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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中，政府干预始终存在，并且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大学社会职能的演进影响着政府采取何种干预方式、干预范围以及干预程度。政府干预模式受国家经济运行机制以及政府的管理模式影响。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模式应考虑到大学自身的发展水平和发展历程。
【关键词】大学 政府 社会职能 干预模式
自大学产生之日起，就已经与国家权力、政府干预相联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学社会职能的演进。所谓大学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指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大学社会职能实质上揭示了大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它表明了大学应当如何运行，以及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从中国大学社会职能演变的具体过程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模式也是不同的。
大学社会职能演进与政府干预的动因
教学的一元职能时代。教学的一元职能时代也可称为传统大学时代，主要是从中世纪大学兴起开始，直至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在此期间，对于众多大学而言，唯一的社会职能就是教书育人，其最重要的组织活动就是教学活动。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大学机构本身还是社会各界都普遍认为，大学是不需要进行知识生产的，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才是大学的工作任务。正是由于单一的社会职能，大学仅仅成为国家开展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筹码，或者说是统治者进行工具性人才培养的机构，除此之外，大学对政府并没有太多的贡献和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学受到政府的重视程度较小，大学所处的地位也比较边缘。
教学与科研结合的二元职能时代。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可以说是对传统大学的挑战，也是对大学教学一元职能的改革。柏林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使得科研成为大学的另一社会职能。这标志着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也昭示着传统政府与大学关系模式的深刻变革。即：大学将不再只是一个单一的人才培育机构，它和政府一样，负有促进民族国家发展和崛起的重大使命，如果政府要实现振兴国家和民族的目标，就必须倚重大学在知识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与传统大学不同，科研职能的产生使得现代大学与政府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对大学来说，离开了国家的支持与保护，就“失去了自由自在的学术环境”；对政府而言，大学生产的知识的实用性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使得政府必须重视并控制大学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大学的地位不再边缘化，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变得紧密。
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三元职能时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革新可以说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提出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这不仅仅影响到了美国的大学，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和变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今，社会服务职能已成为了大学职能中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入社会中心的过程，是其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随着融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三元职能的形成，现代大学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大学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大学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政府才越来越想干预，以确保大学能更好地为国家和公众服务。
政府干预大学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
“守夜人”模式。在农业经济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自给自足，而且相对封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知识适用的时间和周期比较长，流动和更新的速度非常缓慢，仅仅凭借已有的知识，以及积累的相关经验，国家和社会也能顺利地运转和延续，因此，国家和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并不是很强烈。在这一时期，大学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只要是没有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以及社会传统地位，政府对大学就没有过多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相对比较自由，甚至还获得了“司法自治、罢课、迁徙、免税免役、自主颁发教学许可证以及生活和教学秩序不受干扰”等特权。相对而言，政府就好像一个“守夜人”，维护大学正常的秩序并给予相应的保护，这即为教学的一元职能时代政府采取的“守夜人”模式。然而，大学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并不一定表示大学在“知识”层面上同样“边缘”，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大学在知识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方面都产生了迫切的需求，这就促使了大学的社会职能不再仅仅局限于传播知识，其进行科学研究的职能逐渐体现出来，大学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日渐凸显。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政府对于大学干预的范围扩大、干预的方式多样、干预的程度加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长制”和“掌舵制”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基本模式。
“家长制”模式。由于大学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原有的“守夜人”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产生了“家长制”模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方式就是这种典型的“家长制”模式。在“家长制”的政府干预模式下，政府对大学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是具有主导性的力量。而对于大学而言，不仅要根据政府的要求，面向政府办学，还要考虑到政府的相关规划，深入贯彻国家意志。至此，政府形成了一种权利相对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政府对大学事务实施的是全面而具体的干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由原来边缘化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家长制”的模式，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方面，也体现在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方面。
“掌舵者”模式。对于“家长制”模式而言，政府主要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具体的干预，而“掌舵者”模式与“家长制”模式相比，有很大不同。在“掌舵者”模式中，大学发展的主导力量来源于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而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只是辅助力量，而且政府对于大学并不是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而是通过市场的调节、经济的调控，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法律，实施政策，并通过法律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来干预大学，这种干预方式与“家长制”模式的干预方式相比，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宏观性。另外，其干预的间接性还表现在大学的办学主体、教学模式、管理制度、资金来源等方面。具体而言，在“掌舵者”模式下，大学主要是自主办学，是面向社会的，大学的办学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很多社会团体或者企业单位都纷纷参与到大学创建中，逐渐出现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公私联办的大学等多种形式；在教学模式和管理制度方面，也不是由政府直接决定，其主要的设定标准就是要符合市场供求关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资金来源方面，政府投资不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办学经费逐渐呈现多样化，例如：企业投资、社会捐赠、金融贷款、缴纳学费等。在“掌舵者”模式下，大学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有所降低，大学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自治权力。总之，“掌舵者”模式是一种既不违背市场规律，又能体现政府意图的干预方式，被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广泛运用。
“合作伙伴”模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守夜人”模式、“家长制”模式，还是“掌舵者”模式，都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并逐渐凸显出一些缺点和不足。由于大学的规模和社会职能的迅速扩大，仅用政府主导的行政干预或者以市场为主导的配置资源的间接干预都已无法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因此，为了使大学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大学都在积极探索和创新，改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改变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方式。
政府干预大学基本模式的特征对比及启示
从上述政府干预大学的四种基本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的不同，政府对于大学的干预也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大学的模式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它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发展模式的改变而变化，从“守夜人”模式到“家长制”和“掌舵者”模式，再到“合作伙伴”模式，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体制和大学社会职能的演变过程中，这种变化正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大学自身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
就中国而言，中国既处于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又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大学的社会职能的演进过程，以及政府对大学干预的基本模式变迁的历程，探寻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发展规律来看，目前，中国政府干预大学比较适合采用“合作伙伴”模式，其有利于推进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健康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快速均衡发展。
（作者分别为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教授，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与实践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HB11JY045）
【关键词】大学 政府 社会职能 干预模式
自大学产生之日起，就已经与国家权力、政府干预相联结，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学社会职能的演进。所谓大学的社会职能，主要是指大学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和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大学社会职能实质上揭示了大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任务，它表明了大学应当如何运行，以及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从中国大学社会职能演变的具体过程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模式也是不同的。
大学社会职能演进与政府干预的动因
教学的一元职能时代。教学的一元职能时代也可称为传统大学时代，主要是从中世纪大学兴起开始，直至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在此期间，对于众多大学而言，唯一的社会职能就是教书育人，其最重要的组织活动就是教学活动。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大学机构本身还是社会各界都普遍认为，大学是不需要进行知识生产的，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才是大学的工作任务。正是由于单一的社会职能，大学仅仅成为国家开展政治斗争的一部分筹码，或者说是统治者进行工具性人才培养的机构，除此之外，大学对政府并没有太多的贡献和意义。因此，这一时期的大学受到政府的重视程度较小，大学所处的地位也比较边缘。
教学与科研结合的二元职能时代。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可以说是对传统大学的挑战，也是对大学教学一元职能的改革。柏林大学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使得科研成为大学的另一社会职能。这标志着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也昭示着传统政府与大学关系模式的深刻变革。即：大学将不再只是一个单一的人才培育机构，它和政府一样，负有促进民族国家发展和崛起的重大使命，如果政府要实现振兴国家和民族的目标，就必须倚重大学在知识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与传统大学不同，科研职能的产生使得现代大学与政府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对大学来说，离开了国家的支持与保护，就“失去了自由自在的学术环境”；对政府而言，大学生产的知识的实用性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使得政府必须重视并控制大学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大学的地位不再边缘化，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变得紧密。
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三元职能时代。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革新可以说是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提出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这不仅仅影响到了美国的大学，对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和变革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今，社会服务职能已成为了大学职能中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大学从社会边缘走入社会中心的过程，是其从理论走向实践、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随着融教学、科研及社会服务为一体的三元职能的形成，现代大学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大学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大学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政府才越来越想干预，以确保大学能更好地为国家和公众服务。
政府干预大学的基本模式及其变迁
“守夜人”模式。在农业经济时代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主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自给自足，而且相对封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知识适用的时间和周期比较长，流动和更新的速度非常缓慢，仅仅凭借已有的知识，以及积累的相关经验，国家和社会也能顺利地运转和延续，因此，国家和社会对于知识的要求并不是很强烈。在这一时期，大学处于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只要是没有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以及社会传统地位，政府对大学就没有过多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相对比较自由，甚至还获得了“司法自治、罢课、迁徙、免税免役、自主颁发教学许可证以及生活和教学秩序不受干扰”等特权。相对而言，政府就好像一个“守夜人”，维护大学正常的秩序并给予相应的保护，这即为教学的一元职能时代政府采取的“守夜人”模式。然而，大学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并不一定表示大学在“知识”层面上同样“边缘”，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大学在知识发展与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在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方面都产生了迫切的需求，这就促使了大学的社会职能不再仅仅局限于传播知识，其进行科学研究的职能逐渐体现出来，大学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日渐凸显。在这样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政府对于大学干预的范围扩大、干预的方式多样、干预的程度加强，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家长制”和“掌舵制”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基本模式。
“家长制”模式。由于大学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著，原有的“守夜人”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产生了“家长制”模式。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方式就是这种典型的“家长制”模式。在“家长制”的政府干预模式下，政府对大学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是具有主导性的力量。而对于大学而言，不仅要根据政府的要求，面向政府办学，还要考虑到政府的相关规划，深入贯彻国家意志。至此，政府形成了一种权利相对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政府对大学事务实施的是全面而具体的干预。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的变化，由原来边缘化的关系，变成了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家长制”的模式，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方面，也体现在大学对政府的依赖方面。
“掌舵者”模式。对于“家长制”模式而言，政府主要以直接的方式进行具体的干预，而“掌舵者”模式与“家长制”模式相比，有很大不同。在“掌舵者”模式中，大学发展的主导力量来源于社会的需求和市场的发展，而政府的干预和调控只是辅助力量，而且政府对于大学并不是采取直接干预的方式，而是通过市场的调节、经济的调控，以及相关政府部门颁布法律，实施政策，并通过法律和政府的引导作用来干预大学，这种干预方式与“家长制”模式的干预方式相比，具有一定的间接性和宏观性。另外，其干预的间接性还表现在大学的办学主体、教学模式、管理制度、资金来源等方面。具体而言，在“掌舵者”模式下，大学主要是自主办学，是面向社会的，大学的办学主体不再仅仅是政府，很多社会团体或者企业单位都纷纷参与到大学创建中，逐渐出现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公私联办的大学等多种形式；在教学模式和管理制度方面，也不是由政府直接决定，其主要的设定标准就是要符合市场供求关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资金来源方面，政府投资不再是唯一的资金来源，办学经费逐渐呈现多样化，例如：企业投资、社会捐赠、金融贷款、缴纳学费等。在“掌舵者”模式下，大学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有所降低，大学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自治权力。总之，“掌舵者”模式是一种既不违背市场规律，又能体现政府意图的干预方式，被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广泛运用。
“合作伙伴”模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守夜人”模式、“家长制”模式，还是“掌舵者”模式，都已经无法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并逐渐凸显出一些缺点和不足。由于大学的规模和社会职能的迅速扩大，仅用政府主导的行政干预或者以市场为主导的配置资源的间接干预都已无法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动力支持。因此，为了使大学更好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需求，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大学都在积极探索和创新，改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改变政府对大学的干预方式。
政府干预大学基本模式的特征对比及启示
从上述政府干预大学的四种基本模式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模式的不同，政府对于大学的干预也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同。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大学的模式是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它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发展模式的改变而变化，从“守夜人”模式到“家长制”和“掌舵者”模式，再到“合作伙伴”模式，政府对大学的干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体制和大学社会职能的演变过程中，这种变化正是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大学自身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
就中国而言，中国既处于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又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从大学的社会职能的演进过程，以及政府对大学干预的基本模式变迁的历程，探寻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发展规律来看，目前，中国政府干预大学比较适合采用“合作伙伴”模式，其有利于推进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健康发展，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快速均衡发展。
（作者分别为石家庄经济学院副教授，助理研究员；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河北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与实践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批准号：HB11JY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