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索罗斯：我很高兴时隔12年重访中国。自1989年后一直没能再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9年以前，我对中国有所了解，但现在所知甚少。我想问的是，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朱 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是经济学家，请你说一下。
王梦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朱 基：我想在王教授回答的基础上再明确一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消费品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农业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目前困难的是，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2550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大大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靠动员内需来解决。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亿至2000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500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预料了。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来，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3%至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 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 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 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 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 基：我们每年4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 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 基：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朱 基：欢迎。
索罗斯：大的银行或其他机构都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朱 基：我更看重你的经验。
（节选自《朱 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
朱 基：你一下子抓住了最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王梦奎（当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是经济学家，请你说一下。
王梦奎：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朱 基：我想在王教授回答的基础上再明确一下。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需要作很大的调整。现在传统产业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如钢铁和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但传统产业维持目前的生产能力主要是靠政府努力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没有政府推动，这些产业就会开工不足。消费品工业主要依靠廉价商品销往欧美等地，但欧美对此类商品的限制越来越严，出口越来越难，如不及时调整，以信息化带动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将会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农业人口占80%，由于粮食过剩，出口又出不去，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农民收入得不到提高或增长缓慢，城乡矛盾将加大。不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提高农业水平，整个国民经济都会遇到困难。当然，这些都是长远的问题，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可以做工作，目前还不会产生尖锐的矛盾。目前困难的是，随着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中国的出口将越来越难，而出口对中国来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去年出口总值达2550亿美元，现在出口增幅大大降低，我担心今年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成为国民经济的负面因素，靠动员内需来解决。现在人民对政府有信心，愿意消费，消费在增长，所以出口下降不会影响我们原定计划的实现。
第二个问题是国有企业，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亿至2000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已基本克服。好的一面是中国的投资环境大为改善，近三年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年都保持在400亿美元以上，今年将接近500亿美元，但袭击事件发生后，就难预料了。现在的问题是股市发展快，但不规范，投机行为多，政府监管不够，对人民币没有信心。如何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很令我们头痛，这方面愿意听听你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体制改革。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最高时曾占到40%。后来我们借鉴美国RTC（处置信托公司）的经验，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将不良资产从银行划出来，以使这些商业银行规范化、实现自主管理，但问题依然很多。通过改革和加强监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今年的不良资产比例下降了3%至5%。我们希望将这些银行变成股份制银行，它们的不良资产虽有相当部分已经划出，但问题依然很多，上市十分困难。
上面谈了很多令我们头痛的问题，不过我们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险体系方面，这两年取得的成绩还是可以的，社会保险体系已基本上实现资金收入和支出平衡，当然，还有过去的欠账。我们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如果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国家将提供补贴。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建立信托基金来管理社会保险基金如养老金等？
朱 基：有。中央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各级政府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有一套独立的体系负责基金的管理，工人向其缴纳养老基金后，由其向全国企业的工人发放养老金。
索罗斯：有没有考虑将其分成几块以强化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设立独立的养老金账户，个人也可以在几家管理机构间作选择？
朱 基：由于我们缺乏有经验和能力的人才，现在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政府债券或存入银行吃利息，只允许基金的10%进入股市投资。现在正在考虑如何更好地运用基金。我这里谈的主要是社会保险，不是商业保险。
索罗斯：我想谈几点看法。中国对外态势很好，就出口竞争力、贸易顺差、迅速发展的国内市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而言，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将不得不开放它的金融市场，这是一次真正的挑战。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强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目前日本工业虽依然强大，但金融体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业产出多少，金融体系就丢掉多少。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中国逃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对外封闭，如果对外开放，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因此，应先加强后开放。你已谈过坏账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发展内部银行体系。中国储蓄率高，应给储户提供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工具供其选择。至于监管人才，中国并不缺乏，我最近见过两位这方面的优秀人才。但中国的股市和债券市场基本上只有散户，没有机构投资者，而股市和债券市场的稳定很大程度上依靠机构投资者的参与。养老基金等可由机构投资者而非政府机构按商业原则入市运作。日本的问题是，它的金融机构只听大藏省的，没有学会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进入国际市场后，要同国际银行界打交道，结果输得只剩下了衬衫。
朱 基：你说得还是客气的，你还没有说输得只剩下了裤衩。
索罗斯：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我对中国和苏联作过比较：中国政治是成功的，人民支持政府、乐观、有热情。可能是因为我只去过中国东部，对中国了解不够，观点失之偏颇，不过我觉得目前的环境对中国的政治开放和建设开放社会是有利的，民众的心态是建设性的。要知道，变化的历程是非线性的，总有一天形势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如果还没能建立起一个开放的体系允许自己表达，就会出现崩溃的严重局面。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一度发展得很快，雅加达宛如中国的上海，但它的体制中存在着僵化的成分，如政治体制、与没有挂钩的汇率机制等。由于缺乏调节机制，一旦出现问题便导致崩溃和危机。因此，在经济繁荣时应作出一些灵活的安排。
朱 基：你的观察很深入，观点也很深刻。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中国已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但距离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还很远，有许多问题尚待克服。谈到人才，华人中人才是多，但很多已被外企聘用，成为其驻华代表。
索罗斯：可以考虑建立合资企业来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
朱 基：我们每年400多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都用于建立合资企业了。中国需要人才激励机制，中国的工资水平低，见到有人工资高就眼红，这种心态不改变，难以吸引国内人才。
索罗斯：据我了解，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建立合资企业。通过这次访问，我有意在中国设立一家合资企业吸引年轻人才前来管理。
朱 基：中国尚未允许外国共同基金来华投资，因为我们自己已有的一些基金都不能令人相信，由于监管能力不足，我们的这些基金在股市上弄虚作假。也许可以考虑你的意见，与外国共同基金合作，可能比自己的基金还要好些。
索罗斯：这样还可以吸引股市上的散户，他们目前在股市上犹如赌博，而通过共同基金的专业管理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光是监管的问题，主要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如投资心态、行为、标准等，应向机制化发展。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可以吸引过来。
朱 基：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指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索罗斯：我还是找他们。我的公司与投资银行不同，如果可以找到中方合作伙伴，我愿意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并持少数股份。
朱 基：欢迎。
索罗斯：大的银行或其他机构都可以从合资企业中获益。
朱 基：我更看重你的经验。
（节选自《朱 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