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于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整改，教员一律按聘约合同合作，水平低下的即使外籍学者也必予解雇。而且特别强调教师的自由学术空气，强调：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言行，悉听自由。
　　大约从1914年后就开始在北大陆陆续续讲授西洋文学的辜鸿铭，对蔡元培的聘请照章接受，专讲英文诗。第一天上课，辜鸿铭戴一顶干净的红结黑瓜皮小帽，将一头灰黄的头发夹杂着红丝线仔细编好，套上长袍马褂，脚蹬一双平底布鞋，出现在讲台上，伸手拣一根粉笔，辫子一抛，便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那根辫子拖在后面，直指学生们。调皮的学生窃窃私语，若谁能将此公的脑后那根辫子剪下，必定名扬天下，但毕竟无人敢动手。
　　辜鸿铭抛下粉笔，对着学生宣布他的约法三章：“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正式上课这天，学生们见他站到讲台上，不带讲义教材，滔滔陈述起来，他说：“我讲英文诗，要你们首先明白一个大旨，即英文诗分三类：国风、小雅、大雅。而国风中又可分为苏格兰、威尔士……等七国国风。”
　　就这么一会儿英语，一会儿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最后辜鸿铭告诉他们：“像你们这样学英诗，是不会有出息的。我要你们背的诗文，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熟才行。不然学到头，也不过像时下一般学英文的，学了十年，仅目能读报，伸纸仅能写信，不过幼年读一猫一狗式之教科书，终其一生，只会有小成而已。我们中国的私塾教授法就很好，开蒙不久，即读四书五经，直到倒背如流。现在你们各选一部最喜爱的英诗作品，先读到倒背如流，自然已有根基，听我讲课，就不会有困难了。而且，我们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不错的，中国人用心记忆，外国人只是用脑记忆。我相信诸君是能做好的。”学生们只有依着他的意思，日夜用功背诵洋诗。待到上课时，学生们用中文问他，他用英文答复你，倘若用英文问他，他偏偏又用中文答复。
　　有一次，辜鸿铭突然对学生们说：“今天，我教你们洋《离骚》。”他拿出一本英文诗，原来这洋《离骚》正是英国大诗人弥尔顿的一首悼亡诗——lgcidas，悼念诗人淹死的亡友而作的。这首长诗，学生们从第一页翻开起，直到这一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仍然翻的是第一页。辜鸿铭在课堂上却节节课都滔滔不绝，不是骂洋人就是骂一班坏了君臣大节、礼义廉耻的乱臣贼子，要么就是骂那些自命有大学问的教授诸公，嘲笑所谓民主潮流，说：“英文democracy（民主），乃是democrazy（民主疯狂）。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乃是DostoWhiskey（陀思妥威士忌）。”如此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学生们倾慕不已。
　　当时北大特设教员休息室，来早了或课讲得累了，辜鸿铭也会到教员休息室坐坐。北大聘请来的外国学者，无不知道他的大名，每次见面，执礼甚恭。但他却毫不客气，见到英国人，用英语骂英国人；见到德国人，用德语骂德国人；见到法国人，用法语骂法国人，挨骂的个个心服口服。
　　有一次来了位新聘的英国教授，此公第一次跨进教员休息室的门槛，即见辜鸿铭整个窝在沙发里，头上瓜皮帽，身上长袍油光闪亮，两只衣袖秽迹斑斑，特别是一根小辫子，猥琐不堪。这位洋先生便去请教坐在一旁的一位洋教授：“此人是谁？”“辜教授。”那人悄声对他说。英国教授用一副不阴不阳的目光仔细打量着这位辜教授，忍俊不禁。辜鸿铭一看这张陌生的洋面孔，便慢吞吞地用一口纯正的英语请教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这位英国教授有些吃惊，难道这土老头竟能讲一口如此纯正的英语？他急忙回答自己是教文学的。辜鸿铭马上用拉丁语同他交谈。这英国教授顿时结结巴巴，看来拉丁语太差，一时语无伦次。辜鸿铭定定看了他一会儿，说：“你教西洋文学？不懂拉丁文？”这两句话一出口，英国教授大窘，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钻下去算了，赶紧逃离休息室。
　　这位英国教授以后才弄清楚，原来这位辜教授不是别人，正是名满海外的KuHung—Ming，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牛津大学等著名学府的课本中就有此公所著《春秋大义》一书。
　　（石头摘自“日本新华侨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