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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不确定的国家政策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最好的宏观政策应该保持长期一致性。
以中国为例，中国已经结束了GDP高速增长的时代，正迈入一个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转型最大的门槛是银行业市场资源配置不科学。在我看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与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需要政府采取持续一致的政策，以鼓励新的人力、物力、资本投入到强需求的领域里。
在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政策的制定更应注重前瞻性，需要从更长周期的基础上来把握。
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和导师普雷斯科特（编者注：Edward C.Prescott）深入调研过的两个国家，它们是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的正反案例。
阿根廷：迷失十年，爱尔兰：逆势前行
阿根廷是反面案例。它在二战前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非常规能源资源储备。直到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GDP）开始严重下跌。1990年代?2000年代期间，由于政策环境不佳，阿根廷陷入了“迷失的十年”。
为什么呢？我认为是阿根廷的政策在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上出了问题。之前阿根廷面临过恶性通涨、货币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纷纷选择撤离，资本流入的持续下降不仅导致劳动生产力大幅下滑，也对整个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即便是一位仁慈的当权者，也会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出现承诺兑现不了，偏离原来政策轨道的时候。而这种动态的政策和不确定的环境会影响投资者和老百姓的信心。在动态经济学中，政府长远的规划会影响老百姓今天的投资及各类经济行为。例如，对投资者而言，尽管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来加大外资流入，但还是会担心，万一明年、五年后、十年后，政府像之前那样未能兑现承诺，需要增收资本税、工资税等等，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投资者一旦缺少了对政府的那份信任感，要重建信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非常困难。所以我常说，贫穷国家的增长潜力无限，一旦政府政策具有了前瞻性，增长空间绝不仅仅是1%、2%，而是1000倍、2000倍的增长。
所以时间不一致、非确定性的政策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投资者、老百姓对政策始终抱有信心，尽量减少或避免非确定性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有前瞻性，确保政策的长期一致性。
再来看爱尔兰这个正面案例。它当初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则被誉为是“欧洲的硅谷”。《福布斯》杂志去年公布的“2013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排行榜中，爱尔兰位居榜首。今年，Oracle Capital Group公布了“2014全球最适宜创业的国家”排行榜，爱尔兰排名全球第七，欧洲第一。
一个人口只有450万的欧洲小国为什么能在创新创业方面崛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要追溯到1990年，当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爱尔兰四个国家的人均GDP一直在底端徘徊。19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经济腾飞。不到十年，爱尔兰经济赶超了丹麦、德国、法国和英国。
我觉得这一成绩要归功于爱尔兰政府实施的低税率政策。爱尔兰的公司税税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与确定性使海内外投资者信心倍增，爱尔兰也在短短20年间成为了备受国内外公司青睐的投资天堂。
当然政府低税率政策只是经济趋好、吸引外资的一部分原因，更关键的是爱尔兰劳动力素质的大幅度提升。1960年代?1970年代，爱尔兰政府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到1990年代，爱尔兰的劳动力素质已比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高出40%?50%左右。外商筹资兴建的大批厂房和大厦拔地而起，雇佣了成千上万名员工为其欧洲市场服务，这些员工因此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及关系网络。
目前，Google、Paypal、Zynga、Twitter以及Facebook等世界顶尖公司都将其总部设立在都柏林。这些跨国公司为培养有特定技能的高端人才作了贡献，他们的多样化人才是爱尔兰构筑创业生态体系的助推力和真正的动力源泉。
但渐渐地，这种靠外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以债务为驱动的增长。2008年爱尔兰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主要银行面临破产的威胁。爱尔兰政府当时作了一项在我看来比较糟糕的决定，即花纳税人的钱来进行紧急财政援助，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爱尔兰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政府大力扶持创业，希望有更多的初创公司在某专业领域迅速成长，推动国内就业，拉动出口增长，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爱尔兰政府不仅承诺完善经济，更愿意创建新的机构以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典型例子如爱尔兰企业局（Enterprise Ireland），这支700人的团队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每年出台各项创业扶持政策，管理着约3.5亿欧元的预算拨款。此外，爱尔兰还有众多的企业孵化器，如创业训练营、多帕奇实验室（Dogpatch Labs）等。
当前爱尔兰国内创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热潮景象。爱尔兰总人口只有450万，但30岁以下人口占了一半。尽管年轻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是半成型的，理想化的，甚至有缺陷的，但他们态度乐观。
哈萨克斯坦：引进高端创新人才
亚洲有两个新兴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我来讲一讲对前者的看法。我曾经四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亲眼见证了该国经济的一次次飞跃。目前哈萨克斯坦面临的瓶颈与中国类似，即如何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势头。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意识到高端技工的匮乏是一大问题，所以开始落实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创新教育政策。包括为优秀人员提供公费留学英国的机会，既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水准，也加强了英语语言技能的锻炼，只是规定学成归国后要为政府部门工作。这项政策在我看来恰逢其时，是非常明智的解决之道。
我曾经四次收到邀请，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经济论坛，每一次都会感受到新的变化。哈萨克斯坦国内目前创业氛围相对浓厚，会定期举办大型的创新创业大赛，旨在挖掘有潜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咖啡馆讨论最新的行业趋势、市场动态，他们不怕冒险，敢于尝试。他们通常毕业于顶尖名校，有导师及合作伙伴为其出谋划策。
哈萨克斯坦是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石燃料储备，取之不尽的矿石和金属。2002年它成为前苏联解体后第一个获得投资等级信用评级的国家。2007年底，全球金融市场冻结，哈萨克斯坦银行资本流入出问题，引发了信用危机。接连而至的石油及大众商品价格的狂跌更是加剧了经济危机，使其陷入经济衰退期。
但此次经济重创也让哈萨克斯坦政府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绝不能过度依赖石油及采掘工业。政府随即开始实行一项颇有雄心的多元化项目，将目光投放至交通、医药、电信、石化、食品加工等领域，并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一致性。正因为此，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态势才能保持良好，才能有今天的这份“成绩单”。
（以上内容根据6月27日“2014海归创业领袖峰会”上芬恩·基德兰德的主旨演讲以及创业邦记者专访摘编整理而成。）
以中国为例，中国已经结束了GDP高速增长的时代，正迈入一个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转型最大的门槛是银行业市场资源配置不科学。在我看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是创新与技术变革，而技术变革需要政府采取持续一致的政策，以鼓励新的人力、物力、资本投入到强需求的领域里。
在调整结构、转型升级的道路上，政策的制定更应注重前瞻性，需要从更长周期的基础上来把握。
爱尔兰和阿根廷是我和导师普雷斯科特（编者注：Edward C.Prescott）深入调研过的两个国家，它们是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的正反案例。
阿根廷：迷失十年，爱尔兰：逆势前行
阿根廷是反面案例。它在二战前还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拥有丰富的非常规能源资源储备。直到上世纪90年代，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GDP）开始严重下跌。1990年代?2000年代期间，由于政策环境不佳，阿根廷陷入了“迷失的十年”。
为什么呢？我认为是阿根廷的政策在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上出了问题。之前阿根廷面临过恶性通涨、货币贬值、存款冻结等问题，政府的承诺无法兑现，投资者对政府失去信任，纷纷选择撤离，资本流入的持续下降不仅导致劳动生产力大幅下滑，也对整个经济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很多时候，政策制定者，即便是一位仁慈的当权者，也会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出现承诺兑现不了，偏离原来政策轨道的时候。而这种动态的政策和不确定的环境会影响投资者和老百姓的信心。在动态经济学中，政府长远的规划会影响老百姓今天的投资及各类经济行为。例如，对投资者而言，尽管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激励政策来加大外资流入，但还是会担心，万一明年、五年后、十年后，政府像之前那样未能兑现承诺，需要增收资本税、工资税等等，该怎么办？
也就是说，投资者一旦缺少了对政府的那份信任感，要重建信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非常困难。所以我常说，贫穷国家的增长潜力无限，一旦政府政策具有了前瞻性，增长空间绝不仅仅是1%、2%，而是1000倍、2000倍的增长。
所以时间不一致、非确定性的政策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政府必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投资者、老百姓对政策始终抱有信心，尽量减少或避免非确定性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有前瞻性，确保政策的长期一致性。
再来看爱尔兰这个正面案例。它当初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现在则被誉为是“欧洲的硅谷”。《福布斯》杂志去年公布的“2013全球最适宜经商国家”排行榜中，爱尔兰位居榜首。今年，Oracle Capital Group公布了“2014全球最适宜创业的国家”排行榜，爱尔兰排名全球第七，欧洲第一。
一个人口只有450万的欧洲小国为什么能在创新创业方面崛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要追溯到1990年，当时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爱尔兰四个国家的人均GDP一直在底端徘徊。1990年代中期，爱尔兰实现经济腾飞。不到十年，爱尔兰经济赶超了丹麦、德国、法国和英国。
我觉得这一成绩要归功于爱尔兰政府实施的低税率政策。爱尔兰的公司税税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这项政策的长期一致性与确定性使海内外投资者信心倍增，爱尔兰也在短短20年间成为了备受国内外公司青睐的投资天堂。
当然政府低税率政策只是经济趋好、吸引外资的一部分原因，更关键的是爱尔兰劳动力素质的大幅度提升。1960年代?1970年代，爱尔兰政府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到1990年代，爱尔兰的劳动力素质已比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高出40%?50%左右。外商筹资兴建的大批厂房和大厦拔地而起，雇佣了成千上万名员工为其欧洲市场服务，这些员工因此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及关系网络。
目前，Google、Paypal、Zynga、Twitter以及Facebook等世界顶尖公司都将其总部设立在都柏林。这些跨国公司为培养有特定技能的高端人才作了贡献，他们的多样化人才是爱尔兰构筑创业生态体系的助推力和真正的动力源泉。
但渐渐地，这种靠外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以债务为驱动的增长。2008年爱尔兰遭遇金融危机重创，主要银行面临破产的威胁。爱尔兰政府当时作了一项在我看来比较糟糕的决定，即花纳税人的钱来进行紧急财政援助，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爱尔兰经济也因此受到影响。但政府大力扶持创业，希望有更多的初创公司在某专业领域迅速成长，推动国内就业，拉动出口增长，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爱尔兰政府不仅承诺完善经济，更愿意创建新的机构以助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典型例子如爱尔兰企业局（Enterprise Ireland），这支700人的团队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都设有分支机构，每年出台各项创业扶持政策，管理着约3.5亿欧元的预算拨款。此外，爱尔兰还有众多的企业孵化器，如创业训练营、多帕奇实验室（Dogpatch Labs）等。
当前爱尔兰国内创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热潮景象。爱尔兰总人口只有450万，但30岁以下人口占了一半。尽管年轻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是半成型的，理想化的，甚至有缺陷的，但他们态度乐观。
哈萨克斯坦：引进高端创新人才
亚洲有两个新兴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我来讲一讲对前者的看法。我曾经四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亲眼见证了该国经济的一次次飞跃。目前哈萨克斯坦面临的瓶颈与中国类似，即如何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势头。
近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意识到高端技工的匮乏是一大问题，所以开始落实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创新教育政策。包括为优秀人员提供公费留学英国的机会，既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水准，也加强了英语语言技能的锻炼，只是规定学成归国后要为政府部门工作。这项政策在我看来恰逢其时，是非常明智的解决之道。
我曾经四次收到邀请，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参加经济论坛，每一次都会感受到新的变化。哈萨克斯坦国内目前创业氛围相对浓厚，会定期举办大型的创新创业大赛，旨在挖掘有潜力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经常聚集在咖啡馆讨论最新的行业趋势、市场动态，他们不怕冒险，敢于尝试。他们通常毕业于顶尖名校，有导师及合作伙伴为其出谋划策。
哈萨克斯坦是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拥有丰富的矿石燃料储备，取之不尽的矿石和金属。2002年它成为前苏联解体后第一个获得投资等级信用评级的国家。2007年底，全球金融市场冻结，哈萨克斯坦银行资本流入出问题，引发了信用危机。接连而至的石油及大众商品价格的狂跌更是加剧了经济危机，使其陷入经济衰退期。
但此次经济重创也让哈萨克斯坦政府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绝不能过度依赖石油及采掘工业。政府随即开始实行一项颇有雄心的多元化项目，将目光投放至交通、医药、电信、石化、食品加工等领域，并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和一致性。正因为此，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态势才能保持良好，才能有今天的这份“成绩单”。
（以上内容根据6月27日“2014海归创业领袖峰会”上芬恩·基德兰德的主旨演讲以及创业邦记者专访摘编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