势必影响其中所蕴涵的特殊性理论命意,对于任何一个阅读者来说,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而又自认为有些把握的视角或许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即便有人会质疑其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化倾向,我也只好作如是观,毕竟阅读者不能欺骗自己的感觉。在一种被启蒙的心态下,我选择了以碎片美学、体验美学和距离美学三个规定来描述《现代性与距离》之于我的感受,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独特的意义元素支撑起了杨向荣博士关于齐美尔现代性美学理论研究的想象边界与价值理路。
就《现代性与距离》的实际意义而言,我想做一个大胆的推测,那就是,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之于杨向荣博士的学术选择不是某种原因,而只是某种结果,或许正是因为作者对于现代性的独特思考与探索使他选择了齐美尔作为其研究对象,其中的逻辑就是,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之思正好能实现作者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与判断,也就是说,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充当了作者关于现代性及其美学思考的对象化形态与意义镜像。以碎片性来描述齐美尔式的现代性美学思想或将现代性美学置换为齐美尔的碎片化美学思想是《现代性与距离》的第—个独特规定。齐美尔确实是一个异端的现代性美学家,他与以往那种现代性的研究思路如韦伯或马克思等将那些宏观的系统化的现代性理论置于理论前景相异的是,他是把那些现代性视域中的剩余话语和表象作为研究的直接对象,而有意地虚化了宏大系统的现代性理论,齐美尔认为,“要把握现代性体验,不能依赖那些宏大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应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的敏锐感觉,努力去捕捉那些碎片化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发掘出现代生活的审美内涵。”(上篇现代性)也就是说,齐美尔并不信任宏大现代性理论对于现代性本质的说服力和阐释效果,因为这些理论话语高居于生活之上,它们对于生活的现代性意义的解释依据本身就是令人生疑的,《现代性与距离》也正是在勘测了这层意思之后,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齐美尔用碎片化的思路来阐释现代性美学思想的合法性。同时,碎片之所以是碎片。是因为它们无法以规整的形式轨合于体制化的宏大叙事话语,就此而言,它们还残留着浓重的生活意味,本质上就是现代性的生活零余,是生活的直接生活化撒播而不象那些宏大话语一样仅仅只是生活的抽象理论化撒播。而探讨现代性的本相实际上就是回到经验场域来探索现代性的生活之源,因此以生活化的形式来探讨鲜活的现代性含义正是作者看重齐美尔美学思想的原因所在。在齐美尔的视域中,现代性与其说是焦点的,毋宁说是散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一个散点都是可能的焦点,通过碎片化的处理方式,现代性的宏大而单一命题实际上就被置换为了一束相关于现代性主题的具有谱系关系的微观命题群,每一个碎片都指涉和牵连着其他类似而又有区别的碎片,解决好了这一系列的碎片的问题就是解决现代性的整体问题,就像鲍曼所说的,“个体特征已经成为一面多棱镜,通过这面多棱镜可以发现、理解和考察当代生活中的其他焦点问题。社会分析中的已确立的问题正在被旧话重提和重新探讨,以适应如今围绕着‘个性特征’这一轴线的特定话语”。由此出发,作者在研究中特别地注意到了现代胜的解决方案的多元性与自由选择性,每一个碎片都确立了一个相关于现代眭的语境,而根据齐美尔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总体性语境来阐释碎片的另一种思路,其本质就是确立碎片对于总体性的优先意义,以碎片为语境依据来观照总体性的现代性的别一种理论。在中国古代,“知微见著”便是这样一种思路,而反观《现代性与距离》,作者就是以碎片化的思之在来牵引、思考总体性的理之源,赞叹作者具有如此高明的恩之技术显然不够,重要的的还在于作者的思之精神所使然。
现代性的碎片并不是附着在生活表面的僵硬皮壳,就其本质来说,这些碎片是流动的,柔软的与无定形的,根据《现代性与距离》的理解,现代性从最幽微的层面来看,实际上就是从情感心理的角度对于现代技术革命的感受与体验,作者明确认为,“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线性历史观来把握现代性的展开及其进程,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合理化’过程,并指出了现代性的革新和变化特征的话,那么齐美尔则是力图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强调从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作为一个审美主义式的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的现代性诊断往往就是现代性情绪的表达。”(第一章现代性碎片与都市风格)换言之,当人们以碎片化方式来阐释现代性的意义时,在具体的方法论安排上就意味着现代性体验的出席与在场,因为客体方面生活碎片经验的现代性认定就同时开启了主体方面体验方式的视点。这种从主体态度上测度现代性的方式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与实践论的,它并在乎现代性的抽象实体或逻辑原型是什么,它在乎的只是现代性的具像形式,即以鲜活经验形式存在的现代性生活之流,《现代性与距离》关于齐美尔现代性美学思想的阐释启发人们,应该在生活经验与生命存在中来体验现代性,而不应该在现代性的理论构架中来寻绎和剪裁生活,更不能以封闭固定的现代性理论来座架生活的灵动与意义的自由。
借助于研究齐美尔的美学思路,《现代性与距离》不但提出了现代性的存在症候问题,而且提出了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希冀以美学现代性来直接介入生活并对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发生直接的实践变革是不切合美学的本体论承诺的,因为它的精神归属身份使它永远不可能现实地使生活发生一如物质变革一样的技术性变化,以往很多的现代陛理论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它们将太多本不该由美学和艺术来负责的东西全都赋予美学,以致造成美学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齐美尔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现代性与距离》也策略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书中,作者提出了“距离”以作为救赎的基本美学方略,关于“距离”存在的语境,“距离”的具体内涵、“距离”的独特意向特征、“距离”的类型与机制、“距离”的现实效果等等是《现代性与距离》下篇的论述核心,基于书中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但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主要是从距离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审美张力的意义上来展开论述的,强调美学和艺术作为一种阿多诺意义上的“异在世界”对于现代性现实困境的文化批判功能,它还意味着,文化或审美现代性,特别是个体心理的感受现代性对于物质技术现代性所具有的优先建构意义。
《现代性与距离》义项丰赡,分析深入且细腻,它并不奢望对于现代性及其美学问题的终极解决,但在已有的现代性研究语境中,却提出了—个非常新颖但又经常遭人忽视的问题,即关于现代性及其美学思想的重新布局问题,我们究竟是应该将全部的学术资源倾注在总体性和宏大问题上?还是应该辟出适度的空间来思考现代性的内在维度,特别是其那些富有质感和布满毛细血管的意义领域?对此,杨向荣博士这部《现代性与距离》不但给了我们知识论的启发,而且给出了方法论的启发,它不但提出了特别的问题,而且给予了特别的回答。
不管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湘潭大学杨向荣博士的《现代性和距离—一文化社会学视域中的齐美尔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现代性和距离》)或许就是这样的一部力作。作为现代性主题的一种学术言说方式,《现代性和距离》的贡献并不在于其对于这个问题的一般性理论分析,而在于它切入了现代性的独特层面,从现实性上来看,尊重现代性的复杂情势、探幽现代性的文化肌理、体味现代性的美学之思正是这部著作建构现代性的几个意义维度,也是其言述现代性的独特规定性所在。如果说以往关于总体性的表述指涉着现代性的宏大向度,那么,《现代性和距离》则立意于澄明现代性的微观本相,也就是说,它以微观修辞学的方式敞显了现代性及其美学的活性元素,建构了现代性事关人学意义的心理学维度,从而绽放了现代性及其美学的生命表隋。
坦率地说,企图以有限的现代性知识框架对《现代性和距离》中可资研究的意义质点做一种全盘的褒贬评判是我力有不逮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做也势必影响其中所蕴涵的特殊性理论命意,对于任何一个阅读者来说,选择一个自己最感兴趣而又自认为有些把握的视角或许是一种保险的做法,即便有人会质疑其可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保守化倾向,我也只好作如是观,毕竟阅读者不能欺骗自己的感觉。在一种被启蒙的心态下,我选择了以碎片美学、体验美学和距离美学三个规定来描述《现代性与距离》之于我的感受,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这三个独特的意义元素支撑起了杨向荣博士关于齐美尔现代性美学理论研究的想象边界与价值理路。
就《现代性与距离》的实际意义而言,我想做一个大胆的推测,那就是,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之于杨向荣博士的学术选择不是某种原因,而只是某种结果,或许正是因为作者对于现代性的独特思考与探索使他选择了齐美尔作为其研究对象,其中的逻辑就是,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之思正好能实现作者对于现代性的独特理解与判断,也就是说,齐美尔的现代性美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充当了作者关于现代性及其美学思考的对象化形态与意义镜像。以碎片性来描述齐美尔式的现代性美学思想或将现代性美学置换为齐美尔的碎片化美学思想是《现代性与距离》的第—个独特规定。齐美尔确实是一个异端的现代性美学家,他与以往那种现代性的研究思路如韦伯或马克思等将那些宏观的系统化的现代性理论置于理论前景相异的是,他是把那些现代性视域中的剩余话语和表象作为研究的直接对象,而有意地虚化了宏大系统的现代性理论,齐美尔认为,“要把握现代性体验,不能依赖那些宏大的、系统的理论体系,而应借助于对现代生活的敏锐感觉,努力去捕捉那些碎片化的、稍纵即逝的瞬间,并从中发掘出现代生活的审美内涵。”(上篇现代性)也就是说,齐美尔并不信任宏大现代性理论对于现代性本质的说服力和阐释效果,因为这些理论话语高居于生活之上,它们对于生活的现代性意义的解释依据本身就是令人生疑的,《现代性与距离》也正是在勘测了这层意思之后,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齐美尔用碎片化的思路来阐释现代性美学思想的合法性。同时,碎片之所以是碎片。是因为它们无法以规整的形式轨合于体制化的宏大叙事话语,就此而言,它们还残留着浓重的生活意味,本质上就是现代性的生活零余,是生活的直接生活化撒播而不象那些宏大话语一样仅仅只是生活的抽象理论化撒播。而探讨现代性的本相实际上就是回到经验场域来探索现代性的生活之源,因此以生活化的形式来探讨鲜活的现代性含义正是作者看重齐美尔美学思想的原因所在。在齐美尔的视域中,现代性与其说是焦点的,毋宁说是散点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一个散点都是可能的焦点,通过碎片化的处理方式,现代性的宏大而单一命题实际上就被置换为了一束相关于现代性主题的具有谱系关系的微观命题群,每一个碎片都指涉和牵连着其他类似而又有区别的碎片,解决好了这一系列的碎片的问题就是解决现代性的整体问题,就像鲍曼所说的,“个体特征已经成为一面多棱镜,通过这面多棱镜可以发现、理解和考察当代生活中的其他焦点问题。社会分析中的已确立的问题正在被旧话重提和重新探讨,以适应如今围绕着‘个性特征’这一轴线的特定话语”。由此出发,作者在研究中特别地注意到了现代胜的解决方案的多元性与自由选择性,每一个碎片都确立了一个相关于现代眭的语境,而根据齐美尔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总体性语境来阐释碎片的另一种思路,其本质就是确立碎片对于总体性的优先意义,以碎片为语境依据来观照总体性的现代性的别一种理论。在中国古代,“知微见著”便是这样一种思路,而反观《现代性与距离》,作者就是以碎片化的思之在来牵引、思考总体性的理之源,赞叹作者具有如此高明的恩之技术显然不够,重要的的还在于作者的思之精神所使然。
现代性的碎片并不是附着在生活表面的僵硬皮壳,就其本质来说,这些碎片是流动的,柔软的与无定形的,根据《现代性与距离》的理解,现代性从最幽微的层面来看,实际上就是从情感心理的角度对于现代技术革命的感受与体验,作者明确认为,“如果说韦伯是从宏观的线性历史观来把握现代性的展开及其进程,将现代性理解为一个‘合理化’过程,并指出了现代性的革新和变化特征的话,那么齐美尔则是力图凸显现代个体的内在心灵,强调从现代都市生活的体验角度来界定现代性。作为一个审美主义式的社会学理论家,齐美尔的现代性诊断往往就是现代性情绪的表达。”(第一章现代性碎片与都市风格)换言之,当人们以碎片化方式来阐释现代性的意义时,在具体的方法论安排上就意味着现代性体验的出席与在场,因为客体方面生活碎片经验的现代性认定就同时开启了主体方面体验方式的视点。这种从主体态度上测度现代性的方式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与实践论的,它并在乎现代性的抽象实体或逻辑原型是什么,它在乎的只是现代性的具像形式,即以鲜活经验形式存在的现代性生活之流,《现代性与距离》关于齐美尔现代性美学思想的阐释启发人们,应该在生活经验与生命存在中来体验现代性,而不应该在现代性的理论构架中来寻绎和剪裁生活,更不能以封闭固定的现代性理论来座架生活的灵动与意义的自由。
借助于研究齐美尔的美学思路,《现代性与距离》不但提出了现代性的存在症候问题,而且提出了对此问题的解决思路。希冀以美学现代性来直接介入生活并对生活的现代性困境发生直接的实践变革是不切合美学的本体论承诺的,因为它的精神归属身份使它永远不可能现实地使生活发生一如物质变革一样的技术性变化,以往很多的现代陛理论家对此是负有责任的,它们将太多本不该由美学和艺术来负责的东西全都赋予美学,以致造成美学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齐美尔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现代性与距离》也策略地看到了这一点,在书中,作者提出了“距离”以作为救赎的基本美学方略,关于“距离”存在的语境,“距离”的具体内涵、“距离”的独特意向特征、“距离”的类型与机制、“距离”的现实效果等等是《现代性与距离》下篇的论述核心,基于书中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但需要说明的是,作者主要是从距离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审美张力的意义上来展开论述的,强调美学和艺术作为一种阿多诺意义上的“异在世界”对于现代性现实困境的文化批判功能,它还意味着,文化或审美现代性,特别是个体心理的感受现代性对于物质技术现代性所具有的优先建构意义。
《现代性与距离》义项丰赡,分析深入且细腻,它并不奢望对于现代性及其美学问题的终极解决,但在已有的现代性研究语境中,却提出了—个非常新颖但又经常遭人忽视的问题,即关于现代性及其美学思想的重新布局问题,我们究竟是应该将全部的学术资源倾注在总体性和宏大问题上?还是应该辟出适度的空间来思考现代性的内在维度,特别是其那些富有质感和布满毛细血管的意义领域?对此,杨向荣博士这部《现代性与距离》不但给了我们知识论的启发,而且给出了方法论的启发,它不但提出了特别的问题,而且给予了特别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