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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取代了物物交换的原始交易方式，廓开了人们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视野，人们可以从不同版本、不同券面的钱币中读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风情和人们的生活习俗，读出人类社会的金融渐进脚步。
中国“元老级”银行发行的钱币
在钱币博物馆，人们可以从许许多多钱币中分辨出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钱币，比如，1931年由英国德纳罗公司承印的天津地名券，券面5元，正面的图案是天坛，颜色为黑色，背面的图案是津行行屋，颜色为朱红。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在1934年承印的山东地名券，券面1元，正面的图案是宫殿，颜色为黄色，背面的图案是山坡，颜色也为黄色，而券面为5元的，正面的图案却是万古长春石牌坊图，颜色变成了绿色，它背面的图案为霖雨苍生石刻图，颜色也是绿色。两种地名券，券类不同，图案不同，颜色不同，可见，人们对钱币的制作动足了脑筋，颇费了一点心思。这里列举的两种地名券，只能算是大量钱币中的一个袖珍版的小小缩影。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地名券，是中国银行发行的。除了这两种地名券，由中国银行发行的地名券，还有好多种，譬如上海地名券、南京地名券、厦门地名券等等。
尘封的历史档案，被求知的大手徐徐打开，人们在已被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中国银行是在1912年1月开始发行钱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兑换券。
1912年这样的年代，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快要100年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中国银行是一家“元老级”的银行。
那时候，中国银行正从大清银行的巢臼中脱颖而出，当年它就发行了由美国钞票公司改印的“李鸿章像券”，券类有三种：1元、5元和10元券面。这三种券类的正面图案，均为李鸿章，但颜色不同，分别为红\蓝、青莲，它们背面的图案也一样，均为风景，颜色也分三种，分别为红、蓝、青莲，与三种券类正面的颜色一样。
有点“皇朝版”的味儿
观赏中国银行历史上发行的钱币，不光是在阅读中国银行的历史。人们在乎的是，从那些钱币五光十色的演变中，可以发现社会、发现城市、发现生活在近乎千篇一律的用来制作钱币的材质上留下了许多深深浅浅的历史履痕。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视野限定在某一历史片段，或者某一地域、某一时刻，至少，中国银行在历史上发行的钱币，使我们见识了整整一个旧时代钱币的衍生史。
从1912年1月到1942年，中国银行发行的钱币有40多种券版，券类有5分；1吊、2吊；10枚、20枚、50枚；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20元、23元、50元、100元、500元和1000元。有趣的是，用今天的眼光观赏，像1吊、2吊之类的钱币，多少还有点“皇朝”版的味儿，尽管这样的“皇朝”味儿行将在中国银行渐进的钱币发行中湮灭。
30年时光，仅仅是人世的一个瞬间，中国银行发行的券类却不下十多种，券类的丰富性和多“色调”，恐怕也是其他银行不能企及的。它在北洋政府期间所发行的钞票，可分银元票和铜元票两种。此外尚有特殊单位的钞券多种。银元票面额分1元、5元。10元、25元、50元、100元、50Q元和1000元8种。1000元券实际并未发行。铜元票含有地方性质，数量有限，流通不广，在钞券中地位并不重要。兑换券中流通最早的是从大清银行接收过来，加以改印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李鸿章像券)。中行自印最早的则是南京分行于1912年2月14日在宁成立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1元、5元票两种。由于限在南京流通，发行量少，而且很快就收回，因此流传在社会上的极少。
中国人印制的第一批银行券
中国银行开业时，兑换券尚未印制，历史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点“疏漏”。幸好，改组前的大清银行，已在1909年1月10日印有“李鸿章像券”尚未签字发行，为应急用，就将1元、5元和10元钞券上的“大清银行”字样盖掉，改印成“中国银行兑换券”字样，再加印上海、天津、北京、河南、山东、东北三省、直隶、汉口等地名、日期、图章，“改印”后的“中国银行兑换券”这才通过发行，在世面上流通起来。
1904年3月29日，清朝廷批准设立户部银行。成立户部银行的目的，是整理币制。户部银行既已成立，整理和改革币制迅即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户部尚书鹿传霖等很快拟就《试办银行章程》。“章程”规定：拟印纸币分库平银100两、50两、10两、5两、1两五种，通用银圆票100元、50元、10元、5元、1元五种，可到总行、分行兑换现银，凡纸币通行各省兑换数目，均按汇丰等银行折算章程办理。
1906年，为能顺利发行货币，户部派人赴日本考察纸币印刷，同年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纸币。为之，商务印书馆选匠到北京印刷“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由总行派员监察。
《章程》同时规定，拟印中的纸币分银两票和银圆票各五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印刷的银圆票只有1元、5元和10元三种。正面行名有满文和汉文，背面用英文，印有地名。这是中国人印制的第一批银行券。
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廷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钢版大清兑换券，面额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以备货币发行使用。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大清银行改组成为中国银行，并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附设军用钞票兑现处，维持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军用钞票的信用。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这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银行，上海中国银行遂改为分行。
1912年，上海中行仓促开业，钞券未及准备，于是就将已被接受但尚未签字的宣统元年版1元、5元、10元三种大清纸币临时投入流通，券面加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及“中华民国元年”字样及地名(1元券不加地名，全国通用，1913年起加上地名)。此版钞券印有李鸿章头像，因此被钱钞学家称之为“李像版”或“大清”版。此后，中国银行仍然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钞券，票面标明“中国银行兑换券”，面额分1元、5元，10元三种，两旁加印地名，限各地区使用。其式样与李像版几乎雷同，仅人像改为黄帝，故被藏界称之为“帝像”版。
1912年12月，财政总长周学熙拟就《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章程》规定：中国银行兑换券由中国银行及中国银行指定之代理处发行；凡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军饷，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一律通用此兑换券。并由中国银行多储准备金，以供兑换，多设兑换所以便取携。同时强调：“该银行所发兑换券，按照总额，以九成现银为现金准备，一成国家公债为保证准备，办法极为稳固。”
《章程》对纸币的基本用途，规定得相当广泛，凡商民人等及邮、电、路、税、厘各项公私机关，均应以中行兑换券作为支付工具，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 水等情，从严取缔。
从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出任中国银行监督、副监督、行长、总办、总裁、副总裁、总经理、董事长等负责人职位的有30多人，其中有几位需要说一说。一位是周自齐，1913年任中国银行总裁，1914年任财政总长。任内，周自齐批准制用局长徐恩元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有袁世凯像的中国银行1元兑换券1亿张，并批准将中国银行改由财政部直辖，视同附属机构。一位是李士伟，1912年任财政部顾问，1915年4月任中国银行总裁。彼时，各省金库大半已由中国银行接受，但各地银号、钱庄所发的兑换券，形形色色，价值不一，财政部责成中国银行在各省成立兑换所，推广中国银行钞券，统一发行。还有一位是张嘉墩，1913年12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5月，张嘉璈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拒绝&-15-停止中行钞票兑现及存款付现命令。1917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副总裁，在任期间，协助政府整理和发行公债，整理京钞，提高中国银行纸币信用，推广纸币流通。
兑换券遍及穷乡僻壤
按照《中国银行则例》，中国银行有代表国家发行国币之责，并以国家银行的地位协助政府整理币制，但中国银行成立之初，兑换券尚未能迅速推广，原因是外国银行势力遍布中国各大商埠，中国纸币信用不及外国银行好。加之当时国库尚未统一，大多数省区仍由本省银行兼管金库，金库支付不可能都用中行钞券。这些因素给中行纸币发行带来极大困难，尤以上海为根据地，市面通行的主要是外钞。
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规定：“各省官银钱行号、官商合办之银钱行号及发行纸币之商办银钱行号内尚未发行之钞票，暨印票、印版、戳记，均须交由监理官会同封存保管，非奉财政部的命令，不得开封行用。”同时又规定，除中国银行外，任何新设的官商银钱行号，均不得发行纸币。对于经财政部批准可以发行纸币的银钱行号，也作出了种种限制。
财政部令中国银行制定《领用兑换券办法》，迫使原发钞行领用中国银行券，以代替自己发行的货币。这种做法，意在通过以上手段解决滥发纸币造成的金融危机，达到逐渐统一货币的目的。
从1912年起到1915年底，中行发行纸币额折合银元从106万增为3844万元，虽然增长了38倍，仍距当时市场的需要数量相差很远。财政总长周学熙在1915年11月上书大总统缕陈中行兑换券未能迅速推广有三个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收回各省纸币，整理国库和统一货币等三项措施。中国银行为加快发行，也积极配合，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深入各地推广发行，在京兆、直隶两区试办货币交换所达140多处，二是派员到广东，以中行兑现的广东大洋券、毫洋券换回广东流通的杂毫洋券。发行奉天大洋券、小洋券、汇兑券、吉黑小洋券等到东三省换回奉票、吉林官帖等。另派员携带云南地名券200万元到云南筹备设分行。三是深入江浙民间，与当时最为深入民间的典当业订立契约，凡遇质物的，搭付本行钞券。为加强宣传，印送月份牌(即挂历)，上印本行发行的钞券。丝茶季节放款搭用中行钞券，开始时现九钞一，后增为四钞六。渔、盐交易搭用钞券等。
中国银行兑换券的印制，须先由总处的发行主管部门估计未来需要，编造用途计划，经总经理(总裁)核准后，呈请财政部批准，然后再向国内外印钞公司订立合约印制。在1931年前，中行钞券十有八九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
1916年，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由于政费军饷耗费大量资财，因而与幕后主持财政的梁士诒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墩察觉到风潮不能幸免，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股东联合会指出：“金融枢纽首在银行，中央银行又为银行之母，此时骤行停顿，则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是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告停闭。况沪行为中外观瞻所系，欲求保全自沪始。”
不出几天，挤兑风波平息，宋、张二人被人们盛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此风波，所发兑换券流通益广，遍及穷乡僻壤，外商银行所发纸币，无形中被排挤，逐渐减缩，外商银行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局面逐渐改变。
中国“元老级”银行发行的钱币
在钱币博物馆，人们可以从许许多多钱币中分辨出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钱币，比如，1931年由英国德纳罗公司承印的天津地名券，券面5元，正面的图案是天坛，颜色为黑色，背面的图案是津行行屋，颜色为朱红。由英国德纳罗公司在1934年承印的山东地名券，券面1元，正面的图案是宫殿，颜色为黄色，背面的图案是山坡，颜色也为黄色，而券面为5元的，正面的图案却是万古长春石牌坊图，颜色变成了绿色，它背面的图案为霖雨苍生石刻图，颜色也是绿色。两种地名券，券类不同，图案不同，颜色不同，可见，人们对钱币的制作动足了脑筋，颇费了一点心思。这里列举的两种地名券，只能算是大量钱币中的一个袖珍版的小小缩影。
我们在上面所说的地名券，是中国银行发行的。除了这两种地名券，由中国银行发行的地名券，还有好多种，譬如上海地名券、南京地名券、厦门地名券等等。
尘封的历史档案，被求知的大手徐徐打开，人们在已被解密的档案中发现，中国银行是在1912年1月开始发行钱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兑换券。
1912年这样的年代，离我们已经非常久远，快要100年了。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中国银行是一家“元老级”的银行。
那时候，中国银行正从大清银行的巢臼中脱颖而出，当年它就发行了由美国钞票公司改印的“李鸿章像券”，券类有三种：1元、5元和10元券面。这三种券类的正面图案，均为李鸿章，但颜色不同，分别为红\蓝、青莲，它们背面的图案也一样，均为风景，颜色也分三种，分别为红、蓝、青莲，与三种券类正面的颜色一样。
有点“皇朝版”的味儿
观赏中国银行历史上发行的钱币，不光是在阅读中国银行的历史。人们在乎的是，从那些钱币五光十色的演变中，可以发现社会、发现城市、发现生活在近乎千篇一律的用来制作钱币的材质上留下了许多深深浅浅的历史履痕。我们不能将自己的视野限定在某一历史片段，或者某一地域、某一时刻，至少，中国银行在历史上发行的钱币，使我们见识了整整一个旧时代钱币的衍生史。
从1912年1月到1942年，中国银行发行的钱币有40多种券版，券类有5分；1吊、2吊；10枚、20枚、50枚；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20元、23元、50元、100元、500元和1000元。有趣的是，用今天的眼光观赏，像1吊、2吊之类的钱币，多少还有点“皇朝”版的味儿，尽管这样的“皇朝”味儿行将在中国银行渐进的钱币发行中湮灭。
30年时光，仅仅是人世的一个瞬间，中国银行发行的券类却不下十多种，券类的丰富性和多“色调”，恐怕也是其他银行不能企及的。它在北洋政府期间所发行的钞票，可分银元票和铜元票两种。此外尚有特殊单位的钞券多种。银元票面额分1元、5元。10元、25元、50元、100元、50Q元和1000元8种。1000元券实际并未发行。铜元票含有地方性质，数量有限，流通不广，在钞券中地位并不重要。兑换券中流通最早的是从大清银行接收过来，加以改印的“中国银行兑换券”(李鸿章像券)。中行自印最早的则是南京分行于1912年2月14日在宁成立后，由商务印书馆印制的1元、5元票两种。由于限在南京流通，发行量少，而且很快就收回，因此流传在社会上的极少。
中国人印制的第一批银行券
中国银行开业时，兑换券尚未印制，历史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点“疏漏”。幸好，改组前的大清银行，已在1909年1月10日印有“李鸿章像券”尚未签字发行，为应急用，就将1元、5元和10元钞券上的“大清银行”字样盖掉，改印成“中国银行兑换券”字样，再加印上海、天津、北京、河南、山东、东北三省、直隶、汉口等地名、日期、图章，“改印”后的“中国银行兑换券”这才通过发行，在世面上流通起来。
1904年3月29日，清朝廷批准设立户部银行。成立户部银行的目的，是整理币制。户部银行既已成立，整理和改革币制迅即被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户部尚书鹿传霖等很快拟就《试办银行章程》。“章程”规定：拟印纸币分库平银100两、50两、10两、5两、1两五种，通用银圆票100元、50元、10元、5元、1元五种，可到总行、分行兑换现银，凡纸币通行各省兑换数目，均按汇丰等银行折算章程办理。
1906年，为能顺利发行货币，户部派人赴日本考察纸币印刷，同年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纸币。为之，商务印书馆选匠到北京印刷“大清户部银行兑换券”，由总行派员监察。
《章程》同时规定，拟印中的纸币分银两票和银圆票各五种。实际上，商务印书馆印刷的银圆票只有1元、5元和10元三种。正面行名有满文和汉文，背面用英文，印有地名。这是中国人印制的第一批银行券。
1909年(宣统元年)清朝廷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钢版大清兑换券，面额分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以备货币发行使用。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大清银行改组成为中国银行，并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附设军用钞票兑现处，维持临时政府财政部发行军用钞票的信用。8月1日，中国银行总行在北京成立。这是北洋政府时期的国家银行，上海中国银行遂改为分行。
1912年，上海中行仓促开业，钞券未及准备，于是就将已被接受但尚未签字的宣统元年版1元、5元、10元三种大清纸币临时投入流通，券面加印“中国银行兑换券”及“中华民国元年”字样及地名(1元券不加地名，全国通用，1913年起加上地名)。此版钞券印有李鸿章头像，因此被钱钞学家称之为“李像版”或“大清”版。此后，中国银行仍然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钞券，票面标明“中国银行兑换券”，面额分1元、5元，10元三种，两旁加印地名，限各地区使用。其式样与李像版几乎雷同，仅人像改为黄帝，故被藏界称之为“帝像”版。
1912年12月，财政总长周学熙拟就《中国银行兑换券暂行章程》，《章程》规定：中国银行兑换券由中国银行及中国银行指定之代理处发行；凡完纳各省地丁钱粮厘金关税，购买中国铁路、轮船、邮政等票及交纳电报费，发放官俸军饷，一切官款出纳及商民交易，一律通用此兑换券。并由中国银行多储准备金，以供兑换，多设兑换所以便取携。同时强调：“该银行所发兑换券，按照总额，以九成现银为现金准备，一成国家公债为保证准备，办法极为稳固。”
《章程》对纸币的基本用途，规定得相当广泛，凡商民人等及邮、电、路、税、厘各项公私机关，均应以中行兑换券作为支付工具，如有拒不收受及折扣、贴 水等情，从严取缔。
从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出任中国银行监督、副监督、行长、总办、总裁、副总裁、总经理、董事长等负责人职位的有30多人，其中有几位需要说一说。一位是周自齐，1913年任中国银行总裁，1914年任财政总长。任内，周自齐批准制用局长徐恩元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有袁世凯像的中国银行1元兑换券1亿张，并批准将中国银行改由财政部直辖，视同附属机构。一位是李士伟，1912年任财政部顾问，1915年4月任中国银行总裁。彼时，各省金库大半已由中国银行接受，但各地银号、钱庄所发的兑换券，形形色色，价值不一，财政部责成中国银行在各省成立兑换所，推广中国银行钞券，统一发行。还有一位是张嘉墩，1913年12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1916年5月，张嘉璈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拒绝&-15-停止中行钞票兑现及存款付现命令。1917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副总裁，在任期间，协助政府整理和发行公债，整理京钞，提高中国银行纸币信用，推广纸币流通。
兑换券遍及穷乡僻壤
按照《中国银行则例》，中国银行有代表国家发行国币之责，并以国家银行的地位协助政府整理币制，但中国银行成立之初，兑换券尚未能迅速推广，原因是外国银行势力遍布中国各大商埠，中国纸币信用不及外国银行好。加之当时国库尚未统一，大多数省区仍由本省银行兼管金库，金库支付不可能都用中行钞券。这些因素给中行纸币发行带来极大困难，尤以上海为根据地，市面通行的主要是外钞。
1914年，北洋政府财政部规定：“各省官银钱行号、官商合办之银钱行号及发行纸币之商办银钱行号内尚未发行之钞票，暨印票、印版、戳记，均须交由监理官会同封存保管，非奉财政部的命令，不得开封行用。”同时又规定，除中国银行外，任何新设的官商银钱行号，均不得发行纸币。对于经财政部批准可以发行纸币的银钱行号，也作出了种种限制。
财政部令中国银行制定《领用兑换券办法》，迫使原发钞行领用中国银行券，以代替自己发行的货币。这种做法，意在通过以上手段解决滥发纸币造成的金融危机，达到逐渐统一货币的目的。
从1912年起到1915年底，中行发行纸币额折合银元从106万增为3844万元，虽然增长了38倍，仍距当时市场的需要数量相差很远。财政总长周学熙在1915年11月上书大总统缕陈中行兑换券未能迅速推广有三个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收回各省纸币，整理国库和统一货币等三项措施。中国银行为加快发行，也积极配合，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深入各地推广发行，在京兆、直隶两区试办货币交换所达140多处，二是派员到广东，以中行兑现的广东大洋券、毫洋券换回广东流通的杂毫洋券。发行奉天大洋券、小洋券、汇兑券、吉黑小洋券等到东三省换回奉票、吉林官帖等。另派员携带云南地名券200万元到云南筹备设分行。三是深入江浙民间，与当时最为深入民间的典当业订立契约，凡遇质物的，搭付本行钞券。为加强宣传，印送月份牌(即挂历)，上印本行发行的钞券。丝茶季节放款搭用中行钞券，开始时现九钞一，后增为四钞六。渔、盐交易搭用钞券等。
中国银行兑换券的印制，须先由总处的发行主管部门估计未来需要，编造用途计划，经总经理(总裁)核准后，呈请财政部批准，然后再向国内外印钞公司订立合约印制。在1931年前，中行钞券十有八九向美国钞票公司订印。
1916年，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由于政费军饷耗费大量资财，因而与幕后主持财政的梁士诒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与副经理张嘉墩察觉到风潮不能幸免，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股东联合会指出：“金融枢纽首在银行，中央银行又为银行之母，此时骤行停顿，则金融枢纽立时破坏，是无异国家宣告破产，银行宣告停闭。况沪行为中外观瞻所系，欲求保全自沪始。”
不出几天，挤兑风波平息，宋、张二人被人们盛赞为“有胆识有谋略的银行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此风波，所发兑换券流通益广，遍及穷乡僻壤，外商银行所发纸币，无形中被排挤，逐渐减缩，外商银行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局面逐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