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这本书写完之后，一直没有合适的书名，想了很多名字，都不合适。
　　2019年春天，我和樊锦诗老师在燕南园和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商定书名和版式，为了打开思路，出版社的几位同仁找来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传记。
　　我看着身边瘦小的樊老师，想到我们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惫、手不释卷的样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别我的那个身影，耳边始终回响她说过的那句话：“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这本书的终篇是“敦煌人的墓地就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边安葬着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先生在内的27人，他们是第一代坚守敦煌的莫高人。保护区是不允许有墓地的，这个墓地很隐蔽，在远处几乎看不见。这些人来自五湖四海，最终心歸敦煌……如有神明授意的那样，我脱口而出：“心归何处？书名就叫《我心归处是敦煌》吧！”大家沉默下来，接着是赞许，樊老师看着我说：“嗯，还是你懂我！”
　　2014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见樊锦诗。那次会面，匆匆而别，我没有想到命运会在我俩之间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缘分和情谊，我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懂我的人”。那年暑假北大艺术学院的几位老师到莫高窟考察，樊老师亲自接待了我们这群北大校友，不仅安排我们参观洞窟，还安排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专家进行了座谈。记得那次座谈会就在敦煌研究院的小会议厅举行，那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听樊老师讲述敦煌研究院的历史，以及关于壁画保护和传承的艰辛，也是我第一次被“莫高人”坚守大漠、甘于奉献的精神深深触动。

贰

　　莫高窟的清净令人心生敬畏。
　　许多洞窟都有着沿着墙角一字排开的禅修窟，这是数千年来历代僧侣在此禅修的明证。如今人去窟空，对于颇有悟性和慧根的人而言，目击空空的禅窟或有如棒喝一样的启示。即便不能顿悟，眼前也一定会浮现当年那些枯瘦如柴的禅僧，在阴暗寒冷的洞子里默坐冥想的情景，心中必定生出一种谦恭和敬意。在莫高窟，那一尊尊苦修佛并不是虚假的幻想，而是一种日常的真实。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的人时时让我想起出家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付给敦煌的流沙和千佛洞方圆百里上匆匆消逝的光影，在一种貌似荒寒的人生景致中等待一个又一个莫高窟的春天。他们虽然不念经、不拜佛，但是临摹壁画、修复洞窟、保护遗址、宣传讲解，这些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无异于出家人的修行。
　　莫高窟是一种考验，只有那些经最终经受住考验的人才能修得正果。
　　夏夜的傍晚，太阳还没有落下时，莫高窟上空明澈无比的蓝天令人陶醉。游客散去之后，位于鸣沙山东麓、宕泉河西岸的莫高窟就显得格外神圣。那些开凿在长长的石壁上，如蜂房一般密密麻麻的石窟群蔚为壮观，那看似灰头土脸的外表下隐藏着是圣洁而又神秘的伟大文明。走进石窟，就能强烈地感觉到每一个洞窟透出的五彩斑斓的神光。
　　为了这个访谈，我拟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但真正进入访谈，我拟出的题目基本失效。她的健谈，她阅历的丰富，思路的开阔，还有那些从来不为人知的往事，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似乎每一个小问题都可以打开她记忆的宝藏。樊老师的讲述有她自然内在的逻辑，只需一点触发便能源源不断的喷涌而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说的话全部记录下来。近60年的敦煌生活，她对那里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树，每一方壁画都如此熟悉，莫高窟的历史、洞窟壁画艺术到考古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数家珍。
　　樊老师曾对我说，大家都认为她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其实她有几次想过离开敦煌，我问她：“最后为什么留下来？”她说：“这是一个人的命。”鸠摩罗什当年随吕光滞留凉州达17年，也是在一种并非自己选择的情形下开始佛法的弘扬，而樊锦诗是随历史与命运的风浪流徙至此，所不同的是鸠摩罗什当年是东去长安，后来在“草堂寺”负责佛经的翻译工作；而樊锦诗是西来往敦煌，在“莫高窟”守护人类的神圣遗产。好在有彭金章这匹“天马”，在她最艰难的时候，“伴她西行”，不离不弃，陪伴左右，和她一起守护千年莫高，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夜幕降临时，九层楼的四周愈发安静，安静得彼此仿佛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我们的耳畔是随风传来的一阵阵叮叮当当的铃声，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似有若无……樊老师说那是九层楼的铃铎，铃铎的声音跃动在黑夜和白天交替之际，让人感到仿佛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直到满天星斗闪耀在我们的头顶，微风从耳际流拂过，那壁画里飞天弹奏的音乐也好像弥漫在我们的周围……

　　我突然明白了樊锦诗愿意一辈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的心灵的安顿，在这里无须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叁

　　我把录音和访谈稿件带回了北京，很快就整理出了文字稿。
　　我把口述的内容整理位13个部分，分别涵盖了“童年”“大学”“实习”“历史”“学术”“劫难”“至爱”“艺术”“保护”“管理”“抢救”“考古报告”和“莫高精神”，这就是这本书13章的最初框架结构。 　　这本书是一次跨度极大的多学科尝试，写樊锦诗和敦煌，涉及敦煌艺术、敦煌学、考古学、文物保护等多个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学科领域，还有历史学、宗教学，以及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西域文明和敦煌之间的一种交融互动……对我个人而言是个挑战。
　　完成此书，除了跨学科的难度之外，还有各章内容的不平衡。因为口述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章节内容不均衡，有的充实，有的薄弱，有些章节内容只有数千字。怎么办？樊老师远在敦煌，我在北京，不可能每天和她通电话，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抛给她，并且大多数写作中遇到的问题是无法通过电话采访解决的，必须要查阅相关资料，才能加以丰富和充实。
　　我找来了樊老师全部的著作、论文以及讲演，希望可以把以往她曾经思考过的重要问题融入她个人的传记。通过阅读她所有的文章，我理清了她在学术上始终关切的核心问题，在敦煌学研究上已经或试图突破的问题，在遗产保护方面主要抓住的问题，以及她在时代转型时把握的重大问题。直到我对她的学术思想、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越来越熟悉。书中有的地方或许她只是说到几句话，提到曾经发生的一件小事，但在我看来很重要，我就进一步查找相关资料，尽量恢复她自己也已经遗忘的那些往事。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好像听到她本人在我耳边叙述，这些文字不像是我写出来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语气、思路和节奏说给我听的。
　　比如樊老师回忆苏秉琦先生，她只是简單提到毕业之际苏先生找她去朗润园谈话的往事，至于谈了什么，为什么找她谈话，这些记忆已经都已经非常模糊了。如何从历史角度来把握苏秉琦和樊锦诗的这一次谈话，如何写好苏秉琦先生？我必须重新学习苏秉琦先生的考古报告和考古思想，翻看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撰写的《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我觉得只有在我自己的意识中复活一个活生生的苏秉琦，才能真正理解并懂得苏先生为什么要找樊锦诗作一次谈话。仅仅这一章，我就需要对苏秉琦先生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他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他的考古学理念，他何以成为考古大家等诸多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究。没想到，樊老师看到这一章时非常感动，她说：“谢谢你！我以前觉得苏先生很了不起，现在我更加觉得苏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这样的老师真是幸运！”
　　关于她如何度过最艰难的岁月，从哪里汲取精神动力，一直是我反复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资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寻。樊老师最喜欢第259窟的“禅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灵的答案就藏在这些伟大艺术之中。当我介绍敦煌的壁画和雕塑时，不是从陈述敦煌艺术知识的角度来讲敦煌，而是从存在的角度体悟樊锦诗和敦煌艺术之间的生命关联，这需要我阐释敦煌艺术的意义，如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樊锦诗的整个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艺术学理论的专业积累，我的艺术阐释学的学术思考帮助我完成了这项难度最大的工作。
　　这本书也不仅是樊锦诗个人的传记，书的内容涉及对几代敦煌人的回忆，这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这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第一，樊锦诗现阶段的思考，遗产保护在未来所要面对的严峻问题，都在这本书里得到了真实的呈现；第二，樊锦诗是第一个做出了莫高窟考古报告的人。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敦煌石窟全集·第266—275窟考古报告》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当代成果，意义重大。就是因为这个考古报告，2019年法国“法兰西学院汪德迈中国学奖”授予了樊锦诗，她是目前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学者。樊锦诗在书中毫无保留地贡献了她对于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观念；第三，关于世界遗产的保护，遗产保护过程中如何建设数字化保护工程？很多高科技的保护工作是如何一步步发展起来的？樊锦诗的回忆也具有档案的价值。这一探索过程倾注了她毕生的心血，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总结。

肆

　　2017年春天，彭金章老师查出晚期胰腺癌，这是不治之症，这件事犹如晴天霹雳。
　　樊老师本来希望能够由她本人逐一校对书稿后再出版。但是由于彭老师在上海治疗期间，樊老师心力交瘁，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好意思再提出校对书稿的事情了。初稿完成后，出版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了。樊老师一边陪护在彭老师身边，一边还要为敦煌的工作四处奔波，她当时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们都非常担心她的身体，每次通话我就在电话里安慰她。那段时间几乎每天我们都通电话，我感到她为彭老师的病情非常着急、痛苦和焦虑。她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彭，因为忙于工作，自己没有尽到做妻子的责任，这一辈子老彭为自己、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了。
　　2017年7月29彭老师去世，葬礼异常朴素，她没有惊动任何人。2017年中秋节那天，我的手机上显示了樊老师发来的一条短信，她说：“今天是中秋，我一个人在九层楼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现在非常想念你……”当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往外涌，我知道痛失爱人的樊老师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2019年3月，樊老师对我说：“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时间，我觉得我应该全力配合你校对书稿。”我知道她是心疼我太累了，但是我很担心她是否抽得出时间，因为2019年年初，她刚刚荣获“改革先锋”的称号，有许多许多活动等着她参加。但是她执意要来北大和我一起修订书稿，并且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她在北京。就这样，从3月到6月，我们先后躲在北大勺园和中关新园，朝夕相处，手不释卷，除了吃饭其余时间都在核对书稿，终于把这本书一章一章地修改完毕。

伍

　　这本书前后写了将近四年，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樊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
　　这四年的时光有幸和樊老师在一起，从师生关系，到忘年之交，尤其是最后校对书稿的这段时间，我就好像跟着樊老师又读了一期研究生。她把自己对于敦煌很多问题的思考毫无保留地告诉我，把关于人生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让我在这个过程中零距离地接近她，了解她，认识她，体会她最真实的内在心灵节奏和精神世界。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让我真正走近樊锦诗，懂得樊锦诗。
　　她和双胞胎姐姐六个半月就出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得过小儿麻痹症，几乎瘫痪，幸好没有落下后遗症；她遭遇过青霉素过敏，死而复生；她忍受过夫妻两地分居十九年的艰难岁月……她能够活下来，还能活出她希望于自己的那个样子，做出一番令人动容的事業，是一个奇迹。她那两条瘦弱的腿，从上海走到了北京，从北京走到了西北，去到了万里之遥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岖，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樊锦诗是善于观察，善于学习，善于自我约束的那种人，也许她在她父亲那里学会了谦虚和果敢，继承了父亲温柔敦厚的文人气质，以及在决定了任何事情之后，永不更改的决心；在母亲那里学到了安静慈悲以及简朴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老师阎文儒和宿白等人那里，她懂得个体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在社会和整个的人生中实现自己的价值，摒除任何矜骄之心；她也在敦煌的前辈那里学会了意志的坚定，懂得了在任何时候都要学会坚持和隐忍，懂得了信赖自己的真心，懂得了要有大的作为必定要经历大的磨难，以艰苦求卓绝，在任何的艰难和痛苦中镇定如常，如如不动。
　　而所有这些在她身上所体现的美德，都是她生命中所敬慕的那些人以人格的方式传导给她的，每一位接触樊锦诗的人都可以在她柔弱的躯体里感受到一种至刚的力量，感觉到一种坚定、谦逊、温和的精神气质。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意思是：君子的气质有三种变化：远望他的外表，很严肃；近距离接触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很严厉。樊锦诗就是那种达到大道似水、至柔至刚、刚柔并济的人。

　　她在人格方面，自有一种甜美、宁静、淡然和端庄。正是这样一种和谐呈现，让我们看到她和她所从事和坚守的事业融为一体，她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就是考古保护事业；而敦煌的所在就是她的所在，她的名字就代表着莫高窟。她选择的敦煌和莫高窟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和莫高窟选择了樊锦诗向世人言说它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
　　也许当一个人真正了悟时，她的内心才会升起一种持续的欢乐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因为这是从心灵深处生发出一种迷惘的解脱和无惑的快乐，而这样一种无惑和快乐是其他世俗意义上的快乐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古罗马的赛涅卡说，“正是心智让我们变得富有，在最蛮荒的旷野中，心智与我们一起流放，在找到维系身体所需要的一切后，它饱尝着对自己精神产品的享受。”
　　我在《樊锦诗和宿白的师生情缘》这篇文章里，曾用“守一不移”四字来概括樊锦诗一生的追求和意义。这个“一”就是莫高窟，她来了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一”是她作为北大人的自觉和自律，离开北大以后，一直在她身上传承和保留了的北大精神；这个“一”还是知识分子的良知，她从没有忘却也没有背叛过。所以，她的一生就是“守一不移”的觉悟人生。唯有莫高窟和壁画的保护，才是她确证自己存在的最好的方式和全部的目的。
　　樊锦诗没有为自己的孩子们留下什么遗产，她捐出了所有个人获得的奖金用于敦煌的保护。她从来不留恋美食和华服，不留恋金钱和名利。樊锦诗是过着最质朴的生活的那一类人。对于这样质朴的人而言，质朴生活源自心灵最深处的自觉。她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不断地向外界和世界介绍她心爱的莫高窟，介绍她所从事的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仿佛她人生的意义全部都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
　　在樊锦诗的身上，呈现着一种少有的气质，单纯中深厚，宁静中的高贵，深沉中的甜美。当我这样感觉她的神气的时候，我发现，这正是我面对敦煌壁画时候的关于美的体验。壁画穿越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雅和灿烂，在这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在一个人的气度之中。她的高贵来自她思想的严肃，庄重和纯正；而那种深沉也许来自于长年的关于文物保护的忧思，来自于她对于莫高窟这一人类绝无仅有的宝库的现在和未来的强烈的责任；而她的童真，年届八十却依然如少女一般纯真的笑容，是伟大的艺术和神圣的使命所赋予她的那种安宁和静谧的心灵所造就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