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清入关后,上承明制,以题奏本章为朝廷日常政务文书.康熙帝出于"居园理政"和"巡游之治"的需要,将本章"先呈御览、下阁票拟"的流程改为"径交内阁,票拟进呈",又设立批本处以减少君主批答章奏的工作量.这一改革看似怠政,实则是清朝皇帝发挥臣下处理日常事务的主动性,构筑内廷以强化皇权运使能力的有益尝试.
【机 构】
：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224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入关后,上承明制,以题奏本章为朝廷日常政务文书.康熙帝出于"居园理政"和"巡游之治"的需要,将本章"先呈御览、下阁票拟"的流程改为"径交内阁,票拟进呈",又设立批本处以减少君主批答章奏的工作量.这一改革看似怠政,实则是清朝皇帝发挥臣下处理日常事务的主动性,构筑内廷以强化皇权运使能力的有益尝试.
其他文献
接天莲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蜒立上头.从诗画中走来的荷花,自带“仙气”,是整个夏天最美的风景.rn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荷花备受市民喜爱.为增加青岛市民对插花艺术的了解和喜爱,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结合24节气——大暑和传统节日“荷花节”,8月1日,青岛市首届荷花节在青岛世博园启动,节日期间,举行了以荷花为主题的插花艺术活动.世博园睡莲世界内,一千余种睡莲、荷花正值花期,各色品种争相开放,一经开放就成为岛城最佳赏荷地.
在中、泰两国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中泰一家亲”.极简的一句话明了地概括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与泰国的交流从未间断过.往前追溯几百年,在泰国阿瑜陀耶王朝时期也是中国明朝前期,两国之间贸易发展迅速.”泰国驻青总领馆总领事王玉君如是说.rn身着一身使用泰丝制作的泰国传统服装,优雅、谦和的王玉君为我们讲述了她在青岛工作、生活的点滴故事.
每座因海而生的城市,都深藏着一份对海的眷恋.在青岛老市区的西部,昔日的普通货运码头如今被一座现代化的风帆形建筑取代,她就是——青岛邮轮母港客运中心.rn传奇新地标rn说起青岛国际邮轮港,想必青岛人都不陌生,或许很多人的第一次邮轮之旅就是从这里起航的.作为青岛老城文脉、带动老城复兴的引爆点,青岛国际邮轮港致力于打造国际滨海文化旅游目的地、湾区创新商务服务中心、洋溢着历史风情的现代人文港湾.
青岛是一座开放之城.开放多元、兼容并蓄是青岛这座城市的精神代码与内在品格.在一个崭新的大时代里,开放青岛嬗变的轨迹愈发清晰与亮丽,城市的每一处脉动都留下可圈可点的段落,留下成长的印迹与喜悦.青岛的开放大气与时代的律动,与未来的图景,相伴、相生、相荣,彼此成就未来、彼此获得美好.rn开放前沿rn今日之青岛,站在开放的最前沿和新风口.青岛与深圳同为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开放新格局中有“南看深圳北看青岛”的说法.开放是青岛最大的优势.青岛正以全球的视野、开放的眼光,眺望城市的前路,不断放大坐标,趁势晋级,积
从海边到内地,从城市到乡野,青岛就像一帧斑斓逼袭的全景大画幅.令人窒息的360度绚美,从眼睛的惊艳,直抵心灵的震撼.青岛太美,即便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古老,但天生丽质与浪漫街景所迭化出的万千风情,足以打动所有与之相逢的过客,也足以温柔所有与之相爱的归人.rn城市不仅仅需要如此风花雪月的柏拉图之恋,也需要丰盈、浑厚的物化温暖,以使得安适所在陈实而美满.在青岛,有这么一个企业,在过去的25年里,勾勒出一条与时代默契相伴、相生、相荣的抛物线.用成长的力量与律动,为时代的脉动兑现与众不同的价值,在每一个历史节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卓著成就,印证了其制度的巨大优势.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一项时间跨度长、内涵宽的系统工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通过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从制度的理念与导向、组成与架构、实施效果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行深入探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启全面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新视角,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
基层团组织作为党联系广大青年群体之间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新的发展阶段必然将承担更加重要的任务.基层团组织活力不足影响基层团组织发挥作用及效果.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制约活力发挥的因素,提出路径进一步完善基层团组织自身建设,提高组织能力,激发组织活力.
以“协商建国”这段历史为切入点,聚焦“三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与颁布,借助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重点分析了“三大宪章”的结构与功能,认为“三大宪章”在系统论的视域下构成了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实际发挥着宪法性功能.“三大宪章”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新中国国家制度建构的最初尝试,实际构成了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起点.
清代自顺治年间始,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官修的方式,先后纂成"解义""折中""汇纂""义疏"等各种名目的经解书籍19种,范围遍及各部儒家经典,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官方经学体系.统治者借助这一举措,彰显儒家经典的致治功能,昭示儒学道统与帝王治统的合一,强化伦理道德和尊卑秩序,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学术总结意味.梳理清前期官修经解的具体情形,解析官方经学体系构建的背景与过程,揭示其蕴含的政治诉求、思想观念以及文化涵义,有裨于深化对清代政治、思想、学术的研究.
字识是清代绿营中文书信息处理最底端的兵种,由明代识字兵承袭而来,顺治初已在军事运转中出现,迟至康熙中期初具规模.字识多由武官从营内兵丁中挑选,因荒废操练却占食名粮,雍正朝试图以武职经制书吏替代字识,但各级武官基于军务成本及自身利益等因素,依旧将其保留.在字识广泛存在且难以裁撤的境况下,为解决虚兵空额问题,同时确保军政文书的有效运行,乾隆中后期陆续对字识的数额、待遇及拔补做出相应规定.字识日渐制度化是军事权力难以深入基层的妥协和务实措置,然而因绿营武官识字有限,其衍生的问题亦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