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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岁末，电影《黄克功案件》在首个国家宪法日（12月4日）向广大观众公映，颇有一番深意。在以商业片为主导的贺岁档中，一部还原真实历史事件的主旋律之作显得不太合群，但是观众需要这样反映民意、照亮民心的正能量作品，重拾对法治社会的信念。《黄克功案件》讲述了1937年全面抗战之际，红军功臣黄克功因逼婚不成而将女学生刘茜杀害最后被判死刑的故事。面对国内外的舆论，在罪与罚、杀与赦、生与死、情与法之间，黄克功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这部影片公映后，中央和国家机关纷纷组织在职干部放映收看，成为当下依法治世吏的重要教材。在案件中担任审判长的雷经天曾和黄克过一同走过长征，俩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案件发生后雷经天受中央和毛泽东的同意担任审判官，他不徇私情的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映像，也因此成为当下大家关注的重要人物。雷经天（1904—1959），黄埔军校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解放军将领。广西南宁人，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军参加攻占南昌、九江的战斗。曾任党代表、广西省委代理书记、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法庭旅长、代理院长和院长、支队政委、广西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雷经天任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院长、上海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1959年8月11日，在上海病逝。雷经天长期奋战在我党司法工作岗位上，呕心沥血，作出了辉煌业绩，被群众亲切地誉为“雷青天”。
战士们亲切地戏称他为“马克思”
1904年6月，雷经天出生于广西南宁。伴着清王朝的覆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声，雷经天走过了童年和少年。少年雷经天就显露了旧社会判逆者的锋芒，14岁他就被选为南宁学生联合会会长。1923年，19岁的雷经天考入厦门大学。翌年，雷经天与厦门大学学生组织委员会成员共同领导了“反对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罢课学潮。后转入上海大夏大学继续求学。1925年，在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雷经天组织大夏大学同学声援工人的斗争，并在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雷经天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历经坎坷，百折不挠，无怨无悔，鞠躬尽瘁。雷经天的一生犹如一首瑰丽、悲壮、雄伟的革命交响曲。
“五卅”运动后，22岁的雷经天奉命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后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属下任宣传科科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占九江后，出任36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雷经天成了革命军中年轻的将领，为北伐的胜利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后，蒋、汪实行了反革命大屠杀，党为了挽救革命，曾经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这三大起义中，雷经天参加了两大起义。南昌起义时雷经天任叶挺领导的11军24师某团党代表。广州起义时，奉命顶替被捕的周文雍担任广州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广州起义委员会委员。雷经天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分为两部，大部分开赴海陆丰地区;雷经天则随另一部进入广西左江、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雷经天出任中共广西省常委会特派员、代理书记和右江特委书记。1929年10月，雷经天与邓小平、张云逸、韦拨群并肩作战，在广西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71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雷经天为开辟广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10月，中共南方局的代表到达右江，向红七军传达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指令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去攻打大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雷经天同志因不同意将地方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北上，要求留下部分地方赤卫军保卫根据地，因而被戴上了“本位主义”、“反对扩大红军”、“右倾保守”等帽子，加上其他生活琐事，受到了撤去党内外职务和开除党籍的处分，降为一般工作人员随红七军政治部行动。对此，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党、对革命事业仍抱着坚定的信念，在艰苦转战桂、黔、湘、粤、赣7个多月的北上征途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没有马骑，与战士们一起跋山涉水。还经常在路旁做宣传鼓动工作。有时讲笑话，说谜语，有时帮助病号背枪。部队每到宿营地时，他又不顾疲劳，与战士们谈心，给他们讲广州起义和广西地下党斗争的故事。因他脸上长着很长的胡须，战士们亲切地戏称他为“马克思”。
1931年4月，红七军在江西省永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代理红七军政治委员许卓同志（邓小平同志已去上海）在会上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给红七军带来的严重危害。会议决定撤销第一次党代会时给予雷经天的处分，恢复其党籍。
关于这段历史，党中央在1945年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右江特委雷经天同志曾经表示要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不被采纳，结果红七军的前委反认为这是保守思想，不愿集中全部地方武装来扩充红七军的部队，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雷经天同志以打击，撤销他的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强令右江苏维埃委员的大部分（仅留韦拔群、陈洪涛两同志）和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及所有比较负责的地方干部全部拉去随军行动，致使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
1931年7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即投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红七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后，于1932年红七军奉命开至江西于都县小密镇整训和做地方工作，参加“肃反”运动。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全军上下被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压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许多经受过血与火生死考验的好同志，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倒下，在运动中却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甚至含冤倒下，如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杨开慧烈士好友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 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也降临到雷经天的头上，他被人诬为“国民党改组派”再次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被逮捕关押，险些被杀害。幸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原是雷经天的上级，和他一起参加过广州起义，对雷经天的历史情况较了解，故在审理此案时，设法把雷经天释放，并留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
雷经天再次受到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冤，他依然坚持原则，坚信组织，矢志不移地跟着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雷经天被编在中央军委红色干部队（即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当学员，等于一个列兵，并帮做炊事工作。他背着包袱，徒步行军，这对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935年5月1日，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巧夺金沙江，到通会时，雷经天弄到一点海味，煮后请莫文骅（时任红七军五十八团第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去吃。他俩已很久没尝到海味了，但一进口，有一股臭酸味，大家放下筷子，一查看，发现原来点海味的罐子是老百姓装尿用的，弄出了笑话。
过川西北雪山时，峰高雪厚，一片白茫茫，迈步十分艰难。原本生得个子高大、身体壮实的雷经天，也被折磨得身体虚弱了。他拄着拐棍，咬着牙坚持。一次，他不小心跌下水沟，被同志们拉上来后，坐在路旁，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无法继续前进。恰好莫文骅经过此地（那时莫已调去干部团），问其情况，见他这个样子，危险至极！幸好莫文骅身上还带有干姜片儿，立即拿给他口含，并从马搭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开始变红，身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站起来拄棍继续前进。1962年，他到北京，莫文骅请他吃饭，他对莫的大儿子安来说：“长征过草地时，是你爸爸给我几片干姜，救我一命！”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被调到中央粮食部任秘书科长，虽然自己的冤屈尚未解决，但为了缓解延安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他过黄河到山西去购买粮食，日夜操劳，忘我工作，不幸患上了伤寒病，连吃喝都困难，又因无药医治，耳朵都聋了。但他仍带病跋山涉水拼命干，出色地完成了购粮任务。
因种种原因，直到1945年初，中央派陈毅主持召开红七军干部会总结工作经验教训时，才对雷经天的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周恩来等13位负责同志证实：雷经天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经过长期考验，无论在什么艰难环境中，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并无改组派的嫌疑”。
因此，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1925年5月的党籍。
当彭真代表中央告知他这个结论时，铮铮铁汉的雷经天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是啊，雷经天第二次蒙冤整整11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梅开二度的雷经天，熬过霜雪后又迎春怒放，开心地笑了！
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1937年金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成立，雷经天被任命为法庭庭长。不久，董必武院长调往重庆，雷经天接任院长。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廉洁、明辨、公平、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16字工作准则，并建立健全各种司法制度，让全边区司法干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做出表率，使边区司法工作出现了一派新局面。
雷经天身材魁梧，尽管待人态度和蔼，却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因其足智多谋，老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在陕甘宁边区，雷经天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一大创举是法院受理案件不收诉讼费。这一举措为边区人民所欢迎，百姓称赞说：“我们打官司，公家就管哩！不要下跪，又不花钱，不写呈状，非常便利，告了就判，有理就能打赢，过去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打赢官司。”陇东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工作仔细认真，支持刘巧儿婚姻自主，受到陇东人民的称赞。雷经天总结了这个经验，大力推广，并上报边区政府，中央非常赞赏。
雷经天之所以办案准确，是因为他善于观察。一天，两个农民吵吵嚷嚷来找他“打官司”。雷经天和颜悦色地从桌旁站起来，指着一条长板凳说：“请坐下来说！”还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水。
高个儿农民接过茶杯后说：“我路上遇见这个人，他说他没带烟袋，要借我的烟袋抽一抽，我就把烟锅借给他，谁知他一抽就爱上了，硬说这个烟锅是他丢的，你看天下有这个理么？”
矮个农民则很不服气，说：“雷院长，这个烟锅是我的，我抽了七八年了，今天不小心丢了，他捡到了，我认出后，他不但不给我，还耍赖。”高个儿说：“这真是老实人遇到了狐狸精，有理说不清。老百姓都说你雷经天比包公还公道，就请你公断公断。”
雷经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便从高个儿手中接过烟锅，装上烟边抽边端详。尽管已经使用了多年，看得出由于主人爱护得好，不仅玛瑙嘴子晶莹闪烁，就是白铜烟锅头也明光闪亮，完好如初，一点也没有磕碰的痕迹，烟锅杆上还吊着一个绣花布袋。雷经天边看边思考着，他最后对这两位农民笑道：“是个好家具，起码值十来块银元哩。”
雷经天抽完一锅烟，磕掉烟灰，又装上一锅，递给矮个，划了根火柴替他点上。矮个抽完后，在手上轻轻地弹了几下，烟灰就被弹落了。雷经天要过烟锅，又装上烟，递给高个说：“你也抽一锅。”高个接过烟锅，雷经天照样给点上。他一边抽，一边笑眯眯地瞅着雷经天，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等烟抽完后，高个在石头上将烟灰当当当几下磕掉，又装上一锅烟，正准备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却让他再抽一锅。抽完第二锅，高个又是当当当几下磕掉烟灰，再装上一锅，恭恭敬敬地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又递给矮个农民。
矮个农民见雷经天只字不提断案一事，便面带愠色地说：“雷院长，咱是来请你断案的，不是要你装烟的，断得了、断不了，一句话！”
雷经天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饭菜凉了不好吃，官司凉了照样打。来，再抽一锅烟，再说打官司。” 矮个农民有点生气，将手中衣服往肩上一搭，背转身蹲在地上。雷经天凑上前，双手递过烟锅，笑呵呵地说：“还是再抽一锅吧，瘾过足了，打官司也有精神。”
矮个农民拿来烟锅，闷着头连抽带喷抽完了一锅烟。照例在手上轻轻弹烟灰，烟灰没有弹尽，就站起来，抬起一只脚，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雷经天顺手接过烟锅，肯定地对矮个农民说：“现在这个案子清楚了，烟锅是你的，给，拿去吧！”
矮个农民呆住了，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高个农民也愣了一下，气冲冲地说：“好一个雷经天，是烟锅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是你和他沾亲带故？为什么不断案，就把烟锅给他？”
雷经天收敛了笑容，“我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烟锅上也未刻他的名字，但烟锅确实是他的。”接着，雷经天严肃地说：“你说你抽了十年，而你每抽一锅烟，就要在石头上磕一次，那烟锅头边沿不早就让你磕卷了？可你看，这烟锅除了你刚才磕下的一点窝窝外，还有磕碰的痕迹吗？不瞒你说，我抽第一锅烟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高个农民语塞，匆匆溜走了。矮个农民望着雷经天，感慨地说：“抽了几锅烟，你断好了一桩案，真不愧是雷青天啊！”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
1937年10月，“抗大”发生了第六队队长、团级干部黄克功逼婚、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案件。雷经天主持审理此案件，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依法判决黄克功死刑，这一判决在“抗大”、边区以至全国震动很大，群众称赞共产党秉公办案，纪明法严。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满怀献身精神，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党把这些陆续到来的有志青年，按照他们的志愿，一批批送到抗大和陕公来培养锻炼。其中女青年也不少。被黄克功打死的，便是陕公女学员刘茜。这个女学员与黄克功谈恋爱，关系都明确了，可是后来又变了卦。一天晚饭后，黄克功约刘茜去延河边上“再谈谈”。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这个女学员说什么都不同意，这就激怒了黄克功，不顾一切开枪打死了她，酿成一起人命案。
第二天，陕公学生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延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回去后叫警卫员给他洗。警卫员有点蹊跷，刚穿上的衣服，干什么又要换洗？于是翻了一下换下的衣服，发现上面有血迹，感到其中定有问题。当上级派人调查刘茜被害的案情时，这个战士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把他的疑点向有关领导汇报了。同时，队长陶宛容同志也证实出事的当晚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这个案情的基本线索比较清楚了，组织上就找黄克功谈话。这个人挺爽快，一问就承认了：“是我打死的。因为原来我们都讲好了要结婚，她又变心不干了，我一气就开了枪。”
案情报到了副校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同志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这个干部出身贫苦，工作有干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当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罗瑞卿同志并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党的原则，把案情原原本本向毛主席报告了。
这件事在延安轰动了。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群众中间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持前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已经触犯了刑律，特别是杀了从外地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就更坏。出身、战功、资历、职位，都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不可姑息，不能徇情，应当依法制裁。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主，大约百分之八九十不同意枪毙。有的说黄克功是长征的有功之臣，年纪又很轻，革命正需要他去冲锋陷阵，应当把他留下来。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大多数女学生都不同意叫黄克功偿命。该怎么办呢？当时罗瑞卿同志在研究这件案子的会议上有个发言，说他反反复复考虑了群众中间的不同意见，更明确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不能有例外。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打人，原因之一就是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把法律放在眼里，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把法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应服从大局。延安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着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涌向延安。这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党？往后，成千上万的外地爱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赞赏罗瑞卿同志的见解，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来审理这个案子。
接手案子后，雷经天刚开始时在思想上也有过激烈的斗争，有不少同志对他说，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法院从轻处理，或带刑发配到抗日前线杀敌赎罪;有的同志出于怜惜老井冈战友之情，向毛泽东请求免予黄克功一死。雷经天为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坚持依法办事。为了慎重起见，雷经天当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黄克功的犯罪事实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1937年10月11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6天，在被害者刘茜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为公诉人。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等4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组成审判庭。公诉人与证人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杀人案的全部细节。黄克功向法庭表示认罪服法，并如实地供述了犯罪的全部经过。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但坚持认为：刘茜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当审判长雷经天问黄克功对法庭有什么请求时，黄克功提出：死刑必须执行，但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请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监阵，死在同敌人的冲杀中，并说如果这不合刑律就算了。在黄克功供认了犯罪事实和经过后，与会的各单位、团体代表相继发言，发表了对这一案件的不同处理意见。经过短暂的休庭议决之后，由雷经天宣读了边区高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理由：蓄意杀害刘茜的犯罪行为，该犯黄克功既已供认不讳，更加以检察机关所提出各种确凿证据证明，罪案成立，已无疑义。……特判决黄克功实行通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死刑。最后，还由雷经天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大会宣读了毛泽东同志为此案给他的复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同志参加了公审大会，在审判结束后，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的重要讲话。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拥护，并从黄克功事件和毛泽东同志的复信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黄克功公案后不仅在陕公，而且在抗大、中央党校等青年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以至延安以外的广大地区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它成为一次生动的、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共产党就是好，纪明法严，和国民党有天壤之别。这样的事，如果放在当时国民党那里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共产党却如此重视，不诿罪，不枉法，铁面无私，秉公办事，真是了不起。这正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之所系（《罗瑞卿同志在抗大》，原载《星火燎原》丛刊第四辑，载《人民日报》1981年7年18日第4版，作者：李逸民）。
1980年10月，黄克功事件再次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年，由于战争环境和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关于毛泽东同志就此事给雷经天的复信，除了在延安工作的同志聆听之外，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并不知道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个阐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划时代法律文献。黄克功事件与广大群众见面之后，全国许多家报纸和新闻单位，作了转载和报道。人民日报社在电话询间了黄克功事件后，于第二天将毛泽东同志给雷经天的复信，向全国人民公布。这对当时普及和认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全文转载了黄克功事件，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学者认识到延安时期的法制，不像国民党当局宣传的那样，是“无法无天”，而是带有强烈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法律。
刘茜同志在陕西武功一位亲属，看到黄克功事件报道后，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找到了胡耀邦同志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电话通知西北政法学院党委，要求作者查清刘茜其人及其案情。不久传来为其落实政策的消息，刘茜和家属几十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昭雪。几十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和愿望即刘茜是个好同志，对刘茜同志之亲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才始得以落实。
战士们亲切地戏称他为“马克思”
1904年6月，雷经天出生于广西南宁。伴着清王朝的覆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号角声，雷经天走过了童年和少年。少年雷经天就显露了旧社会判逆者的锋芒，14岁他就被选为南宁学生联合会会长。1923年，19岁的雷经天考入厦门大学。翌年，雷经天与厦门大学学生组织委员会成员共同领导了“反对施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罢课学潮。后转入上海大夏大学继续求学。1925年，在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雷经天组织大夏大学同学声援工人的斗争，并在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雷经天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把自己的整个身心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历经坎坷，百折不挠，无怨无悔，鞠躬尽瘁。雷经天的一生犹如一首瑰丽、悲壮、雄伟的革命交响曲。
“五卅”运动后，22岁的雷经天奉命前往广州黄埔军校，后在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属下任宣传科科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攻占九江后，出任36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雷经天成了革命军中年轻的将领，为北伐的胜利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后，蒋、汪实行了反革命大屠杀，党为了挽救革命，曾经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这三大起义中，雷经天参加了两大起义。南昌起义时雷经天任叶挺领导的11军24师某团党代表。广州起义时，奉命顶替被捕的周文雍担任广州赤卫队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广州起义委员会委员。雷经天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分为两部，大部分开赴海陆丰地区;雷经天则随另一部进入广西左江、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雷经天出任中共广西省常委会特派员、代理书记和右江特委书记。1929年10月，雷经天与邓小平、张云逸、韦拨群并肩作战，在广西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71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出任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雷经天为开辟广西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0年10月，中共南方局的代表到达右江，向红七军传达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计划，指令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去攻打大城市，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雷经天同志因不同意将地方赤卫军全部编入红七军北上，要求留下部分地方赤卫军保卫根据地，因而被戴上了“本位主义”、“反对扩大红军”、“右倾保守”等帽子，加上其他生活琐事，受到了撤去党内外职务和开除党籍的处分，降为一般工作人员随红七军政治部行动。对此，他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党、对革命事业仍抱着坚定的信念，在艰苦转战桂、黔、湘、粤、赣7个多月的北上征途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没有马骑，与战士们一起跋山涉水。还经常在路旁做宣传鼓动工作。有时讲笑话，说谜语，有时帮助病号背枪。部队每到宿营地时，他又不顾疲劳，与战士们谈心，给他们讲广州起义和广西地下党斗争的故事。因他脸上长着很长的胡须，战士们亲切地戏称他为“马克思”。
1931年4月，红七军在江西省永新县召开第二次党代会，代理红七军政治委员许卓同志（邓小平同志已去上海）在会上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和给红七军带来的严重危害。会议决定撤销第一次党代会时给予雷经天的处分，恢复其党籍。
关于这段历史，党中央在1945年作出了这样的总结：“右江特委雷经天同志曾经表示要保留一部分地方武装，保卫广西苏维埃区域的意见，但这个意见不被采纳，结果红七军的前委反认为这是保守思想，不愿集中全部地方武装来扩充红七军的部队，不执行中央的决定，给雷经天同志以打击，撤销他的右江特委书记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甚至开除他的党籍，并强令右江苏维埃委员的大部分（仅留韦拔群、陈洪涛两同志）和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及所有比较负责的地方干部全部拉去随军行动，致使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
1931年7月，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即投入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斗。政治风云变幻无常，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红七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斗后，于1932年红七军奉命开至江西于都县小密镇整训和做地方工作，参加“肃反”运动。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全军上下被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压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许多经受过血与火生死考验的好同志，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倒下，在运动中却遭到不应有的打击，甚至含冤倒下，如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杨开慧烈士好友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 这种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也降临到雷经天的头上，他被人诬为“国民党改组派”再次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并被逮捕关押，险些被杀害。幸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原是雷经天的上级，和他一起参加过广州起义，对雷经天的历史情况较了解，故在审理此案时，设法把雷经天释放，并留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
雷经天再次受到莫须有的罪名而蒙冤，他依然坚持原则，坚信组织，矢志不移地跟着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时，雷经天被编在中央军委红色干部队（即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大学）当学员，等于一个列兵，并帮做炊事工作。他背着包袱，徒步行军，这对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1935年5月1日，红军主力为摆脱敌人，巧夺金沙江，到通会时，雷经天弄到一点海味，煮后请莫文骅（时任红七军五十八团第六连连长兼政治指导员）去吃。他俩已很久没尝到海味了，但一进口，有一股臭酸味，大家放下筷子，一查看，发现原来点海味的罐子是老百姓装尿用的，弄出了笑话。
过川西北雪山时，峰高雪厚，一片白茫茫，迈步十分艰难。原本生得个子高大、身体壮实的雷经天，也被折磨得身体虚弱了。他拄着拐棍，咬着牙坚持。一次，他不小心跌下水沟，被同志们拉上来后，坐在路旁，衣服湿透，嘴唇发白，脸色铁青，全身发抖，无法继续前进。恰好莫文骅经过此地（那时莫已调去干部团），问其情况，见他这个样子，危险至极！幸好莫文骅身上还带有干姜片儿，立即拿给他口含，并从马搭里拿出一套旧单衣给他换上。不一会，他嘴唇开始变红，身也不发抖了，再休息一会，便站起来拄棍继续前进。1962年，他到北京，莫文骅请他吃饭，他对莫的大儿子安来说：“长征过草地时，是你爸爸给我几片干姜，救我一命！”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雷经天被调到中央粮食部任秘书科长，虽然自己的冤屈尚未解决，但为了缓解延安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他过黄河到山西去购买粮食，日夜操劳，忘我工作，不幸患上了伤寒病，连吃喝都困难，又因无药医治，耳朵都聋了。但他仍带病跋山涉水拼命干，出色地完成了购粮任务。
因种种原因，直到1945年初，中央派陈毅主持召开红七军干部会总结工作经验教训时，才对雷经天的历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周恩来等13位负责同志证实：雷经天自参加革命以来，一贯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经过长期考验，无论在什么艰难环境中，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并无改组派的嫌疑”。
因此，中央组织部认为过去开除其党籍是错误的，并修正1935年中央党务委员会对他重新入党的决定，恢复其1925年5月的党籍。
当彭真代表中央告知他这个结论时，铮铮铁汉的雷经天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是啊，雷经天第二次蒙冤整整11年，4000多个日日夜夜，在党中央的关怀下，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处理。
梅开二度的雷经天，熬过霜雪后又迎春怒放，开心地笑了！
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1937年金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延安成立，雷经天被任命为法庭庭长。不久，董必武院长调往重庆，雷经天接任院长。在这期间，他提出了“廉洁、明辨、公平、正直、果敢、强毅、详细、谨慎”的16字工作准则，并建立健全各种司法制度，让全边区司法干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做出表率，使边区司法工作出现了一派新局面。
雷经天身材魁梧，尽管待人态度和蔼，却给人一种威严的感觉。因其足智多谋，老百姓称他是“活包公雷青天”。
在陕甘宁边区，雷经天在司法制度方面的一大创举是法院受理案件不收诉讼费。这一举措为边区人民所欢迎，百姓称赞说：“我们打官司，公家就管哩！不要下跪，又不花钱，不写呈状，非常便利，告了就判，有理就能打赢，过去只有有钱的人才能打赢官司。”陇东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马锡五工作仔细认真，支持刘巧儿婚姻自主，受到陇东人民的称赞。雷经天总结了这个经验，大力推广，并上报边区政府，中央非常赞赏。
雷经天之所以办案准确，是因为他善于观察。一天，两个农民吵吵嚷嚷来找他“打官司”。雷经天和颜悦色地从桌旁站起来，指着一条长板凳说：“请坐下来说！”还给他们各倒了一杯茶水。
高个儿农民接过茶杯后说：“我路上遇见这个人，他说他没带烟袋，要借我的烟袋抽一抽，我就把烟锅借给他，谁知他一抽就爱上了，硬说这个烟锅是他丢的，你看天下有这个理么？”
矮个农民则很不服气，说：“雷院长，这个烟锅是我的，我抽了七八年了，今天不小心丢了，他捡到了，我认出后，他不但不给我，还耍赖。”高个儿说：“这真是老实人遇到了狐狸精，有理说不清。老百姓都说你雷经天比包公还公道，就请你公断公断。”
雷经天不动声色地看了看这两个人，便从高个儿手中接过烟锅，装上烟边抽边端详。尽管已经使用了多年，看得出由于主人爱护得好，不仅玛瑙嘴子晶莹闪烁，就是白铜烟锅头也明光闪亮，完好如初，一点也没有磕碰的痕迹，烟锅杆上还吊着一个绣花布袋。雷经天边看边思考着，他最后对这两位农民笑道：“是个好家具，起码值十来块银元哩。”
雷经天抽完一锅烟，磕掉烟灰，又装上一锅，递给矮个，划了根火柴替他点上。矮个抽完后，在手上轻轻地弹了几下，烟灰就被弹落了。雷经天要过烟锅，又装上烟，递给高个说：“你也抽一锅。”高个接过烟锅，雷经天照样给点上。他一边抽，一边笑眯眯地瞅着雷经天，似乎心里在盘算着什么。等烟抽完后，高个在石头上将烟灰当当当几下磕掉，又装上一锅烟，正准备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却让他再抽一锅。抽完第二锅，高个又是当当当几下磕掉烟灰，再装上一锅，恭恭敬敬地递给雷经天，雷经天又递给矮个农民。
矮个农民见雷经天只字不提断案一事，便面带愠色地说：“雷院长，咱是来请你断案的，不是要你装烟的，断得了、断不了，一句话！”
雷经天不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饭菜凉了不好吃，官司凉了照样打。来，再抽一锅烟，再说打官司。” 矮个农民有点生气，将手中衣服往肩上一搭，背转身蹲在地上。雷经天凑上前，双手递过烟锅，笑呵呵地说：“还是再抽一锅吧，瘾过足了，打官司也有精神。”
矮个农民拿来烟锅，闷着头连抽带喷抽完了一锅烟。照例在手上轻轻弹烟灰，烟灰没有弹尽，就站起来，抬起一只脚，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雷经天顺手接过烟锅，肯定地对矮个农民说：“现在这个案子清楚了，烟锅是你的，给，拿去吧！”
矮个农民呆住了，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高个农民也愣了一下，气冲冲地说：“好一个雷经天，是烟锅上刻着他的名字，还是你和他沾亲带故？为什么不断案，就把烟锅给他？”
雷经天收敛了笑容，“我与他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烟锅上也未刻他的名字，但烟锅确实是他的。”接着，雷经天严肃地说：“你说你抽了十年，而你每抽一锅烟，就要在石头上磕一次，那烟锅头边沿不早就让你磕卷了？可你看，这烟锅除了你刚才磕下的一点窝窝外，还有磕碰的痕迹吗？不瞒你说，我抽第一锅烟时就注意到这一点了。”
高个农民语塞，匆匆溜走了。矮个农民望着雷经天，感慨地说：“抽了几锅烟，你断好了一桩案，真不愧是雷青天啊！”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
1937年10月，“抗大”发生了第六队队长、团级干部黄克功逼婚、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案件。雷经天主持审理此案件，他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依法判决黄克功死刑，这一判决在“抗大”、边区以至全国震动很大，群众称赞共产党秉公办案，纪明法严。
事情大致是这样的：“七七事变”以后，全国各地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热血沸腾，满怀献身精神，纷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党把这些陆续到来的有志青年，按照他们的志愿，一批批送到抗大和陕公来培养锻炼。其中女青年也不少。被黄克功打死的，便是陕公女学员刘茜。这个女学员与黄克功谈恋爱，关系都明确了，可是后来又变了卦。一天晚饭后，黄克功约刘茜去延河边上“再谈谈”。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这个女学员说什么都不同意，这就激怒了黄克功，不顾一切开枪打死了她，酿成一起人命案。
第二天，陕公学生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延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回去后叫警卫员给他洗。警卫员有点蹊跷，刚穿上的衣服，干什么又要换洗？于是翻了一下换下的衣服，发现上面有血迹，感到其中定有问题。当上级派人调查刘茜被害的案情时，这个战士坚决维护党的利益，把他的疑点向有关领导汇报了。同时，队长陶宛容同志也证实出事的当晚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这个案情的基本线索比较清楚了，组织上就找黄克功谈话。这个人挺爽快，一问就承认了：“是我打死的。因为原来我们都讲好了要结婚，她又变心不干了，我一气就开了枪。”
案情报到了副校长罗瑞卿那里。罗瑞卿同志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这个干部出身贫苦，工作有干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当时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是，罗瑞卿同志并没有因为私人感情而放弃党的原则，把案情原原本本向毛主席报告了。
这件事在延安轰动了。究竟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呢？群众中间基本上形成两种意见：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持前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已经触犯了刑律，特别是杀了从外地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就更坏。出身、战功、资历、职位，都不能成为减轻罪责的理由，不可姑息，不能徇情，应当依法制裁。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外来的知识分子为主，大约百分之八九十不同意枪毙。有的说黄克功是长征的有功之臣，年纪又很轻，革命正需要他去冲锋陷阵，应当把他留下来。
两种意见，都有道理。大多数女学生都不同意叫黄克功偿命。该怎么办呢？当时罗瑞卿同志在研究这件案子的会议上有个发言，说他反反复复考虑了群众中间的不同意见，更明确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不能有例外。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打人，原因之一就是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把法律放在眼里，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把法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应服从大局。延安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着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涌向延安。这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党？往后，成千上万的外地爱国青年还会不会继续到延安来呢？
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赞赏罗瑞卿同志的见解，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雷经天来审理这个案子。
接手案子后，雷经天刚开始时在思想上也有过激烈的斗争，有不少同志对他说，念及黄克功“资格老，功劳大”，要求法院从轻处理，或带刑发配到抗日前线杀敌赎罪;有的同志出于怜惜老井冈战友之情，向毛泽东请求免予黄克功一死。雷经天为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坚持依法办事。为了慎重起见，雷经天当即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黄克功的犯罪事实作了汇报，并提出自己对此案的处理意见：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1937年10月11日，也就是案发后的第6天，在被害者刘茜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抗大政治部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为公诉人。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等4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组成审判庭。公诉人与证人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杀人案的全部细节。黄克功向法庭表示认罪服法，并如实地供述了犯罪的全部经过。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但坚持认为：刘茜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当审判长雷经天问黄克功对法庭有什么请求时，黄克功提出：死刑必须执行，但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请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监阵，死在同敌人的冲杀中，并说如果这不合刑律就算了。在黄克功供认了犯罪事实和经过后，与会的各单位、团体代表相继发言，发表了对这一案件的不同处理意见。经过短暂的休庭议决之后，由雷经天宣读了边区高级法院的刑事判决书：理由：蓄意杀害刘茜的犯罪行为，该犯黄克功既已供认不讳，更加以检察机关所提出各种确凿证据证明，罪案成立，已无疑义。……特判决黄克功实行通婚不遂杀害人命一罪死刑。最后，还由雷经天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大会宣读了毛泽东同志为此案给他的复信。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同志参加了公审大会，在审判结束后，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的重要讲话。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拥护，并从黄克功事件和毛泽东同志的复信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黄克功公案后不仅在陕公，而且在抗大、中央党校等青年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单位，以至延安以外的广大地区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它成为一次生动的、实际的政治思想教育：共产党就是好，纪明法严，和国民党有天壤之别。这样的事，如果放在当时国民党那里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共产党却如此重视，不诿罪，不枉法，铁面无私，秉公办事，真是了不起。这正是共产党的力量之所在，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之所系（《罗瑞卿同志在抗大》，原载《星火燎原》丛刊第四辑，载《人民日报》1981年7年18日第4版，作者：李逸民）。
1980年10月，黄克功事件再次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年，由于战争环境和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关于毛泽东同志就此事给雷经天的复信，除了在延安工作的同志聆听之外，全国人民和广大干部，并不知道毛泽东亲自撰写的这个阐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划时代法律文献。黄克功事件与广大群众见面之后，全国许多家报纸和新闻单位，作了转载和报道。人民日报社在电话询间了黄克功事件后，于第二天将毛泽东同志给雷经天的复信，向全国人民公布。这对当时普及和认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全文转载了黄克功事件，许多日本进步人士和学者认识到延安时期的法制，不像国民党当局宣传的那样，是“无法无天”，而是带有强烈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法律。
刘茜同志在陕西武功一位亲属，看到黄克功事件报道后，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找到了胡耀邦同志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电话通知西北政法学院党委，要求作者查清刘茜其人及其案情。不久传来为其落实政策的消息，刘茜和家属几十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昭雪。几十年前毛泽东同志的批示和愿望即刘茜是个好同志，对刘茜同志之亲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才始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