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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媒介之一，其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娱乐符号，而是要与价值观导向联系起来。我国主旋律电影肩负着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爱国主义永远是电影创作的主旋律。[1]
2020年国庆期间上映了《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分为五个故事单元，分别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故事。东是浙江千湖岛，南是贵州黔南苗寨，西在陕北毛乌素沙漠，北在东北乡村，中在北京。一个地域选取了一个代表性人物，有热心市民、农村发明家，也有支教教师、治沙英雄和基层村干部。这五个故事都和当下的热点话题分不开，每个都是民生所向，通过电影故事化和场景化的幽默演绎，将那些经常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文本中听闻的社会保障关键词医保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等呈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战略、政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新变化和可喜成绩，让观众感受到了其中所經历的艰辛，以及艰辛背后那些伟大小人物的无私付出和人间大爱。影片将主旋律和家乡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累计票房近29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2]
一、电影视角的平民化
21世纪以来，主旋律影片在商业电影市场化的影响下，叙事主题消减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新的叙事策略建立起了主旋律电影与普通观众之间的共情机制，讲述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故事，描绘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我和我的家乡》与近两年其他几部优秀电影一起，改变了主旋律电影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如2017年的《十八洞村》、2018年的《春天的马拉松》等影片，都是把镜头放低，对准普通人，从个体的真实感受出发，将主旋律演绎得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北京好人》讲述了新农合保险的故事。葛优所饰演的张北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人，努力攒钱想要买一辆新车，但这一天河北表舅的到来打乱了他的生活，这个来往不多的表舅得了甲状腺瘤，需要七八万的手术费。张北京想起自己有北京医保卡，于是打起了医保卡的主意——让表舅刷自己的医保卡，当然后来这个“阴谋”也没能得逞。歪招失败后，表舅为了不连累外甥，一人扛下了所有罪责;外甥见表舅如此，随即把将要买车的钱借给了表舅做手术。后来，回到家乡才知道舅妈为表舅办了自己的医保卡，大病小病的费用都能报销，张北京和表舅骑车赶去村委会报销的一幕，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一直以来，“老有所依，病有所看”是所有人的美好期盼，可现实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时有发生，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一旦患上大病的话，对于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电影用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为观众上了一堂社会保障普及课，反映了我国正不断完善的医保体系，让农民等基层群众也能更多地了解到医保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医疗保险政策。
我国相继建立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并后统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职工医保”），共同构成了我国当下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
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也许我们的社保制度还不尽完美，但在当前有限条件下，它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共济性和优越性，也是对老百姓最实惠的保障制度。
《我和我的家乡》消解了宏大叙事，塑造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成功地实现了宏大与亲民的对接。如其中的《回乡之路》片尾出现治沙标兵张炳贵、牛玉琴等人真实照片原型的时候，观众都深受感动，其展示的不是一个乔树林，而是千百万个像乔树林一样的治沙英雄，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代表的是一个英雄群体。
二、电影叙事的多元化
文学依赖的是语言文字的讲述，电影是通过影像来实现叙述的功能。电影叙事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主观把握的一种形式，所有叙事都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也是电影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我和我的家乡》每段故事都相对融入了多元化电影叙事元素，如喜剧、戏剧化、反转、科幻、灾难等，使原本枯燥的宣传变得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主旋律电影叙事风格的多样化。主角的塑造也没有生硬的道德灌输，情感共鸣使观众感同身受。
《我和我的家乡》故事之一《天上掉下UFO》讲述乡村特色旅游。这个故事发生在贵州黔南阿福村，距离中国天眼FAST只有15公里。由于“农民发明家”黄大宝的一次飞行器试飞，“阿福村惊现UFO”这一爆炸性新闻使这个穷苦的小乡村迅速走红，村里也趁机打造“外星人文化”，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后来，经电视台记者采访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一切都是由黄大宝的无心之举引起的。黄大宝发明飞行器是为了发展物流，希望借其将村里的好东西传到外界去;而村长和商人利用“UFO事件”巧合，将村子塑造成“外星人之乡”发展旅游业，改善村民的生活。外星人落在贵州山区，新闻是假的，但他们对家乡的情是真的、意是切的。令人捧腹的喜剧外衣与渴望生活发生改变的内核，构成了该片的审美价值。
这种依靠当地特色旅游项目脱贫致富的故事屡见不鲜。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带动1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惠及约1200万人。电影中的故事桥段和喜剧色彩，与人们的美好愿望相契合，形成了一种心理追认，产生了“到电影里出现的那些地方看一看”的心理冲动。电影上映后，众多游客到阿福村的拍摄取景地贵州黔南三都自治县都江镇盖赖村旅游打卡，亲身感受电影中的场景，实实在在地带动了乡村特色旅游发展。
同时，《我和我的家乡》创作中也实现了观念和结构上的创新。影片快节奏、高效率，把120分钟的长故事化整为零，分为5个20多分钟的故事，减少了叙事上的挑战与压力。故事中设置的“骗局”往往是最能发挥小品式张力的一个重要手法，其中以《神笔马亮》最为典型。故事讲述了沈腾所饰演的画家马亮放弃了去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深造的机会，瞒着妻子回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马亮在村民的配合下，让妻子以为自己在俄罗斯深造，“画毛衣蒙混过关”“集体戴假发装俄罗斯人”“群体木头人假装网络卡顿”等让人意想不到的桥段让影院内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标准的“开心麻花式”搞笑。影片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收尾，实现了爆笑喜剧效果。 影片中，马亮所在的村子和中国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村一样，都是青壮年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家乡，村子的生产力不足;再加上村子本身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特色景点，旅游业方面也得不到发展。许多村子缺少的正是像马亮这种能利用、肯利用自己的才华去帮助村子提高竞争力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才。
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体现了我国扶贫工作的成就以及扶贫工作人员的付出。影片中马亮担任第一书记，舍小家为大家的大局意识，体现了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的重大变革;而马亮通过稻田画、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彰显了第一书记这个特殊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使命与地位。
每段故事间的转场是影片的点睛之笔，通过征集广大网民的自拍短视频，诉说了对家乡的记忆和情感，这种拼接形式在结合了融媒体的同时，也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给年轻观众带来了亲切感和参与感，构成新时代类型化电影的重要元素。
三、電影语言的时代化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电影语言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意义上表现了人物的行动;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图像与语言的集成，得益于它天生的多层次及多形式的表现方式，展示出多样化的时间与空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作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片，影片把握时代脉搏，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对小康生活的喜悦与满足。主创人员并未像以往此类题材影片那样致力于宏大叙事，而是以个体人物的情感体验与观众建立共鸣。影片叙事上融合了文化认同、地理认同的爱国主义叙事，传递出“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情怀[3]，这成为该片的情感主线，也是电影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文艺表达自然、真实、不生硬，没有理论和道理的堆砌。
一部好电影应当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电影通过图像的并置，将概念带入人们的大脑中，影片中的视觉和听觉内容会在观众的大脑中产生意义的关联，使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有所思考。这五个故事巧妙定位“家乡”这一最能引发大众共情的话题，极大地拓展了表现主体和时空。每一段虽然都是小戏，但把握了以小见大的艺术转换与创作规律，表达出对现实生活和人文价值的思考。《我和我的家乡》对社会现实折射下的思想观念的更迭、个人价值的升华、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正是其价值内核。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最后一课》关注的是农村教育的发展，这个故事也是整个影片的一个高潮。故事以20世纪90年代的支教教师视角看乡村的发展变化，是一个讲师生情、山水情的故事。故事讲述了旅居海外的范教授由于脑梗引发了老年痴呆，语言功能出现了混乱，说话变得主次不分;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只记得自己1992年在贫穷的望溪村支教的生活。村民们为了报答恩师，集结全村的力量，通过道具设计、布景、化妆等一系列手段，将蚕房改成了当年的教室，甚至模拟了瓢泼大雨。用复原“最后一课”的方式，连结过去和现在，呈现了千岛湖地区的变化。
镜头在年轻的范老师与年老的范教授之间不断切换。课堂就这样进行着，直到一个小孩的手机铃声响起，才将范教授从过去的回忆中惊醒。记忆混乱的他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不断寻找着过去的影子。眼前的一切都变了，直到他走到一所漂亮的小学门前，他才终于想起了这是学生当初画的那座学校，是他梦想中的学校。看着学生将自己儿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看着他们一个个出人头地，范教授欣慰地笑了：他一生最放不下的那批人都长大了，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老师的一生值得了。
范伟把支教教师的形象演绎得非常真实，喜剧色彩自然、生动，潜意识里，他愿意自己停留在这个时空中，说明那十年是他感情最深的十年。国外的优裕生活在漫长记忆中都没有印痕了，而对家乡的记忆也在这独特的构思中达到了最有力的艺术效果。时间的分量就是感情的分量，影片的精妙在于结构和创意。
另外，方言也成为喜剧表达的重要手法，呈现新的审美语感，既具有幽默风趣的作用，又促进了影片和观众之间的共鸣，使人物对白生动亲切，包含着家乡文化与历史的沉淀。
《回乡之路》在人物形象的树立上，巧妙地用了一个反转：邓超所饰演的“沙地苹果”经销商乔树林在前半段给人的感觉是个不折不扣的无赖，刚出场就在飞机头等舱里疯狂吹牛，想方设法和闫飞燕套近乎，一副油嘴滑舌、大话连篇、不靠谱的大忽悠形象，并不讨观众喜欢。闫妮所饰演的电商带货女王的人设，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两人在前半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但到了故事的结尾，通过学生的发言，我们才得知了一切的真相：原来这个看似没脸没皮的穷光蛋，这几年一直在带领村民建设沙漠，帮助家乡致富。他才是那个真正为家乡做贡献的人。前面我们对乔树林有多反感，在反转过后对他的敬意就有多深厚。
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走到城市，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但能够像乔树林这样舍弃城市的繁华，投身家乡建设成为“治沙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故事发生在陕西的毛乌素沙漠，这里曾经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1959年开始，经历了陕西榆林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才将毛乌素沙漠变成了如今的绿洲。
四、电影美学的立体化
多元而深度地诠释中国主流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美学核心。[4]
首先，以喜为正的人物形象美学。通常都是将主旋律电影中塑造的单纯的正剧型英雄人物形象作为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内涵，而《我和我的家乡》则塑造了一群有缺点的普通小人物形象，呈现出先喜后正、欲正先喜、由喜到正的美学方略，在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中具有一种美学突破意义。
脱贫攻坚、喜迎小康，“喜”是重要的社会情绪。五个单元的喜剧手法都契合了当下观众心理。影片聚集了最杰出的华语喜剧创作力量，准确捕捉社会情绪，用喜剧表达脱贫攻坚后的全民情绪，让人们更有获得感。[5]这种叙事表达，让观众看到生活中的小人物和自己感受的共通性，将“我”与“国”、个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唤起人们共同记忆的家园景观、生活场景、民俗风情等，聚集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形成一种向祖国、家园、故乡献礼致敬的集体仪式[6]，体会到祖国和家乡强大带来的骄傲和幸福感。当结尾响起歌曲《我的祖国》时，家乡和祖国强大带来的那份共情达到了最高点，最终实现了全国性的社会情绪的宣泄。 其次，创新是影片成功的法宝。对乡村振兴的叙事需要从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开始，并以美好的心愿、有效的模式和百折不挠的信任加以推进。通观其中的故事，可以说对这样的逻辑和行动都有着直接而具体的体现。观众先是带着怀疑的态度看故事，之后，观众在笑声中开始对对人生、对脱贫的思考，并在具体的、个性化的表达中，让每个人都在电影中找到了自我，实现了审美客体和主体的互动。
《我和我的家乡》描绘的都是普通人，所以才会贴近观众、赢得观众。每个故事都设了一个“骗局”，设计了一连串的突转情节和场面，虽然表演风格有些夸张，处理现实生活故意有些变形，但观众毫无疏离和违和之感。因为这些“骗局”有真实的现实根基，有广泛的情感基础，有观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所以自然就能引起观众的心灵共振。并在情感反差的驱动下，将荒誕而温情的“骗局故事”推向更高层次的共情。
从观影的效果看，观众被故事触发的爱家乡情感渐渐进入高潮，一直到充满震撼的结尾，这种感情始终是饱满的，深度感染着每个观众。每一个故事结束之后，占据整个银幕几十个普通人随机所拍的短视频，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怀念，成为虚构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铺垫和烘托，又是融合与升华。这样的顺序安排，也体现了整部电影在结构上的美学特点。
再次，影片展示了具有地域气息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人性之美，实现观众与历史之间的情感共鸣，真挚而富有魅力。电影是用移动的方式来展现画面，光影与色彩是电影画面语言的主要载体，电影通过画面既呈现于可视化的感官中[7]，也表达着画面背后的意义，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一种再现。
电影是当代艺术想象力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民生叙事上脱颖而出，在叙事主题上关注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不平凡故事，建立起个人与宏大叙事之间的联系，同时建立起个体与祖国之间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李昭语.融媒体视域下主旋律影片的叙事变革——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例[ J ].电影新作，2020（04）.
[2][4][6]文懿.《我和我的家乡》热情讴歌脱贫攻坚伟大成就[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06.
[3]小康大片的新景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N].中国艺术报，2020-10-21.
[5]孙晖，李宣萱.《我和我的家乡》：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喜剧表达[ J ].电影新作，2020（05）：77-80.
[7]陈家影.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多维度解读[ J ].戏剧之家，2021（02）.
2020年国庆期间上映了《我和我的家乡》。电影分为五个故事单元，分别讲述了发生在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域的故事。东是浙江千湖岛，南是贵州黔南苗寨，西在陕北毛乌素沙漠，北在东北乡村，中在北京。一个地域选取了一个代表性人物，有热心市民、农村发明家，也有支教教师、治沙英雄和基层村干部。这五个故事都和当下的热点话题分不开，每个都是民生所向，通过电影故事化和场景化的幽默演绎，将那些经常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文本中听闻的社会保障关键词医保改革、脱贫攻坚、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等呈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战略、政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展现了近年来我国农村的新变化和可喜成绩，让观众感受到了其中所經历的艰辛，以及艰辛背后那些伟大小人物的无私付出和人间大爱。影片将主旋律和家乡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累计票房近29亿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2]
一、电影视角的平民化
21世纪以来，主旋律影片在商业电影市场化的影响下，叙事主题消减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更加关注社会问题，新的叙事策略建立起了主旋律电影与普通观众之间的共情机制，讲述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故事，描绘普通人的真情实感。《我和我的家乡》与近两年其他几部优秀电影一起，改变了主旋律电影长期以来的刻板印象，如2017年的《十八洞村》、2018年的《春天的马拉松》等影片，都是把镜头放低，对准普通人，从个体的真实感受出发，将主旋律演绎得既有高度又有温度。
《北京好人》讲述了新农合保险的故事。葛优所饰演的张北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北京人，努力攒钱想要买一辆新车，但这一天河北表舅的到来打乱了他的生活，这个来往不多的表舅得了甲状腺瘤，需要七八万的手术费。张北京想起自己有北京医保卡，于是打起了医保卡的主意——让表舅刷自己的医保卡，当然后来这个“阴谋”也没能得逞。歪招失败后，表舅为了不连累外甥，一人扛下了所有罪责;外甥见表舅如此，随即把将要买车的钱借给了表舅做手术。后来，回到家乡才知道舅妈为表舅办了自己的医保卡，大病小病的费用都能报销，张北京和表舅骑车赶去村委会报销的一幕，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一直以来，“老有所依，病有所看”是所有人的美好期盼，可现实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时有发生，在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一旦患上大病的话，对于一个不富裕的家庭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电影用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为观众上了一堂社会保障普及课，反映了我国正不断完善的医保体系，让农民等基层群众也能更多地了解到医保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让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医疗保险政策。
我国相继建立了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合并后统称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居民医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简称“职工医保”），共同构成了我国当下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体系。
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末，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基本实现人员全覆盖。也许我们的社保制度还不尽完美，但在当前有限条件下，它是最符合中国国情，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共济性和优越性，也是对老百姓最实惠的保障制度。
《我和我的家乡》消解了宏大叙事，塑造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成功地实现了宏大与亲民的对接。如其中的《回乡之路》片尾出现治沙标兵张炳贵、牛玉琴等人真实照片原型的时候，观众都深受感动，其展示的不是一个乔树林，而是千百万个像乔树林一样的治沙英雄，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代表的是一个英雄群体。
二、电影叙事的多元化
文学依赖的是语言文字的讲述，电影是通过影像来实现叙述的功能。电影叙事是人们对现实世界进行主观把握的一种形式，所有叙事都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也是电影艺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我和我的家乡》每段故事都相对融入了多元化电影叙事元素，如喜剧、戏剧化、反转、科幻、灾难等，使原本枯燥的宣传变得妙趣横生，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主旋律电影叙事风格的多样化。主角的塑造也没有生硬的道德灌输，情感共鸣使观众感同身受。
《我和我的家乡》故事之一《天上掉下UFO》讲述乡村特色旅游。这个故事发生在贵州黔南阿福村，距离中国天眼FAST只有15公里。由于“农民发明家”黄大宝的一次飞行器试飞，“阿福村惊现UFO”这一爆炸性新闻使这个穷苦的小乡村迅速走红，村里也趁机打造“外星人文化”，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后来，经电视台记者采访后真相大白，原来这一切都是由黄大宝的无心之举引起的。黄大宝发明飞行器是为了发展物流，希望借其将村里的好东西传到外界去;而村长和商人利用“UFO事件”巧合，将村子塑造成“外星人之乡”发展旅游业，改善村民的生活。外星人落在贵州山区，新闻是假的，但他们对家乡的情是真的、意是切的。令人捧腹的喜剧外衣与渴望生活发生改变的内核，构成了该片的审美价值。
这种依靠当地特色旅游项目脱贫致富的故事屡见不鲜。据统计，“十三五”期间，全国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带动17%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惠及约1200万人。电影中的故事桥段和喜剧色彩，与人们的美好愿望相契合，形成了一种心理追认，产生了“到电影里出现的那些地方看一看”的心理冲动。电影上映后，众多游客到阿福村的拍摄取景地贵州黔南三都自治县都江镇盖赖村旅游打卡，亲身感受电影中的场景，实实在在地带动了乡村特色旅游发展。
同时，《我和我的家乡》创作中也实现了观念和结构上的创新。影片快节奏、高效率，把120分钟的长故事化整为零，分为5个20多分钟的故事，减少了叙事上的挑战与压力。故事中设置的“骗局”往往是最能发挥小品式张力的一个重要手法，其中以《神笔马亮》最为典型。故事讲述了沈腾所饰演的画家马亮放弃了去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深造的机会，瞒着妻子回乡村担任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建设美丽乡村。马亮在村民的配合下，让妻子以为自己在俄罗斯深造，“画毛衣蒙混过关”“集体戴假发装俄罗斯人”“群体木头人假装网络卡顿”等让人意想不到的桥段让影院内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标准的“开心麻花式”搞笑。影片以这种轻松的方式收尾，实现了爆笑喜剧效果。 影片中，马亮所在的村子和中国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村一样，都是青壮年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儿童留守家乡，村子的生产力不足;再加上村子本身没有什么吸引人的特色景点，旅游业方面也得不到发展。许多村子缺少的正是像马亮这种能利用、肯利用自己的才华去帮助村子提高竞争力并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人才。
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体现了我国扶贫工作的成就以及扶贫工作人员的付出。影片中马亮担任第一书记，舍小家为大家的大局意识，体现了我国乡村基层治理的重大变革;而马亮通过稻田画、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彰显了第一书记这个特殊群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使命与地位。
每段故事间的转场是影片的点睛之笔，通过征集广大网民的自拍短视频，诉说了对家乡的记忆和情感，这种拼接形式在结合了融媒体的同时，也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给年轻观众带来了亲切感和参与感，构成新时代类型化电影的重要元素。
三、電影语言的时代化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表达，电影语言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意义上表现了人物的行动;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图像与语言的集成，得益于它天生的多层次及多形式的表现方式，展示出多样化的时间与空间。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作为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献礼片，影片把握时代脉搏，真实地表达了老百姓对小康生活的喜悦与满足。主创人员并未像以往此类题材影片那样致力于宏大叙事，而是以个体人物的情感体验与观众建立共鸣。影片叙事上融合了文化认同、地理认同的爱国主义叙事，传递出“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家国情怀[3]，这成为该片的情感主线，也是电影的主流价值观。这种文艺表达自然、真实、不生硬，没有理论和道理的堆砌。
一部好电影应当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电影通过图像的并置，将概念带入人们的大脑中，影片中的视觉和听觉内容会在观众的大脑中产生意义的关联，使观众看完电影后会有所思考。这五个故事巧妙定位“家乡”这一最能引发大众共情的话题，极大地拓展了表现主体和时空。每一段虽然都是小戏，但把握了以小见大的艺术转换与创作规律，表达出对现实生活和人文价值的思考。《我和我的家乡》对社会现实折射下的思想观念的更迭、个人价值的升华、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正是其价值内核。
《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最后一课》关注的是农村教育的发展，这个故事也是整个影片的一个高潮。故事以20世纪90年代的支教教师视角看乡村的发展变化，是一个讲师生情、山水情的故事。故事讲述了旅居海外的范教授由于脑梗引发了老年痴呆，语言功能出现了混乱，说话变得主次不分;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得，只记得自己1992年在贫穷的望溪村支教的生活。村民们为了报答恩师，集结全村的力量，通过道具设计、布景、化妆等一系列手段，将蚕房改成了当年的教室，甚至模拟了瓢泼大雨。用复原“最后一课”的方式，连结过去和现在，呈现了千岛湖地区的变化。
镜头在年轻的范老师与年老的范教授之间不断切换。课堂就这样进行着，直到一个小孩的手机铃声响起，才将范教授从过去的回忆中惊醒。记忆混乱的他在熟悉又陌生的街道不断寻找着过去的影子。眼前的一切都变了，直到他走到一所漂亮的小学门前，他才终于想起了这是学生当初画的那座学校，是他梦想中的学校。看着学生将自己儿时的梦想变成了现实，看着他们一个个出人头地，范教授欣慰地笑了：他一生最放不下的那批人都长大了，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老师的一生值得了。
范伟把支教教师的形象演绎得非常真实，喜剧色彩自然、生动，潜意识里，他愿意自己停留在这个时空中，说明那十年是他感情最深的十年。国外的优裕生活在漫长记忆中都没有印痕了，而对家乡的记忆也在这独特的构思中达到了最有力的艺术效果。时间的分量就是感情的分量，影片的精妙在于结构和创意。
另外，方言也成为喜剧表达的重要手法，呈现新的审美语感，既具有幽默风趣的作用，又促进了影片和观众之间的共鸣，使人物对白生动亲切，包含着家乡文化与历史的沉淀。
《回乡之路》在人物形象的树立上，巧妙地用了一个反转：邓超所饰演的“沙地苹果”经销商乔树林在前半段给人的感觉是个不折不扣的无赖，刚出场就在飞机头等舱里疯狂吹牛，想方设法和闫飞燕套近乎，一副油嘴滑舌、大话连篇、不靠谱的大忽悠形象，并不讨观众喜欢。闫妮所饰演的电商带货女王的人设，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两人在前半段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但到了故事的结尾，通过学生的发言，我们才得知了一切的真相：原来这个看似没脸没皮的穷光蛋，这几年一直在带领村民建设沙漠，帮助家乡致富。他才是那个真正为家乡做贡献的人。前面我们对乔树林有多反感，在反转过后对他的敬意就有多深厚。
随着国家政策的扶持，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走到城市，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空间。但能够像乔树林这样舍弃城市的繁华，投身家乡建设成为“治沙人”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故事发生在陕西的毛乌素沙漠，这里曾经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1959年开始，经历了陕西榆林几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才将毛乌素沙漠变成了如今的绿洲。
四、电影美学的立体化
多元而深度地诠释中国主流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美学核心。[4]
首先，以喜为正的人物形象美学。通常都是将主旋律电影中塑造的单纯的正剧型英雄人物形象作为主旋律电影的美学内涵，而《我和我的家乡》则塑造了一群有缺点的普通小人物形象，呈现出先喜后正、欲正先喜、由喜到正的美学方略，在新时代主旋律电影中具有一种美学突破意义。
脱贫攻坚、喜迎小康，“喜”是重要的社会情绪。五个单元的喜剧手法都契合了当下观众心理。影片聚集了最杰出的华语喜剧创作力量，准确捕捉社会情绪，用喜剧表达脱贫攻坚后的全民情绪，让人们更有获得感。[5]这种叙事表达，让观众看到生活中的小人物和自己感受的共通性，将“我”与“国”、个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唤起人们共同记忆的家园景观、生活场景、民俗风情等，聚集起大家强烈的共鸣，形成一种向祖国、家园、故乡献礼致敬的集体仪式[6]，体会到祖国和家乡强大带来的骄傲和幸福感。当结尾响起歌曲《我的祖国》时，家乡和祖国强大带来的那份共情达到了最高点，最终实现了全国性的社会情绪的宣泄。 其次，创新是影片成功的法宝。对乡村振兴的叙事需要从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开始，并以美好的心愿、有效的模式和百折不挠的信任加以推进。通观其中的故事，可以说对这样的逻辑和行动都有着直接而具体的体现。观众先是带着怀疑的态度看故事，之后，观众在笑声中开始对对人生、对脱贫的思考，并在具体的、个性化的表达中，让每个人都在电影中找到了自我，实现了审美客体和主体的互动。
《我和我的家乡》描绘的都是普通人，所以才会贴近观众、赢得观众。每个故事都设了一个“骗局”，设计了一连串的突转情节和场面，虽然表演风格有些夸张，处理现实生活故意有些变形，但观众毫无疏离和违和之感。因为这些“骗局”有真实的现实根基，有广泛的情感基础，有观众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所以自然就能引起观众的心灵共振。并在情感反差的驱动下，将荒誕而温情的“骗局故事”推向更高层次的共情。
从观影的效果看，观众被故事触发的爱家乡情感渐渐进入高潮，一直到充满震撼的结尾，这种感情始终是饱满的，深度感染着每个观众。每一个故事结束之后，占据整个银幕几十个普通人随机所拍的短视频，表达了对自己家乡的怀念，成为虚构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铺垫和烘托，又是融合与升华。这样的顺序安排，也体现了整部电影在结构上的美学特点。
再次，影片展示了具有地域气息的自然之美、文化之美、人性之美，实现观众与历史之间的情感共鸣，真挚而富有魅力。电影是用移动的方式来展现画面，光影与色彩是电影画面语言的主要载体，电影通过画面既呈现于可视化的感官中[7]，也表达着画面背后的意义，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一种再现。
电影是当代艺术想象力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民生叙事上脱颖而出，在叙事主题上关注时代变迁下小人物的不平凡故事，建立起个人与宏大叙事之间的联系，同时建立起个体与祖国之间的“集体记忆”。
参考文献：
[1]李昭语.融媒体视域下主旋律影片的叙事变革——以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为例[ J ].电影新作，2020（04）.
[2][4][6]文懿.《我和我的家乡》热情讴歌脱贫攻坚伟大成就[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11-06.
[3]小康大片的新景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N].中国艺术报，2020-10-21.
[5]孙晖，李宣萱.《我和我的家乡》：新主流电影的类型创新与喜剧表达[ J ].电影新作，2020（05）：77-80.
[7]陈家影.电影《我和我的家乡》的多维度解读[ J ].戏剧之家，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