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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休拉·诺德斯特龙(1910-1988)1936年进哈珀-罗公司工作不到四年，即于1940年被提升为“少男少女书籍部”的主编，到1960年竞成为该公司第一位女性副总裁。厄休拉完全是凭自己卓越的业绩，才赢得这些职位的：经她之手编出的童书，如怀特的《小司徒》(1945)和《夏洛的网》(1952)，玛格丽特·怀斯·布朗的《晚安，月亮》(1947)，克罗克特·约翰逊的《哈罗德与紫色蜡笔》(1955)，西德·霍夫的《丹尼与恐龙》(1958)，莫里斯·森达克的《荒野之地》(1963)和谢尔·希尔弗斯坦的《人行道的终点》(1974)，一部部都成为儿童文学的里程碑作品，显示她的敏锐的眼光。
《斯图尔特·利特尔》和《夏洛的网》的作者，美国的埃尔温·布鲁克斯·怀特(1899-1985)是钢琴生产商的儿子，1921年从康奈尔大学文科毕业后，任《康奈尔太阳报》的编辑，同时沿用康奈尔男学生们都用笔名的传统，以“安迪”之名给《西雅图时报》等写稿。1924年回到他的出生地纽约，1925年在著名的《纽约客》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于1927年成为该刊的编辑。在这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当时任一家杂志文学编辑的凯瑟琳·萨金特·安吉尔。之后，他写出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其他类型的文章。但是直到他和詹姆斯·瑟伯合写的讽喻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是必须的吗?》，才引起文坛的注意，此后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冷面夫人》(1929)、《每天都是星期日》(1934)、《我们往何处去?》(1939)、《斯图尔特·利特尔》(1945)、《此地是纽约》(1949)、《夏洛的网》(1952)、《我的圆规点》(1962)、《吹小号的天鹅》(1970)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随笔和批评曾三次获奖，包括1978年的普利策特别奖。但为他留下巨大名声的却是三册童书：《斯图尔特·利特尔》、《夏洛的网》和《天鹅的小号》，特别是《夏洛的网》。
怀特把兴趣转向童书创作是在他1943年出现神经衰弱之后，此病一步步发展，直至他最后成为一名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但疾病也让怀特获得许多健康时感受不到的体验。
生于荷兰的美国生命伦理学家S·凯·图姆斯基于她自己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体验和现象学的哲学思考，在她的名著《病患的意义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中写道：“生病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改变。”任何久病之人肯定也曾感受过，生病之时往往会体验到一个平时体会不到的世界。病后的怀特便有不同于此前的特别体验。他曾经这样说到他患病时的感觉：“好像是老鹰在啄我的手和脚”；“我的意识深处有许多老鼠在爬动”……怀特的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它现实根基的。平日里，怀特就喜欢动物，十四岁那年他就因为写了一首有关动物的诗而得过学校的奖；成年后，他常喜欢去他在缅因州海滨的养殖场与动物为伴。病后的这种感觉和对动物的爱使怀特认为自己适合创作童书，尤其是写动物生活的童话，写出来也正好可以给他的侄女贾妮丝·哈特·怀特(1918-2002)读。他的三部童话，不论是地点、事件和人物全都来自于他自己的生活。
怀特第一本童书《斯图尔特·利特尔》的同名主人公斯图尔特是利特尔家的第二个孩子，他生下来只有二英寸高，像一只小老鼠。事实上是一只“羞怯的、模样让人喜爱的”真正的老鼠。小说表现的是这只老鼠和他在人类家庭中相处的故事。1999年，哥伦比亚公司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获得儿童和成人的普遍喜爱。这部影片在中国以《精灵鼠小弟》的译名放映，同样深受影院和银幕前的儿童喜爱。
在《吹小号的天鹅》里，天鹅家的所有成员都是小号手，但路易斯不像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因为他丧失了嗓音，不能快快乐乐地吹小号，更不能用小号来表达他的情感。因此，美丽的雌天鹅塞雷纳绝对不会注意到他。路易斯努力做了他认为能够赢得塞雷纳感情的事，他甚至进学校去学习读写，但都不成功。后来一个不平常的男孩萨姆帮助了他，使他学会了读和写，赢得了塞雷纳的爱。
1948年，怀特在《大西洋月刊》的1月号上发表一篇散文《一头猪的死》，说的是他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9月中，我有好几个白天和晚上都是与一只病猪在一起度过的，我感到我要努力把这段时间记录下来，特别是最后，这只猪死了，而我活着。情况会如此轻易地发生逆转，却没有人想到要去记录。就是如今，我仍对那段时间感到亲切，不愿清晰地去回想那几个小时的情形，也不准备去说，死亡是午夜三时还是四时到来的。这不定因素使我深感人性的退化，万分的痛苦……”
怀特以如此伤感的字句来开始这篇散文之后，接着写道：计划在春日时分买一头猪，喂养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到寒冬宰杀，是他所熟悉的从古以来就有的礼数；多数农舍都在上演着这样的悲剧，完全符合剧本的原创。这种事先就策划好的一级谋杀，进行得快速又熟练；到节日末尾提供健壮的熏肉和火腿，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哪怕有一个演员上台有一忽儿出错，整个的演出就无法进行，只能停止下来。如今，“只因我的猪不能成为食物，人们的忧心就扩散开来了。经典的悲剧梗概已经丧失。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扮演猪的朋友和医生”这么一个“荒唐角色”。午后，怀特说，他产生一种预感，这戏再也不会回复平衡了，因为“现在我的同情完全站在了猪的一边”。他觉得，他已经很珍惜和这头猪的关系了，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他可以作为我饥饿时的营养品，而是因为他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中经受了痛苦的折磨”。
“动物权利”、“动物保护主义”等概念，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在六十多年前，怀特大概还不会有“动物保护主义”的浓厚理念，但他对这头猪的同情，是完全可以明显感受到的，在文中他甚至用“他”而不是“它”来指代这头动物——“我的猪”，并为自己未能救活这头猪而深感内疚。这种内疚的情感很快就成为他创作另一部童书的动力。
作家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经济财力，他唯一的手段就只有一支笔，他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用他的这支笔，让他这位死去的朋友死而复生，并为他带上一顶桂冠。他在心里承诺，要为此做他作为一个作家所能做的一切。这就是他的创作。
怀特创作了一部多么温馨的童话啊!
一只叫威尔伯的小猪和一只叫夏洛的蜘蛛成了朋友。可是，等到天冷了，威尔伯就要被杀，成为圣诞节餐桌上的食物。朋友未来的命运使夏洛感到万分的悲凉，夏洛愤愤地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肮脏的勾当。有什么事人想不出来啊!”但他的友情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要有行动。他认真地对威尔伯承诺：“让我来帮你。”为了实践自己的承诺，夏洛绞尽脑汁，最后在猪圈上方的网上织出“王牌猪”、“名猪”等字样，让农场的人都认为是出现了奇迹。终于，威尔伯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获得了名猪比赛的特别奖，使主人决定“很好地照顾威尔伯的一生”。 但此时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不过夏洛仍是乐观的，他平静地告诉威尔伯：“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何况他已经知道它的五百四十个未来的子女“都平安无事了”(任溶溶的译文)。
这是一篇友谊和承诺的颂歌，歌颂了友谊和承诺的伟大甚至会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因此，这虽然是一部为儿童而创作的童话，但他的普世价值，会计各个民族的儿童和成人都感兴趣，
怀特除了对小猪有这么一段经历，对蜘蛛和它的织网也见得很多，并做过细心的观察一次，他见到一只属于圆蛛科的蜘蛛，就是这只蜘蛛给了他灵感，让他把它写进书里，并赋予它一个正式的名字“夏洛·阿·卡瓦蒂卡，为弥补自己昆虫学知识的不足，怀特又研读了一些有关蜘蛛的书籍，如美国昆虫学家威利斯·格什的《美国昆虫》和约翰·康斯托克的《昆虫读本》这使他对蜘蛛的解剖能够写出，它的每条腿都有七个节：基节、转节、腿节、吸跗节、胫竹、跖节和跗节，还能详细地描写它如何不但会吐出粗细不同的好几种丝，且会如何地运用它的八只脚来织网，还有一个个小蜘蛛如何用头倒立吐出气球飞走……。
于是，“1952年初春的一天，我坐在哈珀公司的办公室里”，厄休拉·诺德斯特龙在一篇回忆文张里说。接待员来告诉她，说埃·布·怀特等在那里。厄休拉立刻离座，乘上电梯去迎接他。怀特告诉厄休拉，他给她带来一部新作。厄休拉说，她没有想到他的第二本书这么快就完成了，感到自己被他的才华征服了她马上觉得要让此前给《斯图尔特·利特尔》配过画的画家加思·威廉姆斯为他创作插图出版，不然就赶不上秋季的书目了。
“你有复本吗?”厄休拉说，“我可以把它交给加思”。
“不，这是唯一的本子”，怀特说，“我没有抄复本，”把他《夏洛的网》这唯一的一个本子交给厄休拉，就乘上电梯走了。
“一个编辑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充裕时间来阅读手稿的”，厄休拉接着写道。当时还没有复印机。著名的施乐牌静电复印机要等十年之后，才于1960年第一批上市。厄休拉担心在回家的车上会把手稿弄丢，或者出什么别的错，使手稿遭受损失。于是，她说，“我决定在那天午后让自已有这种奢侈的享受”。
读了手稿后，厄休拉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动：
我无法相信它写得这么出色!我想到有一章，小猪威尔伯在猪圈里很孤单，正忧心忡忡的时候，听到“一个威尔伯从没听到过的细小的声音……这声音听上去很细，但是很好听。你要一个朋友吗，威尔伯?我可以做你的朋友。我观察你一整天了。我喜欢你”随后的一章是在第二天早晨，威尔伯“用坚定的口气大声说：‘昨天夜里对我说话的那位先生或女士，能够好心地给我点什么指示或者信号，让我知道他或者她是谁吗?’”我知道，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就去给《纽约客》的怀特先生打电话。
通常情况下，书籍推销员都不想听书中的详细故事情节的，但是在1952年6月的那次推销员的会上，与会者们是真诚地想听《夏洛的网》的故事，希望厄休拉说得越详细越好。他们传阅插图，表达出极大的热情，像是真的被感动。
《夏洛的网》就在1952年按期出版了。著名女作家尤多拉·b尔蒂在《纽约时报》上的书评称它“可以说是一部完美得近乎奇妙的作品”；英国插图画家亨利·科尔爵上还称赞威廉姆斯的插图，不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具有浓厚的童趣，洋溢着“体贴、热情、幽默和智慧”。此书立即于第二年获儿童文学的最高奖“纽伯利荣誉奖”(Newbery Honol Book)。
《夏洛的网》至今已有二十多种译文，发行近千万册，其精装本在有史以来畅销书的排名中列第七十八位故事还不止一次被改编为电影，深受儿童的欢迎。
《斯图尔特·利特尔》和《夏洛的网》的作者，美国的埃尔温·布鲁克斯·怀特(1899-1985)是钢琴生产商的儿子，1921年从康奈尔大学文科毕业后，任《康奈尔太阳报》的编辑，同时沿用康奈尔男学生们都用笔名的传统，以“安迪”之名给《西雅图时报》等写稿。1924年回到他的出生地纽约，1925年在著名的《纽约客》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于1927年成为该刊的编辑。在这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当时任一家杂志文学编辑的凯瑟琳·萨金特·安吉尔。之后，他写出了大量的散文、诗歌和其他类型的文章。但是直到他和詹姆斯·瑟伯合写的讽喻弗洛伊德主义的《性是必须的吗?》，才引起文坛的注意，此后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其中《冷面夫人》(1929)、《每天都是星期日》(1934)、《我们往何处去?》(1939)、《斯图尔特·利特尔》(1945)、《此地是纽约》(1949)、《夏洛的网》(1952)、《我的圆规点》(1962)、《吹小号的天鹅》(1970)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随笔和批评曾三次获奖，包括1978年的普利策特别奖。但为他留下巨大名声的却是三册童书：《斯图尔特·利特尔》、《夏洛的网》和《天鹅的小号》，特别是《夏洛的网》。
怀特把兴趣转向童书创作是在他1943年出现神经衰弱之后，此病一步步发展，直至他最后成为一名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但疾病也让怀特获得许多健康时感受不到的体验。
生于荷兰的美国生命伦理学家S·凯·图姆斯基于她自己罹患多发性硬化症的体验和现象学的哲学思考，在她的名著《病患的意义医生和病人不同观点的现象学探讨》中写道：“生病时，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意义可能以其他方式发生改变。”任何久病之人肯定也曾感受过，生病之时往往会体验到一个平时体会不到的世界。病后的怀特便有不同于此前的特别体验。他曾经这样说到他患病时的感觉：“好像是老鹰在啄我的手和脚”；“我的意识深处有许多老鼠在爬动”……怀特的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是有它现实根基的。平日里，怀特就喜欢动物，十四岁那年他就因为写了一首有关动物的诗而得过学校的奖；成年后，他常喜欢去他在缅因州海滨的养殖场与动物为伴。病后的这种感觉和对动物的爱使怀特认为自己适合创作童书，尤其是写动物生活的童话，写出来也正好可以给他的侄女贾妮丝·哈特·怀特(1918-2002)读。他的三部童话，不论是地点、事件和人物全都来自于他自己的生活。
怀特第一本童书《斯图尔特·利特尔》的同名主人公斯图尔特是利特尔家的第二个孩子，他生下来只有二英寸高，像一只小老鼠。事实上是一只“羞怯的、模样让人喜爱的”真正的老鼠。小说表现的是这只老鼠和他在人类家庭中相处的故事。1999年，哥伦比亚公司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获得儿童和成人的普遍喜爱。这部影片在中国以《精灵鼠小弟》的译名放映，同样深受影院和银幕前的儿童喜爱。
在《吹小号的天鹅》里，天鹅家的所有成员都是小号手，但路易斯不像他的四个兄弟姐妹，因为他丧失了嗓音，不能快快乐乐地吹小号，更不能用小号来表达他的情感。因此，美丽的雌天鹅塞雷纳绝对不会注意到他。路易斯努力做了他认为能够赢得塞雷纳感情的事，他甚至进学校去学习读写，但都不成功。后来一个不平常的男孩萨姆帮助了他，使他学会了读和写，赢得了塞雷纳的爱。
1948年，怀特在《大西洋月刊》的1月号上发表一篇散文《一头猪的死》，说的是他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9月中，我有好几个白天和晚上都是与一只病猪在一起度过的，我感到我要努力把这段时间记录下来，特别是最后，这只猪死了，而我活着。情况会如此轻易地发生逆转，却没有人想到要去记录。就是如今，我仍对那段时间感到亲切，不愿清晰地去回想那几个小时的情形，也不准备去说，死亡是午夜三时还是四时到来的。这不定因素使我深感人性的退化，万分的痛苦……”
怀特以如此伤感的字句来开始这篇散文之后，接着写道：计划在春日时分买一头猪，喂养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到寒冬宰杀，是他所熟悉的从古以来就有的礼数；多数农舍都在上演着这样的悲剧，完全符合剧本的原创。这种事先就策划好的一级谋杀，进行得快速又熟练；到节日末尾提供健壮的熏肉和火腿，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哪怕有一个演员上台有一忽儿出错，整个的演出就无法进行，只能停止下来。如今，“只因我的猪不能成为食物，人们的忧心就扩散开来了。经典的悲剧梗概已经丧失。我突然发现自己在扮演猪的朋友和医生”这么一个“荒唐角色”。午后，怀特说，他产生一种预感，这戏再也不会回复平衡了，因为“现在我的同情完全站在了猪的一边”。他觉得，他已经很珍惜和这头猪的关系了，并不是因为他失去了“他可以作为我饥饿时的营养品，而是因为他在一个苦难的世界中经受了痛苦的折磨”。
“动物权利”、“动物保护主义”等概念，还只是近几十年来的事。在六十多年前，怀特大概还不会有“动物保护主义”的浓厚理念，但他对这头猪的同情，是完全可以明显感受到的，在文中他甚至用“他”而不是“它”来指代这头动物——“我的猪”，并为自己未能救活这头猪而深感内疚。这种内疚的情感很快就成为他创作另一部童书的动力。
作家没有行政权力，也没有经济财力，他唯一的手段就只有一支笔，他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用他的这支笔，让他这位死去的朋友死而复生，并为他带上一顶桂冠。他在心里承诺，要为此做他作为一个作家所能做的一切。这就是他的创作。
怀特创作了一部多么温馨的童话啊!
一只叫威尔伯的小猪和一只叫夏洛的蜘蛛成了朋友。可是，等到天冷了，威尔伯就要被杀，成为圣诞节餐桌上的食物。朋友未来的命运使夏洛感到万分的悲凉，夏洛愤愤地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肮脏的勾当。有什么事人想不出来啊!”但他的友情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他要有行动。他认真地对威尔伯承诺：“让我来帮你。”为了实践自己的承诺，夏洛绞尽脑汁，最后在猪圈上方的网上织出“王牌猪”、“名猪”等字样，让农场的人都认为是出现了奇迹。终于，威尔伯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获得了名猪比赛的特别奖，使主人决定“很好地照顾威尔伯的一生”。 但此时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不过夏洛仍是乐观的，他平静地告诉威尔伯：“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何况他已经知道它的五百四十个未来的子女“都平安无事了”(任溶溶的译文)。
这是一篇友谊和承诺的颂歌，歌颂了友谊和承诺的伟大甚至会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因此，这虽然是一部为儿童而创作的童话，但他的普世价值，会计各个民族的儿童和成人都感兴趣，
怀特除了对小猪有这么一段经历，对蜘蛛和它的织网也见得很多，并做过细心的观察一次，他见到一只属于圆蛛科的蜘蛛，就是这只蜘蛛给了他灵感，让他把它写进书里，并赋予它一个正式的名字“夏洛·阿·卡瓦蒂卡，为弥补自己昆虫学知识的不足，怀特又研读了一些有关蜘蛛的书籍，如美国昆虫学家威利斯·格什的《美国昆虫》和约翰·康斯托克的《昆虫读本》这使他对蜘蛛的解剖能够写出，它的每条腿都有七个节：基节、转节、腿节、吸跗节、胫竹、跖节和跗节，还能详细地描写它如何不但会吐出粗细不同的好几种丝，且会如何地运用它的八只脚来织网，还有一个个小蜘蛛如何用头倒立吐出气球飞走……。
于是，“1952年初春的一天，我坐在哈珀公司的办公室里”，厄休拉·诺德斯特龙在一篇回忆文张里说。接待员来告诉她，说埃·布·怀特等在那里。厄休拉立刻离座，乘上电梯去迎接他。怀特告诉厄休拉，他给她带来一部新作。厄休拉说，她没有想到他的第二本书这么快就完成了，感到自己被他的才华征服了她马上觉得要让此前给《斯图尔特·利特尔》配过画的画家加思·威廉姆斯为他创作插图出版，不然就赶不上秋季的书目了。
“你有复本吗?”厄休拉说，“我可以把它交给加思”。
“不，这是唯一的本子”，怀特说，“我没有抄复本，”把他《夏洛的网》这唯一的一个本子交给厄休拉，就乘上电梯走了。
“一个编辑在办公室里是很少有充裕时间来阅读手稿的”，厄休拉接着写道。当时还没有复印机。著名的施乐牌静电复印机要等十年之后，才于1960年第一批上市。厄休拉担心在回家的车上会把手稿弄丢，或者出什么别的错，使手稿遭受损失。于是，她说，“我决定在那天午后让自已有这种奢侈的享受”。
读了手稿后，厄休拉的心灵受到深深的震动：
我无法相信它写得这么出色!我想到有一章，小猪威尔伯在猪圈里很孤单，正忧心忡忡的时候，听到“一个威尔伯从没听到过的细小的声音……这声音听上去很细，但是很好听。你要一个朋友吗，威尔伯?我可以做你的朋友。我观察你一整天了。我喜欢你”随后的一章是在第二天早晨，威尔伯“用坚定的口气大声说：‘昨天夜里对我说话的那位先生或女士，能够好心地给我点什么指示或者信号，让我知道他或者她是谁吗?’”我知道，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我就去给《纽约客》的怀特先生打电话。
通常情况下，书籍推销员都不想听书中的详细故事情节的，但是在1952年6月的那次推销员的会上，与会者们是真诚地想听《夏洛的网》的故事，希望厄休拉说得越详细越好。他们传阅插图，表达出极大的热情，像是真的被感动。
《夏洛的网》就在1952年按期出版了。著名女作家尤多拉·b尔蒂在《纽约时报》上的书评称它“可以说是一部完美得近乎奇妙的作品”；英国插图画家亨利·科尔爵上还称赞威廉姆斯的插图，不论是人物还是故事，都具有浓厚的童趣，洋溢着“体贴、热情、幽默和智慧”。此书立即于第二年获儿童文学的最高奖“纽伯利荣誉奖”(Newbery Honol Book)。
《夏洛的网》至今已有二十多种译文，发行近千万册，其精装本在有史以来畅销书的排名中列第七十八位故事还不止一次被改编为电影，深受儿童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