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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刘福垣教授的新作《新资本论大纲》，发现其在许多方面很有见地，不仅有思想的广度和深度，而且有理论体系的突破和创新，对这样的学术成果要给出全面、深刻、科学的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对刘教授在基本理论和实际运用中产生的错误，也是必须慎重指出和加以纠正的。特别是他从分析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根本区别”和“相互关系”入手，用图形把现代社会划分成“五大发展阶段”（刘福垣：《新资本论大纲》，第44—45页），并认为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正处在“封建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第38页）虽然我国还存在某些封建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事实不容否定，更不能把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封建资本主义。同时，他还认为现在的发达国家正处于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第8页）这样的理论分析，不仅抹杀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而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与任务发生矛盾和冲突，因而也是其产生一系列理论错误的思想根源。因此，我在下文中，首先概括了《新资本论大纲》第二章《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然后揭示其中的理论错误并分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四点意见和看法，与刘教授商榷。
一、《新资本论大纲》第二章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从总体上讲，刘教授与那些盲目反对和全盘否定《资本论》的人不同，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良好的，他不仅熟悉《资本论》和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关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希望通过批判错误思想和实现理论创新，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疑难问题。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和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大胆地批评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错误和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因而称为“新资本论”。这种理论勇气值得提倡和发扬，其中合理的部分应充分肯定，但是有些不正确和不合理的地方也需要指正。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不断的磨炼才能趋于成熟，可能刘教授的“新资本论”也不例外。
要对该书的第二章《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做出评论，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以下是一个简要的概括。该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剥削率的变化是区分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第二章是全书一系列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思想前提，因此搞清楚它的主要观点和创新内容十分重要。首先，刘教授认为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由于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劳资阶级力量的变化，会引起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偏离；接着，刘教授阐明了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功能上的区别，他认为剩余价值率是反映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唯一指标，而剥削率是反映生产关系升华的唯一指标；然后，刘教授通过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变动趋势的示意图，勾画出现代社会的五大发展阶段。他把当前中国，划入封建资本主义阶段，并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余毒，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他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而是要封建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问题。最后，他联系我国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实际状况和变动趋势，说明了我国的经济现状和社会发展与其理论分析基本吻合，进一步阐明了他理论创新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
这样的理论创新是否正确和能否成立？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搞清楚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是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二是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能否成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和尺度？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能否等同？四是应该如何联系实际，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些都是内涵丰富和涉及面广的重大问题，在解答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和关键的地方加以论述。
二、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是质上同一的经济范畴
刘教授首先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不朽的丰碑”，同时他又指出，马克思的贡献“还只是闪露金光的毛坯”。（第31页）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说马克思在不经意间忽视了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这两个经济范畴的本质区别。这个重大的理论失误，使他找错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没有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真正载体”。（第31页）看来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这不仅关系到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剩余价值论的正确和错误，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主体和实现路径。因此，这是一个既不能回避，更不能忽略的重要理论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是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刘教授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章中的两段话，发现了其中的差别和问题。第一段话是：“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1]（我们把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用M′=M/V来表示）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内涵以此为准，它确实“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2]。刘教授承认，在这种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的内涵是相同的。但是，他引证的第二段话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第二段话是：“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刘教授接着说，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过程分为如下的两段时间：一段时间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段时间生产剩余价值。这就产生了另一种内涵的剩余价值率，即劳动力价值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第31页）（我们把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用M′=a′/a来表示）在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两段话以后，刘教授得出结论：“马克思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前后为我们提供了内涵不同的两种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一个是以再生产工资或可变资本为标准；另一个是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为标准。”（第32页）是否真是如此呢？ 应该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其实，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两个“内涵不同的两种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而是从两个不同侧面，或者说从两个不同层面阐明了同一概念，一个是从资本的价值形态（物化劳动）来讲的，一个是从劳动的时间形态（活劳动）来讲的。由于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从价值形态即物化劳动和时间形态即活劳动，这两个紧密联系的经济层面来论述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这是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的表现。由于理解上的差别，刘教授把它们看成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这就完全偏离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所下的实际定义。
在这个基础上，刘教授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剥削率的影响”。（第33页）其实，劳动的供求关系只是在量上影响了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们的性质。在确定剩余价值率可以反映剥削程度的前提下，再把劳动的供求关系考虑进去，进一步考察价值形态的剩余价值率，与价格形态的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是完全可以的。这里，刘教授仍然把剩余价值率定义为可变资本的增值率（M/V），而把剥削率转化为实际工资的增值率（R/G），其中R代表毛利润，G代表实际工资。由于劳动供求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毛利润R可以高于或低于剩余价值M；同样，实际工资G也可以高于或低于劳动力价值V。这样，一般剩余价值率M/V与实际剥削率R/G之间的关系，类似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关系，虽然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供求平衡时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但当供求发生变化时，二者就可以偏离，有时偏离的程度会很大。现实表明，一般剩余价值率M/V和实际剥削率R/G在量上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差别的大小、延续时间的长短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样的，这种由外在因素导致的量上差别，不应成为否定它们本质一致的理由，更不能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和客观依据。
三、不能用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划分历史阶段
刘教授为什么会用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来划分历史阶段？这是因为他把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看成本质上不同的两个经济范畴。刘教授认为，剩余价值率是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指标；而资本剥削率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并用二者的交错关系，得出了它们能够划分历史阶段的结论。这就要正确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剩余价值率为什么不是反映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发展的根本指标？（2）为什么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3）为什么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不能成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和依据？（4）我们应该依据什么和如何正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1.剩余价值率不是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指标
刘教授认为：“剩余价值率是生产范畴，反映生产力的性质、发展水平和运行态势，是劳动生产率在价值关系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第33页）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些偏差和牵强的。虽然剩余价值率要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它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劳动生产率与剩余价值率反映的实际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以劳动资料的进步为标志，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而剩余价值率反映的是可变资本的增值程度，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和价值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率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准确体现，因而是劳资关系的量化指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例如，石器、青铜器、铁器、大机器分别代表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由于劳动资料的进步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物质前提和决定因素，所以马克思认为它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相应变革，所以劳动资料又成为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而剩余价值率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剥削程度的准确体现，而不是直接反映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决定性指标。因此，把剩余价值率看成反映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唯一指标，显然是张冠李戴和移花接木的结果，也是导致后面理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2.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都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
刘教授认为：“剥削率是分配范畴，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发展水平和基本走向，是阶级力量对比在交换关系上的集中体现。”（第33页）这样的表达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看成内涵不同的两个经济指标。如果把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把剩余价值率看成反映生产力的指标，而把剥削率看成反映生产关系的指标，这就会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错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率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因此，说剥削率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就是说剩余价值率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只有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那么私有剩余价值就会转变为公有剩余价值，或称为公共必要价值，剩余价值率就会转变为公共必要价值率。这时，由于公有剩余价值即公共必要价值已经归劳动者集体或全体共同所有，所以原来的剥削率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为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率了。因此，如果我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剥削率是同步提高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贡献率也是同步提高的。因此，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显示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生产方式。
3.不能用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来划分历史阶段
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当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时，所产生的一般剩余价值率M/V与实际剥削率R/G在量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供求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等外部因素引起的，因而这种差别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用一般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来划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显然是不科学的，也经不起社会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刘教授则是通过一般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因而有历史唯心主义的嫌疑。刘教授首先把一般剩余价值率M/V与实际剥削率R/G区分开来，然后把二者在量上的差别，以及实际剥削率的高低作为划分从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因而这一过程可细分为资本封建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个历史阶段，并绘制出以下图形加以具体说明和详细论证。
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变动趋势示意图（第45页）
刘教授对以上这张图形做出了具体解释，社会商品的总价值W=C+V+M，其中C是被生产性劳动转移到商品中的生产资料价值，即物化劳动耗费；V+M是劳动新创作的价值，即国民收入；C+V是价值形态的生产成本；纵轴C/V代表资本有机构成，即单位活劳动推动的物化劳动；横轴T代表时间。原点O代表封建时代的开端，即人类社会进入了铁器时代。他说：“在OB区间，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形成一个人口红利区，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财富、贫穷和产业后备军同时积累的形象概括；OA区间是资本封建主义时期；AB区间是封建资本主义时期；BC区间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CD区间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这张示意图告诉我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C/V越来越高，剩余价值率M/V也就越来越高，剥削率R/G却越来越低。”（第44—45页）因而具体显示出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剥削率低于100%高于50%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剥削率在50%和零之间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剥削率为零时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认为：“利用这张图，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定位，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第44页）在这张图上，在OB区间，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形成一个人口红利区，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是一个普遍现象，形成R/G大于M/V具有必然性。但是，在进入BC区和CD区之后，剩余价值率（M/V）会不断提高，而剥削率（R/G）将趋向于零，那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判断显然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和盲目延伸性。其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际剥削率只能偏离一般剩余价值率，是决不可能趋向于零的。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原来的资本剥削率也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为劳动的社会贡献率。
4.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方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的变革和进步；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相应变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指示器”。由于发展阶段体现的是社会的质的变化，因此需要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表现出来。剥削关系本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体现，又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说，只能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来区分和判断，而不能仅仅用一般剩余价值率（M/V）和实际剥削率（R/G）在量上的变动来衡量。私人资本为主体的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低级阶段，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阶段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说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不正确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率始终是剥削程度的表现，因此不可能出现剩余价值率（M/V）不断提高，而剥削率（R/G）大幅度下降的变动趋势。当然，通过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量上的偏离程度，用超经济的封建因素的大小来说明资本主义早期，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部分质变，来区分资本封建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资本的比重提高，并达到一定比重之后，可以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由于还要大量利用国内外的私人资本参与经济建设，因此可以称为资本社会主义。这种资本封建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以及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的划分，对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特点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这种区分也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为依据的，而不是以一般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为依据的。
如果要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阐明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那么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生产和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扬的是私有制，弃的是小生产，因而成为大生产的私有制。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进一步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扬的是大生产，弃的是私有制，因而成为大生产的公有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心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可见，只有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历史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能正确地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和特点，才能自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这就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及其历史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对社会发展及其阶段性的认识，要避免判断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尊重客观规律要求，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判断，才能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时代，取得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成果，并对社会发展形成指导和推动作用。 四、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不能直接等同
刘教授认为，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剥削率低于100%高于50%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剥削率在50%和零之间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剥削率为零时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第44页）这里，不仅直接用剥削率来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本身包含了不科学的成分，而且把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也是值得商榷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根源，是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虽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需要经过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发展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这里首先要讨论，历史是否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呢？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包括物质生产力、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精神文明等，都是在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可以说资本主义越不发展，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越困难；相反，资本主义越发展，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就越成熟，相对来说这一转变可能更容易。可以预计，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要比发达国家经过更长的过渡时期，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决不能说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二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在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把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阶段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化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马克思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开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和“共同胜利”的理论，后来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马克思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和平过渡”不可能了，因为统治阶级手中有强大的政权和武装力量，无产阶级不经过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列宁又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是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备了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当时政权腐败和民不聊生，以及大批军队参与世界大战，国内统治力量空虚等现状，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一举取得了成功。中国学习苏联采取暴力革命，也取得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这里，所不同的是苏联是城市暴动，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切说明，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是“多国同时胜利”还是“一国首先胜利”，是“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都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一概而论。今天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以及世界进入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时期，还有没有再次出现“和平过渡”的新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历史课题。如果因为最近几十年没有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否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可能要经历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几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因此根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最近几十年没有产生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现象，还不能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已经改变的结论。
就中国来讲，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和最终进入共产主义，还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所有制上，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关系上，还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生产方式上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还将长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将来在生产力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使命以后，我国还要经历多种公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这时不仅要大力发展公有制市场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按劳分配。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才会消亡，商品经济才有可能被产品经济所代替。那时，不仅可以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可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用劳动券的按劳分配。经过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最后创造出单一全民公有制下实行按需分配的主客观条件，人类社会才算真正进入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每个人身体和思想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最终建成人类的大同社会。
五、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方法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而且要有雄厚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如何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挫折和减少阵痛？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几个结合。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要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实践表明，哲学是经济学的灵魂和生命线，经济学是哲学的载体和具体运用。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创立新理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过程，必然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产物，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物。二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它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它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之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继承性。 第三，在理论来源上，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那种认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需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这是它们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基础。进一步分析表明，《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把它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整地揭示出来了。而西方经济学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偏重于研究生产力，把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中心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外在互补性。
第四，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要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不能放进人造的实验室里进行验证，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常常要经历几代人或十几代人的长期实践，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许多新的经济理论不能，也不必等到实践完全证明其正确之后才加以运用。因此，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方法。
第五，在表现形式上，要坚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论证的严谨性相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上科学论证的典范，而且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资本论》把理论上的逻辑顺序与历史上的实际顺序统一起来，因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珍品，为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经济学的论证，不能凭借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手段，因此正确运用科学抽象法更为重要。经济学的论证过程，常常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量变与质变、分析与综合等论证方法的高度统一，因而科学论证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科学体系的可靠保证。
第六，在发展进程中，要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与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一个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全部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既不能依靠某个天才的个人努力，也不能期盼某天早上奇迹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这里的关键是：在外部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其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这是整个经济学界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2页。
[2]同上，第244页。
[3]同[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5]同上，第11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 农郁）
一、《新资本论大纲》第二章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从总体上讲，刘教授与那些盲目反对和全盘否定《资本论》的人不同，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良好的，他不仅熟悉《资本论》和对马克思主义有独到的见解，而且他关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状况，并希望通过批判错误思想和实现理论创新，来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疑难问题。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地位和历史贡献；另一方面，他又大胆地批评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错误和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因而称为“新资本论”。这种理论勇气值得提倡和发扬，其中合理的部分应充分肯定，但是有些不正确和不合理的地方也需要指正。任何理论的产生、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不断的磨炼才能趋于成熟，可能刘教授的“新资本论”也不例外。
要对该书的第二章《重新认识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做出评论，首先要了解它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以下是一个简要的概括。该章的主要目的是要说明：剥削率的变化是区分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第二章是全书一系列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思想前提，因此搞清楚它的主要观点和创新内容十分重要。首先，刘教授认为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由于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劳资阶级力量的变化，会引起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偏离；接着，刘教授阐明了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功能上的区别，他认为剩余价值率是反映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唯一指标，而剥削率是反映生产关系升华的唯一指标；然后，刘教授通过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变动趋势的示意图，勾画出现代社会的五大发展阶段。他把当前中国，划入封建资本主义阶段，并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清除封建余毒，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他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要资本主义还是要社会主义，而是要封建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的问题。最后，他联系我国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实际状况和变动趋势，说明了我国的经济现状和社会发展与其理论分析基本吻合，进一步阐明了他理论创新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
这样的理论创新是否正确和能否成立？这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出发，搞清楚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是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二是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能否成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准和尺度？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能否等同？四是应该如何联系实际，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这些都是内涵丰富和涉及面广的重大问题，在解答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只能抓住一些主要的环节和关键的地方加以论述。
二、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是质上同一的经济范畴
刘教授首先肯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不朽的丰碑”，同时他又指出，马克思的贡献“还只是闪露金光的毛坯”。（第31页）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说马克思在不经意间忽视了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这两个经济范畴的本质区别。这个重大的理论失误，使他找错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没有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真正载体”。（第31页）看来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这不仅关系到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剩余价值论的正确和错误，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主体和实现路径。因此，这是一个既不能回避，更不能忽略的重要理论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是不是同一个经济范畴。刘教授引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章中的两段话，发现了其中的差别和问题。第一段话是：“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1]（我们把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例，用M′=M/V来表示）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内涵以此为准，它确实“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2]。刘教授承认，在这种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的内涵是相同的。但是，他引证的第二段话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这第二段话是：“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刘教授接着说，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过程分为如下的两段时间：一段时间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另一段时间生产剩余价值。这就产生了另一种内涵的剩余价值率，即劳动力价值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值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第31页）（我们把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用M′=a′/a来表示）在引证了马克思的这两段话以后，刘教授得出结论：“马克思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前后为我们提供了内涵不同的两种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一个是以再生产工资或可变资本为标准；另一个是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为标准。”（第32页）是否真是如此呢？ 应该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这两段话？其实，马克思并没有提供两个“内涵不同的两种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概念”，而是从两个不同侧面，或者说从两个不同层面阐明了同一概念，一个是从资本的价值形态（物化劳动）来讲的，一个是从劳动的时间形态（活劳动）来讲的。由于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从价值形态即物化劳动和时间形态即活劳动，这两个紧密联系的经济层面来论述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这是马克思理论严谨性的表现。由于理解上的差别，刘教授把它们看成两种不同性质的范畴，这就完全偏离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所下的实际定义。
在这个基础上，刘教授认为，“马克思忽视了劳动力供求关系对剥削率的影响”。（第33页）其实，劳动的供求关系只是在量上影响了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们的性质。在确定剩余价值率可以反映剥削程度的前提下，再把劳动的供求关系考虑进去，进一步考察价值形态的剩余价值率，与价格形态的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是完全可以的。这里，刘教授仍然把剩余价值率定义为可变资本的增值率（M/V），而把剥削率转化为实际工资的增值率（R/G），其中R代表毛利润，G代表实际工资。由于劳动供求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毛利润R可以高于或低于剩余价值M；同样，实际工资G也可以高于或低于劳动力价值V。这样，一般剩余价值率M/V与实际剥削率R/G之间的关系，类似商品价值与价格的关系，虽然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在供求平衡时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但当供求发生变化时，二者就可以偏离，有时偏离的程度会很大。现实表明，一般剩余价值率M/V和实际剥削率R/G在量上的差别是存在的，但是这种差别的大小、延续时间的长短具有偶然性和不稳定性，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多样的，这种由外在因素导致的量上差别，不应成为否定它们本质一致的理由，更不能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和客观依据。
三、不能用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划分历史阶段
刘教授为什么会用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来划分历史阶段？这是因为他把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看成本质上不同的两个经济范畴。刘教授认为，剩余价值率是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指标；而资本剥削率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并用二者的交错关系，得出了它们能够划分历史阶段的结论。这就要正确回答以下四个问题：（1）剩余价值率为什么不是反映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发展的根本指标？（2）为什么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本质上是同一的，都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3）为什么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不能成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和依据？（4）我们应该依据什么和如何正确地划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1.剩余价值率不是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根本指标
刘教授认为：“剩余价值率是生产范畴，反映生产力的性质、发展水平和运行态势，是劳动生产率在价值关系上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第33页）这样的观点显然是有些偏差和牵强的。虽然剩余价值率要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它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但是劳动生产率与剩余价值率反映的实际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反映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要以劳动资料的进步为标志，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而剩余价值率反映的是可变资本的增值程度，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制关系和价值分配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率就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准确体现，因而是劳资关系的量化指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例如，石器、青铜器、铁器、大机器分别代表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由于劳动资料的进步是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物质前提和决定因素，所以马克思认为它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相应变革，所以劳动资料又成为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而剩余价值率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对劳动剥削程度的准确体现，而不是直接反映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决定性指标。因此，把剩余价值率看成反映生产力以及生产方式现代化的唯一指标，显然是张冠李戴和移花接木的结果，也是导致后面理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2.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都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
刘教授认为：“剥削率是分配范畴，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发展水平和基本走向，是阶级力量对比在交换关系上的集中体现。”（第33页）这样的表达是正确的，但是不能把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看成内涵不同的两个经济指标。如果把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率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把剩余价值率看成反映生产力的指标，而把剥削率看成反映生产关系的指标，这就会产生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错误。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率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率。因此，说剥削率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就是说剩余价值率是反映生产关系的重要指标。只有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由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后，那么私有剩余价值就会转变为公有剩余价值，或称为公共必要价值，剩余价值率就会转变为公共必要价值率。这时，由于公有剩余价值即公共必要价值已经归劳动者集体或全体共同所有，所以原来的剥削率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为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率了。因此，如果我们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剥削率是同步提高的，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贡献率也是同步提高的。因此，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而显示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是生产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生产方式。
3.不能用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的差别来划分历史阶段
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当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即劳动力的价格时，所产生的一般剩余价值率M/V与实际剥削率R/G在量上的差别，主要是由劳动供求关系和劳资力量对比等外部因素引起的，因而这种差别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用一般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来划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显然是不科学的，也经不起社会实践的检验。 马克思是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来划分历史阶段的，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刘教授则是通过一般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因而有历史唯心主义的嫌疑。刘教授首先把一般剩余价值率M/V与实际剥削率R/G区分开来，然后把二者在量上的差别，以及实际剥削率的高低作为划分从封建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标志，因而这一过程可细分为资本封建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五个历史阶段，并绘制出以下图形加以具体说明和详细论证。
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变动趋势示意图（第45页）
刘教授对以上这张图形做出了具体解释，社会商品的总价值W=C+V+M，其中C是被生产性劳动转移到商品中的生产资料价值，即物化劳动耗费；V+M是劳动新创作的价值，即国民收入；C+V是价值形态的生产成本；纵轴C/V代表资本有机构成，即单位活劳动推动的物化劳动；横轴T代表时间。原点O代表封建时代的开端，即人类社会进入了铁器时代。他说：“在OB区间，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形成一个人口红利区，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财富、贫穷和产业后备军同时积累的形象概括；OA区间是资本封建主义时期；AB区间是封建资本主义时期；BC区间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CD区间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这张示意图告诉我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C/V越来越高，剩余价值率M/V也就越来越高，剥削率R/G却越来越低。”（第44—45页）因而具体显示出人类不同历史阶段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剥削率低于100%高于50%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剥削率在50%和零之间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剥削率为零时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认为：“利用这张图，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判断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空定位，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第44页）在这张图上，在OB区间，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形成一个人口红利区，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劳动供给超过劳动需求是一个普遍现象，形成R/G大于M/V具有必然性。但是，在进入BC区和CD区之后，剩余价值率（M/V）会不断提高，而剥削率（R/G）将趋向于零，那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判断显然带有很强的主观臆断性和盲目延伸性。其实，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际剥削率只能偏离一般剩余价值率，是决不可能趋向于零的。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更，原来的资本剥削率也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为劳动的社会贡献率。
4.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科学方法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的变革和进步；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相应变化。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成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的“指示器”。由于发展阶段体现的是社会的质的变化，因此需要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性质表现出来。剥削关系本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体现，又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来说，只能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以及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变化来区分和判断，而不能仅仅用一般剩余价值率（M/V）和实际剥削率（R/G）在量上的变动来衡量。私人资本为主体的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低级阶段，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阶段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说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不正确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价值率始终是剥削程度的表现，因此不可能出现剩余价值率（M/V）不断提高，而剥削率（R/G）大幅度下降的变动趋势。当然，通过剩余价值率与剥削率在量上的偏离程度，用超经济的封建因素的大小来说明资本主义早期，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部分质变，来区分资本封建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还是有借鉴意义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资本的比重提高，并达到一定比重之后，可以称为社会资本主义。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由于还要大量利用国内外的私人资本参与经济建设，因此可以称为资本社会主义。这种资本封建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以及社会资本主义和资本社会主义的划分，对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阶段性特点还是有现实意义的。但是，这种区分也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为依据的，而不是以一般剩余价值率与实际剥削率在量上的差别为依据的。
如果要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阐明社会的辩证发展过程，那么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辩证否定即扬弃的过程。封建社会是建立在小生产和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扬的是私有制，弃的是小生产，因而成为大生产的私有制。由此可以推断，如果进一步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扬的是大生产，弃的是私有制，因而成为大生产的公有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心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可见，只有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历史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才能正确地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正确认识它们的区别和特点，才能自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5]这就告诉我们，社会发展及其历史阶段具有客观必然性，因此我们对社会发展及其阶段性的认识，要避免判断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尊重客观规律要求，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正确判断，才能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时代，取得符合客观规律的理论成果，并对社会发展形成指导和推动作用。 四、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不能直接等同
刘教授认为，剥削率高于剩余价值率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剥削率低于100%高于50%是私人资本主义阶段，剥削率在50%和零之间是社会资本主义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剥削率为零时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第44页）这里，不仅直接用剥削率来划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本身包含了不科学的成分，而且把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直接等同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也是值得商榷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根源，是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资本主义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而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虽然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需要经过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发展的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这里首先要讨论，历史是否已经提供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条件呢？这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包括物质生产力、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精神文明等，都是在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可以说资本主义越不发展，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越困难；相反，资本主义越发展，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就越成熟，相对来说这一转变可能更容易。可以预计，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要比发达国家经过更长的过渡时期，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决不能说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这二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在政治、文化、社会制度等方面，都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把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阶段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化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革命，马克思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开始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平过渡”和“共同胜利”的理论，后来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失败以后，马克思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和平过渡”不可能了，因为统治阶级手中有强大的政权和武装力量，无产阶级不经过武装夺取政权，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因此，马克思提出了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列宁又根据帝国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因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是中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备了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当时政权腐败和民不聊生，以及大批军队参与世界大战，国内统治力量空虚等现状，为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因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一举取得了成功。中国学习苏联采取暴力革命，也取得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这里，所不同的是苏联是城市暴动，而中国是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切说明，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暴力革命”，是“多国同时胜利”还是“一国首先胜利”，是“城市暴动”还是“农村包围城市”，都必须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一概而论。今天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以及世界进入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的时期，还有没有再次出现“和平过渡”的新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历史课题。如果因为最近几十年没有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否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可能要经历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几十年只是短暂的瞬间，因此根据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最近几十年没有产生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等现象，还不能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已经改变的结论。
就中国来讲，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和最终进入共产主义，还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没有得到高度的发展，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所有制上，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关系上，还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生产方式上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还将长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将来在生产力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使命以后，我国还要经历多种公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这时不仅要大力发展公有制市场经济，而且还要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按劳分配。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商品、货币关系才会消亡，商品经济才有可能被产品经济所代替。那时，不仅可以实现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可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用劳动券的按劳分配。经过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最后创造出单一全民公有制下实行按需分配的主客观条件，人类社会才算真正进入了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每个人身体和思想的全面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发展，最终建成人类的大同社会。
五、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方法
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需要有良好的愿望和坚定的信念，而且要有雄厚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现有的基础上，如何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如何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避免挫折和减少阵痛？关键是要做到以下几个结合。
第一，在思想方法上，要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实践表明，哲学是经济学的灵魂和生命线，经济学是哲学的载体和具体运用。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创立新理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过程，必然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
第二，在指导思想上，要做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产物，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物。二者既有内在联系，又有显著差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它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它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深化和具体化，二者之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继承性。 第三，在理论来源上，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借鉴西方经济学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那种认为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需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都是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这是它们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基础。进一步分析表明，《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把它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完整地揭示出来了。而西方经济学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需要出发，偏重于研究生产力，把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中心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外在互补性。
第四，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要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过程，不能放进人造的实验室里进行验证，对经济理论的检验，常常要经历几代人或十几代人的长期实践，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许多新的经济理论不能，也不必等到实践完全证明其正确之后才加以运用。因此，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方法。
第五，在表现形式上，要坚持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科学论证的严谨性相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不仅是经济学上科学论证的典范，而且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资本论》把理论上的逻辑顺序与历史上的实际顺序统一起来，因而成为理论研究中的珍品，为我们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经济学的论证，不能凭借自然科学上的实验手段，因此正确运用科学抽象法更为重要。经济学的论证过程，常常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量变与质变、分析与综合等论证方法的高度统一，因而科学论证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也是形成科学体系的可靠保证。
第六，在发展进程中，要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相结合。与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一个由量变到部分质变，再到全部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既不能依靠某个天才的个人努力，也不能期盼某天早上奇迹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这里的关键是：在外部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其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这是整个经济学界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
注释
[1]《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2页。
[2]同上，第244页。
[3]同[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5]同上，第11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
（责任编辑 农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