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将“大学生是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一个“因变量”通过对越轨社会学主流话语中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分析和评估，从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可以解释中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也即对本文设定的“因变量”产生作用的12个“自变量”。在提取“自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建立了一个可以分析我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并根据整合后的理论，对预防和解决中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大学生；违法犯罪；越轨社会学；自变量；因变量
[中圈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步入转型期，高等教育也步入快速期，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推行，高校的毛入学率快速提高，学生人数剧增。2003年，普通高校实际录取383万人，2004年达到400万，到2007年，高中毕业生将达到780万，高考报名人数达到近千万。然而，在学生人数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同时，大学生的素质和行为模式却越来越良莠不齐。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引起了教育界、法学、社会学领域等专家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
本文将“大学生是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一个“因变量”，通过对越轨社会学主流话语中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分析和评估，从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可以解释中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也即对本文设定的“因变量”产生作用的12个“自变量”。在提取“自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建立了一个可以分析我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并根据整合后的理论，对预防和解决中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提出了建议。
一、越轨社会学中有关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主流话语
(一)社会解组论
社会解组论的社会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涂尔干毕生研究的核心论题就是：正在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道德和法律的失范状态。他说，“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之外”。
社会解组论认为，常态社会是组织严密、结构有序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协调、和谐；而在一个解组的社会里，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裂变，部分组织与整体社会脱节，部分组织丧失正常功能。尤其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规则、价值和社会结构崩溃，社会处于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状态。社会解组论认为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建社会规范，使之成为整合日益分化的个人、组织或利益群体的重要力量，并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
(二)社会控制论
在越轨社会学的所有主流话语中，只有控制论是主要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且，与其它主流话语的理论取向相比，控制论的关注点也正好相反：其它主流话语关心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什么会犯罪?而控制论则反过来问，人们为什么不犯罪?总的来说，控制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但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违法犯罪呢?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并不是由于亚文化的纽带才吸引他们越轨的，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使得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
(三)结构紧张论
黑顿的结构紧张理论是建立在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上的。默顿通过把“规范”分解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和“满足这个目标的合法手段”这样两个部分，揭示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并认为这一张力最终将使某些人群走向越轨和犯罪。具体来说，美国社会的文化目标是成功，尤其是表现为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成功。但是达成这一文化目标的合法手段却是有限的(如通过良好的教育，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穷人和少数族群总体而言，既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又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因此，他们将处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结构张力之中，并倾向于采用非正统的方式，包括越轨和犯罪(如成为职业罪犯、参加犯罪团伙和贩毒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四)亚文化论
亚文化论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贝克等人。亚文化论认为群体成员在密切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有差别的文化特征，例如贫困人群形成贫困亚文化，犯罪团伙形成犯罪亚文化，吸毒人员形成吸毒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高度效忠于这种文化，并且难以摆脱亚文化的控制，任何新的群体成员都会很快认同这种亚文化，持反对意见者则难以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五)差异交往论
萨瑟兰在解释妓女、酗洒、吸毒、同性恋等越轨行为时，提出差异交往论理论的基本假设：(1)犯罪行为，以及广义的越轨行为，都是习得的；(2)犯罪行为，或者说广义的越轨行为，是通过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面对面互动而习得的。与越轨和犯罪相关的技巧、情感、价值观、态度和动机，以及合理化机制等等，都是通过人际交流而传递下来的。
虽然萨瑟兰的理论并没有直接对大学生越轨进行阐述，但是他的三个命题，却暗含了对火学生越轨(包括犯罪)的某些解释：时间先后性(Priority)命题：一个人接触越轨导向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时间越早，他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越深，未来就越有可能越轨；互动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命题：一个人与认可越轨价值观和态度的朋友或熟人的关系越紧密，他们间的互动越频繁，互动的质量越高，那么这个人未来越轨的可能性就越大；互动延续时间(Duration)命题：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和越轨者接触，就会逐渐学会越轨，即不但学会越轨的技术，而且还学会消除犯罪感的心理防御机制和合理化机制。
(六)标签论
建立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之上的标签理论，为越轨社会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首先，标签理论引入了一个激进的相对主义的越轨观。其次，标签理论阐明了越轨标签的自我预言证实过程，即来自官方或社会观众的越轨标定以及标定所带来的污名化和歧视的社会后果，使得人们只能以被标定的越轨身份做出回应，从而反过来证明了自己的越轨身份。第三，标签理论还进一步揭示了人们如何经由这样一个自我预言证实的进程，而从初级越轨者转变为次级越轨者的：越轨标签让被系者相信自己可能是坏的、邪恶的，而这一自我认同感的确认，阻碍了他们重回正道的合法机会，从而使得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接纳越轨者的角色，或者在越轨者的亚文化里寻求社会支持，并更深地介入到越轨者群体的活动中去。
(七)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起，在于先前的越轨理论，几乎都是以男性的越轨现象为关注对象的。随着妇女运动的风起云涌，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越轨理论为越轨社会学的理论武库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女权主义越轨理论的诞生，为我们研究大学生犯罪现象，引入了性别这个重要的变量。
二、变量提取与理论整合
以上各种越轨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城市社会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此借鉴它们来分析我国的 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时，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符合中国社会情境。二是要符合我们的分析对象是大学生这个基本事实。
我们把“大学生是否卷入违法犯罪行为”作为因变量，再从越轨社会学七大主流话语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能够对因变量“大学生是否卷入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作用的自变量。
首先，社会解组论和社会控制论的理论假设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关注的问题正好相反而已，前者解释人为什么会越轨，后者在解释人为什么不越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两个重要的自变量——“社会规范的完善程度”和“社会纽带(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控制力”。我国正处于转型期，这两个自变量是相当适用的，也具有极强的政策应用性。
其次，我们来看结构紧张理论。该理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文化目标和合法手段之间的张力将促使人们选择越轨和犯罪来加以应对。结构紧张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大学生当中的一些“工具性犯罪”现象，即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生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服务及其它目标，他们便以盗窃、代考、作弊等非法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我们可以从结构紧张论中提取两个重要变量——社会期望的合理程度、机会的公平程度。
第三，我们来看亚文化论。亚文化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目前大学生团伙犯罪增加、大学生犯罪社会化(即大学生与校外青年合伙犯罪)现象；也可以解释某些大学生“发泄性犯罪”现象：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大学生对学校、社会极度不满，在一种亚文化的熏陶下，从事犯罪活动以宣泄自己的情绪。从亚文化论中得到启发，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提取四个变量——“主流文化的吸引程度”、“同伴群体的优化程度”、“虚拟世界的优化程度”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整合优化程度”。
第四，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体系被广泛应用于二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犯罪研究，其思想与中国的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非常契合。我们可以提取两个自变量——“同伴群体的优化程度”和“大众传媒的优化程度”。
第五，女权主义理论关于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在导致大学生走向越轨和犯罪方面的重要性的论断，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父权制原型观念和实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也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尤其是它为我们关注大学生性越轨和以女性为对象的暴力犯罪，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提取一个变量——“性别社会化的完善程度”。
第六，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较为保守、宽容度较低，且原型观念盛行的社会来说，标签理论恰恰指明了我国社会在预防大学生犯罪的斗争方面长期存在的重大弱点：即整体社会对初级越轨者的排斥，和社会控制机构对越轨者的敌意回应，将使越了轨的大学生很难重返正常世界。因此，就问题大学生的教导模式的革新而言，标签理论提供了革命性的启示。
通过对越轨社会学主流话语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简要评估，提取既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又与大学生违法犯罪相关的12个自变量。自变量提取后，笔者将建立一个针对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提出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除自变量“是否采取选择性的社会标定”外，包含6个宏观自变量和5个中观和微观自变量(包括个体特征)。这个12个自变量共同作用于因变量，决定因变量的取值，即“是”或“否”采取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指出的是，12个自变量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如社会纽带的控制力下降会导致大学生同辈群体的吸引力增强等，但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故笔者未在图中标出，笔者将另撰文解释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处亦不再赘述。
在理论框架的最下边，我们给出了一个大学生和社会控制力量间的互动模型，它所展示的是在大学生初次越轨(违法犯罪的萌芽状态)之后，或者在被社会观众和社会控制机构错误地界定为越轨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出越轨的身份，从而走向次级越轨(违法犯罪行为的延续和恶化)的过程。当然，社会观众和社会控制机构在对目标大学生进行选择性标定的时候，也要受到该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如家庭出身、学习成绩、性别等的影响。
三、整合理论下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越轨社会学有关违法犯罪的主流话语进行理论整合，我们预防和矫正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要让因变量“大学生是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能够较为稳定朝着“否”的方向取值，因此，可以通过控制提取的12个自变量取值来尽量达到这个目的。
增加自变量“社会规范的完善程度”的取值，也就是要尽力提高社会规范的完善程度。在当前，建立一个适应新形势要求的较为完善的社会规范体系(包括高等学校内部的规范体系)对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尤为重要。
增加自变量“社会纽带的控制力”的取值，也就是要提高我国社会中三大核心社会控制力量——家庭、学校、社区的控制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如叶松庆认为，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存在“不知其心”、“不鉴其言”、“不管其行”、“不问其变”、“不握其法”的现象。子女一旦进入大学，实行住校制，家庭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力更是萎缩。除了家庭之外，学校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机构。但目前，大学教育也存在许多问题：“做人”教育未能真正到位，教育者的教法不当，社会适应性教育少，再加上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教育的缺位和学校管理上的漏洞，使学校的控制力也遭到萎缩。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须提高这三大社会纽带的控制力。首先，要推进家庭代际沟通和互动方面的全民教育工程。社会科学界、大众媒体和教育学界应携手合作，大力推进我国家庭代际动力学的微观研究，并及时推动研究结论的传播和应用。当然，法律知识的传播，也是公共教育中很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有学者建议，“有必要把家长列为公共教育的重要对象”。其次学校需要恢复其作为大学生核心社会化场域的角色功能，而且必须丰富学生社会化进程的内容：除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塑造之外，还要对学生的心理、精神和情感性需求做出反应，并且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增加自变量“社会期望的合理程度”的取值。也就是提高社会期望的合理性，将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调整到最佳状态，对大学生的角色期望既不能偏低，也不能偏高。同时，要增加自变量“社会公平程度”取值，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在校期间，公平地提供学习、评奖、评优、资助、发展党员、就业等各方面的机会，以及为他们争取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成功提供更多的合法手段，降低“工具性犯罪”可能性。
增加自变量“主流文化的吸引力”的取值。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意识形态，同时发展先进的大学校园文化，用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主流文化和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占领大学生的业余时间，减少与不良亚文化接触感染的机会。
增加自变量“同伴群体的优化程度”的取值。也就是，对大学生同伴群体要做好控制、管理、监督和引导工作。一方面要给予大学生同伴群体以正面的社会合法性，以便让各类自发的同伴群体来填补共青团目前未能有效组织大学生而留下来的空白。另一方面，高校要正确对待，加强管理，及时做好监督和引导工作。
增加自变量“虚拟世界的优化程度”的取值。互联网这一虚拟的互动世界的诞生，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避难所”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除了学业下滑、身体健康受影响和经济支出压力增大这些明显的负面后果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网络犯罪。因此，正确指导大学生上网，清除网络污染，优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和网络立法在当前显得极为紧迫。
增加自变量“大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优化程度”的取值。对大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引导。家长、学校和社会都要去理解大学生独特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并展开关于大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经验研究和公开讨论。一旦全社会都增强了对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了解和尊重，那么在具体的微观情境中，我们就能——或者通过有效的说服，或者通过对问题大学生的行动的预判——而大大提高预防大学生越轨和犯罪行为发生的能力。
增加自变量“大众媒体的优化程度”的取值。大众媒体目前尚未把大学生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受众群体来看待，因此，大学生究竟是如何过滤大众媒体中的多元信息的，成了一个未知的黑箱。我们建议，大众媒体能够真正把大学生作为自己最有潜力的受众来看待，能够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专门的和积极健康的信息服务。而公共信息监管部门，也要制订具体的法规，如电影分级制度等，来对这一信息过滤和吸收进程实施把关。
增加“性别社会化的完善程度”的取值。就是我们要对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提出质疑，彻底抛弃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建立新的性别规范体系，完善大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实现男女平等。男女大学生在学习、参与公民社会活动、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等各方面不能存在性别歧视现象等。
打破次级越轨的怪圈。标签理论告诉我们，一旦社会对大学生的初级越轨行为进行了选择性的标定，那么被标定者就十分有可能在可预期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制裁下，接受越轨者的身份，并发展成为次级越轨者，做出后续的越轨和犯罪行为。针对大学生的初级越轨，以及尚处在萌芽状态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开展一个“去标签化”的社会运动，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要应以社会宽容的态度和积极的挽救措施，作为首选的社会控制反应，不能轻易地就给大学生帖上“标签”。
[责任编辑：秋 阳]
[关键词]大学生；违法犯罪；越轨社会学；自变量；因变量
[中圈分类号]D917.6 [文献标识码] A
当前，我国社会已经步入转型期，高等教育也步入快速期，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政策的推行，高校的毛入学率快速提高，学生人数剧增。2003年，普通高校实际录取383万人，2004年达到400万，到2007年，高中毕业生将达到780万，高考报名人数达到近千万。然而，在学生人数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推进的同时，大学生的素质和行为模式却越来越良莠不齐。近年来，大学生违法犯罪率呈上升趋势，引起了教育界、法学、社会学领域等专家和实践工作者的关注。
本文将“大学生是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看作一个“因变量”，通过对越轨社会学主流话语中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分析和评估，从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可以解释中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也即对本文设定的“因变量”产生作用的12个“自变量”。在提取“自变量”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建立了一个可以分析我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的整合性理论模型，并根据整合后的理论，对预防和解决中国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提出了建议。
一、越轨社会学中有关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主流话语
(一)社会解组论
社会解组论的社会学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涂尔干毕生研究的核心论题就是：正在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道德和法律的失范状态。他说，“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之外”。
社会解组论认为，常态社会是组织严密、结构有序的，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协调、和谐；而在一个解组的社会里，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裂变，部分组织与整体社会脱节，部分组织丧失正常功能。尤其随着社会变迁，传统的规则、价值和社会结构崩溃，社会处于涂尔干所谓的“失范”状态。社会解组论认为犯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重建社会规范，使之成为整合日益分化的个人、组织或利益群体的重要力量，并最终实现社会秩序的重建。
(二)社会控制论
在越轨社会学的所有主流话语中，只有控制论是主要针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而且，与其它主流话语的理论取向相比，控制论的关注点也正好相反：其它主流话语关心的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为什么会犯罪?而控制论则反过来问，人们为什么不犯罪?总的来说，控制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人都有违反法律的强烈动机，但大多数人为什么不违法犯罪呢?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和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的纽带和联结，这种纽带和联结防止了他们做出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并不是由于亚文化的纽带才吸引他们越轨的，而是由于人们缺乏和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如家庭、社区、宗教组织和职业组织等)的纽带，才使得他们走向违法犯罪的。
(三)结构紧张论
黑顿的结构紧张理论是建立在涂尔干的失范概念上的。默顿通过把“规范”分解为“一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和“满足这个目标的合法手段”这样两个部分，揭示了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并认为这一张力最终将使某些人群走向越轨和犯罪。具体来说，美国社会的文化目标是成功，尤其是表现为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成功。但是达成这一文化目标的合法手段却是有限的(如通过良好的教育，找到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穷人和少数族群总体而言，既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又缺乏必要的经济资源，因此，他们将处在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结构张力之中，并倾向于采用非正统的方式，包括越轨和犯罪(如成为职业罪犯、参加犯罪团伙和贩毒等)来实现这一目标。
(四)亚文化论
亚文化论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贝克等人。亚文化论认为群体成员在密切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有差别的文化特征，例如贫困人群形成贫困亚文化，犯罪团伙形成犯罪亚文化，吸毒人员形成吸毒亚文化。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高度效忠于这种文化，并且难以摆脱亚文化的控制，任何新的群体成员都会很快认同这种亚文化，持反对意见者则难以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五)差异交往论
萨瑟兰在解释妓女、酗洒、吸毒、同性恋等越轨行为时，提出差异交往论理论的基本假设：(1)犯罪行为，以及广义的越轨行为，都是习得的；(2)犯罪行为，或者说广义的越轨行为，是通过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面对面互动而习得的。与越轨和犯罪相关的技巧、情感、价值观、态度和动机，以及合理化机制等等，都是通过人际交流而传递下来的。
虽然萨瑟兰的理论并没有直接对大学生越轨进行阐述，但是他的三个命题，却暗含了对火学生越轨(包括犯罪)的某些解释：时间先后性(Priority)命题：一个人接触越轨导向的价值观和态度的时间越早，他在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越深，未来就越有可能越轨；互动频率(Frequency)和强度(Intensity)命题：一个人与认可越轨价值观和态度的朋友或熟人的关系越紧密，他们间的互动越频繁，互动的质量越高，那么这个人未来越轨的可能性就越大；互动延续时间(Duration)命题：一个人如果长时间和越轨者接触，就会逐渐学会越轨，即不但学会越轨的技术，而且还学会消除犯罪感的心理防御机制和合理化机制。
(六)标签论
建立在符号互动论基础之上的标签理论，为越轨社会学在以下三个方面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首先，标签理论引入了一个激进的相对主义的越轨观。其次，标签理论阐明了越轨标签的自我预言证实过程，即来自官方或社会观众的越轨标定以及标定所带来的污名化和歧视的社会后果，使得人们只能以被标定的越轨身份做出回应，从而反过来证明了自己的越轨身份。第三，标签理论还进一步揭示了人们如何经由这样一个自我预言证实的进程，而从初级越轨者转变为次级越轨者的：越轨标签让被系者相信自己可能是坏的、邪恶的，而这一自我认同感的确认，阻碍了他们重回正道的合法机会，从而使得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接纳越轨者的角色，或者在越轨者的亚文化里寻求社会支持，并更深地介入到越轨者群体的活动中去。
(七)女权主义理论
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起，在于先前的越轨理论，几乎都是以男性的越轨现象为关注对象的。随着妇女运动的风起云涌，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越轨理论为越轨社会学的理论武库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女权主义越轨理论的诞生，为我们研究大学生犯罪现象，引入了性别这个重要的变量。
二、变量提取与理论整合
以上各种越轨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城市社会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因此借鉴它们来分析我国的 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时，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符合中国社会情境。二是要符合我们的分析对象是大学生这个基本事实。
我们把“大学生是否卷入违法犯罪行为”作为因变量，再从越轨社会学七大主流话语中提取符合中国社会情境，针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能够对因变量“大学生是否卷入违法犯罪行为”产生作用的自变量。
首先，社会解组论和社会控制论的理论假设基本上是相同的，只不过它们关注的问题正好相反而已，前者解释人为什么会越轨，后者在解释人为什么不越轨。我们可以从中提取两个重要的自变量——“社会规范的完善程度”和“社会纽带(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控制力”。我国正处于转型期，这两个自变量是相当适用的，也具有极强的政策应用性。
其次，我们来看结构紧张理论。该理论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文化目标和合法手段之间的张力将促使人们选择越轨和犯罪来加以应对。结构紧张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大学生当中的一些“工具性犯罪”现象，即一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大学生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服务及其它目标，他们便以盗窃、代考、作弊等非法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我们可以从结构紧张论中提取两个重要变量——社会期望的合理程度、机会的公平程度。
第三，我们来看亚文化论。亚文化论可以很好地解释目前大学生团伙犯罪增加、大学生犯罪社会化(即大学生与校外青年合伙犯罪)现象；也可以解释某些大学生“发泄性犯罪”现象：处于边缘化状态的大学生对学校、社会极度不满，在一种亚文化的熏陶下，从事犯罪活动以宣泄自己的情绪。从亚文化论中得到启发，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提取四个变量——“主流文化的吸引程度”、“同伴群体的优化程度”、“虚拟世界的优化程度”和“多元文化价值观的整合优化程度”。
第四，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体系被广泛应用于二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犯罪研究，其思想与中国的古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非常契合。我们可以提取两个自变量——“同伴群体的优化程度”和“大众传媒的优化程度”。
第五，女权主义理论关于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在导致大学生走向越轨和犯罪方面的重要性的论断，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父权制原型观念和实践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来说，也具有相当的适用性，尤其是它为我们关注大学生性越轨和以女性为对象的暴力犯罪，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可以从中提取一个变量——“性别社会化的完善程度”。
第六，对于中国社会这样一个较为保守、宽容度较低，且原型观念盛行的社会来说，标签理论恰恰指明了我国社会在预防大学生犯罪的斗争方面长期存在的重大弱点：即整体社会对初级越轨者的排斥，和社会控制机构对越轨者的敌意回应，将使越了轨的大学生很难重返正常世界。因此，就问题大学生的教导模式的革新而言，标签理论提供了革命性的启示。
通过对越轨社会学主流话语的七大理论取向进行简要评估，提取既符合中国社会情境，又与大学生违法犯罪相关的12个自变量。自变量提取后，笔者将建立一个针对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提出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除自变量“是否采取选择性的社会标定”外，包含6个宏观自变量和5个中观和微观自变量(包括个体特征)。这个12个自变量共同作用于因变量，决定因变量的取值，即“是”或“否”采取违法犯罪行为。必须指出的是，12个自变量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如社会纽带的控制力下降会导致大学生同辈群体的吸引力增强等，但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故笔者未在图中标出，笔者将另撰文解释因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此处亦不再赘述。
在理论框架的最下边，我们给出了一个大学生和社会控制力量间的互动模型，它所展示的是在大学生初次越轨(违法犯罪的萌芽状态)之后，或者在被社会观众和社会控制机构错误地界定为越轨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出越轨的身份，从而走向次级越轨(违法犯罪行为的延续和恶化)的过程。当然，社会观众和社会控制机构在对目标大学生进行选择性标定的时候，也要受到该大学生的个人特征，如家庭出身、学习成绩、性别等的影响。
三、整合理论下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越轨社会学有关违法犯罪的主流话语进行理论整合，我们预防和矫正大学生违法犯罪行为，也就是要让因变量“大学生是否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能够较为稳定朝着“否”的方向取值，因此，可以通过控制提取的12个自变量取值来尽量达到这个目的。
增加自变量“社会规范的完善程度”的取值，也就是要尽力提高社会规范的完善程度。在当前，建立一个适应新形势要求的较为完善的社会规范体系(包括高等学校内部的规范体系)对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尤为重要。
增加自变量“社会纽带的控制力”的取值，也就是要提高我国社会中三大核心社会控制力量——家庭、学校、社区的控制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如叶松庆认为，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存在“不知其心”、“不鉴其言”、“不管其行”、“不问其变”、“不握其法”的现象。子女一旦进入大学，实行住校制，家庭对大学生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力更是萎缩。除了家庭之外，学校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控制机构。但目前，大学教育也存在许多问题：“做人”教育未能真正到位，教育者的教法不当，社会适应性教育少，再加上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教育的缺位和学校管理上的漏洞，使学校的控制力也遭到萎缩。基于以上分析，我们须提高这三大社会纽带的控制力。首先，要推进家庭代际沟通和互动方面的全民教育工程。社会科学界、大众媒体和教育学界应携手合作，大力推进我国家庭代际动力学的微观研究，并及时推动研究结论的传播和应用。当然，法律知识的传播，也是公共教育中很重要的组成内容之一。有学者建议，“有必要把家长列为公共教育的重要对象”。其次学校需要恢复其作为大学生核心社会化场域的角色功能，而且必须丰富学生社会化进程的内容：除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塑造之外，还要对学生的心理、精神和情感性需求做出反应，并且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
增加自变量“社会期望的合理程度”的取值。也就是提高社会期望的合理性，将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和要求调整到最佳状态，对大学生的角色期望既不能偏低，也不能偏高。同时，要增加自变量“社会公平程度”取值，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在校期间，公平地提供学习、评奖、评优、资助、发展党员、就业等各方面的机会，以及为他们争取学业、就业等各方面的成功提供更多的合法手段，降低“工具性犯罪”可能性。
增加自变量“主流文化的吸引力”的取值。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占领高校意识形态，同时发展先进的大学校园文化，用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主流文化和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占领大学生的业余时间，减少与不良亚文化接触感染的机会。
增加自变量“同伴群体的优化程度”的取值。也就是，对大学生同伴群体要做好控制、管理、监督和引导工作。一方面要给予大学生同伴群体以正面的社会合法性，以便让各类自发的同伴群体来填补共青团目前未能有效组织大学生而留下来的空白。另一方面，高校要正确对待，加强管理，及时做好监督和引导工作。
增加自变量“虚拟世界的优化程度”的取值。互联网这一虚拟的互动世界的诞生，似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避难所”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除了学业下滑、身体健康受影响和经济支出压力增大这些明显的负面后果之外，我们还发现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网络犯罪。因此，正确指导大学生上网，清除网络污染，优化网络环境，加强网络伦理建设和网络立法在当前显得极为紧迫。
增加自变量“大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优化程度”的取值。对大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引导。家长、学校和社会都要去理解大学生独特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并展开关于大学生多元文化价值观的经验研究和公开讨论。一旦全社会都增强了对大学生文化价值观的了解和尊重，那么在具体的微观情境中，我们就能——或者通过有效的说服，或者通过对问题大学生的行动的预判——而大大提高预防大学生越轨和犯罪行为发生的能力。
增加自变量“大众媒体的优化程度”的取值。大众媒体目前尚未把大学生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受众群体来看待，因此，大学生究竟是如何过滤大众媒体中的多元信息的，成了一个未知的黑箱。我们建议，大众媒体能够真正把大学生作为自己最有潜力的受众来看待，能够为大学生提供优质的、专门的和积极健康的信息服务。而公共信息监管部门，也要制订具体的法规，如电影分级制度等，来对这一信息过滤和吸收进程实施把关。
增加“性别社会化的完善程度”的取值。就是我们要对传统的性别角色规范提出质疑，彻底抛弃传统男尊女卑的观念，建立新的性别规范体系，完善大学生性别社会化过程，实现男女平等。男女大学生在学习、参与公民社会活动、就业、考研、考公务员等各方面不能存在性别歧视现象等。
打破次级越轨的怪圈。标签理论告诉我们，一旦社会对大学生的初级越轨行为进行了选择性的标定，那么被标定者就十分有可能在可预期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制裁下，接受越轨者的身份，并发展成为次级越轨者，做出后续的越轨和犯罪行为。针对大学生的初级越轨，以及尚处在萌芽状态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开展一个“去标签化”的社会运动，高校教育者和管理者要应以社会宽容的态度和积极的挽救措施，作为首选的社会控制反应，不能轻易地就给大学生帖上“标签”。
[责任编辑：秋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