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对人体会造成危害，这是最不争的科学事实。” 谈到控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首先强调的便是这句话。
　　让他感到无奈的是，推动控烟这么多年，还必须不断重复这句话。2012年，他组织编写的《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便已经用最确凿的医学证据揭示了吸烟对健康的危害。
　　“烟草是中国最大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健问题。控制吸烟，是第一位的可为的预防疾病的手段，全世界如此，中国尤其如此。”王辰说。

烟害触目惊心

　　据统计，我国吸烟人数占世界近1/3。在吸烟方面中国有3个“世界之最”：最大烟草生产国，最大烟草消费国，最大烟草受害国。
　　烟草烟雾中含有数百种有害成分，至少有69种致癌物，多种有害气体，多种重金属及放射性物质，其中尼古丁是导致吸烟成瘾的主要物质，这是《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中的结论。
　　2015《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年有100多万人、相当于每天超过3000人死于烟草使用。
　　烟草的危害触目惊心，但是，控烟之路十分艰难。王辰认为，控烟应该知信行合一，但在我国却是“知道了，信不信呢？有人信，有人不真信，有人是真不信”。
　　有人不信医学结论，却蒙昧地相信烟草公司散布的段子。中国烟包装雅致等因素助长着其销量，拿烟待客的习俗也让很多人对烟欲戒不能。

烟草减产提税

　　“烟草要在不增加产量的情况下提高税收，这是全球已经公认的控烟的人间正道。”王辰表示。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烟草制品消费税率提高到占零售价格的70%以上，可以遏制烟草流行。多国经验证明，税收和价格措施是减少各阶层人群特别是未成年人烟草消费的有效手段。
　　我国多次提高不同环节的烟草税，但在王辰看来，仍存在如下问题：一是调整后卷烟消费税占零售价格比重仅为34%，2015年总体税负仅占零售价格的55%左右，仍有较大提税空间。二是没有建立与通货膨胀和居民购买水平同步调节的长效提税机制。
　　王辰建议，烟草企业要及时转型，这样才能让产业平稳着陆，而且这些产业的雇员也能够有新的出路。

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近年，我国有20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了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收到了一定效果。在王辰看来，我国控烟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但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及维护百姓的健康需要仍相距甚远。
　　他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控烟工作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国家级无烟环境立法方面仍然是空白。
　　国务院法制办曾于2014年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2016年，《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下称条例）列入国务院法制办一类立法计划，属于力争年内完成的项目。然而，至今该条例未出台。
　　王辰建议，通过条例立法保障，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烟，并将控烟工作纳入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和健康城市评选标准。
　　“控烟事关全民健康，只有发动社会各机构和群体参与其中，真正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才能形成强大合力，打倒这一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巨大拦路虎。”王辰表示。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需要专业化干预。”每被问及怎么戒烟，王辰都会这样告知。
　　调查数据显示，吸烟者仅靠意志力戒烟成功的只有约3%，对于烟草依赖者来说，合理使用戒烟药物可有效提高长期戒烟率。
　　王辰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吸烟可以成瘾，称为烟草依赖。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是影响戒烟成败的主因。自2008年起，我国要求各医疗机构开设戒烟门诊。2014年起，中央补助地方项目又在全国每年支持96家醫院建设戒烟门诊，但面对全国3.16亿吸烟者，这些戒烟门诊数量远远不够。
　　王辰在调研中发现，戒烟门诊的经费投入有限，每年每家开诊医院国家财政只给予7万至11万元不等的补助。医院对戒烟门诊的人员配备和硬件投入不足，宣传力度小，公众对其知晓度和接受度有限。这样，戒烟治疗作为一项重要公共卫生工作，在我国目前还没能实现广泛覆盖，是我国控烟工作的短板之一。
　　他建议推动戒烟药品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并纳入医保。2017年，全国戒烟门诊调查显示，57%的戒烟门诊没有任何戒烟药品，且我国戒烟药物全部为自费。“戒烟药物价格较高，必然会对戒烟治疗效果带来影响。”
　　王辰认为，如果把戒烟药物和戒烟咨询服务等干预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将会引导健康的无烟生活方式。
　　研究显示，在疾病预防上每投入1元钱，就可以在后期治疗上节约9元钱。王辰希望将戒烟干预服务切实落实到基层，帮助吸烟者戒烟。这样将有助于健康教育和慢病防治工作，从而有效降低烟草依赖患者的人数，降低烟草相关疾病发病率，整体上提高公共卫生投入效益。
　　他还指出，除了上述控烟策略，我国还应该实施监测烟草使用，警示烟草危害，禁止烟草广告、促销、赞助等措施，有效遏制烟草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