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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亭兄奉上一篇《盐河之水哪里来》的创作谈，确实是一篇很不错的创作体会文章，没有深厚的创作功底是写不出如此好的创作谈的。这篇文章中，裕亭兄以其丰富的成功的创作实践向读者提供的很好的经验总结，会让很多读者得到良好的收益，这是值得肯定与推崇之所在。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也同样涉及了文学创作中关于“何为生活”“真实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如何处理生活素材”等方面的创作理论问题，阅读体验告诉我，《盐河之水哪里来》反映这些问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展开的。我从《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读出，裕亭对这些问题好像并没有思考到位或者并没有理解深透，因此也留给我与之探讨的“空间”，不是为兄我“好为人师”，而是共同探讨一下不仅有利于我们兄弟“共同进步”，我们的共同探讨或许会给微型小说作者们提供点有益参考，这也正是《金山》开设“相峙南徐”栏目的初衷。
一、关于作家的“生活”
创作实践和常识告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生活是可以分为“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和“艺术生活”的。
所谓“直接生活”就是作家亲身经历的客观实在的生活，你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与人交往、追求进步……不加任何修饰的人生经历皆是“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则是前人或别人的生活对你的启发，使你虽未经历但能有所体悟，是自己眼见、耳听、心悟的生活。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行路”指直接生活，“读书”即指间接生活。人的成长、成才更多地要借助于间接生活。人们读书、看电影、参加各种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重要的是弥补自己直接生活的不足，扩大生活面，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实际上也就是有补充自己的间接生活的需求。
真实的生活，无论是“直接生活”还是“间接生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艺术生活”则是在文艺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符合生活本质的“生活”，这是客观生活的一个“典型化”的创造。既是一种创造它就不再是客观的生活了，更何况是“典型化”的創造。所谓“典型化”，我理解它是在无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更趋于生活发展规律和更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呈现。
从《盐河之水哪里来》中可以读出，裕亭的“旧事”既有来源于“直接生活”，更多是来源于“间接生活”的，如《跑鲜》源于直接经历的“收废旧报纸的老汉”，《皇票》的故事内核是在北戴河听吴文茹讲述的，《赶脚》是听出租车司机讲述的，裕亭在文中很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旧事’中的好多故事，都是上述那样，从人们的‘谈吐’中得来。”《微型小说选刊》2019专栏所写的“贾排长”一家“偷情”“养奸”的一段怪异的故事，“是通过阅读古书、杂书，或从地方《志书》上撷取”的。
裕亭有很好地处理素材的创作实践，因而没有经历的生活也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这正是一个成熟作家的“高明之处”。然，裕亭文中谈到，借鉴吴文茹讲的故事写成小说后，当他“把《皇票》发给吴文茹看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用老瓶子，装了她新酿的美酒”，这看似“不经意”的评价，实质也反映出第一读者吴文茹对裕亭“间接生活”的处理似有“不满”——“老瓶装新酒”，即是与时代存在“隔膜”的感受。
无论“直接生活”还是“间接生活”，要成为“作品” 里的“艺术生活”，必须强调一个“典型化的艺术再造”，这才是考察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硬功夫”。
二、把握“艺术生活”真实性的本质
这里举一个事例。
“有一天，一位住在五楼的家庭主妇推开了厨房的窗户。突然，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掉了下去。这时候，在楼下正有一大群孩子在跳皮筋，这块玻璃掉到哪个孩子头上，都将产生不敢想象的后果。这位家庭主妇惊吓得六神五主，恨不得跳下去追逐这块玻璃。然而，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阵清风吹来，正在往下落的玻璃随着清风飘荡起来，飘啊飘，恰好二楼的厨房也开着窗户，这块玻璃就像通人性似的，落到二楼的时候，没有掉到哪个孩子的头上，却是随风飘进了二楼的厨房里，又正好把二楼那家正在洗菜的家庭主妇的手给切开了……”
读者读了这一段文字，肯定会认为这是某个小说的情节，同时也肯定会说，这太夸张了，这种构思太拙劣，虚假，一点也不真实。
是的，在文学作品里这样写，把那么多的巧合糅合到一起，显然是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太虚假了。但我要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我家，我爱人推开我家的窗户掉下玻璃切伤了二楼我的同事任老师的爱人。
问题在于，真实的一件事如果写成文艺作品，反而让人感到不真实了？而在许多文艺作品里，作者虚构的一些情节在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为什么却能让读者觉得那么真实，那么感人，甚至有人为之激动，为之掉泪？
道理很简单，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
艺术创作照搬生活不可能成功，用生活素材来堆砌企图使之成为作品，是行不通的。
裕亭在《盐河之水哪里来》写到那个“见到谁都喊老乡。他一年四季，都穿得很破旧”的收破烂人，“可谁也不会想到，那样一个收破烂的穷人，会在我们城郊买了地，盖起两上两下的楼房，他家里有轿车，有葡萄园”，按照裕亭的理解“他每次都要着意扮演出一副‘穷相’，以便在我们机关大楼里赢得众人同情”，对于裕亭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有失偏颇至少是理解不到位。裕亭并没有认识到“收破烂”已经成为一种“生意”、一个行业，收破烂人显然作为一种“职业人”，并不是裕亭在文中以思维定势理解的“收破烂的穷人”（不是说裕亭的理解就不可以），作为职业人，就如同护士上班要“穿白大褂”、公安人员上班“穿警服”一样，收破烂的并非刻意“装穷”，难道你要他西装革履收破烂？由此想到裕亭《跑鲜》中，写一个有大瓦房、娶了几房姨太太的“当地的土财主” 汪福，“就凭手中一个紫荆篮子，拎点四时八节极为新鲜的瓜果桃梨，或市面上尚未露面的紫葡萄、红樱桃、白香杏之类的稀罕物儿，专奔盐区的大宅门……他之所以装扮成跑鲜的菜农，混入盐区的大宅门，那是他感化、诱骗大盐商的一条发财之道”。对此，裕亭还是欠了一些“本质发现”的。汪福原型——那个收破烂的表象和作为，这是职业需要，并非仅仅理解为要“赢得众人同情”，至于他见人喊老乡、谦卑的姿态，其实正是他的“职业策略”，如果这样来认识，至少会在创作中提升不少“人文情怀”。把握“生活”的本质对于作家创作相当重要。 客观生活总是受一定的“环境制约”的，而艺术的生活是可以突破客观的制约的。因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也就有了大量的可创造空间。例如，在一个小酒馆里吃饭，一帮朋友等某个人，这个迟到者到来的时候，一个朋友站起来迎上去冲着他就是一拳，还骂骂咧咧说：“你他妈怎么才来，兄弟们脸都等黄了，快他妈喝酒！”大家一听都知道是“哥们”表示亲热的。如果把这几句话如实写下来，再读一遍，可就不是那回事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记录假如呈现在法庭上，这便成了某某首先“打了人”还“骂了人”的“罪证”;对于读者来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凭借各自的阅历、思维以及认识程度，发挥各自的想象来理解它。因为写作说到底是语言艺术，用语言来表述生活，怎样表述很重要，说话有个语境，创作也必须把握语境的真实，有时候一个词，同一个人说两遍，不同的语气表达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
艺术的“真实”，源于客观生活的提炼，因作者的艺术创造力的不同和读者阅读、欣赏、理解、接受的水平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生活的“真实”也源于客观存在，但与客观实在又不是一回事。客观生活有一种特殊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作者和读者的注意。有时真实的事实相叠加不一定得到真实的结果，即“真实 真实≠真实”。
比如，某一版的报纸上刊载了几则消息，首先肯定每个消息都是真实的，我们来看：一则消息说，市区发生特大纵火案，损失惨重;一则消息说，市郊发生杀人命案，两死一伤;一则消息说，市区抓获毒贩，缴获毒品800克;一则消息说，郊区查获人贩团伙，解救被拐妇女儿童10名……这些消息尽管都是真实的，但我们读了以后，会产生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到处杀人、放火、贩毒、拐卖人口？事实上，社会有没有到这种程度？显然没有。这就是由个体的真实叠加产生了不真实的结果。
这，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需要注意的。
三、处理生活素材需要有“真实的态度”
每一个作家，要将客观生活（直接或间接生活）变成作品里的艺术生活（或者说要塑造成为艺术典型），把握生活“本质”是作家认识能力问题，而对待“生活”的“态度”则是“认识水平”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客观生活的真实和文艺创作的真实的有机统一？我的理解是，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生活素材的“审视”与取舍，需要遵循“全面、准确、客观、公正”这“八字方针”。
曾经有位作家出版了一部名叫《一个真实的马家军》的书，据说作者“和马俊仁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我们还是认为他没有反映一个真实的马家军。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全面。马俊仁率马家军为中华民族立下汗马功劳这一主流不写，尽写那些枝节末梢的东西，怎能“真实”？我们说，一个人有“三七开”，你只写这人的“三”而不写“七”就能说“真实”了？不全面肯定不真实。
“准确、客观”要求创作时对生活素材的取舍要把握生活的本质，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公正”要求创作者的态度要真实。作家的态度对反映生活非常重要，同样描写生活，语言、用词都会嵌入作者的态度，词性的选择、语气的运用、语序的结构，等等，都影响着艺术的真实。
有了真实的态度，在进行艺术典型化过程中就会“如鱼得水”，因为就生活素材而言，事实本身只是表象，素材要为刻画艺术典型服务的。
裕亭说“我的小说灵感，来自我的心灵深处。平常生活中，某人的一句，或是一个动作，没准就是我的小说的起源”，这正是艺术源于生活的的最好诠释。需要提醒裕亭兄的是，在解决了“艺术生活”来源的基础上，需要强化一下审视生活、认识生活的态度。
在《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裕亭坦然地说“有人说我写‘旧事’，已形成套路了。这话可是贬低俺的，我能听出那话里的意思。但我并不否认！我写旧事，确实已形成了套路”，形成“套路”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一个表征，但认识“生活”如果也形成“套路”那就不是一个有益的态度，创作思维难免被“套路化”所左右，容易失去对生活本质进行深度挖掘的正确选择，这就很不好。希望裕亭早日突破自己的“套路”，以免再犯“重复自己”的差错。
好在裕亭兄已经有了认识，他在《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说到“这个套路，并非是用一个模式去写各色人物与故事，而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我在著意去用不同的手法写，而且尽力去写出新奇与新意”，如此看来，裕亭兄的小说创作，还将有、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我相信，我对裕亭的期待不会错。
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也同样涉及了文学创作中关于“何为生活”“真实生活与艺术生活的关系”“如何处理生活素材”等方面的创作理论问题，阅读体验告诉我，《盐河之水哪里来》反映这些问题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展开的。我从《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读出，裕亭对这些问题好像并没有思考到位或者并没有理解深透，因此也留给我与之探讨的“空间”，不是为兄我“好为人师”，而是共同探讨一下不仅有利于我们兄弟“共同进步”，我们的共同探讨或许会给微型小说作者们提供点有益参考，这也正是《金山》开设“相峙南徐”栏目的初衷。
一、关于作家的“生活”
创作实践和常识告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生活是可以分为“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和“艺术生活”的。
所谓“直接生活”就是作家亲身经历的客观实在的生活，你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与人交往、追求进步……不加任何修饰的人生经历皆是“直接生活”;“间接生活”则是前人或别人的生活对你的启发，使你虽未经历但能有所体悟，是自己眼见、耳听、心悟的生活。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个道理。“行路”指直接生活，“读书”即指间接生活。人的成长、成才更多地要借助于间接生活。人们读书、看电影、参加各种活动，不仅仅是为了娱乐，重要的是弥补自己直接生活的不足，扩大生活面，丰富自己的生活积累，实际上也就是有补充自己的间接生活的需求。
真实的生活，无论是“直接生活”还是“间接生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艺术生活”则是在文艺作品里呈现出来的符合生活本质的“生活”，这是客观生活的一个“典型化”的创造。既是一种创造它就不再是客观的生活了，更何况是“典型化”的創造。所谓“典型化”，我理解它是在无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更趋于生活发展规律和更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呈现。
从《盐河之水哪里来》中可以读出，裕亭的“旧事”既有来源于“直接生活”，更多是来源于“间接生活”的，如《跑鲜》源于直接经历的“收废旧报纸的老汉”，《皇票》的故事内核是在北戴河听吴文茹讲述的，《赶脚》是听出租车司机讲述的，裕亭在文中很坦诚地告诉大家：“我‘旧事’中的好多故事，都是上述那样，从人们的‘谈吐’中得来。”《微型小说选刊》2019专栏所写的“贾排长”一家“偷情”“养奸”的一段怪异的故事，“是通过阅读古书、杂书，或从地方《志书》上撷取”的。
裕亭有很好地处理素材的创作实践，因而没有经历的生活也能写得那么活灵活现，这正是一个成熟作家的“高明之处”。然，裕亭文中谈到，借鉴吴文茹讲的故事写成小说后，当他“把《皇票》发给吴文茹看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用老瓶子，装了她新酿的美酒”，这看似“不经意”的评价，实质也反映出第一读者吴文茹对裕亭“间接生活”的处理似有“不满”——“老瓶装新酒”，即是与时代存在“隔膜”的感受。
无论“直接生活”还是“间接生活”，要成为“作品” 里的“艺术生活”，必须强调一个“典型化的艺术再造”，这才是考察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硬功夫”。
二、把握“艺术生活”真实性的本质
这里举一个事例。
“有一天，一位住在五楼的家庭主妇推开了厨房的窗户。突然，窗户上的一块玻璃掉了下去。这时候，在楼下正有一大群孩子在跳皮筋，这块玻璃掉到哪个孩子头上，都将产生不敢想象的后果。这位家庭主妇惊吓得六神五主，恨不得跳下去追逐这块玻璃。然而，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阵清风吹来，正在往下落的玻璃随着清风飘荡起来，飘啊飘，恰好二楼的厨房也开着窗户，这块玻璃就像通人性似的，落到二楼的时候，没有掉到哪个孩子的头上，却是随风飘进了二楼的厨房里，又正好把二楼那家正在洗菜的家庭主妇的手给切开了……”
读者读了这一段文字，肯定会认为这是某个小说的情节，同时也肯定会说，这太夸张了，这种构思太拙劣，虚假，一点也不真实。
是的，在文学作品里这样写，把那么多的巧合糅合到一起，显然是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是太虚假了。但我要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我家，我爱人推开我家的窗户掉下玻璃切伤了二楼我的同事任老师的爱人。
问题在于，真实的一件事如果写成文艺作品，反而让人感到不真实了？而在许多文艺作品里，作者虚构的一些情节在生活中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为什么却能让读者觉得那么真实，那么感人，甚至有人为之激动，为之掉泪？
道理很简单，因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
艺术创作照搬生活不可能成功，用生活素材来堆砌企图使之成为作品，是行不通的。
裕亭在《盐河之水哪里来》写到那个“见到谁都喊老乡。他一年四季，都穿得很破旧”的收破烂人，“可谁也不会想到，那样一个收破烂的穷人，会在我们城郊买了地，盖起两上两下的楼房，他家里有轿车，有葡萄园”，按照裕亭的理解“他每次都要着意扮演出一副‘穷相’，以便在我们机关大楼里赢得众人同情”，对于裕亭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有失偏颇至少是理解不到位。裕亭并没有认识到“收破烂”已经成为一种“生意”、一个行业，收破烂人显然作为一种“职业人”，并不是裕亭在文中以思维定势理解的“收破烂的穷人”（不是说裕亭的理解就不可以），作为职业人，就如同护士上班要“穿白大褂”、公安人员上班“穿警服”一样，收破烂的并非刻意“装穷”，难道你要他西装革履收破烂？由此想到裕亭《跑鲜》中，写一个有大瓦房、娶了几房姨太太的“当地的土财主” 汪福，“就凭手中一个紫荆篮子，拎点四时八节极为新鲜的瓜果桃梨，或市面上尚未露面的紫葡萄、红樱桃、白香杏之类的稀罕物儿，专奔盐区的大宅门……他之所以装扮成跑鲜的菜农，混入盐区的大宅门，那是他感化、诱骗大盐商的一条发财之道”。对此，裕亭还是欠了一些“本质发现”的。汪福原型——那个收破烂的表象和作为，这是职业需要，并非仅仅理解为要“赢得众人同情”，至于他见人喊老乡、谦卑的姿态，其实正是他的“职业策略”，如果这样来认识，至少会在创作中提升不少“人文情怀”。把握“生活”的本质对于作家创作相当重要。 客观生活总是受一定的“环境制约”的，而艺术的生活是可以突破客观的制约的。因而，对于创作者来说，也就有了大量的可创造空间。例如，在一个小酒馆里吃饭，一帮朋友等某个人，这个迟到者到来的时候，一个朋友站起来迎上去冲着他就是一拳，还骂骂咧咧说：“你他妈怎么才来，兄弟们脸都等黄了，快他妈喝酒！”大家一听都知道是“哥们”表示亲热的。如果把这几句话如实写下来，再读一遍，可就不是那回事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记录假如呈现在法庭上，这便成了某某首先“打了人”还“骂了人”的“罪证”;对于读者来说，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凭借各自的阅历、思维以及认识程度，发挥各自的想象来理解它。因为写作说到底是语言艺术，用语言来表述生活，怎样表述很重要，说话有个语境，创作也必须把握语境的真实，有时候一个词，同一个人说两遍，不同的语气表达的意义可能完全相反。
艺术的“真实”，源于客观生活的提炼，因作者的艺术创造力的不同和读者阅读、欣赏、理解、接受的水平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效果;生活的“真实”也源于客观存在，但与客观实在又不是一回事。客观生活有一种特殊的现象，不能不引起作者和读者的注意。有时真实的事实相叠加不一定得到真实的结果，即“真实 真实≠真实”。
比如，某一版的报纸上刊载了几则消息，首先肯定每个消息都是真实的，我们来看：一则消息说，市区发生特大纵火案，损失惨重;一则消息说，市郊发生杀人命案，两死一伤;一则消息说，市区抓获毒贩，缴获毒品800克;一则消息说，郊区查获人贩团伙，解救被拐妇女儿童10名……这些消息尽管都是真实的，但我们读了以后，会产生疑问：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到处杀人、放火、贩毒、拐卖人口？事实上，社会有没有到这种程度？显然没有。这就是由个体的真实叠加产生了不真实的结果。
这，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需要注意的。
三、处理生活素材需要有“真实的态度”
每一个作家，要将客观生活（直接或间接生活）变成作品里的艺术生活（或者说要塑造成为艺术典型），把握生活“本质”是作家认识能力问题，而对待“生活”的“态度”则是“认识水平”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客观生活的真实和文艺创作的真实的有机统一？我的理解是，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生活素材的“审视”与取舍，需要遵循“全面、准确、客观、公正”这“八字方针”。
曾经有位作家出版了一部名叫《一个真实的马家军》的书，据说作者“和马俊仁一起生活了三个月”，所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但我们还是认为他没有反映一个真实的马家军。为什么？就是因为不全面。马俊仁率马家军为中华民族立下汗马功劳这一主流不写，尽写那些枝节末梢的东西，怎能“真实”？我们说，一个人有“三七开”，你只写这人的“三”而不写“七”就能说“真实”了？不全面肯定不真实。
“准确、客观”要求创作时对生活素材的取舍要把握生活的本质，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公正”要求创作者的态度要真实。作家的态度对反映生活非常重要，同样描写生活，语言、用词都会嵌入作者的态度，词性的选择、语气的运用、语序的结构，等等，都影响着艺术的真实。
有了真实的态度，在进行艺术典型化过程中就会“如鱼得水”，因为就生活素材而言，事实本身只是表象，素材要为刻画艺术典型服务的。
裕亭说“我的小说灵感，来自我的心灵深处。平常生活中，某人的一句，或是一个动作，没准就是我的小说的起源”，这正是艺术源于生活的的最好诠释。需要提醒裕亭兄的是，在解决了“艺术生活”来源的基础上，需要强化一下审视生活、认识生活的态度。
在《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裕亭坦然地说“有人说我写‘旧事’，已形成套路了。这话可是贬低俺的，我能听出那话里的意思。但我并不否认！我写旧事，确实已形成了套路”，形成“套路”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一个表征，但认识“生活”如果也形成“套路”那就不是一个有益的态度，创作思维难免被“套路化”所左右，容易失去对生活本质进行深度挖掘的正确选择，这就很不好。希望裕亭早日突破自己的“套路”，以免再犯“重复自己”的差错。
好在裕亭兄已经有了认识，他在《盐河之水哪里来》中说到“这个套路，并非是用一个模式去写各色人物与故事，而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故事，我在著意去用不同的手法写，而且尽力去写出新奇与新意”，如此看来，裕亭兄的小说创作，还将有、还会有更大的作为，我相信，我对裕亭的期待不会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