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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陪副导演阙文到上海挑选演员行将结束前，准备抽空去秦怡家。出发南下选演员的前一天，演员秦文托我带给她女儿五十元钱。秦文是秦怡的妹妹，她把女儿寄养在姐姐家。秦怡是著名演员，过去蜚声影坛，名扬海内外，有机会上门拜访，一睹其风采，我为之兴奋不已。临行前，恰好上影文学部编辑刘果生前来约稿，交谈中我说起要去秦怡家的事，他告诉我，秦怡家离上影文学部很近，距衡山饭店也不远。她的居住地在解放前被誉为上海滩的“玫瑰别墅”。
解放前，复兴西路44弄的7幢洋房，屋主是当时出入政界如入无人之境的蓝妮。她是何许人也？孙中山的儿子、时任立法院长孙科的二房。因她喜好玫瑰，这7幢洋房就被命名为“玫瑰别墅”。解放后收归国有并作为可供分配的房源。能入住的可不是一般的芸芸众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秦怡住在2号。
我轻轻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很客气地问我有何贵干。我说有事来看秦怡，她迅速打量了我一眼，旋即侧身一旁说，她家在二楼。上到二楼，迎着楼梯口的门半掩着，我刚敲了一下，里面就有人应声问：谁啊？我回答，是秦文要我来的。门内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门开了，伫立在我面前的就是秦怡。她笑靥迎人，温文尔雅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并说请。以前，我被她在画刊上、海报上、银幕上的美丽高贵的形象深深吸引；现在我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秦怡，未施粉黛，穿着中袖对襟夹袄，下穿毛蓝布的中裤，一副家庭妇女的打扮。可以说，这在上海滩司空见惯，就像弄堂里的王家姆妈、周家姆妈。可是在见到她的一刹那，她那白皙的肤色，秀丽端庄的神态，却让人立时感到从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股魅力摄人魂魄。
客厅不大，家具也很普通。一张老式的双人沙发，对面是两把已经油亮的藤椅。我刚落座，秦怡已端上一杯白开水放在藤制的茶几上。我拿出信封交给她，说，这是秦文带给她女儿邓星的。话音刚落，从一旁的侧屋传来了问话声：“是谁，来客人了？”秦怡悄声说是我大姐。她走过去开了半扇门，小声说：“是文妹托人给星儿带钱来了。”我听到，屋内人一阵嘻嘻的笑声后，说，你要代星儿谢谢这位好心人呐。
秦怡随口说道，很失礼，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我大大咧咧地说，我是不速之客，惊动了你，还要请你原谅。秦怡说，你说到哪儿去啦，你不远千里，帮我家办事，真该谢谢你。我说，顺便捎带，不值一提，倒是能登临贵宅，我真的不胜荣幸。秦怡自嘲地一笑：“你别讲客气话了，我是什么人你难道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的反动艺人……被批得臭不可闻，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截住她的话头，真诚地说：“如果我把你看成众矢之的，必定望而却步。我倒觉得，一切对你的诬蔑和扭曲，纵然倒脏水泼污泥，也无损于你的美好形象。”听我这么一讲，秦怡定神看了我一眼，脸上浮现了淡淡的释然的笑容。忽然，她用抱歉的口吻说：“真对不起，竟忘了请教尊姓大名。”我答道：“我叫曹致佐。”她打量了我一眼，问：“你和秦文是同事？”我想了想说：“不是，不过现在可以说是。”她笑了，“你真有意思，给我说起绕口令了。”我赶紧解释：“我和肖马、杨履方合写了一个剧本《青春似火》，秦文在戏里饰演一个角色。”秦怡惊喜地说，“好啊，她有戏演了，真为她高兴。噢，等一等，你刚才说，和你合作的人中有一个叫杨履方对不对？”“对。”“是不是写《布谷鸟又叫了》的那个杨履方？”“就是他。”秦怡高兴地说，“这人我知道，五十年代早期，他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铜箫横吹》可以说震动了影坛，红遍了全国，被赞赏为‘第四种题材’。不过，他俩也因为这‘第四种’题材，被批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成了被狠揭猛批的靶子。”她很快口气一转，说，“你看看，我提二十年前的往事干什么。噢，我想起来了，他在南京军区，你是？”“我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是工人业余作者。”“那你们，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怎么会一起合作写剧本？”“他是被赶出部队，转业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原来如此，扫地出门，他和陶玉玲一样，都从南京军区被赶了出来，唉……”她凝神思索了一阵，实然问道，“你说你是马钢的业余作者？”“是的，我在马钢机修厂工作，是划线工。”“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噢，想起来了，去年文妹来上海，闲谈时她说有一个马钢的工人业余作者，真勇敢。那时，周总理有二十多天没有露面，北影从上到下都在传，周总理可能已经身不由己。大家对周总理的安危万分焦虑，忐忑不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钢的工人业余作者，在茶话会上，哭着举杯敬祝周总理健康长寿，还连着三次。他的真情表露，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也发泄了大家的忧愤。看来，你就是那个敢爱敢说的曹—曹—曹致佐！”我淡然一笑，说：“我当时也不知为何情不由己，一时感情冲动，随口一说。”秦怡用她晶莹的眼睛望着我，赞赏道：“你这个感情冲动好啊，随口讲出的是真话，是真情的流露。秦文告诉我，自那天起，你在北影人眼中成了可以信赖的工人业余作者。”听到这样的夸奖，我心里当然喜滋滋的，但坦白地说，自那天开始，我才真正了解了北影人对周总理刻骨铭心的感情。秦怡说：“不光是北影人，全国人民都是打心眼里爱戴、崇敬周总理。就说我自己，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关爱和帮助。”
我在北影曾听说电影《浪涛滚滚》在面临不依不挠的非议之时的遭遇，就说：“我在北影看过你主演的《浪涛滚滚》……”
秦怡不胜惊疑地反问：“你看过《浪涛滚滚》？”
我肯定地点点头，“看过。”
“这部片子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怎么能放映？”
“是以大批判的名义，才拿出来让我们识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然后以‘三突出’的创作原理，对这部反动影片进行揭深批透。”
秦怡正视着我问：“那你们是怎么批的？”
“我们学习班的学员多数都到图书馆找报纸依葫芦画瓢，并作为批判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以大批判开路，然后一次又一次带着革命警惕性来看毒草影片，你演的《北国江南》我也大饱眼福。”
秦怡微蹙的眉头舒展开来，笑着说：“你太会开玩笑了，什么大饱眼福，就不怕中毒？” “中毒？看完《浪涛滚滚》，就开批判会，人人言词激烈，把这部片子批得体无完肤。散会后，几个相交甚密的学员私下里议论，都说秦怡演得好，有好几场戏演得非常到位，非常精彩，这是一部扣人心弦，正气凛然的好影片！”
听我这么一说，秦怡忍不住笑了：“小曹，你是想让我开心是吗？你应该讲实话，要把片子的缺点和不足实言相告。”
我耸耸肩，两手一摊：“这确确实实是我的观感，大多数人也赞赏有加。”
她那红润的、丰满的、轮廊分明的脸宠上泛起了笑容，不过仅仅是笑一笑而已，继而深深叹了口气，压抑地说：“不瞒你说，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打了90分。在投入拍摄前和进入拍摄后，我一心想把角色演好。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出片，就遭到水利部的剧烈反对。”
我听周啸邦讲过这一风波的来龙去脉，但我还是愿意听秦怡再说一遍。秦怡不紧不慢地述说起来：“《浪涛浪滚》是通过一个大型水库的建设，反映了工业战线上领导之间保守与革新的思想斗争。影片努力塑造了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几位老干部，描写了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个人的欢乐和苦恼。”
我插话：“你在剧中出演主角党委书记钟叶平，和你的丈夫、水利局局长陈超人，在提前一年完成拦洪的计划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对，最初在剧本征求意见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亲自审定，各方面皆反映很好。我们在1965年春天拍完全部样片。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后说：这个戏写得很好，拍得很成功。写了很多人物，秦怡成功塑造了党委书记钟叶平这个人物，可以说，这是秦怡从事电影创作以来，继《北国江南》以后又创造了一个引人嘱目的人物。中宣部领导对影片的充分肯定，令我们整个摄制组欢欣鼓舞。但是，当摄制组请水利部领导审查时，他们却持否定态度，不仅提出许多意见，还着重指出，水利部从上到下不存在陈超人、魏晶莹这样品质低劣的党员干部。北影和水利部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周总理听说了影片触礁后，百忙中抽空来到了北影厂审看了影片。当时，北影和水利部双方的领导全在场，都在等待周总理的表态。看完影片，周总理环顾了大家一眼，很随和地说：‘可以改一下嘛。’说完径直走向我，一边与我热情握手，一边说：‘钟叶平同志，你在水利战线干得很好啊！’当周总理叫钟叶平同志那一刹那，我懵住了，等恍然明白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何尝不是明确的表态，一切都在这一直呼其名之中。北影人个个笑逐颜开，水利部的各位面面相觑。”
听了秦怡的介绍，我说：“我在北影听好几位讲过这件令北影人终生难忘的往事。周总理真是机智通达，巧妙地对影片作了肯定。”
“是啊，周总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和对我风趣的问候，倾刻间就为《浪涛滚滚》疏通了河道。” 她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之中，脸上丰富的表情使她的脸变得更美了，而眼睛里闪动着的奇异光彩也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
她又往下说：“这对我们摄制组是极大的鼓舞。导演成荫立即投入剪辑修改，继后也得到了水利部的认可。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公开上映。可是，美梦没有成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浪涛浪滚》被扣上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的大帽子，被打成了大毒草，而我也难逃厄运，况且随着‘大破大立’如排山倒海之势，我的从影生涯也被来了个算总帐，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在文艺界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讲完，秦怡沉默了，她的脸色渐渐地阴沉了下来。几分钟过去了，她还是沉默无言。又过去了几分钟，她还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我心里明白，她有委屈，有不平，有遗憾……她慢慢抬起头，失神地仰望着天花板，而她沉闷的表情使我感到她的心在沉落，还在沉落……我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该怎样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实然，她轻轻地开口了：“小曹，一回想这件事我很难过。不过，我可不是为了一个角色，一部电影的夭折而难过；也不是为了对我从事电影工作的否定而难过。我是想不通，想来想去想不通啊，明明是周总理肯定的人物和电影，怎么说否定就否定了！周总理肯定过那么多的演员、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类作品，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大毒草？我想不通，我难过啊！”
她脸色苍白，身子还打了个微颤，深沉又缓慢地说：“周总理1961年在新侨会议上强调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强调，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3月6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的陈毅副总理，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您们行脱帽礼。’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总理、陈老总的讲话，句句沁人肺腑，至今言犹在耳，可是，怎么说被践踏就践踏了？一个大国总理，他的权威和尊严是至高无上的，怎么屡遭挑战，受尽屈辱，一想到这些我有太多的不平，太多的疑问……”
我顿时明白，秦怡的苦不堪言并非出自患得患失，而是想得更深刻，更尖锐。如果说，先前我曾经一度感觉到她的心在沉落，沉落，那么此时此刻，我感觉到她切肤的隐隐之痛直抵内心深处！说这番话时，她的全身在战栗和瑟缩。不消说，她的内心装着太多深邃的却又难以自圆其说的思考，充满着触及灵魂且自相矛盾的无法排解的困惑……
突然，她发出轻轻地悲叹：“总理啊，忍辱负重，心比天高！”说完，一颗眼泪掉落在膝盖上，又是一颗……我望着她痛切之情溢于言表的神态，揣摩她的内心一定充满着爱恨交织的矛盾和无法言说的纠结……
她拿出手帕轻轻地拭抹泪痕。完了，微微仰起脸对我报以歉意的一笑，说，“对不起，我失礼了。” 我诚恳地说：“不，言为心声，看得出你对周总理一往情深，我更加敬重你了。由你我想到了北影的史平、于蓝，还有陶玉玲、红线女、张瑞芳。你们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所显现的真情实感，说明你们的感情是相通的，和我们大家也是心有所系，情有所致。秦怡老师，今天能够登门拜访，还承蒙接待。我不虚此行，得益匪浅。”
“小曹，你真会讲话，讲得让我转忧为喜，还感到言不尽意。”
我们正谈着，猛然间，从过道里走出一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走路却一颠一颠，嘴里还不断念念有词。秦怡凑近我耳边说：“我儿子金捷。”说完，她起身上前搀扶着金捷，用哄小孩的口气说：“小弟乖，听话，回房去。”她刚扶着儿子走了几步，金捷突然叫了起来：“我妈妈不是反革命，我妈妈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我大惊，没想到金捷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金捷还争脱了秦怡的扶持，一边嘴里不断重复刚才那句话，一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末了，在秦怡又拉又哄的诱导下回到他的房间。
我为之愕然！秦怡回坐到沙发后淡淡地说：“他小时候患了精神分裂症，前几年造反派几次上门抄家，还把小弟单独关起来，逼着要他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他一次一次地大喊大叫，我妈妈不是反革命，我妈妈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从此以后他病情加重，时好时坏……”
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秦怡讲这番话时，居然没有带上任何感情色彩，她很平静，没有如诉如泣，也没有恨声不绝。我凝望着她，她沉静得就像一汪湖水，虽然水波不兴，但又有谁知道其是深是浅！哀莫大于心死，无疑，她已经将悲哀埋在心底的深处。然而，从她对儿子的倍加呵护也可看出，她对儿子的关爱情深似海。如果说，过去、现在，我被秦怡的仪态万方的美深深吸引，那么此时此刻，我对她和家庭在遭遇不幸后她对儿子所赋予的爱，深深震撼，并肃然起敬。
秦怡转换了话题，正谈着，从内房传来了含混不清的叫喊声：“水，水……”秦怡动作敏捷地倒了一杯水进入内屋。不一会，她回来落座前对我歉然一笑，说，“是金焰，他病在床上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说什么也想不到，秦怡竟然与3个病人同处一室。看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服侍他们。她真不容易啊，得付出多少精力。可是，我想得更多的是，如果没有秦怡温情脉脉地唤起他们继续生活的勇气，如果没有秦怡用纯真的爱点燃他们早就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那么就不会有这十几年的生命延续！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侍姐如母、相呴以湿、舐犊深情的情感啊。我用敬佩的眼光端望着她，她啊，像天使般的美丽。
又谈了一阵，我就起身告辞。她说她也要外出，不如一起同行。她进了内房，稍后出来时已换了一套衣裤：小翻领的蓝色春秋衫，黑色斜纹布的长裤，脚登半新不旧的小圆头黑皮鞋。手中还拿着一只面粉袋，她说要去买米。
其实这是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上海的弄堂里，过街楼下，经常能听到这句“去买米”的口头语。此刻，听到此话从秦怡的口中说出，我却深感不同寻常。在我的想象中，进出大雅之堂的明星是不可能与背着米袋的家庭妇女划上等号的。可是现在，偏偏让我碰上了，而且要买米背上米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有着花容玉貌的大美人。
我把这些想法藏在心里，搭讪着说：“你真辛苦，还要亲自去买米。”
她坦率地回答：“没有办法，金焰、大姐、儿子、女儿、侄女都得靠我照料。以前有一个保姆，长年在我家，现在再留着，那又要罪加一等。不过这几年我已经做惯了。”
我惊讶地明知故问：“那全家的家务事全由你担着？”
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不做谁做。”
我哑然不语，心中却在翻江倒海：丈夫长年病瘫床上，姐姐病如废人，半残的儿子时好时闹，正在上学的女儿和侄女还得由她照顾。这是多么沉重的家庭重担啊，竟然由她——美如宝玉、秀似翡翠的天使来承担！她能扛得起挺得住吗？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她啊，用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知识分子的良知、艺术家的精细，硬是撑起了这个家。俗话说，铁肩挑重担，柔情暖人心。而她，我真想朗声吟诵：“情义挑重担，情意暖人心！”
我凝视着她的面孔。长长的睫毛，深邃的大眼睛闪闪发亮，我觉得她真是太美太美了，美得闭月羞花！忽然间，我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她为“中国最美丽女性！”
出了弄堂，左转没走一会便到了乌鲁木齐北路。她告诉我，这条路上有莱场，有许多杂货店。勿庸置疑，她平时一定经常挎着菜蓝子穿街过市，到附近买日常用品，无异于一个忙里忙外的家庭妇女，是一个殷勤的主妇。
我提出可以帮她把米背回去，她不肯。经过她再三拒绝，我不得不遂她所愿。她走远了，她的背影竟然也是那么优雅。其实，她的穿着在当时一片灰蓝的世界中别无二致，但是，只有她，才会把一套大众化的布衣布裤穿出上海人独有的迷人的海派风情。
这是为什么？同样的穿着，她却能与众不同，风姿绰约。我寻思，我推敲，我想到了两个字“善良”，内心的善良品行和圣洁的情操，并由内而外的焕发所形成的韵味，自然使她的美丽呈现出高贵气韵和绝世无双的漂亮。一言以蔽之，这何尝不是一个鲜艳夺目的光辉形象。这一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感人形象，也是秦怡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用心血凝成，没有任何人为的雕凿，没有刻意的任何做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能与她以前创造的所有形象相媲美：《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摩雅傣》中的母女俩、《北国江南》中的银花、《青春之歌》中的林红、《林则徐》中的阿宽嫂、《女篮五号》中的林洁、《浪涛滚滚》中的钟叶平……
导演成荫说：“秦怡天生丽质，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拍摄，她的脸容总会美得摄人魂魄；即使她不化妆，上镜后也美得像一首诗，一幅画！”
我想，如果说，是电影把她的精湛演技和国色天姿般的美丽从上海引向全国，引向世界，并成了上海一道永恒的风景；那么，她的善良、温情、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必将定格成上海滩上又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文章至此，也许应该收笔完稿，不，我仍然言犹未尽，禁不住还想秉笔直书：大家都知道，秦怡的漂亮令人怦然心动，然而她的美丽恰恰掩饰了她灵魂的痛苦：她虽然有一个看似完整的家，却有着非比常人的艰难，而她唯能用博大的爱来自我化解悄悄释放。她的苦远不止于此，可以说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无尽无穷的孤独。殊不知，远离银幕，她的心已经支离破碎。正因为心的破碎，她更加难以忘怀周总理对电影事业和文艺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解放前，复兴西路44弄的7幢洋房，屋主是当时出入政界如入无人之境的蓝妮。她是何许人也？孙中山的儿子、时任立法院长孙科的二房。因她喜好玫瑰，这7幢洋房就被命名为“玫瑰别墅”。解放后收归国有并作为可供分配的房源。能入住的可不是一般的芸芸众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著名人士。秦怡住在2号。
我轻轻敲了敲门。门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很客气地问我有何贵干。我说有事来看秦怡，她迅速打量了我一眼，旋即侧身一旁说，她家在二楼。上到二楼，迎着楼梯口的门半掩着，我刚敲了一下，里面就有人应声问：谁啊？我回答，是秦文要我来的。门内响起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门开了，伫立在我面前的就是秦怡。她笑靥迎人，温文尔雅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并说请。以前，我被她在画刊上、海报上、银幕上的美丽高贵的形象深深吸引；现在我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秦怡，未施粉黛，穿着中袖对襟夹袄，下穿毛蓝布的中裤，一副家庭妇女的打扮。可以说，这在上海滩司空见惯，就像弄堂里的王家姆妈、周家姆妈。可是在见到她的一刹那，她那白皙的肤色，秀丽端庄的神态，却让人立时感到从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一股魅力摄人魂魄。
客厅不大，家具也很普通。一张老式的双人沙发，对面是两把已经油亮的藤椅。我刚落座，秦怡已端上一杯白开水放在藤制的茶几上。我拿出信封交给她，说，这是秦文带给她女儿邓星的。话音刚落，从一旁的侧屋传来了问话声：“是谁，来客人了？”秦怡悄声说是我大姐。她走过去开了半扇门，小声说：“是文妹托人给星儿带钱来了。”我听到，屋内人一阵嘻嘻的笑声后，说，你要代星儿谢谢这位好心人呐。
秦怡随口说道，很失礼，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我大大咧咧地说，我是不速之客，惊动了你，还要请你原谅。秦怡说，你说到哪儿去啦，你不远千里，帮我家办事，真该谢谢你。我说，顺便捎带，不值一提，倒是能登临贵宅，我真的不胜荣幸。秦怡自嘲地一笑：“你别讲客气话了，我是什么人你难道不知道，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修正主义的反动艺人……被批得臭不可闻，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截住她的话头，真诚地说：“如果我把你看成众矢之的，必定望而却步。我倒觉得，一切对你的诬蔑和扭曲，纵然倒脏水泼污泥，也无损于你的美好形象。”听我这么一讲，秦怡定神看了我一眼，脸上浮现了淡淡的释然的笑容。忽然，她用抱歉的口吻说：“真对不起，竟忘了请教尊姓大名。”我答道：“我叫曹致佐。”她打量了我一眼，问：“你和秦文是同事？”我想了想说：“不是，不过现在可以说是。”她笑了，“你真有意思，给我说起绕口令了。”我赶紧解释：“我和肖马、杨履方合写了一个剧本《青春似火》，秦文在戏里饰演一个角色。”秦怡惊喜地说，“好啊，她有戏演了，真为她高兴。噢，等一等，你刚才说，和你合作的人中有一个叫杨履方对不对？”“对。”“是不是写《布谷鸟又叫了》的那个杨履方？”“就是他。”秦怡高兴地说，“这人我知道，五十年代早期，他的《布谷鸟又叫了》，海默的《铜箫横吹》可以说震动了影坛，红遍了全国，被赞赏为‘第四种题材’。不过，他俩也因为这‘第四种’题材，被批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成了被狠揭猛批的靶子。”她很快口气一转，说，“你看看，我提二十年前的往事干什么。噢，我想起来了，他在南京军区，你是？”“我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工作，是工人业余作者。”“那你们，一个在军队，一个在地方，怎么会一起合作写剧本？”“他是被赶出部队，转业到马鞍山市文化局。”“原来如此，扫地出门，他和陶玉玲一样，都从南京军区被赶了出来，唉……”她凝神思索了一阵，实然问道，“你说你是马钢的业余作者？”“是的，我在马钢机修厂工作，是划线工。”“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噢，想起来了，去年文妹来上海，闲谈时她说有一个马钢的工人业余作者，真勇敢。那时，周总理有二十多天没有露面，北影从上到下都在传，周总理可能已经身不由己。大家对周总理的安危万分焦虑，忐忑不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马钢的工人业余作者，在茶话会上，哭着举杯敬祝周总理健康长寿，还连着三次。他的真情表露，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也发泄了大家的忧愤。看来，你就是那个敢爱敢说的曹—曹—曹致佐！”我淡然一笑，说：“我当时也不知为何情不由己，一时感情冲动，随口一说。”秦怡用她晶莹的眼睛望着我，赞赏道：“你这个感情冲动好啊，随口讲出的是真话，是真情的流露。秦文告诉我，自那天起，你在北影人眼中成了可以信赖的工人业余作者。”听到这样的夸奖，我心里当然喜滋滋的，但坦白地说，自那天开始，我才真正了解了北影人对周总理刻骨铭心的感情。秦怡说：“不光是北影人，全国人民都是打心眼里爱戴、崇敬周总理。就说我自己，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关爱和帮助。”
我在北影曾听说电影《浪涛滚滚》在面临不依不挠的非议之时的遭遇，就说：“我在北影看过你主演的《浪涛滚滚》……”
秦怡不胜惊疑地反问：“你看过《浪涛滚滚》？”
我肯定地点点头，“看过。”
“这部片子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怎么能放映？”
“是以大批判的名义，才拿出来让我们识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然后以‘三突出’的创作原理，对这部反动影片进行揭深批透。”
秦怡正视着我问：“那你们是怎么批的？”
“我们学习班的学员多数都到图书馆找报纸依葫芦画瓢，并作为批判的武器，一次又一次地以大批判开路，然后一次又一次带着革命警惕性来看毒草影片，你演的《北国江南》我也大饱眼福。”
秦怡微蹙的眉头舒展开来，笑着说：“你太会开玩笑了，什么大饱眼福，就不怕中毒？” “中毒？看完《浪涛滚滚》，就开批判会，人人言词激烈，把这部片子批得体无完肤。散会后，几个相交甚密的学员私下里议论，都说秦怡演得好，有好几场戏演得非常到位，非常精彩，这是一部扣人心弦，正气凛然的好影片！”
听我这么一说，秦怡忍不住笑了：“小曹，你是想让我开心是吗？你应该讲实话，要把片子的缺点和不足实言相告。”
我耸耸肩，两手一摊：“这确确实实是我的观感，大多数人也赞赏有加。”
她那红润的、丰满的、轮廊分明的脸宠上泛起了笑容，不过仅仅是笑一笑而已，继而深深叹了口气，压抑地说：“不瞒你说，我对自己的表现也打了90分。在投入拍摄前和进入拍摄后，我一心想把角色演好。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出片，就遭到水利部的剧烈反对。”
我听周啸邦讲过这一风波的来龙去脉，但我还是愿意听秦怡再说一遍。秦怡不紧不慢地述说起来：“《浪涛浪滚》是通过一个大型水库的建设，反映了工业战线上领导之间保守与革新的思想斗争。影片努力塑造了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几位老干部，描写了他们的工作、生活以及个人的欢乐和苦恼。”
我插话：“你在剧中出演主角党委书记钟叶平，和你的丈夫、水利局局长陈超人，在提前一年完成拦洪的计划上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对，最初在剧本征求意见时，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亲自审定，各方面皆反映很好。我们在1965年春天拍完全部样片。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后说：这个戏写得很好，拍得很成功。写了很多人物，秦怡成功塑造了党委书记钟叶平这个人物，可以说，这是秦怡从事电影创作以来，继《北国江南》以后又创造了一个引人嘱目的人物。中宣部领导对影片的充分肯定，令我们整个摄制组欢欣鼓舞。但是，当摄制组请水利部领导审查时，他们却持否定态度，不仅提出许多意见，还着重指出，水利部从上到下不存在陈超人、魏晶莹这样品质低劣的党员干部。北影和水利部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周总理听说了影片触礁后，百忙中抽空来到了北影厂审看了影片。当时，北影和水利部双方的领导全在场，都在等待周总理的表态。看完影片，周总理环顾了大家一眼，很随和地说：‘可以改一下嘛。’说完径直走向我，一边与我热情握手，一边说：‘钟叶平同志，你在水利战线干得很好啊！’当周总理叫钟叶平同志那一刹那，我懵住了，等恍然明白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何尝不是明确的表态，一切都在这一直呼其名之中。北影人个个笑逐颜开，水利部的各位面面相觑。”
听了秦怡的介绍，我说：“我在北影听好几位讲过这件令北影人终生难忘的往事。周总理真是机智通达，巧妙地对影片作了肯定。”
“是啊，周总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和对我风趣的问候，倾刻间就为《浪涛滚滚》疏通了河道。” 她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之中，脸上丰富的表情使她的脸变得更美了，而眼睛里闪动着的奇异光彩也美得回眸一笑百媚生。
她又往下说：“这对我们摄制组是极大的鼓舞。导演成荫立即投入剪辑修改，继后也得到了水利部的认可。可以说万事俱备，只等公开上映。可是，美梦没有成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浪涛浪滚》被扣上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恶毒攻击党的领导的大帽子，被打成了大毒草，而我也难逃厄运，况且随着‘大破大立’如排山倒海之势，我的从影生涯也被来了个算总帐，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在文艺界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讲完，秦怡沉默了，她的脸色渐渐地阴沉了下来。几分钟过去了，她还是沉默无言。又过去了几分钟，她还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那儿。我心里明白，她有委屈，有不平，有遗憾……她慢慢抬起头，失神地仰望着天花板，而她沉闷的表情使我感到她的心在沉落，还在沉落……我不知该怎样安慰她，该怎样抚平她心灵的创伤。实然，她轻轻地开口了：“小曹，一回想这件事我很难过。不过，我可不是为了一个角色，一部电影的夭折而难过；也不是为了对我从事电影工作的否定而难过。我是想不通，想来想去想不通啊，明明是周总理肯定的人物和电影，怎么说否定就否定了！周总理肯定过那么多的演员、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各类作品，怎么都成了反革命、大毒草？我想不通，我难过啊！”
她脸色苍白，身子还打了个微颤，深沉又缓慢地说：“周总理1961年在新侨会议上强调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反对套框子、挖根子、抓辫子、扣帽子和打棍子……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周总理强调，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则是非常明确的。3月6日在话剧、歌剧创作会议上，快人快语的陈毅副总理，作了那个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讲话：‘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12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您们行脱帽礼。’在这两个会议上，周总理、陈老总的讲话，句句沁人肺腑，至今言犹在耳，可是，怎么说被践踏就践踏了？一个大国总理，他的权威和尊严是至高无上的，怎么屡遭挑战，受尽屈辱，一想到这些我有太多的不平，太多的疑问……”
我顿时明白，秦怡的苦不堪言并非出自患得患失，而是想得更深刻，更尖锐。如果说，先前我曾经一度感觉到她的心在沉落，沉落，那么此时此刻，我感觉到她切肤的隐隐之痛直抵内心深处！说这番话时，她的全身在战栗和瑟缩。不消说，她的内心装着太多深邃的却又难以自圆其说的思考，充满着触及灵魂且自相矛盾的无法排解的困惑……
突然，她发出轻轻地悲叹：“总理啊，忍辱负重，心比天高！”说完，一颗眼泪掉落在膝盖上，又是一颗……我望着她痛切之情溢于言表的神态，揣摩她的内心一定充满着爱恨交织的矛盾和无法言说的纠结……
她拿出手帕轻轻地拭抹泪痕。完了，微微仰起脸对我报以歉意的一笑，说，“对不起，我失礼了。” 我诚恳地说：“不，言为心声，看得出你对周总理一往情深，我更加敬重你了。由你我想到了北影的史平、于蓝，还有陶玉玲、红线女、张瑞芳。你们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所显现的真情实感，说明你们的感情是相通的，和我们大家也是心有所系，情有所致。秦怡老师，今天能够登门拜访，还承蒙接待。我不虚此行，得益匪浅。”
“小曹，你真会讲话，讲得让我转忧为喜，还感到言不尽意。”
我们正谈着，猛然间，从过道里走出一个学生模样的小青年。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走路却一颠一颠，嘴里还不断念念有词。秦怡凑近我耳边说：“我儿子金捷。”说完，她起身上前搀扶着金捷，用哄小孩的口气说：“小弟乖，听话，回房去。”她刚扶着儿子走了几步，金捷突然叫了起来：“我妈妈不是反革命，我妈妈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我大惊，没想到金捷是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金捷还争脱了秦怡的扶持，一边嘴里不断重复刚才那句话，一边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末了，在秦怡又拉又哄的诱导下回到他的房间。
我为之愕然！秦怡回坐到沙发后淡淡地说：“他小时候患了精神分裂症，前几年造反派几次上门抄家，还把小弟单独关起来，逼着要他交待我的反革命罪行，他一次一次地大喊大叫，我妈妈不是反革命，我妈妈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从此以后他病情加重，时好时坏……”
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秦怡讲这番话时，居然没有带上任何感情色彩，她很平静，没有如诉如泣，也没有恨声不绝。我凝望着她，她沉静得就像一汪湖水，虽然水波不兴，但又有谁知道其是深是浅！哀莫大于心死，无疑，她已经将悲哀埋在心底的深处。然而，从她对儿子的倍加呵护也可看出，她对儿子的关爱情深似海。如果说，过去、现在，我被秦怡的仪态万方的美深深吸引，那么此时此刻，我对她和家庭在遭遇不幸后她对儿子所赋予的爱，深深震撼，并肃然起敬。
秦怡转换了话题，正谈着，从内房传来了含混不清的叫喊声：“水，水……”秦怡动作敏捷地倒了一杯水进入内屋。不一会，她回来落座前对我歉然一笑，说，“是金焰，他病在床上已经有十多年了。”
我的心咯噔了一下，说什么也想不到，秦怡竟然与3个病人同处一室。看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服侍他们。她真不容易啊，得付出多少精力。可是，我想得更多的是，如果没有秦怡温情脉脉地唤起他们继续生活的勇气，如果没有秦怡用纯真的爱点燃他们早就奄奄一息的生命之火，那么就不会有这十几年的生命延续！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侍姐如母、相呴以湿、舐犊深情的情感啊。我用敬佩的眼光端望着她，她啊，像天使般的美丽。
又谈了一阵，我就起身告辞。她说她也要外出，不如一起同行。她进了内房，稍后出来时已换了一套衣裤：小翻领的蓝色春秋衫，黑色斜纹布的长裤，脚登半新不旧的小圆头黑皮鞋。手中还拿着一只面粉袋，她说要去买米。
其实这是一句极其普通的话，在上海的弄堂里，过街楼下，经常能听到这句“去买米”的口头语。此刻，听到此话从秦怡的口中说出，我却深感不同寻常。在我的想象中，进出大雅之堂的明星是不可能与背着米袋的家庭妇女划上等号的。可是现在，偏偏让我碰上了，而且要买米背上米袋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有着花容玉貌的大美人。
我把这些想法藏在心里，搭讪着说：“你真辛苦，还要亲自去买米。”
她坦率地回答：“没有办法，金焰、大姐、儿子、女儿、侄女都得靠我照料。以前有一个保姆，长年在我家，现在再留着，那又要罪加一等。不过这几年我已经做惯了。”
我惊讶地明知故问：“那全家的家务事全由你担着？”
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不做谁做。”
我哑然不语，心中却在翻江倒海：丈夫长年病瘫床上，姐姐病如废人，半残的儿子时好时闹，正在上学的女儿和侄女还得由她照顾。这是多么沉重的家庭重担啊，竟然由她——美如宝玉、秀似翡翠的天使来承担！她能扛得起挺得住吗？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她啊，用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知识分子的良知、艺术家的精细，硬是撑起了这个家。俗话说，铁肩挑重担，柔情暖人心。而她，我真想朗声吟诵：“情义挑重担，情意暖人心！”
我凝视着她的面孔。长长的睫毛，深邃的大眼睛闪闪发亮，我觉得她真是太美太美了，美得闭月羞花！忽然间，我想起了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她为“中国最美丽女性！”
出了弄堂，左转没走一会便到了乌鲁木齐北路。她告诉我，这条路上有莱场，有许多杂货店。勿庸置疑，她平时一定经常挎着菜蓝子穿街过市，到附近买日常用品，无异于一个忙里忙外的家庭妇女，是一个殷勤的主妇。
我提出可以帮她把米背回去，她不肯。经过她再三拒绝，我不得不遂她所愿。她走远了，她的背影竟然也是那么优雅。其实，她的穿着在当时一片灰蓝的世界中别无二致，但是，只有她，才会把一套大众化的布衣布裤穿出上海人独有的迷人的海派风情。
这是为什么？同样的穿着，她却能与众不同，风姿绰约。我寻思，我推敲，我想到了两个字“善良”，内心的善良品行和圣洁的情操，并由内而外的焕发所形成的韵味，自然使她的美丽呈现出高贵气韵和绝世无双的漂亮。一言以蔽之，这何尝不是一个鲜艳夺目的光辉形象。这一有情有义、有血有肉的感人形象，也是秦怡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用心血凝成，没有任何人为的雕凿，没有刻意的任何做作。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能与她以前创造的所有形象相媲美：《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摩雅傣》中的母女俩、《北国江南》中的银花、《青春之歌》中的林红、《林则徐》中的阿宽嫂、《女篮五号》中的林洁、《浪涛滚滚》中的钟叶平……
导演成荫说：“秦怡天生丽质，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拍摄，她的脸容总会美得摄人魂魄；即使她不化妆，上镜后也美得像一首诗，一幅画！”
我想，如果说，是电影把她的精湛演技和国色天姿般的美丽从上海引向全国，引向世界，并成了上海一道永恒的风景；那么，她的善良、温情、对家人的爱和责任，必将定格成上海滩上又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文章至此，也许应该收笔完稿，不，我仍然言犹未尽，禁不住还想秉笔直书：大家都知道，秦怡的漂亮令人怦然心动，然而她的美丽恰恰掩饰了她灵魂的痛苦：她虽然有一个看似完整的家，却有着非比常人的艰难，而她唯能用博大的爱来自我化解悄悄释放。她的苦远不止于此，可以说她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着无尽无穷的孤独。殊不知，远离银幕，她的心已经支离破碎。正因为心的破碎，她更加难以忘怀周总理对电影事业和文艺工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