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GDP跌破7%、过往几年GDP增长是否被高估、经济是否会硬着陆，更有争论价值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什么。
　　长久以来，在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我们所养成的数字崇拜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数字背后的规律与逻辑的推敲。尽管政府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并在划下增长数字的这条线时，刻意增加了一些弹性，但托底思维仍然浓重。
　　直到今天，GDP统计数据的下滑，又开始引得中央及地方对于地产行业数据的分外关注，各路神仙又开始讨论各种刺激地产的政策。不是不需要地产行业的繁荣发展，而是不能再依赖和期待地产行业作为强心针来刺激经济。
　　2008年的金融危机时，有学者曾建言借危机之时调整经济结构，重塑增长，但“保增长”作为政府工作的核心关键词，在彼时的语境下，淹没了“调结构”的决心与自信。当然，我们没多大必要回溯和争论“四万亿”的历史成因，况且转变增长也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
　　观察美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种种变化，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结构调整。
　　在金融等服务业寻求稳定的同时，一系列技术创新改变了其工业领域的生态环境，页岩气技术改变了美国能源消费结构，在底特律城垂死的同时特斯拉的市值陡然增长，在资本的催化下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等前沿领域吸引了新一轮的制造业的兴起。这些都是美国经济迎来全面复苏的重要基础。
　　如今，GDP的弱势调整，也促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调结构，寻找新的增长力量。比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增长中呈现出的支撑效应愈发明显，也成为全民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愿景最重要的切入口。
　　但是服务业地位的上升并不意味着农业、工业的弱化。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不仅关乎大国战略安全，也意味着规模惊人的庞大市场可以通过更有效率的资本配置、资源配置，获取新的增长。联想控股等一大批产业资本在农业领域频繁出手布局，已然说明了农业领域的潜力犹在。
　　在工业领域，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产能过剩”这个词几乎如影相随。但从国家战略层面，“一带一路”等顶层设计以及领导人的经济外交策略，为中国制造不断打开新的空间。而在企业的层面，“产能过剩”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问题。比如，尽管中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但那些生产特种钢材的企业仍然保有稳定的销售和可观的利润率。
　　服务业与工业农业在增长速度和贡献率上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高低变化，但决不能理解为此消彼长的关系。无论是工业农业生产环节，还是商业流通、终端消费的环节，服务业实际上越来越明显的嵌入其中，反过来刺激了工业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非常值得期盼的趋势，比如很多工业制造企业正在摒弃或者颠覆旧的成长模式，通过硬件与软件的融合、+互联网的工具运用，开始布局服务业。这种跨界构建生态系统化的发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案例，正在走向成功。这才是未来能够驱动中国经济的创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