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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角色的突破而对国际价值链原有分工秩序的挑战，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正面临着创新道路的选择问题。目前，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必须对创新资源、创新模式、创新主体、创新方向等方面进行考量。
一、创新资源的配置
选择创新资源配置的重点，必须遵从“两力原则”，即“有能力、有潜力”，因此就必须认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具备发展创新所需的必要能力？主要是探究我国是否具备（或可获得）相对应的技术、人才、资金以及是否能建立起竞争优势并使之持续。第二，我们是否值得去做？主要是探究创新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以及是否具有适合的商业模式（赢利模式）？
具体而言，一是创新发展前景难以预料，而我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源能力的等待观望区，应选择跟踪研究策略。二是市场规模庞大、增长速度快，创新发展前景比较确定，而我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源能力的选择性投入区。其中，对于希望占据主导地位或志在必得，且尚不具备发展资源和能力的领域，可以选择重点突破策略;而对那些无意占据主导地位且尚不具备发展资源和能力的领域，可以选择跟踪研究策略。三是市场规模庞大、增长速度快，创新发展前景比较确定，且我国已具备一定资源能力的重点投入区，应选择重点突破策略。四是创新发展前景难以预料，而我国已具备一定资源能力的适度投入区，应选择广泛跟踪策略。
二、创新模式的选择
不同创新模式具有不同特点，适用于不同环境，又具有明显区别。要科学、高效地开展创新活动，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创新模式。因此，必须认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否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第二，是否与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相匹配？
具体而言，一是技术地位不是很重要且技术差距不是很大的低梯度非核心区，应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即尊重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根据现实需要采取适合的创新模式即可。二是技术地位很重要且技术差距不是很大的低梯度核心区领域，应根据技术知识的属性和功能，分类思索并采取相应模式。其中，对于技术复杂性低、缄默性强、外部技术供给者可信性差的领域，更偏向于原始创新、独立创新的模式;对于技术复杂性高、成文性强、外部技术供给者可信性高的领域，更偏向于集成创新、合作创新的模式。三是那些技术地位很重要且技术差距很大的核心追赶区，应更偏向于引进、模仿为主，但致力于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结合;同时，注重集成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以不断提高技术能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系统。四是技术地位不是很重要且技术差距很大的非核心追赶区领域，应更偏向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
三、创新定位的选择
创新定位就是确定一国各创新主体在创新发展中的位置，明确创新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主要包括：一是创新行为承担者的定位，即每一创新行为承担者在创新链条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二是创新方向的战略选择，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要确定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创新切入点和着力点，使得我国可以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中获得最佳位置，并通过影响和作用于各种市场竞争力量来保护这一位置。
（一）创新行为承担者的定位
根据创新环节所具有的不可分性、竞争性、排他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程度，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以及创新主体所应具备的具有对创新活动自主的决策权、具有进行创新活动所必须的基本能力、承担创新活动的责任与风险、获取创新活动的收益等特征，不同创新主体有其不同能力和发展规律，发挥着不同作用。
具体而言：一是明确企业，尤其是本土企业，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关键性主体要素，其主要作用是应用新知识产生创新性技术，并使之商业化且获得商业利益的实践者。二是政府的任务是集中注意力放在市场失灵上，即通过建设有效的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证创新的产生和发展，并在“不针对任何可以预见的商业化应用的基础研究、对市场还没有关注到的新技术的研究，以及能显著增加国家的技术积累的技术研究”等领域进行投入。同时，政府作为技术学习的一个推动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成为技术学习的主动的促进者;即通过各种直接手段或间接手段介入自主创新活动，加大科技计划投入和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并围绕重大战略目标组织和集成社会创新资源实施国家重大自主创新任务。三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自主创新活动的重要承担者，主要功能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创新人才，传播科学知识、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从事基础研究、知识扩散与知识传播的重要承担者。
（二）创新方向的战略选择
一方面，创新不仅是开发新技术来实现跨越的“跳蛙过程”，也不仅是对现有技术扩散改进并消化吸收的“搭载过程”，更是一个基于本土需要对外国已有的先进技术进行再创新的综合过程，创新方向的选择和推进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创新发展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借鉴权变管理理论，创新方向也是可以管理的，管理创新方向的核心就是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使得创新发展方向符合一国发展的基本背景形势和要素禀赋，而非沿着发达国家的脚步亦步亦趋，或者盲目模仿其他国家的方向和措施。
具体而言，一是技术推动还是需求拉动？总原则是，高技术风险利用技术推动获得产业发展的技术，高市场风险则利用需求拉动以推动产业发展使用技术。其中，技术风险，涉及人们在做实验、解释实验结果并将实验结果应用于时间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市场风险，源于竞争对手和客户反应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所有共同决定商业结果的要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一般而言，在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创新的重点和方向各有侧重。处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导入阶段、生长阶段，主要涉及的是技术开发问题，目的是要较竞争对手更快地开发技术，因此，更加侧重于产品创新;而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衰退阶段，主要涉及的是使用和集成技术问题，目的是要较竞争对手以更高效、更低成本配置和控制技术，因此，更加侧重于工艺创新。同时，创新周期长的产业应更侧重于工艺创新，而创新周期频繁的产业则应更侧重于产品创新。 三是大企业创新还是小企业创新？不同规模的企业各自拥有不同的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创新预期以及创新方式，很难明确得出企业规模越大就一定更加有利于创新或者说企业规模越小就一定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结论。对于中国而言，单一的中小企业创新或大企业创新可能都无法实现最有效地创新，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创新和大企业创新间的互补性，吸取两者各具优势的制度安排，根据不同的情景模式选择最适合的、最有效的创新或创新组合。我们必须摒弃过去那种仅重视大企业创新，而忽视小企业创新的误区;同时，在不同的产业领域以及创新的不同阶段选择最适合的创新企业规模，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当然，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创新不断复杂化和创新门槛趋于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特别是在众多试图追赶的行业领域，尽管面对着大企业创新之咒，但还是更需要集中相关创新资源于大企业以促进创新活动并实现创新的更高成功率。
四是颠覆性创新还是渐进性创新？从我国的资源和能力禀赋看，后发国家的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做出修改全球游戏规则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如果过于偏重颠覆性创新，面对的风险和阻力都很大，可能并不适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侧重于渐进性创新但不放弃在少数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可能更具务实精神，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实力。当然，作为大国的中国，也不能永远追随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因为基于连续性技术的竞争环境中，领先者往往无人能及。同时，从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看，导入阶段和生长阶段、成熟阶段的前期等阶段更多要求“有效率的做事”，可能要求具备较强的开发能力，更需要渐进性创新以使产品性能满足主流高端市场的需要;而在成熟阶段的后期、衰退阶段等阶段更多要求“做对的事情”，可能要求具备较强的探索能力，更需要颠覆性创新以使先发者服务不好、服务不了的用户发展为自己的“种子用户”。
五是传统产业创新还是新兴产业创新？作为后发国家的大国，我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片面地宣扬以传统产业创新为主或新兴产业创新为主可能都会略显不合时宜。鉴于传统产业仍有广阔市场需求且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柱，我们应注重结合我国现有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积极有序地加强传统产业创新，以促进传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同时，为避免长期陷入跟随者的角色定位，作为大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下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应结合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在强调实现国家目标、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要求下，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新兴产业创新方面，选择有限领域，力争实现重点突破。新兴产业创新并不追求全面覆盖所有领域，必须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体现出鲜明的决策导向性。
六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于工资较低、劳动力丰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要持续高度重视就业效应的我国而言，我们必须进行适宜的技术选择，矫正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倾向和现实，更加重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即应该采用不需要太多资金且可以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适用技术”，而不盲目求高、求新、求精、求尖。而且，我们还要逐步重视对劳动要素内部结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或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产生影响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尽管现阶段我国应避免过度投资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排斥先进技术。
七是企业技术创新还是企业管理创新？当前在我国，从决策者到众多研究者再到普通民众，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解更多体现为技术层面，即技术能力的提升，却相对忽略了管理层面，即管理能力的提升。为此，在强调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协调发展;没有管理创新的匹配，技术创新也难以发挥应有效果。特别是，在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引发新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及我们进入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我们要想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可能都更加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创新来适应。
（刘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嵎喆，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副研究员）
一、创新资源的配置
选择创新资源配置的重点，必须遵从“两力原则”，即“有能力、有潜力”，因此就必须认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是否具备发展创新所需的必要能力？主要是探究我国是否具备（或可获得）相对应的技术、人才、资金以及是否能建立起竞争优势并使之持续。第二，我们是否值得去做？主要是探究创新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我国的长远发展以及是否具有适合的商业模式（赢利模式）？
具体而言，一是创新发展前景难以预料，而我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源能力的等待观望区，应选择跟踪研究策略。二是市场规模庞大、增长速度快，创新发展前景比较确定，而我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源能力的选择性投入区。其中，对于希望占据主导地位或志在必得，且尚不具备发展资源和能力的领域，可以选择重点突破策略;而对那些无意占据主导地位且尚不具备发展资源和能力的领域，可以选择跟踪研究策略。三是市场规模庞大、增长速度快，创新发展前景比较确定，且我国已具备一定资源能力的重点投入区，应选择重点突破策略。四是创新发展前景难以预料，而我国已具备一定资源能力的适度投入区，应选择广泛跟踪策略。
二、创新模式的选择
不同创新模式具有不同特点，适用于不同环境，又具有明显区别。要科学、高效地开展创新活动，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发展的创新模式。因此，必须认真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是否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第二，是否与我国的经济和技术实力相匹配？
具体而言，一是技术地位不是很重要且技术差距不是很大的低梯度非核心区，应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即尊重技术创新的一般规律，根据现实需要采取适合的创新模式即可。二是技术地位很重要且技术差距不是很大的低梯度核心区领域，应根据技术知识的属性和功能，分类思索并采取相应模式。其中，对于技术复杂性低、缄默性强、外部技术供给者可信性差的领域，更偏向于原始创新、独立创新的模式;对于技术复杂性高、成文性强、外部技术供给者可信性高的领域，更偏向于集成创新、合作创新的模式。三是那些技术地位很重要且技术差距很大的核心追赶区，应更偏向于引进、模仿为主，但致力于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结合;同时，注重集成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以不断提高技术能力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创新系统。四是技术地位不是很重要且技术差距很大的非核心追赶区领域，应更偏向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和合作创新的模式。
三、创新定位的选择
创新定位就是确定一国各创新主体在创新发展中的位置，明确创新的未来发展方向和重点;主要包括：一是创新行为承担者的定位，即每一创新行为承担者在创新链条中所应承担的角色、地位和作用;二是创新方向的战略选择，即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要确定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创新切入点和着力点，使得我国可以在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中获得最佳位置，并通过影响和作用于各种市场竞争力量来保护这一位置。
（一）创新行为承担者的定位
根据创新环节所具有的不可分性、竞争性、排他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程度，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精神，以及创新主体所应具备的具有对创新活动自主的决策权、具有进行创新活动所必须的基本能力、承担创新活动的责任与风险、获取创新活动的收益等特征，不同创新主体有其不同能力和发展规律，发挥着不同作用。
具体而言：一是明确企业，尤其是本土企业，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关键性主体要素，其主要作用是应用新知识产生创新性技术，并使之商业化且获得商业利益的实践者。二是政府的任务是集中注意力放在市场失灵上，即通过建设有效的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证创新的产生和发展，并在“不针对任何可以预见的商业化应用的基础研究、对市场还没有关注到的新技术的研究，以及能显著增加国家的技术积累的技术研究”等领域进行投入。同时，政府作为技术学习的一个推动者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成为技术学习的主动的促进者;即通过各种直接手段或间接手段介入自主创新活动，加大科技计划投入和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并围绕重大战略目标组织和集成社会创新资源实施国家重大自主创新任务。三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作为自主创新活动的重要承担者，主要功能是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能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创新人才，传播科学知识、从事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从事基础研究、知识扩散与知识传播的重要承担者。
（二）创新方向的战略选择
一方面，创新不仅是开发新技术来实现跨越的“跳蛙过程”，也不仅是对现有技术扩散改进并消化吸收的“搭载过程”，更是一个基于本土需要对外国已有的先进技术进行再创新的综合过程，创新方向的选择和推进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创新发展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借鉴权变管理理论，创新方向也是可以管理的，管理创新方向的核心就是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目标，使得创新发展方向符合一国发展的基本背景形势和要素禀赋，而非沿着发达国家的脚步亦步亦趋，或者盲目模仿其他国家的方向和措施。
具体而言，一是技术推动还是需求拉动？总原则是，高技术风险利用技术推动获得产业发展的技术，高市场风险则利用需求拉动以推动产业发展使用技术。其中，技术风险，涉及人们在做实验、解释实验结果并将实验结果应用于时间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获得科学的研究成果。市场风险，源于竞争对手和客户反应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其他所有共同决定商业结果的要素所带来的不确定性。
二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一般而言，在不同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创新的重点和方向各有侧重。处于技术生命周期的导入阶段、生长阶段，主要涉及的是技术开发问题，目的是要较竞争对手更快地开发技术，因此，更加侧重于产品创新;而在技术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衰退阶段，主要涉及的是使用和集成技术问题，目的是要较竞争对手以更高效、更低成本配置和控制技术，因此，更加侧重于工艺创新。同时，创新周期长的产业应更侧重于工艺创新，而创新周期频繁的产业则应更侧重于产品创新。 三是大企业创新还是小企业创新？不同规模的企业各自拥有不同的创新资源、创新能力、创新预期以及创新方式，很难明确得出企业规模越大就一定更加有利于创新或者说企业规模越小就一定更加有利于创新的结论。对于中国而言，单一的中小企业创新或大企业创新可能都无法实现最有效地创新，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创新和大企业创新间的互补性，吸取两者各具优势的制度安排，根据不同的情景模式选择最适合的、最有效的创新或创新组合。我们必须摒弃过去那种仅重视大企业创新，而忽视小企业创新的误区;同时，在不同的产业领域以及创新的不同阶段选择最适合的创新企业规模，以发挥不同的作用。当然，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创新不断复杂化和创新门槛趋于提升的背景下，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特别是在众多试图追赶的行业领域，尽管面对着大企业创新之咒，但还是更需要集中相关创新资源于大企业以促进创新活动并实现创新的更高成功率。
四是颠覆性创新还是渐进性创新？从我国的资源和能力禀赋看，后发国家的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做出修改全球游戏规则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创新能力还有待提升;如果过于偏重颠覆性创新，面对的风险和阻力都很大，可能并不适合我国的发展现状。侧重于渐进性创新但不放弃在少数领域的颠覆性创新可能更具务实精神，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实力。当然，作为大国的中国，也不能永远追随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因为基于连续性技术的竞争环境中，领先者往往无人能及。同时，从技术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看，导入阶段和生长阶段、成熟阶段的前期等阶段更多要求“有效率的做事”，可能要求具备较强的开发能力，更需要渐进性创新以使产品性能满足主流高端市场的需要;而在成熟阶段的后期、衰退阶段等阶段更多要求“做对的事情”，可能要求具备较强的探索能力，更需要颠覆性创新以使先发者服务不好、服务不了的用户发展为自己的“种子用户”。
五是传统产业创新还是新兴产业创新？作为后发国家的大国，我国的产业发展面临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发展的双重任务。因此，片面地宣扬以传统产业创新为主或新兴产业创新为主可能都会略显不合时宜。鉴于传统产业仍有广阔市场需求且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柱，我们应注重结合我国现有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积极有序地加强传统产业创新，以促进传统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转型升级。同时，为避免长期陷入跟随者的角色定位，作为大国，在当前发展阶段下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应结合世界科技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在强调实现国家目标、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要求下，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新兴产业创新方面，选择有限领域，力争实现重点突破。新兴产业创新并不追求全面覆盖所有领域，必须突出战略性、前瞻性，体现出鲜明的决策导向性。
六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于工资较低、劳动力丰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还要持续高度重视就业效应的我国而言，我们必须进行适宜的技术选择，矫正当前我国产业发展中偏好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倾向和现实，更加重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即应该采用不需要太多资金且可以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适用技术”，而不盲目求高、求新、求精、求尖。而且，我们还要逐步重视对劳动要素内部结构（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或高技能劳动与低技能劳动）产生影响的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尽管现阶段我国应避免过度投资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排斥先进技术。
七是企业技术创新还是企业管理创新？当前在我国，从决策者到众多研究者再到普通民众，对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解更多体现为技术层面，即技术能力的提升，却相对忽略了管理层面，即管理能力的提升。为此，在强调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的协调发展;没有管理创新的匹配，技术创新也难以发挥应有效果。特别是，在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引发新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以及我们进入国际公认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我们要想加快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效率，可能都更加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企业管理创新来适应。
（刘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助理研究员。张嵎喆，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