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杜李,土家族,湖北恩施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著有诗学个案研究专著《文情丽彩》、散文诗集《乡歌,梦里的老家》,曾多次获奖。
摘要:作为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主要领跑人之一,李传锋以其特殊的笔触,从独特的观照视角来担忧人类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也彰显了他对人文意识的终极关怀,极大地启迪了中国作家向动物题材创作领域的拓荒。
关键词:李传锋;动物小说;人文关怀
在中国鄂西文学研究或中国土家族文学研究抑或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研究的视野中,李传锋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从地域文化范围的角度来说,他是鄂西这片诗意土地上走出去的现当代第一位以民族地域生活为依托的作家;从中国文化的大语境来看,李传锋是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主要领跑人之一。
李传锋1947年3月生于鄂西鹤峰县六峰坪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回乡知青,当过基层干部,1973年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李传锋的小说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乡村小说和动物小说两种类型,前者以《烟姐儿》《人生,将从这里开始》《热血》为代表,特别是发表在1981年第4期《长江文艺》上的《烟姐儿》(《小说月报》曾转载过),“这是发表较早的、反映鄂西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经济改革的优秀作品”[1];然而遍观李传锋的小说,成就最大的我以为还是他的动物小说。即便是在他的乡村小说《热血》中,也是通过捕猎干狗(狐狸)来叙写土家青年四郎的成长历程的。
“人之于故土,常常有一种深入骨子而且与生俱来的精神纠葛。”[2]李传锋的故乡——“鄂西山区神奇美妙,密林深处的飞禽走兽、流萤蚂蚁、民间传说故事中钟情的鸳鸯、勤劳的马、忠诚的狗、憨厚的牛、勇敢的鹰、威武的老虎、可恶的豺狼……都给李传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熟悉和喜爱原野中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动物,这些都为他创作动物小说准备了极其丰富的感性材料”[3]。就像《雪虎》之于杰克·伦敦,《白比姆黑耳朵》之于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尔斯基,《中山狼传》之于马中锡。“形象地描写动物世界的生活,描绘动物与人类的交往,描绘动物在觅食、避敌、求偶等环境下的情态、技能、遭遇……”,以“从中追寻出大自然的知识、情趣和给予人类有意的启示”。[4]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变史,我国当代有别于兽形人语寓言式的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小说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而李传锋在1981年就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动物小说《退役军犬》,这篇小说获得了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并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到1989年出版长篇动物小说《最后一只白虎》,这十年间,李传锋还创作了《毛栗球》《猎狗狮毛》《母鸡来亨儿》《山野的秋天》等大量的动物小说,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动物小说选》,可以说有力地代表了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动物小说创作的成就,也大大地启迪了中国作家向动物题材创作领域的拓荒。
一、现代生态意识的深层追问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了一场深入人心的全球性运动,而且这次运动必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文化主题,这就是绿色思潮和绿色运动。“所有绿色思潮的总主题就是从生态学特别是东方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中汲取生态智慧,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走出‘人类困境’,实现生态文明。”[5]在绿色思潮的推动下,生物生态学被引进社会和文化领域,人类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来审视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于是与自然生态学相并列的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精神生态学等应运而生。生态与文学、环境与人类、人类与自然,逐渐成了社会思考的一个显学课题,因为人如何面对自然生态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只有正视这一问题,个体生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也才能回到最本真的状态。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对生态意识的感触是迟到的,然而李传锋却从创作第一篇动物小说起就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李传锋的这种责任自觉与挪威前女首相布仑特兰(Bruntland)不谋而合,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布仑特兰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似乎认识到16世纪以来的工业模式经济对大自然的严重威胁与毁灭。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20世纪西方对这一问题产生了集中的反映,生发出了不断的生态运动与生态文艺思潮。随着我国工业文明、机械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不得不提前来直面这个严峻的考验。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中的那只举世罕见的小白虎,经过各种颠沛流离之后回到它梦中的南渡江时,“心中的群山在南渡江边,万木葱茏,遮天蔽日,而眼前这山,却被砍伐的满目疮痍,到处裸露出大地的黄色土。由于修公路,民工们用炸药把山坡都炸松了。大树被砍伐,小树被炸飞的岩石砸得东倒西歪。大雨一来,黄土山没有树木保护,被暴发的山洪冲成一道道深沟,就像有一把巨大的刀在山坡上砍出很深的伤口”[6]。“小公虎站在山头,望着山上新出现的伤痕发呆,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不爱惜青山?自然环境被破坏,受苦的不只是动物,人类的生活环境也会遭到破坏。”[7]“动物和人一样,也有感受痛苦的能力。”[8]这不仅是对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谴责,更有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生态灾害的批判。李传锋借小白虎站在人类生态的高度和历史与现实的焊接点上,以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独特视角去诘问自然困境的终极关怀,其深广忧思早已超越了南渡江本身。其中以老巴为首的偷猎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一次次追捕小白虎,甚至点燃山火来围猎它,以致最后两败俱伤,这不仅是对物种减退和灭绝状态的深深忧虑,更是对自然界生物链条遭遇人类破坏的悲情言说。
深层生态学告诉我们,社会生态危机往往是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今天这个现代化向全球化扩张、技术文明导致生活方式异化的快节奏生活中,有着一种只说结局不讲过程的浮躁,特别是商业化链条对人性的猛然围猎,让人的物欲变得空前高涨而强烈,所有的情感关系都会被利益的利刃给彻底地割断。短篇小说《毛栗球》中那只被驯化了的山鸡,为了得到安全和美食的豢养而不再去过那种自由自在却又担惊受怕的日子,听从主人的安排将同类引进猎人的圈套。《最后一只白虎》中当小白虎从马戏班逃回森林,老巴和田刮刮儿用“神秘的洞穴”来引诱小白虎误入囚笼后,老巴为了能独吞小白虎而将田刮刮儿打下岩崖,以及老巴和田刮刮儿堂客朱氏乱淫的勾当等等。李传锋“把动物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延伸,使动物成长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寓言,并寓含丰富的寓意与思想诉求”[9]。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被浮华的物质包裹着,Alienation(异化)、Loneliness(孤独)和Insulation(绝缘)是人类心灵因枯竭而吐出的灰色音符,人际关系被物质和利欲肆意地左右着。老巴和田刮刮儿只是社会的一个代表,是利益驱使他们去追捕珍贵的小白虎,又是利益让老巴将田刮刮儿砸到岩崖下。这是社会生态的病象、利欲对人的异化,更是对物欲文化的一种强烈批判,也就是对文化生态的一种透析。李传锋动物小说以特殊的笔触,从独特的观照视角来担忧人类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文化是一个作家的立足点,就像余秋雨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10]李传锋亦然。他根植于民族文化的热土,以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倒退为宗旨,以现代意识的视角切入,以充满人文关怀的主体生命去穿越时空。《最后一只白虎》中田刮刮儿夫妇在老虎渡第一次见到老虎与它情人在银杏树下幽会时当即神圣地跪倒在地,后来还取一段瓜儿木比样雕了神虎的图形,供奉在银杏树下,一日三跪,三日九叩,即便开店后,“住店的客歇下背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磕头”[11],这与后来在利欲的驱使下追捕小白虎的情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当然更凸显出了农民意识与资本意识在利欲的对撞中人性本善的毁灭和人类信仰的位移。在这里,李传锋以文化的视角切入历史、社会、自然、人生,进行深入透彻的文化反思,那一种深厚的文化批判让人明显感觉到他动物小说文本的思想质量和文化重量。短篇小说《热血》中对土家儿郎传统审美文化的挖掘等等,让我们更可以看到李传锋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连接点上对民族精神坐标的寻找以及在对文化生态的探源与反思中充斥着怎样的现代意识和批判意识。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是社会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因素。“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生态的危机和文化生态的衰颓,说到底是由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态失衡引起的。”[12]更何况“生态文学的价值系统产生于人们在严峻的生存境遇当中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和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13]。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里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探入人物灵魂”的笔触。短篇小说《退役军犬》在塑造黑豹机警、勤勉、忠诚的优秀品质的同时,刻画出冯老八的卑劣凶残与之形成对比,更有张三叔待黑豹如子却不被人理解的精神孤独,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李传锋对精神生态的失衡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对人的各种利欲的批判,李传锋的这些叙写就像那只只知埋头下蛋的“母鸡来亨儿”紧紧抱着十余只刚刚出壳的小鸡在泥封的炕洞里全部闷死一样,会让所有看到这情景的人都“不免一声长叹”,感叹他对人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和对精神生态失衡、分裂及崩溃的深切忧思。
二、和谐自然情怀的哲学探询
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时段:一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而这两大中国美学时段,一个共同的焦点就是“自然”。自然生态,将成为21世纪乃至此后几个世纪一个值得关注的宏大重点课题,因为它不仅仅关乎外部自然界,更关乎人类内部的“自然”。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平衡破坏的严重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就像对生态意识的感触一样,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具有超前性的,从1981年发表《退役军犬》开始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执著的探析。
从创作文本上来看,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当属于原生态作品:质朴纯透的地域特色,浓重强烈的乡土气息,强大深刻的投影喻示,浓透深邃的格调内蕴。不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还是美国生态学家莱奥波尔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永远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条圈,不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还是“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扣,与其他环扣相互依存,共生发展。中篇小说《红豺》中的野猪经常骚扰山民,糟蹋粮食,山民们即便耗尽精力也难以预防,而豺却是野猪的天敌,但人对豺却有意无意地给予伤害,没了豺的山野又成了野猪横行的世界,自然界对山民的报复又随之而至。著名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哲学带有深刻的反省精神,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倾向于人对自然的适应与和谐相处,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倾向于个人自制;而西方哲学不需要那么多的反省精神,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占主导地位,要主动地去认识自然,而不是消极地处于自然之中,甚至听任自然的摆布。[14]深受道家“本体论”影响的中国艺术审美以“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依正不二”、“天人合一”、视万物和谐平等为艺术和精神的最高境界。
海德格尔把人生揭示为存在自我展示的“此在”通道,这个通道以“解蔽——遮蔽——解蔽”循环模式展示出世间万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能展示存在的也最充实、最丰富的现象就是艺术作品。[15]优秀的艺术作品常常使审美主体忘我地投入到对象的“存在”之中,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人情兽性也是一样,在富于理想化的个性小说文本深处是一种交织而又混沌的存在。《最后一只白虎》中当田刮刮儿们把小白虎抢夺后,母虎到“冒烟的吊脚楼”第一次讨还虎仔时,只把田刮刮儿家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咬断了喉管,“一口也没吃”地扔在了芭蕉林,对主人进行友善而严厉的警告,看着母虎来讨还它的儿子时,老板娘不自觉地就想到自己的儿子,于是便央求老巴“放掉那老虎儿,人畜一般啦”[16],以及一对幽会的老虎忘情交欢与老巴和老板娘的偷鸡摸狗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与动物的生物共性。这样一来,李传锋就在他的动物小说中质疑和解构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呼唤自然万物的群体意识。动物与人类间的血腥杀戮,只会造成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戏剧性的一幕,有许多粗心的读者在读完《最后一只白虎》后感叹地说:动物学家“红脸膛”既然一眼就看出了这只白虎巨大的科学价值,并迅速地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次次组织搜寻队并出动直升飞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对之进行搜寻和保护,然与老巴之类偷猎者比较起来,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如此无能为力,这是不是我们国家之科学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尴尬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以为李传锋在这里是一种控诉,现代化的文明催生了人的惰性,直升飞机上的搜救人员可以说绝没有动物学家“红脸膛”的责任心和老巴们的吃苦精神,大都是以形式完成任务,“他们太正规了,快要到达忽视目的的程度,他们工作起来,完全套用城市机关工作方法,按时上班,提前下班,晚上要看电视电影,还想跳迪斯科。有一个农民,从南渡江回县城途中曾见过一只白虎,想找搜寻队报告消息,竟然找不到负责人,说他们下班了,那个农民宁可不领取一笔奖金,也不肯等到第二天上班后再去报告。偷猎者可不这样,他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干,他们看重目的而不择手段”[17]。全文中岂止是这些,还有前面田刮刮儿给县城打电话说有老虎吃人,但不说自己是怎样抢夺虎仔的,接电话的人也根本就不问老虎是不是真的吃了人,或者为什么要吃人,只是激动地答应明天就派几条枪来为民除害。这是腐败的工作行为,更是社会政治的悲哀。李传锋在这里忍不住嘲讽那接电话的人很可能是“狩猎爱好者”。
在人与动物的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如何使其和睦相处、共生发展呢?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利益对人类灵魂的肆意蚕食时,如何解决这异常激烈的矛盾?李传锋动物小说虽不是政府的决策文件,不可能给予明确的措施对策,但还是透露出了一些疗治的信息,例如在《红豺》中说到的政府部门派人到村里宣讲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以及文尾出现的警察等等,都在不经意间表露出了法律和教育对于解决此矛盾的重要性。特别是章武欲杀死红豺以获取它的心脏为栓狗治病时的思想矛盾和冬月拼命阻拦人们对红豺的伤害等描写,更彰显了李传锋对人文意识的终极关怀,因为他在这里以人格建构的话语方式再现了欲望与魅影的共生共存,重组了一个作家虔诚的写作胸襟和“鸿濛的责任和道义”[18]。
三、多重意趣数象的多义追求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他的文学理论名著《镜与灯》中引用了英国著名批评家哈慈里特的一段话:“如果仅仅描写自然景物,或者叙述自然情感,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也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19]一直以来,人类就把文学喻为形象感的镜与灯。镜与灯,除了缀合作品观照自我与反映客观的审美意义和艺术魅力功用外,还有文学作品其自身内部的特色。特别是在古典向现代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许多自然风物往往负载着重要的隐喻功能。自然,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脉的创造性继承,也是作家对意象的多义性追求,使其具有数象层面的主题蕴含和义理层面的主题旨归的多重意趣。再加之,意象作为一种形象构造方式,是作家感情燃烧的结晶,是创作主体内心感受与主观精神的外部显现。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在这方面,突兀得可谓异常具有特色:把握时代的某种情绪,表现时代的某种心路历程。
在人物设置上,我以为李传锋的动物小说效仿了《聊斋志异》的形象思维模式。短篇小说《退役军犬》中的黑豹,原本出生在大兴安岭,随军南下,在剿匪中屡屡建功,负伤后被土家老猎人张三叔收养。保管员冯老八的出场,就预告着必然发生的突变结局。冯老八闻风蠢动,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夺权篡位,拆毁农民家园,批斗张三叔,以获取一种畸形的满足和愉悦。冯老八如此对待这只黑豹,仅仅就是因为它曾搜索到冯老八监守自盗的一桶蜂蜜。这样一来,黑豹就隐喻人类理性的现实尴尬处境。而冯老八的形象所表现的却是庸常的人生旨趣。在这里,作品远远超越了“义犬救主”的传统模式,在冯老八和黑豹的对照中,展示正直、善良人性的崇高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困窘。冯老八无疑是社会典型的“小人”形象,塑造他意在鞭挞失控的泛滥私欲。而“外面院子里”围观人群的加入,展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精神状态的离析与坠落,映射出世俗社会人类理性和情感的严重分裂状态。
李传锋特殊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心境,使他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他的动物小说仍然借鉴传统志怪小说的特点,堆砌神秘而怪异的人事意象,使其小说文本具有某种寓言的性质。比如《猎狗狮毛》,狮毛原本是一只很优秀的“牧鸡奴”,然而“天长日久,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狮毛的眼前:为什么巴耳朵不必听到命令就可以享用一切食物?为什么巴耳朵可以不去同狐狸作战?”[20]它在疑问没有及时得到解答又被巴耳朵对食物的饕餮所吸引的同时堕落了下来,如此一来,它所有的优秀特性都消失了,成了一只庸常的可有可无的狗。通过前后两次雪地演习场景的对比描写,充分显现了李传锋对动物意象的整体性缜密思考,不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寓意书写,都给人类心灵沉痛的一击。
正如地球上有温暖的地方也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美与丑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李传锋笔下的动物意象世界也是一个操持着动物语言的人类世界,它们聚焦人类美与丑的全部特征。例如,《毛栗球》中那只被驯化了的出卖同类的山鸡、《最后一只白虎》中那只引诱小白虎的花母狗……李传锋在借助这一系列意象生发自己对人性丑恶面严厉提醒的同时,也寻找一些充满灵性的生灵来作为褒扬美好人性的载体,以增亮作品中的人生底色。例如,《最后一只白虎》中母虎对小白虎谆谆有方的教导、《退役军犬》中黑豹对岗位的忠守……李传锋用一双善良而灵性的眼睛来抒写世界上的美与丑,苍凉忧伤之外更多的是作家对温情表达的执著。就像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的,“人类存活一天,伴随人类到底的真正内容,是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存活的实在的支撑”[21]。
“一切文学皆人学。”李传锋的动物小说虽然全力塑造描写的是动物,不给予拟人化的述写而给予“原本式”的还原展现,但所反衬和折射的仍然是人类社会。“动物小说的动物是‘自在之物’,它们具有独特的个性,有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有与人类相似的世态炎凉,更有生命的追求与拼搏。这是一面奇妙的镜子,它能照出人类长城的某些侧面。”[22]更何况以动物为视角来叙述故事,似乎用不渗感情的眼光来看世间百态,如看闹剧,更能加强对人性与兽性错位的讽刺效果。从而超越了国内以往动物小说透过人看动物的陈旧视觉,开拓了以动物看人的崭新艺术视角。比如《退役军犬》,从一只有情有义的狗的眼中,写出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局面。由此从形而上的语意上看,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动物意象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生存符号,他所极力探讨的就是人类自身的生长点。
四、结语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先霈说李传锋的动物小说“或以动物的生存习性中寻求某些生活哲理的内涵,或以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命运的现代性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构成鄂西土家族山乡民族生存的寓言,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学意义,在全国土家族文学及湖北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3]。
近年来,以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系列为代表的一批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走俏市场,这暗示了文学精英性与大众性的暗中结盟,从而消弭了与大众读者的距离。我想,这种书写模式与题材的风行一定有着李传锋的贡献 。“在通俗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高潮中,他出任《今古传奇》的主编,由于工作之便,他含英咀华不止,其作品思路开阔、文采焕然,情节、人物生动,文学性与通俗性统一。”[24]然而,非常令人高兴的就是,李传锋的小说却没有和他们的作品一样,流行浮搁于市面,而是独特地追求着那种现实与历史的探源与沉思,以期完成对中国当代动物小说写作中那种群体性的懒惰型而非个体性的创造型的书写模式与范式的跨越。
注释:
[1][3] 彭继宽、姚纪彭:《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第541页。
[2] 杜李:《文情丽彩》,妙韵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4] 李传锋:《动物小说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5] 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7][17]李传锋:《丛林虎啸》(李传锋动物传奇系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 第211页、第222页、第241页。
[8] [英]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孟祥森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9] 陈佳萁:《追本溯源:“动物叙事”的寻根之旅》,《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10]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11][16][22] 李传锋:《最后一只白虎》,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第55页,第274-275页。
[12] 彭松乔:《神农架叙事的生态情怀》,《文艺新观察》2007年第1期。
[13] 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4] 参见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15] 参见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8]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19]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0] 李传锋:《退役军犬》(李传锋动物传奇系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1] 戴洪龄:《鲍十和他笔下的霞镇》,《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23] 王先霈:《走向繁荣的湖北民族文学》,《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4] 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摘要:作为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主要领跑人之一,李传锋以其特殊的笔触,从独特的观照视角来担忧人类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也彰显了他对人文意识的终极关怀,极大地启迪了中国作家向动物题材创作领域的拓荒。
关键词:李传锋;动物小说;人文关怀
在中国鄂西文学研究或中国土家族文学研究抑或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研究的视野中,李传锋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从地域文化范围的角度来说,他是鄂西这片诗意土地上走出去的现当代第一位以民族地域生活为依托的作家;从中国文化的大语境来看,李传锋是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主要领跑人之一。
李传锋1947年3月生于鄂西鹤峰县六峰坪一个贫苦的山民家庭。回乡知青,当过基层干部,1973年大学毕业,进入《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1974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李传锋的小说从题材上可以分为乡村小说和动物小说两种类型,前者以《烟姐儿》《人生,将从这里开始》《热血》为代表,特别是发表在1981年第4期《长江文艺》上的《烟姐儿》(《小说月报》曾转载过),“这是发表较早的、反映鄂西农村实行联产计酬经济改革的优秀作品”[1];然而遍观李传锋的小说,成就最大的我以为还是他的动物小说。即便是在他的乡村小说《热血》中,也是通过捕猎干狗(狐狸)来叙写土家青年四郎的成长历程的。
“人之于故土,常常有一种深入骨子而且与生俱来的精神纠葛。”[2]李传锋的故乡——“鄂西山区神奇美妙,密林深处的飞禽走兽、流萤蚂蚁、民间传说故事中钟情的鸳鸯、勤劳的马、忠诚的狗、憨厚的牛、勇敢的鹰、威武的老虎、可恶的豺狼……都给李传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熟悉和喜爱原野中活动着的形形色色的动物,这些都为他创作动物小说准备了极其丰富的感性材料”[3]。就像《雪虎》之于杰克·伦敦,《白比姆黑耳朵》之于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尔斯基,《中山狼传》之于马中锡。“形象地描写动物世界的生活,描绘动物与人类的交往,描绘动物在觅食、避敌、求偶等环境下的情态、技能、遭遇……”,以“从中追寻出大自然的知识、情趣和给予人类有意的启示”。[4]
纵观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流变史,我国当代有别于兽形人语寓言式的真正意义上的动物小说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而李传锋在1981年就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动物小说《退役军犬》,这篇小说获得了第2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并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集》;到1989年出版长篇动物小说《最后一只白虎》,这十年间,李传锋还创作了《毛栗球》《猎狗狮毛》《母鸡来亨儿》《山野的秋天》等大量的动物小说,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的《动物小说选》,可以说有力地代表了那个特定的时期中国动物小说创作的成就,也大大地启迪了中国作家向动物题材创作领域的拓荒。
一、现代生态意识的深层追问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了一场深入人心的全球性运动,而且这次运动必将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政治、文化主题,这就是绿色思潮和绿色运动。“所有绿色思潮的总主题就是从生态学特别是东方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中汲取生态智慧,保护人类的生态环境,走出‘人类困境’,实现生态文明。”[5]在绿色思潮的推动下,生物生态学被引进社会和文化领域,人类开始用生态学的眼光来审视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于是与自然生态学相并列的社会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精神生态学等应运而生。生态与文学、环境与人类、人类与自然,逐渐成了社会思考的一个显学课题,因为人如何面对自然生态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只有正视这一问题,个体生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也才能回到最本真的状态。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后发国家”,对生态意识的感触是迟到的,然而李传锋却从创作第一篇动物小说起就给予了最大的关注。李传锋的这种责任自觉与挪威前女首相布仑特兰(Bruntland)不谋而合,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布仑特兰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似乎认识到16世纪以来的工业模式经济对大自然的严重威胁与毁灭。
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是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20世纪西方对这一问题产生了集中的反映,生发出了不断的生态运动与生态文艺思潮。随着我国工业文明、机械文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们不得不提前来直面这个严峻的考验。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中的那只举世罕见的小白虎,经过各种颠沛流离之后回到它梦中的南渡江时,“心中的群山在南渡江边,万木葱茏,遮天蔽日,而眼前这山,却被砍伐的满目疮痍,到处裸露出大地的黄色土。由于修公路,民工们用炸药把山坡都炸松了。大树被砍伐,小树被炸飞的岩石砸得东倒西歪。大雨一来,黄土山没有树木保护,被暴发的山洪冲成一道道深沟,就像有一把巨大的刀在山坡上砍出很深的伤口”[6]。“小公虎站在山头,望着山上新出现的伤痕发呆,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人类为什么不爱惜青山?自然环境被破坏,受苦的不只是动物,人类的生活环境也会遭到破坏。”[7]“动物和人一样,也有感受痛苦的能力。”[8]这不仅是对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的谴责,更有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生态灾害的批判。李传锋借小白虎站在人类生态的高度和历史与现实的焊接点上,以超越历史、超越时代的独特视角去诘问自然困境的终极关怀,其深广忧思早已超越了南渡江本身。其中以老巴为首的偷猎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一次次追捕小白虎,甚至点燃山火来围猎它,以致最后两败俱伤,这不仅是对物种减退和灭绝状态的深深忧虑,更是对自然界生物链条遭遇人类破坏的悲情言说。
深层生态学告诉我们,社会生态危机往往是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今天这个现代化向全球化扩张、技术文明导致生活方式异化的快节奏生活中,有着一种只说结局不讲过程的浮躁,特别是商业化链条对人性的猛然围猎,让人的物欲变得空前高涨而强烈,所有的情感关系都会被利益的利刃给彻底地割断。短篇小说《毛栗球》中那只被驯化了的山鸡,为了得到安全和美食的豢养而不再去过那种自由自在却又担惊受怕的日子,听从主人的安排将同类引进猎人的圈套。《最后一只白虎》中当小白虎从马戏班逃回森林,老巴和田刮刮儿用“神秘的洞穴”来引诱小白虎误入囚笼后,老巴为了能独吞小白虎而将田刮刮儿打下岩崖,以及老巴和田刮刮儿堂客朱氏乱淫的勾当等等。李传锋“把动物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延伸,使动物成长为一个典型的文化寓言,并寓含丰富的寓意与思想诉求”[9]。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被浮华的物质包裹着,Alienation(异化)、Loneliness(孤独)和Insulation(绝缘)是人类心灵因枯竭而吐出的灰色音符,人际关系被物质和利欲肆意地左右着。老巴和田刮刮儿只是社会的一个代表,是利益驱使他们去追捕珍贵的小白虎,又是利益让老巴将田刮刮儿砸到岩崖下。这是社会生态的病象、利欲对人的异化,更是对物欲文化的一种强烈批判,也就是对文化生态的一种透析。李传锋动物小说以特殊的笔触,从独特的观照视角来担忧人类价值观的迷失、生活目标的迷茫和人际关系的冷漠。
文化是一个作家的立足点,就像余秋雨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10]李传锋亦然。他根植于民族文化的热土,以揭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倒退为宗旨,以现代意识的视角切入,以充满人文关怀的主体生命去穿越时空。《最后一只白虎》中田刮刮儿夫妇在老虎渡第一次见到老虎与它情人在银杏树下幽会时当即神圣地跪倒在地,后来还取一段瓜儿木比样雕了神虎的图形,供奉在银杏树下,一日三跪,三日九叩,即便开店后,“住店的客歇下背架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磕头”[11],这与后来在利欲的驱使下追捕小白虎的情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当然更凸显出了农民意识与资本意识在利欲的对撞中人性本善的毁灭和人类信仰的位移。在这里,李传锋以文化的视角切入历史、社会、自然、人生,进行深入透彻的文化反思,那一种深厚的文化批判让人明显感觉到他动物小说文本的思想质量和文化重量。短篇小说《热血》中对土家儿郎传统审美文化的挖掘等等,让我们更可以看到李传锋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连接点上对民族精神坐标的寻找以及在对文化生态的探源与反思中充斥着怎样的现代意识和批判意识。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是社会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因素。“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生态的危机和文化生态的衰颓,说到底是由于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精神生态失衡引起的。”[12]更何况“生态文学的价值系统产生于人们在严峻的生存境遇当中生态的理解(ecological understanding)和生态的思考(ecological thinking)”[13]。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李传锋的动物小说里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探入人物灵魂”的笔触。短篇小说《退役军犬》在塑造黑豹机警、勤勉、忠诚的优秀品质的同时,刻画出冯老八的卑劣凶残与之形成对比,更有张三叔待黑豹如子却不被人理解的精神孤独,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李传锋对精神生态的失衡还有前面所提到的对人的各种利欲的批判,李传锋的这些叙写就像那只只知埋头下蛋的“母鸡来亨儿”紧紧抱着十余只刚刚出壳的小鸡在泥封的炕洞里全部闷死一样,会让所有看到这情景的人都“不免一声长叹”,感叹他对人性问题的终极关怀和对精神生态失衡、分裂及崩溃的深切忧思。
二、和谐自然情怀的哲学探询
在20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我们一定不会忘记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时段:一个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一个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而这两大中国美学时段,一个共同的焦点就是“自然”。自然生态,将成为21世纪乃至此后几个世纪一个值得关注的宏大重点课题,因为它不仅仅关乎外部自然界,更关乎人类内部的“自然”。近年来,随着自然生态平衡破坏的严重性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然生态与人类生存的重要关系。就像对生态意识的感触一样,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具有超前性的,从1981年发表《退役军犬》开始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执著的探析。
从创作文本上来看,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当属于原生态作品:质朴纯透的地域特色,浓重强烈的乡土气息,强大深刻的投影喻示,浓透深邃的格调内蕴。不论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e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还是美国生态学家莱奥波尔德(Aldo 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一个永远相生相克的生物链条圈,不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戈拉语)还是“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环扣,与其他环扣相互依存,共生发展。中篇小说《红豺》中的野猪经常骚扰山民,糟蹋粮食,山民们即便耗尽精力也难以预防,而豺却是野猪的天敌,但人对豺却有意无意地给予伤害,没了豺的山野又成了野猪横行的世界,自然界对山民的报复又随之而至。著名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哲学带有深刻的反省精神,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倾向于人对自然的适应与和谐相处,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倾向于个人自制;而西方哲学不需要那么多的反省精神,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人始终占主导地位,要主动地去认识自然,而不是消极地处于自然之中,甚至听任自然的摆布。[14]深受道家“本体论”影响的中国艺术审美以“与天地合其德”、“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依正不二”、“天人合一”、视万物和谐平等为艺术和精神的最高境界。
海德格尔把人生揭示为存在自我展示的“此在”通道,这个通道以“解蔽——遮蔽——解蔽”循环模式展示出世间万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最能展示存在的也最充实、最丰富的现象就是艺术作品。[15]优秀的艺术作品常常使审美主体忘我地投入到对象的“存在”之中,达到物我交融的境界。人情兽性也是一样,在富于理想化的个性小说文本深处是一种交织而又混沌的存在。《最后一只白虎》中当田刮刮儿们把小白虎抢夺后,母虎到“冒烟的吊脚楼”第一次讨还虎仔时,只把田刮刮儿家一头两百多斤的肥猪咬断了喉管,“一口也没吃”地扔在了芭蕉林,对主人进行友善而严厉的警告,看着母虎来讨还它的儿子时,老板娘不自觉地就想到自己的儿子,于是便央求老巴“放掉那老虎儿,人畜一般啦”[16],以及一对幽会的老虎忘情交欢与老巴和老板娘的偷鸡摸狗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与动物的生物共性。这样一来,李传锋就在他的动物小说中质疑和解构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呼唤自然万物的群体意识。动物与人类间的血腥杀戮,只会造成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戏剧性的一幕,有许多粗心的读者在读完《最后一只白虎》后感叹地说:动物学家“红脸膛”既然一眼就看出了这只白虎巨大的科学价值,并迅速地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次次组织搜寻队并出动直升飞机等现代化运输工具对之进行搜寻和保护,然与老巴之类偷猎者比较起来,却不可思议地显得如此无能为力,这是不是我们国家之科学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尴尬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以为李传锋在这里是一种控诉,现代化的文明催生了人的惰性,直升飞机上的搜救人员可以说绝没有动物学家“红脸膛”的责任心和老巴们的吃苦精神,大都是以形式完成任务,“他们太正规了,快要到达忽视目的的程度,他们工作起来,完全套用城市机关工作方法,按时上班,提前下班,晚上要看电视电影,还想跳迪斯科。有一个农民,从南渡江回县城途中曾见过一只白虎,想找搜寻队报告消息,竟然找不到负责人,说他们下班了,那个农民宁可不领取一笔奖金,也不肯等到第二天上班后再去报告。偷猎者可不这样,他们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干,他们看重目的而不择手段”[17]。全文中岂止是这些,还有前面田刮刮儿给县城打电话说有老虎吃人,但不说自己是怎样抢夺虎仔的,接电话的人也根本就不问老虎是不是真的吃了人,或者为什么要吃人,只是激动地答应明天就派几条枪来为民除害。这是腐败的工作行为,更是社会政治的悲哀。李传锋在这里忍不住嘲讽那接电话的人很可能是“狩猎爱好者”。
在人与动物的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如何使其和睦相处、共生发展呢?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利益对人类灵魂的肆意蚕食时,如何解决这异常激烈的矛盾?李传锋动物小说虽不是政府的决策文件,不可能给予明确的措施对策,但还是透露出了一些疗治的信息,例如在《红豺》中说到的政府部门派人到村里宣讲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以及文尾出现的警察等等,都在不经意间表露出了法律和教育对于解决此矛盾的重要性。特别是章武欲杀死红豺以获取它的心脏为栓狗治病时的思想矛盾和冬月拼命阻拦人们对红豺的伤害等描写,更彰显了李传锋对人文意识的终极关怀,因为他在这里以人格建构的话语方式再现了欲望与魅影的共生共存,重组了一个作家虔诚的写作胸襟和“鸿濛的责任和道义”[18]。
三、多重意趣数象的多义追求
美国著名文艺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在他的文学理论名著《镜与灯》中引用了英国著名批评家哈慈里特的一段话:“如果仅仅描写自然景物,或者叙述自然情感,那么无论这描述如何清晰有力,也不足以构成诗的最终目的和宗旨……诗的光线不仅直照,还能折射,它一边为我们照亮事物,一边还将闪耀的光芒照射在周围的一切之上……”[19]一直以来,人类就把文学喻为形象感的镜与灯。镜与灯,除了缀合作品观照自我与反映客观的审美意义和艺术魅力功用外,还有文学作品其自身内部的特色。特别是在古典向现代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许多自然风物往往负载着重要的隐喻功能。自然,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脉的创造性继承,也是作家对意象的多义性追求,使其具有数象层面的主题蕴含和义理层面的主题旨归的多重意趣。再加之,意象作为一种形象构造方式,是作家感情燃烧的结晶,是创作主体内心感受与主观精神的外部显现。李传锋的动物小说,在这方面,突兀得可谓异常具有特色:把握时代的某种情绪,表现时代的某种心路历程。
在人物设置上,我以为李传锋的动物小说效仿了《聊斋志异》的形象思维模式。短篇小说《退役军犬》中的黑豹,原本出生在大兴安岭,随军南下,在剿匪中屡屡建功,负伤后被土家老猎人张三叔收养。保管员冯老八的出场,就预告着必然发生的突变结局。冯老八闻风蠢动,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夺权篡位,拆毁农民家园,批斗张三叔,以获取一种畸形的满足和愉悦。冯老八如此对待这只黑豹,仅仅就是因为它曾搜索到冯老八监守自盗的一桶蜂蜜。这样一来,黑豹就隐喻人类理性的现实尴尬处境。而冯老八的形象所表现的却是庸常的人生旨趣。在这里,作品远远超越了“义犬救主”的传统模式,在冯老八和黑豹的对照中,展示正直、善良人性的崇高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困窘。冯老八无疑是社会典型的“小人”形象,塑造他意在鞭挞失控的泛滥私欲。而“外面院子里”围观人群的加入,展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精神状态的离析与坠落,映射出世俗社会人类理性和情感的严重分裂状态。
李传锋特殊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和心境,使他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他的动物小说仍然借鉴传统志怪小说的特点,堆砌神秘而怪异的人事意象,使其小说文本具有某种寓言的性质。比如《猎狗狮毛》,狮毛原本是一只很优秀的“牧鸡奴”,然而“天长日久,两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狮毛的眼前:为什么巴耳朵不必听到命令就可以享用一切食物?为什么巴耳朵可以不去同狐狸作战?”[20]它在疑问没有及时得到解答又被巴耳朵对食物的饕餮所吸引的同时堕落了下来,如此一来,它所有的优秀特性都消失了,成了一只庸常的可有可无的狗。通过前后两次雪地演习场景的对比描写,充分显现了李传锋对动物意象的整体性缜密思考,不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的寓意书写,都给人类心灵沉痛的一击。
正如地球上有温暖的地方也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美与丑从来都是并行不悖的。李传锋笔下的动物意象世界也是一个操持着动物语言的人类世界,它们聚焦人类美与丑的全部特征。例如,《毛栗球》中那只被驯化了的出卖同类的山鸡、《最后一只白虎》中那只引诱小白虎的花母狗……李传锋在借助这一系列意象生发自己对人性丑恶面严厉提醒的同时,也寻找一些充满灵性的生灵来作为褒扬美好人性的载体,以增亮作品中的人生底色。例如,《最后一只白虎》中母虎对小白虎谆谆有方的教导、《退役军犬》中黑豹对岗位的忠守……李传锋用一双善良而灵性的眼睛来抒写世界上的美与丑,苍凉忧伤之外更多的是作家对温情表达的执著。就像一位文学批评家说的,“人类存活一天,伴随人类到底的真正内容,是人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存活的实在的支撑”[21]。
“一切文学皆人学。”李传锋的动物小说虽然全力塑造描写的是动物,不给予拟人化的述写而给予“原本式”的还原展现,但所反衬和折射的仍然是人类社会。“动物小说的动物是‘自在之物’,它们具有独特的个性,有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有与人类相似的世态炎凉,更有生命的追求与拼搏。这是一面奇妙的镜子,它能照出人类长城的某些侧面。”[22]更何况以动物为视角来叙述故事,似乎用不渗感情的眼光来看世间百态,如看闹剧,更能加强对人性与兽性错位的讽刺效果。从而超越了国内以往动物小说透过人看动物的陈旧视觉,开拓了以动物看人的崭新艺术视角。比如《退役军犬》,从一只有情有义的狗的眼中,写出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局面。由此从形而上的语意上看,李传锋的动物小说中动物意象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文化生存符号,他所极力探讨的就是人类自身的生长点。
四、结语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先霈说李传锋的动物小说“或以动物的生存习性中寻求某些生活哲理的内涵,或以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展开对人类命运的现代性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构成鄂西土家族山乡民族生存的寓言,显示出较为深厚的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学意义,在全国土家族文学及湖北民族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3]。
近年来,以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系列为代表的一批以动物为主角的小说在文学日趋边缘化的今天走俏市场,这暗示了文学精英性与大众性的暗中结盟,从而消弭了与大众读者的距离。我想,这种书写模式与题材的风行一定有着李传锋的贡献 。“在通俗文学的创作和阅读高潮中,他出任《今古传奇》的主编,由于工作之便,他含英咀华不止,其作品思路开阔、文采焕然,情节、人物生动,文学性与通俗性统一。”[24]然而,非常令人高兴的就是,李传锋的小说却没有和他们的作品一样,流行浮搁于市面,而是独特地追求着那种现实与历史的探源与沉思,以期完成对中国当代动物小说写作中那种群体性的懒惰型而非个体性的创造型的书写模式与范式的跨越。
注释:
[1][3] 彭继宽、姚纪彭:《土家族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539页、第541页。
[2] 杜李:《文情丽彩》,妙韵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4] 李传锋:《动物小说初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5] 曾永成:《文艺的绿色之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6][7][17]李传锋:《丛林虎啸》(李传锋动物传奇系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 第211页、第222页、第241页。
[8] [英]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孟祥森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9] 陈佳萁:《追本溯源:“动物叙事”的寻根之旅》,《小说评论》2009年第1期。
[10] 余秋雨:《千年一叹》,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11][16][22] 李传锋:《最后一只白虎》,长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第55页,第274-275页。
[12] 彭松乔:《神农架叙事的生态情怀》,《文艺新观察》2007年第1期。
[13] 王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当代西方生态思潮的核心问题》,《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14] 参见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15] 参见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18]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19] [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20] 李传锋:《退役军犬》(李传锋动物传奇系列),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1] 戴洪龄:《鲍十和他笔下的霞镇》,《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
[23] 王先霈:《走向繁荣的湖北民族文学》,《湖北省少数民族文学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4] 关纪新:《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