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子女的要求也极为严格。尽管儿女们早已成家立业,老大、老二、老三已退休,但他仍要求他们:“一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要自立自强。”如今,每当子女们来看望时,94岁高龄的他,总还要不断地重复这两句话。
　　送子下乡务农
　　1962年9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的万里,将18岁的长子万伯翱送到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和众多知青一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干就是10年。万伯翱出发时,万里送给他两本书和一个笔记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修养》,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不爱题字的万里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一遇困难、立即坚持。”
　　农场条件十分艰苦,万伯翱刚去的时候住的是草屋,睡的是50多人的大通铺,用水要步行一里多路到井里一桶一桶地打。没有电灯,他就用自制的煤油灯照明写劳动日记。白天下地干一天活,晚上还要看护果园。最苦最累的莫过于给果树打药,盛夏气温通常高达38摄氏度,要在蒸笼似的果园密林中,双手使劲地举着一丈多长、绑有铜喷头竹竿的橡胶皮管,跟着拖拉机作业。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刚刚发生武装冲突,边境形势较为紧张,许多朋友劝说万里缓一缓,但万里谢绝了朋友的好意。出发那天,万里掏出20块钱递给万晓武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三不主义”
　　1993年3月31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以此作为对在位领导干部工作的支持。对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万里的生活特别有规律,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吃饭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外他比较喜欢京戏。万里每天仍坚持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文件。他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
　　现居住在中南海“含和堂”的万里,生活简单、俭朴。“含和堂”原是朱德的住所,现在有的外墙体有明显的裂痕,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万里嫌花钱,说没必要。家中的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觉得那样太麻烦别人了,还是不去的好。每周到先农坛体育场去打网球,按照警卫规定,每次外出时可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腾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在位期间面对朋友题字的请求,他总是笑着说,这样的事你们还是请书法家合适。万里惟一的女儿万叔鹏对笔者说:“我们刚到美国时生活很艰苦,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我,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愿意出4万美元的酬金。但我知道爸爸不会题字,所以我当面就拒绝了。”
　　万里不仅喜欢文学,时常作一些小诗,而且他也很喜欢字画,当代一些大画家如李苦禅、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他在位时协调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20世纪60年代,万里屋里悬挂的还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严格要求家人
　　万里的妹妹万云,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大军进入大西南后,她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团中央做组织工作。1953年,万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时任中央建工部副部长的万里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万里硬是让她离开团中央,调入北京国棉二厂的工会。
　　万云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北京纺织局的领导向万里征求意见,准备提升万云为纺织局副局长。万里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得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又经过多年努力,组织上没有征求万里的意见,万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而当年万云在苏联列宁格勒团校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上了国家副总理,其余的也都当上部级、副部级干部。
　　无独有偶。就在万里刚担任副总理期间,为解决长子万伯翱妻子韩进川的进京问题,有热心人帮助将她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当调令即将发出时,万里听铁道部的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时提到此事,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后来,韩进川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深圳工作,户口也落在那里,至今也没有进京。(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7.23)B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