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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得益于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
杜亚雄曾在《从分析到综合———西方民族音乐学思维模式的历史发展轨迹》一文中所说：“民族音乐学曾是一个专门研究非西方音乐的学科，虽然有些学者提出这门学科也应当研究西方音乐，但直到目前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仍是非西方音乐。西方民族音乐学家们在对非西方音乐进行研究时，曾得益于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影响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作者通过对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时期分别论述，进而客观、准确地论述此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东方民族对它的贡献。
在比较音乐学时期，作者通过对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艾利斯的“音分标记法”研究以及柏林学派的施通普夫和霍恩波斯特尔的音程测量法、乐器及音乐的起源的研究做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出：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是把音乐当成一种客观存在加以研究的，并没有把音乐看作是一种文化和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物我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中国的“综合型思维模式”。在民族音乐学时期，文章指出随着学科转型期的变化，“民族音乐学”取代了“比较音乐学”。这种取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西方人研究非西方音乐的实践活动，是西方人学习、了解非西方音乐的结果。作者通过对美国民族音乐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胡德和梅里亚姆的研究方法作对比，指出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对柏林学派的批判，但是梅里亚姆批判的更彻底。梅里亚姆不仅批判了西方分析型的思维模式，还指出研究音乐应该研究人的思维、行为和创造产物。应该把人和音乐综合起来研究；不能只研究音乐，而应该将音乐放到其文化背景中去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正是中国式的综合型思维模式，是研究东方文化实践的结果，也是对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分析型思维模式批判的结果。
作者最后指出，由于有了综合型思维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文化现象方面的成功的经验，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开始学习文化人类学各流派的各种方法，并通过实践进一步认识到综合性思维模式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后现代时代的到来以及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人类学界批判结构主义，提倡多元文化性的思维模式，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处于主流。在此背景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开始转移到对“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以及“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的研究。
二、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汤亚汀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一文中指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多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开始有反思的气氛并随之出现了一批从思想的高度总结民族音乐学历史的著作。文章从文艺复兴时期学科的早期酝酿，到比较主义思想出现时学科的创建，再到民族主义背景下学科的过渡形态；从美国民族学与美国人类学、欧洲音乐学对立时的磨合，到结构主义人类学出现时民族音乐学向语言学分析模式的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时代多元的杂交五个阶段，详细的论述了西方民族音乐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早期酝酿阶段，作者谈到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史的早期酝酿可以追溯到19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其特点是以古希腊文化和欧洲中心文化为普遍主义的比较模式，是启蒙时代自然科学客观精神影响下的结果。指出启蒙运动时卢梭支持的文化人文主义理论和他的音乐现象的二元论，即自然———人性这种启蒙时代的理性思想，以及崇尚经验和客观性，兴盛田野调查，重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现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为比较音乐学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把非西方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源头，创立了东方主义的学术。东方音乐进入西方音乐史学，形成一种全球音乐史的格局，非西方音乐也就成了西方音乐研究源头的思想并延续至今。
在学科创立时期这部分，作者做了深层的剖析，指出启蒙时代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实证主义者从事实出发，用归纳的方法来概括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科学中的比较解剖学的比较方法在人文学科当中开始运用，加上受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启示，艺术史学家开始学习自然科学家的归纳方法，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受地理学的启示，人类学家用文化圈思想和传播论理论对不同的文化加以归类，再借助于心理学、声学、或称音响学、数学、语言学等手段。“这样，一个真正具有体系和手段的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学科通过一批科学家在历史上建立起来了。”
在过渡形态时期这部分，作者分析了以东欧为突出的音乐民俗学研究，指出他们有其特定的民族主义背景，但没有挣脱德奥比较音乐学的樊篱，虽然在收集记录民间音乐、注意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论、对文献资料的概括和对音乐传统的重建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但终究未成大气候，二战后遂逐渐纳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潮流之中。
在对立面磨合时期这部分，文章指出随着二战的爆发，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从博阿兹到胡德再到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经历了人类学———音乐学———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人类学与音乐学两种学科从对立，走向互相磨合，再走向互相渗透。在相互磨合、渗透的过程中，民族音乐学研究虽受人类学因素影响，但毕竟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学科，二者仍然不平衡，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实证论———经验论哲学仍是美国民族音乐學发展的主流。6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一股以文化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语言学分析的运动，即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种潮流对音乐分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来说，由于比较音乐学是用西方传统的文化相对主义音乐分析方法来分析非西方音乐的，这样很容易受到质疑。于是，人们自然想到了音乐分析也应该吸取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应该关注音乐所共有的、比语法更抽象的、处于人类思维深层的这些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民族音乐学主流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实证论-经验论哲学的分析方法开始转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在70年代达到高潮，并延续到80年代。
在多元杂交的后现代主义这部分，文章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西方文化在经过数次裂变之后！推进到后现代时期。这个时期是各种思潮碰撞杂交的时代，求多元化、非同一性，不满足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民族音乐学受其影响产生了许多诸如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实践理论”等思潮。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出现了对女权主义的音乐研究和以音乐民族志“反思性写作”为契机的新历史主义文化整体批判的模式。
综上所述，20世纪末，西方民族音乐学实际上已经从分析型思维模式完全地转变为综合型思维模式。他们所研究的已经不是音乐中诸如音程、音体系等个别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注意音乐的功能、音乐的社会作用等东方哲人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非常关注的问题；他们也不再把人和音乐分开来进行研究，而是把音乐和创造了它的人联系起来。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
杜亚雄曾在《从分析到综合———西方民族音乐学思维模式的历史发展轨迹》一文中所说：“民族音乐学曾是一个专门研究非西方音乐的学科，虽然有些学者提出这门学科也应当研究西方音乐，但直到目前其主要的研究对象仍是非西方音乐。西方民族音乐学家们在对非西方音乐进行研究时，曾得益于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影响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作者通过对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两个时期分别论述，进而客观、准确地论述此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东方民族对它的贡献。
在比较音乐学时期，作者通过对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之一的艾利斯的“音分标记法”研究以及柏林学派的施通普夫和霍恩波斯特尔的音程测量法、乐器及音乐的起源的研究做了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得出：西方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是把音乐当成一种客观存在加以研究的，并没有把音乐看作是一种文化和人的一种行为方式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物我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不是中国的“综合型思维模式”。在民族音乐学时期，文章指出随着学科转型期的变化，“民族音乐学”取代了“比较音乐学”。这种取代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西方人研究非西方音乐的实践活动，是西方人学习、了解非西方音乐的结果。作者通过对美国民族音乐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胡德和梅里亚姆的研究方法作对比，指出他们的研究方法都是对柏林学派的批判，但是梅里亚姆批判的更彻底。梅里亚姆不仅批判了西方分析型的思维模式，还指出研究音乐应该研究人的思维、行为和创造产物。应该把人和音乐综合起来研究；不能只研究音乐，而应该将音乐放到其文化背景中去加以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正是中国式的综合型思维模式，是研究东方文化实践的结果，也是对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分析型思维模式批判的结果。
作者最后指出，由于有了综合型思维的分析研究方法和文化人类学在研究文化现象方面的成功的经验，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开始学习文化人类学各流派的各种方法，并通过实践进一步认识到综合性思维模式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后现代时代的到来以及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西方人类学界批判结构主义，提倡多元文化性的思维模式，突出差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处于主流。在此背景下，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们研究的热门话题开始转移到对“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以及“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的研究。
二、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汤亚汀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一文中指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多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开始有反思的气氛并随之出现了一批从思想的高度总结民族音乐学历史的著作。文章从文艺复兴时期学科的早期酝酿，到比较主义思想出现时学科的创建，再到民族主义背景下学科的过渡形态；从美国民族学与美国人类学、欧洲音乐学对立时的磨合，到结构主义人类学出现时民族音乐学向语言学分析模式的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时代多元的杂交五个阶段，详细的论述了西方民族音乐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
在早期酝酿阶段，作者谈到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史的早期酝酿可以追溯到19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其特点是以古希腊文化和欧洲中心文化为普遍主义的比较模式，是启蒙时代自然科学客观精神影响下的结果。指出启蒙运动时卢梭支持的文化人文主义理论和他的音乐现象的二元论，即自然———人性这种启蒙时代的理性思想，以及崇尚经验和客观性，兴盛田野调查，重视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出现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为比较音乐学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一直影响着今天的民族音乐学理论与方法。作者指出这一时期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把非西方音乐作为西方音乐的源头，创立了东方主义的学术。东方音乐进入西方音乐史学，形成一种全球音乐史的格局，非西方音乐也就成了西方音乐研究源头的思想并延续至今。
在学科创立时期这部分，作者做了深层的剖析，指出启蒙时代为自然科学服务的实证主义者从事实出发，用归纳的方法来概括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科学中的比较解剖学的比较方法在人文学科当中开始运用，加上受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启示，艺术史学家开始学习自然科学家的归纳方法，以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受地理学的启示，人类学家用文化圈思想和传播论理论对不同的文化加以归类，再借助于心理学、声学、或称音响学、数学、语言学等手段。“这样，一个真正具有体系和手段的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学科通过一批科学家在历史上建立起来了。”
在过渡形态时期这部分，作者分析了以东欧为突出的音乐民俗学研究，指出他们有其特定的民族主义背景，但没有挣脱德奥比较音乐学的樊篱，虽然在收集记录民间音乐、注意田野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论、对文献资料的概括和对音乐传统的重建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贡献，但终究未成大气候，二战后遂逐渐纳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潮流之中。
在对立面磨合时期这部分，文章指出随着二战的爆发，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经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从博阿兹到胡德再到梅里亚姆，民族音乐学经历了人类学———音乐学———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人类学与音乐学两种学科从对立，走向互相磨合，再走向互相渗透。在相互磨合、渗透的过程中，民族音乐学研究虽受人类学因素影响，但毕竟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学科，二者仍然不平衡，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实证论———经验论哲学仍是美国民族音乐學发展的主流。60年代末美国兴起了一股以文化普遍主义、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语言学分析的运动，即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种潮流对音乐分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民族音乐学学科来说，由于比较音乐学是用西方传统的文化相对主义音乐分析方法来分析非西方音乐的，这样很容易受到质疑。于是，人们自然想到了音乐分析也应该吸取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应该关注音乐所共有的、比语法更抽象的、处于人类思维深层的这些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民族音乐学主流所强调的文化相对主义和实证论-经验论哲学的分析方法开始转向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在70年代达到高潮，并延续到80年代。
在多元杂交的后现代主义这部分，文章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现代西方文化在经过数次裂变之后！推进到后现代时期。这个时期是各种思潮碰撞杂交的时代，求多元化、非同一性，不满足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冲破旧范式，不断创新。民族音乐学受其影响产生了许多诸如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实践理论”等思潮。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出现了对女权主义的音乐研究和以音乐民族志“反思性写作”为契机的新历史主义文化整体批判的模式。
综上所述，20世纪末，西方民族音乐学实际上已经从分析型思维模式完全地转变为综合型思维模式。他们所研究的已经不是音乐中诸如音程、音体系等个别技术性的问题，而是注意音乐的功能、音乐的社会作用等东方哲人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非常关注的问题；他们也不再把人和音乐分开来进行研究，而是把音乐和创造了它的人联系起来。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