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偷走的那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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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上映的黄真真导演的《被偷走的那五年》,一度让很多人讨论起王家卫在《重庆森林》里那句经典台词——爱情是有保质期的。爱情的保质期究竟是多久呢?一天?一年?五年?一辈子?有时很长,有时很短。剧里的主人公忘记了这五年里发生的所有变故,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是一觉醒来,世界就变成了这样?黄粱一梦几十年,恍恍惚惚一瞬间。
  省城福州,在上大学之前于我而言,只是一个距离很远的城市。
  想象里,不同于我们小城安溪的破败,它应该是一个遍布高楼大厦的地方。所以当巴士到达福州汽车北站,看见熙熙攘攘提着编织袋的人群、凹凸不平的马路地面、低矮小平楼的时候,我疑心这座城市的魅力到底在哪里,与我的故乡小城又有什么不同,大学四年,过的日子又会有什么不一样?
  跟着接站的学长绕了好长一段路,走到火车站旁学校接送的大巴,我已经快要把力气耗尽,彼时下午四点多,太阳吊在边角处,天空染上一层金黄色。大巴开启,在一棵棵枝繁叶茂、胡须垂地的榕树下穿行,不经意间就到达了目的地,不经意间就从2014开到了2018 年。


  高中时很多老师说过,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当我坐在高数老师面前时,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书本上理不清楚的公式时,脑袋摇摇晃晃地就跌到桌子上去了。
  教室的桌子冰凉凉的,脸贴在上面,瞬间就消散了榕城九月的热气。然而还没来得及与周公面会,共商春秋大梦,就感觉有人用笔在戳我后背。提起一个幽怨的眼神,想往后座发射一个翻转的白眼,就看见一张小白脸跳进眼睛里来。所谓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我正准备姑息他的罪行时,他却还在用笔猛敲我的肩膀,雷霆之怒刚要爆发,恍惚感觉高数老师叫的学号是我的。英雄救美的事迹并没有发生,我站在黑板下看着题目一脸蒙,小白脸在底下笑出了声。
  小白脸是我的班长,比系里所有的女生都要白三分,后来我却管他叫红孩儿,因他名字里有一个红的谐音。红孩儿从来不生气,顶着一张温文尔雅的白净书生脸庞,无论怎么敲打他,他都只躲避不还手,只微笑不黑脸。
  我喜欢红孩儿,因他的好脾气,没有人知道。


  福州很热,听说在2013年还曾登顶中国四大火炉的榜首,大一大二的时候,我跟红孩儿去过很多的地方。
  南江滨的花海公园,顶着大太阳去看过满田满野的向日葵,一大亩的金黄色,有人将一颗向日葵的圆盘挖空几处,变成一个笑脸,红孩儿跟它合照,笑得向日葵一般灿烂。
  在农大的沙滩放过风筝,我在前面跑,他托着风筝,顺着风来让风筝飞起,却怎么也无法让风筝飞上天空。我们看着天上的一只大章鱼,坐在沙滩边隔离闽江的大铁链上,思考动作到底错在哪里?
  也去兼职过很多次,2017年三坊七巷衣锦坊里的玫瑰星谷,我们就去插过两天塑料花,第一天结束时将近午夜十一点,他叉着腰说腰要断掉了,说第二天不肯来,隔天却又早早在公交站等我。
  在宝龙底下举过广告牌,两个人在马路边上偷懒,坐在石墩上,听着他唱《亲爱的小孩》:“小小的小孩/今天有没有哭/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那时我并不孤独,因为有他陪着。可是后来他唱乏了聊起他从高中毕业之后追到现在的女孩,我才发现孤独原来没有走开过。
  红孩儿不喜欢我,我知道。


  从学校出去玩,回来之后,总能感觉脖子黑了一圈。福州是个不能缺少空调的城市,否则夏天到了,你只能午夜两点后才能睡着。
  闷热的时节,晚上的福州,适合出去喝奶茶和聚餐。共享单车在福州开始使用时,我常常跟红孩儿骑半个小时车,到农大的小吃摊吃热干面,或者去达明路的小吃街吃海鲜,也曾骑到仓山万达去,在回来的路上买一点点奶茶。整条柏油路上,除了自行车轱辘的声音只有我们的谈笑声。
  聚餐最常去的地方是学校两百米外的学子食府,点几道菜,上一道汤,一打啤酒,两瓶饮料。酒意占领脑袋时,我抑制住自己想要表白的心情,可是现实的友好只是镜花水月,我再尽力端平一碗水,水面的平静还是随着手腕的摇摆起了波澜。
  红孩儿追了三年的女生终于接受他的喜欢,一张火车票从江西到福州来。他一一向她介绍座上的同学,说我是班上的学委。我挤出一个微笑说“你好”,一杯饮尽把心事守口如瓶。
  红孩儿与我,终于开始分道扬镳。


  红孩儿找了一份家教,在铜盘路,与学校只有十分钟公交的距离。我开始一个人去兼职,远的近的,十分钟一小时,戴着耳机听歌仿佛跟原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福州是个很大的城市,我去哪里基本都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大概这就是它与我的故乡小城安溪最大的差别。
  我跟红孩儿也曾亲密无间,就像小安溪那么小,公交绕全城只要半小时,可如今我们走不回去,福州太大了,几座高架桥几条大马路,我接近不到他。


  在很多纸上和电脑软件上写下过2014-2018的字眼,匆匆地把大学的时间概括起来。我以前一直觉得2018年是到不了的未来,与我所处的年份还隔着好几年。可是当毕业答辩的日期将近,元旦的钟声敲响,眨眼之间,那个期限的列车已经要抵达终点站。我们是大学这辆车上的旅客,正被广播反复提醒着收拾行李准备下车。
  1月13日,毕业答辩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红孩儿。他的脸还是很白净,我转头看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昏昏欲睡的高数课堂上。
  答辩结束后,我们又聚在一起吃饭,说起未来的城市,他说会回厦门吧,他的女友是个护士。同学们猜测着开玩笑说应该过两年他们就会结婚,他红了脸颊,喝了杯里的酒,还是像《聊斋》里的白面书生。
  散场之后,他送我回去。走在空空荡荡的大马路上,谈起要从事的工作,说了将来,便聊到过去,嘻嘻哈哈地吃东西、拍照,两个人都笑了起来。他说山高路远,人生漫长,将来还要再相聚。


  可是说的相聚,十有八九都是说说而已。我们常常同很多人有过约定,说要看同一场电影或是同游玩一个地方,可是后来大多食了言,没有空闲没了联系,那个说要去第二次的地方也没有再去。
  比如当年跟红孩儿一起去过的花海公园,说要再去看种满田野的油菜花,可是当它二月盛放的时候,我们已经很久没聊过天,那个约定落了灰,再没有機会找到时间的钥匙去开启。
  时间走过三月,农大的桃花开谢,福州的地铁建得越来越远,我独自看了温泉公园的银杏,又看西湖公园的杨柳垂地、省博物院展出的油画。毕业的六月将近,辅导员催促着找工作,这座城那个人我抓不紧。原来告别,真的迫在眉睫。
  坐车经过屏山站的时候,马路两边的香樟还是当年的翠绿色,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耀着我,光影摇晃间打了一个盹,梦里自己刚刚抵达福州北站;梦里红孩儿在讲台上演讲竞选班长;梦里我们站在成片的油菜花里开怀大笑;梦里我们走在深夜的大马路上,路灯渐歇,背影拉长。
  毕业在即,未来在何方还需自己去把控。去厦门去泉州或是留在福州尚未定论,只是福州这座城开始变成我心尖上的一块,它不再只是简单的“省城”二字,而是我花样年华里最芳华的那一区。
  那个喜欢过的人,最年轻的大学四年,如今它们被偷走,记忆犹新却在我未回神时,像开出福州站的火车一样一瞬间离我远去,可是我还记得。记得从前时光缓慢,有个男孩与我,走过乌山,路过香樟,看过满城的榕树青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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