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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自己不失去希望和信心，故事就不会结束，结局是喜或悲并没有定数。
有人说，要么身价百万，要么一无所有，不然没有做通道歌手的资格。话说得有些偏执，又似乎不无道理。一种消遣爱好，一种绝处求生存。但当我真正地和通道歌手相处以后，才发现最初的印象错了。
通道歌手，是一群拥有富足理想坚强意志的热血青年，贫寒的生活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不能定义他们的全部，更不代表他们的未来。
一年前，当我在王府井的一家餐厅和朋友聊天时，一个人走过来向我推销一张唱片。15元的价格对于一张地下出版物来说不算高。所以买了一张，但并没对它有什么奢望。事过半年，突然想起曾经买过这么一张唱片，于是决定翻出来听听。
音乐中那些地下通道歌手突然在我的记忆里变得鲜活。虽然称不上使我感动，却也有些意思。录音，配器都是一般的水准，也许对于这张唱片来说，粗糙的音质更加体现了一种韵味。因为这就是草根音乐。我妄图从网上找到一星半点有关这张唱片的资料，很遗憾，它没有曲名，没有ID信息，没有专辑图片……
学伟皱眉看着刚被扔在琴包里的10块钱，这在原本只有十几张1块钱票子的琴包里算是大票了。他用鼻子重重地呼出一口气，鼻翼不明显地翕动了一下。他放下手里的吉他，捡起眼前的10块钱钞票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了还没走出地下通道的“施主”。
“您拿着，我没唱歌不收钱。”学伟语气坚定得不容人质疑。“施主”是位中年女性，她可能原本有话要说，犹豫片刻还是收回了钱，轻声说“哦”便离开了。在她走上阶梯前回头定睛看了看学伟，比她扔下钱的时候看得专注。
这不是学伟第一次拒收了，他把这个叫做“施舍钱”。“通道唱歌也有职业道德，不站着唱不够道德，不大声唱也不够道德，不唱的时候收钱，更不道德。我在卖艺术，而不是乞讨!区别一线间，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对自己通道歌唱的要求很是严格，甚至连看谱子都被视作工作中的偷工减料，他说自己要实打实地歌唱，挺直腰板赚钱。
“施舍的钱决不要，但卖艺术的钱多了我也敢收，我相信自己的弹唱值那个钱!”学伟能坚持留在北京，把去三里屯酒吧唱歌定为今年的短期目标，无论生活多窘困，他从没想过卷铺盖回家，这一切源于他的信心和梦想。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实力，他知道自己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
曾经有一个大哥站在通道里足足听学伟唱了五遍汪峰的《飞得更高》，临走留下了一百块钱还有一句话：“小兄弟，我不懂音乐，可就觉得你唱得不错！就冲你这认真劲儿，大哥觉得你行，加油啊！”学伟至今记得这句鼓励，这是从父母兄弟那儿都得不来的支持，却在异乡一个陌路人口中听到了。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他用更加洪亮的歌声送大哥走出通道，唱给知音，更是唱给自己．结束了这天的弹唱，学伟的嗓子哑了，但他心里觉得劲头十足。
一上通道，学伟傻眼了，自行车没了，这可是他花150块钱买的二手车啊!“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甜。”学伟无数次地默默安慰自己。以后，他只能走着“上下班”了。
无数前辈倒下了，无数后辈冲上来。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学伟已经有了自己的乐队。两个吉他手、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一个鼓手。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伙伴，也挤进了三里屯的酒吧。每晚每场表演单人得到200元的酬劳。学伟并不是满意了，但至少他能喘口气。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有名气”，除了copy(拷贝)还要做原创歌曲，他希望能有赏识他的音乐人出现．对他来说，音乐的路是永远走不完的。
学伟不是没有打过退堂鼓。
曾经有一个比他大12岁的石家庄老乡与他在同一个通道唱过几个月歌，他们谁也不抢谁的风头，你休息我歌唱，心照不宣知道彼此不容易。学伟觉得这老乡唱得不行，但他从未表现过不尊敬。他认为有梦想就值得尊重，弹唱的好坏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在他们共同弹唱的日子里，老乡的钱越挣越少，声音越唱越小，看着老乡一路沮丧下去，学伟什么都没说。他们都很明白，三十好几还没在这个圈子里混出个名堂，基本上就是完了。至少在这行完了。
多数人都有个毛病，因为留恋自己的付出而舍不得放弃本该放弃的。这其中也有赌徒的好赌之心在作祟。谁不是这样呢?谁不盼望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呢，要不怎么说当局者迷。其实，有勇气放弃的人，是真正坚强勇敢的人。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是生活的胜者。
没过多久，老乡决定走了。那天中年，学伟正琢磨着怎么没见老乡，就看见他背了一个大大双肩背包，手里拎着吉他，朝学伟走来。大哥做的第一件事，在学伟脚前的吉他包里扔了10块钱。“好兄弟，接着干!大哥走了，回老家去了。你还年轻，还有希望，别像你大哥这样……”说着说着，老大哥哽咽了。学伟放下琴，给这位带着遗憾离开的歌手一个用力的拥抱，“保重！”学伟也哽咽了，他为老大哥感到无奈和遗憾，也为自己前途未卜的将来感到彷徨迷茫。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何官盘腿坐在地下人行通道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轻弹吉他，低声吟唱。地上的破帽子里，已经有三十多块钱，其中有20块钱是何官自己预先放进去的。他试过，如果一分钱没有就很难开张，必须放一点钱在里边，才会有人给零钱。不过，他也不能放太多钱，假装火一把，比如50块，那要是城管来抄你，真是赔本赚吆喝了。
何官唱歌，从来不抬头东张西望，不看行人，他认为那是乞丐行为。他不是乞丐，是歌手，靠艺术赚钱，所以他永远不会有乞求的目光。
他真的陶醉在歌声中，自弹自唱，完全不管有多少观众，也不管有多少钱的收入，直到收摊，才会清点破帽子里的进账。每天挣钱多少不固定，多则四五十元，少则十来块钱。有时候会一分钱挣不到，因为下大雨，街上没人。有时候会有百十元收入，因为儿童节，小孩给钱。
有一次，何官唱完一首歌，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小女孩蹲在他的面前，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在看他，两只小手托在腮上，像个小大人儿。何官笑了，问：“小妹，你喜欢听歌?”
小女孩抬头看一眼站在旁边微笑的妈妈，然后用力地点点头。她想了一下，反问何官：“大哥哥，你喜欢唱歌，为什么不到舞台上去演出呢?”
何官又笑了，说：“他们不要我……也许，我唱得还不够好吧。”
小女孩说：“可是， 你唱得很好呀，很像张信哲。”
何官惊讶地问：“你也知道张信哲?”
小女孩点头说：“是呵，我当然知道张信哲，我是他的粉丝嘛。”
何官忍不住大笑。
小女孩说：“是真的。我家有好几盘Jeff Chang的CD盘呢。”
何官收敛笑容，叹气说：“小妹，你真了不起。”
小女孩再次抬头看了看她妈妈，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了5元钱，很郑重地放在帽子里。
何官看着她，想了一下，说：“小妹，我专门为你唱一首歌，好吗?”
小女孩站起来，背着手说：“好啊，好啊。”
何官也起来，单条腿半蹲的姿势，清一下嗓子，开始唱：“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明白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我是否可以问……问问你的姓名，因为你是我的知音，我又多一个朋友，我并不在乎你记住我的姓名，我只想听到你的新歌你的声音，我衷心谢谢你的厚爱你的真情，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我一定尽力用最美好的旋律伴你的左右。”
小女孩小手热烈鼓掌，然后说：“谢谢大哥哥，以后妈妈每天带我走这儿，我都给你5块钱，好吗?”何官听着心里发酸，小姑娘的承诺肯定是真心的。她跟着母亲走远了，从此何官不在这个地下通道卖唱了。施舍令他气愤，怜悯令他心酸，小姑娘单纯的喜爱让何官心里不是滋味。
何官一直说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个无学历、无工作、无家庭、无财产的四无流浪儿。除了卖唱，他还有另外一项收入，就是绘画。
他的油画水平不低，比一般学生的水平高出很多，可是靠卖画吃饭是不行的，那会饿死。
他定期到青年宫旁边的七步轩画廊去卖画，他的油画无论多大尺寸的都不够资格挂到墙上去，那是本市成名画家的专著之地，他这个水平，尤其是资历，根本不是能够染指的。
他的作品，是成摞放在柜台上，放在玻璃之上没有罩子，供一般爱好者随便翻捡，每幅只卖50元。
每卖出一幅作品，何官可以拿到20元。当然，一个月也根本卖不出去几幅。
总之，何官的绘画水平与他的声乐水平一样，属于业余中的业余，可以廉价换取食品的水平。
当然，何官很清楚，靠唱歌可以果腹，靠绘画则不行，所有跑出来学绘画的学生，没有家里的支持，只能打工挣钱填饱肚子，而何官不愿意去打工，他在地下人行通道唱歌挣钱，给自己打工。
何官长得浓眉大眼，确实人高马大，足足有1．83米的个子，他很魁梧，但不是肥头大耳，因为常常游泳，他晒得黝黑，肌肉结实很健壮。何官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孩子，他唱歌和绘画赚的钱，除了维持生活，大部分都拿去交了学费，送进了一所艺术学院的业余声乐班和美术班。他知道，这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包装和炒作以外，还是需要一定实力的。而当意外的幸运主事真的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之前，必须投资接受正统训练，打好基本功。
何官白天大部分时间在通道唱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晚上才去上培训班，或者燃灯练习素描。何官唱歌并不轻松，除了劳累以外，还要担惊受怕。他被城管抓过三次，他们说他乱摆摊子，影响交通。
何官说：“除了装钱的破帽子，哪里有摊子。”
城管说：“破帽子就是摊子。”
何官说：“人家的摊子是摆商品，哪怕是发夹子、胸针这些小商品。”
城管说：“你也有商品，就是破嗓子制造出来的噪音。”
何官还想分辩，但是他们已经掏出本子撕下了票，没有办法，只好交钱。不交罚款，属于妨碍公务。他们妨碍何官唱歌，就是执法。
何官被流氓揍过三次，他们好像特别讨厌他。有两次是因为何官在那里唱歌，他们觉得碍事，不好朝行人下手。四个人围着揍何官，他虽然很壮实，但绝对不是这帮人的对手。他们是靠打闷棍抢劫的那帮人。第三次是因为何官躲开到上面的栅栏去唱，他们认为他向要走地下通道的行人挤眉弄眼，等于通风报信。有个一脸横肉的家伙，恶声恶气地警告何官，要是乱讲话就弄死他。
现在，何官不敢去那里了。他换了地方，去西直门最繁华的地下人行通道，这儿人流量很大，挨着超市、报亭、鞋摊，好像一个热闹的小集市。但何官比以前挣的钱少了，因为来往行人最多买的是期刊报纸和小商品，很少掏腰包给卖唱的。
天黑了，何官抱着吉他回睡觉的地方——就是三元桥那三截水泥管道。
照片上，有头垂顺长发的女孩正把一个雪碧透心凉的空瓶子捧在脸颊边，咧嘴笑得很甜。但她脸色蜡黄，尖尖的下巴暴露她的消瘦。赵威每次看到照片都忍不住落泪。现在女朋友不在身边了，他心里像是少了块肉，不知道怎么抓挠好了。
这要说到半年前。赵威和女朋友住在地下室快两个月了，自打从一所艺术中专毕业后，他们就住在这里。赵威学的音乐、女友学的舞蹈，俩人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同时也是爱好。赵威为了来北京学音乐，和家里人闹翻了，父亲让他别再回家，临走前给了他两年的学费。
既然毕业了，就得自力更生。但能干什么呢?女孩喜欢跳舞，也只想做和跳舞有关的工作。虽然一个酒吧老板相中了这个“舞者”，但赵威不放心，“我不能让媳妇儿去酒吧跳舞，我宁愿自己苦点累点。”赵威想到在地下通道唱歌这条出路。于是，在六部口的一条地下通道里，赵威开始了他做通道歌手的生涯。
起初他没什么经验，一天也挣不了10块钱。没过几天，他摸出一些门道，要躲开小商贩，并且挑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人流较大的时间段。如果赶上上下班，人流忙忙碌碌，一样没人理。即使这样，一天下来，也只有20几块钱的收入。
就凭这点收入，赵威和女友过起了日子。他们每天存10块钱作为当月的房租，剩下的钱，赵威每天出门带3块钱，两块钱路费，1块钱中午饭——两个馒头。女友自己留在家里，等赵威快回来，再出门花3块钱买四个豆沙饼，一袋方便面，这就是两人的晚饭，女孩每天唯一的一顿。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起三年饥荒。多少人被饿死了，多少人为了筹借不到粮食糊口愁白了头。这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了，而事实上，在这群为了留在北京追求自己音乐梦想的少男少女身上，真实发生着。赵威很明白，如果他不是相信自己能在北京实现梦想——成为国内三流以上的吉他手，他绝不会留下来心甘情愿地吃苦。
赵威总觉得愧对女友，常懊丧地说没能给她好日子。女友是个既懂事又善良的女孩，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女孩都会笑呵呵地反过来安慰他：“没事，苦日子总会过去的，况且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
都说祸不单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营养不良，赵威的女友得了胆结石，疼得直在床上打滚。赵威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台电脑和两个音箱，这是他录制音乐唯一的现代化电器。 他瞒着女友跑到中关村打听价钱，据说最多值1500块钱。赵威发愁啊，就算他卖了电脑也凑不够住院押金的三分之一。他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回了家，女友躺在床上，看到赵威回来，强打精神。女孩冰雪聪明，早看透了男友的心思，她对他说：“你当初买电脑是为了做音乐的，不是用来卖的。”
没钱，还是没钱。赵威找到以前的同学借了500块钱路费，送女友上了火车。这时，除了送女友回老家寻求父母的帮助，别无他法。赵威矛盾极了，他答应过女孩的母亲好好照顾她，他没做到。把重病的女友送回湖南老家，岂不是从此诀别了吗?女友的父母本来就对他这个东北男人不满意！从此两地相隔，遇见无期。
女友走了，剩下赵威一个人住在潮湿的地下室，他心里有种无以言说的孤独。拿着女友的照片，赵威两腮的肌肉不断抽动，他正紧咬牙关，但却咬不住心口的闸门，辛酸倾巢而出。
“我是一个忧郁的人，忧郁的人或许都不是那么容易被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习惯孤独的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已。他迎着青春的逆光，浸在孤独里不停奔跑，发现昨天与今天不同的温度。他带着一副黑边眼镜，他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他童年时自闭，他绝望而幸运，他组建了一只叫做“鲍家街43号”的乐队。
后来某年某月，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把自己洒在黄昏的夕阳下，建国门桥上，说《晚安北京》。这声道晚安像是个结局。错了，这刚刚是个开始。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时候，一次考试结束，老师给了汪峰一个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录音。他拿回去听，哭了，这行为让自己感到震惊。不是因为柴可夫斯基拉得太好了，是发现自己能为音乐所感动，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是极其热爱音乐的。
从此，他对音乐执著不改。“最重要的是能通过音乐有效地表达自己热爱生活，所以才选择了摇滚乐。”在成功的今天，汪峰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并且在不断地学习中。
大学四年级开学，汪峰正式成立了“鲍家街43号”乐队，写了几首歌，借钱作了几首歌的小样。虽然感到迷茫和挫败，但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两年后，24岁的汪峰拒绝了父母的安排继续自己的摇滚事业，但他的日子更苦了。他也走了很多歌手的老路，在地下通道歌唱赚钱，但每月的三四百块收入很难维持生计，他甚至还要家里再补贴一些日子才能维持。
冬天，临近零下10度的天气，汪峰骑着自行车，带小样给人听。别人听了都说不错，就是没人肯出钱。在许多人眼里，作摇滚唯一的结果，就像人生唯一的结果——死亡。
25岁的汪峰，同时面对着失恋、与家人不和、前途未卜的多重沮丧。一个黄昏，他走到建国门桥上，脚下的车像洪流涌动，周围的楼群混沌伤感，似乎挡去了汪峰寻觅的视线。一切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不知何时的曾经。汪峰蒙了，绝望、伤感、感动、迷茫，一瞬间全部涌现，“晚安北京”这四个字突然在他脑海里狂闪不止。次日清晨，阳光明媚，汪峰用了一个半小时作成词曲。这首《晚安，北京》自此从未改动。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不归的子夜的钟声北去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带着路上破碎的轮胎随子夜的钟声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我曾在许多的街头失眠它的城市梦幻的空间它的子无虚设的阻力在疯狂的边缘失眠……”旋律让人觉得沉重，听着这首歌，联想起汪峰当晚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的所看所想。他曾说过，那段时间应该是最矛盾的，也是挺惨的。那个时候他从中央音乐学院刚毕业，进了一个交响乐队，但是自己离开了。就好比把一条可以看到未来的路堵上了，而选择了一条看不到未来的路，就是做摇滚音乐，创作自己的音乐。“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生活上，我当时都很迷惘，我想这个作品就是那个时期的写照吧。”
同年冬天，京文唱片找到了汪峰和他的乐队签约。汪峰从地下浮出水面，爱好成为了一种职业。四年后，他脱离乐队独自和华纳签约，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
“我觉得自己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到今天。首先是我自己的创作潜力，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挺大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我每一个最关键的阶段，我面临抉择的时候，总会有个人给我极大的帮助。”相信自己，然后需要机会。汪峰的成功也不外乎如此。
编辑／冯岚
有人说，要么身价百万，要么一无所有，不然没有做通道歌手的资格。话说得有些偏执，又似乎不无道理。一种消遣爱好，一种绝处求生存。但当我真正地和通道歌手相处以后，才发现最初的印象错了。
通道歌手，是一群拥有富足理想坚强意志的热血青年，贫寒的生活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不能定义他们的全部，更不代表他们的未来。
一年前，当我在王府井的一家餐厅和朋友聊天时，一个人走过来向我推销一张唱片。15元的价格对于一张地下出版物来说不算高。所以买了一张，但并没对它有什么奢望。事过半年，突然想起曾经买过这么一张唱片，于是决定翻出来听听。
音乐中那些地下通道歌手突然在我的记忆里变得鲜活。虽然称不上使我感动，却也有些意思。录音，配器都是一般的水准，也许对于这张唱片来说，粗糙的音质更加体现了一种韵味。因为这就是草根音乐。我妄图从网上找到一星半点有关这张唱片的资料，很遗憾，它没有曲名，没有ID信息，没有专辑图片……
学伟皱眉看着刚被扔在琴包里的10块钱，这在原本只有十几张1块钱票子的琴包里算是大票了。他用鼻子重重地呼出一口气，鼻翼不明显地翕动了一下。他放下手里的吉他，捡起眼前的10块钱钞票三步并作两步地追上了还没走出地下通道的“施主”。
“您拿着，我没唱歌不收钱。”学伟语气坚定得不容人质疑。“施主”是位中年女性，她可能原本有话要说，犹豫片刻还是收回了钱，轻声说“哦”便离开了。在她走上阶梯前回头定睛看了看学伟，比她扔下钱的时候看得专注。
这不是学伟第一次拒收了，他把这个叫做“施舍钱”。“通道唱歌也有职业道德，不站着唱不够道德，不大声唱也不够道德，不唱的时候收钱，更不道德。我在卖艺术，而不是乞讨!区别一线间，但我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对自己通道歌唱的要求很是严格，甚至连看谱子都被视作工作中的偷工减料，他说自己要实打实地歌唱，挺直腰板赚钱。
“施舍的钱决不要，但卖艺术的钱多了我也敢收，我相信自己的弹唱值那个钱!”学伟能坚持留在北京，把去三里屯酒吧唱歌定为今年的短期目标，无论生活多窘困，他从没想过卷铺盖回家，这一切源于他的信心和梦想。他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实力，他知道自己缺少的只是一个机会。
曾经有一个大哥站在通道里足足听学伟唱了五遍汪峰的《飞得更高》，临走留下了一百块钱还有一句话：“小兄弟，我不懂音乐，可就觉得你唱得不错！就冲你这认真劲儿，大哥觉得你行，加油啊！”学伟至今记得这句鼓励，这是从父母兄弟那儿都得不来的支持，却在异乡一个陌路人口中听到了。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捆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他用更加洪亮的歌声送大哥走出通道，唱给知音，更是唱给自己．结束了这天的弹唱，学伟的嗓子哑了，但他心里觉得劲头十足。
一上通道，学伟傻眼了，自行车没了，这可是他花150块钱买的二手车啊!“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甜。”学伟无数次地默默安慰自己。以后，他只能走着“上下班”了。
无数前辈倒下了，无数后辈冲上来。这是一个不变的法则，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现在学伟已经有了自己的乐队。两个吉他手、一个贝斯手、一个键盘手、一个鼓手。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伙伴，也挤进了三里屯的酒吧。每晚每场表演单人得到200元的酬劳。学伟并不是满意了，但至少他能喘口气。接下来，他要做的就是“有名气”，除了copy(拷贝)还要做原创歌曲，他希望能有赏识他的音乐人出现．对他来说，音乐的路是永远走不完的。
学伟不是没有打过退堂鼓。
曾经有一个比他大12岁的石家庄老乡与他在同一个通道唱过几个月歌，他们谁也不抢谁的风头，你休息我歌唱，心照不宣知道彼此不容易。学伟觉得这老乡唱得不行，但他从未表现过不尊敬。他认为有梦想就值得尊重，弹唱的好坏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
在他们共同弹唱的日子里，老乡的钱越挣越少，声音越唱越小，看着老乡一路沮丧下去，学伟什么都没说。他们都很明白，三十好几还没在这个圈子里混出个名堂，基本上就是完了。至少在这行完了。
多数人都有个毛病，因为留恋自己的付出而舍不得放弃本该放弃的。这其中也有赌徒的好赌之心在作祟。谁不是这样呢?谁不盼望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呢，要不怎么说当局者迷。其实，有勇气放弃的人，是真正坚强勇敢的人。从某个角度讲，他们是生活的胜者。
没过多久，老乡决定走了。那天中年，学伟正琢磨着怎么没见老乡，就看见他背了一个大大双肩背包，手里拎着吉他，朝学伟走来。大哥做的第一件事，在学伟脚前的吉他包里扔了10块钱。“好兄弟，接着干!大哥走了，回老家去了。你还年轻，还有希望，别像你大哥这样……”说着说着，老大哥哽咽了。学伟放下琴，给这位带着遗憾离开的歌手一个用力的拥抱，“保重！”学伟也哽咽了，他为老大哥感到无奈和遗憾，也为自己前途未卜的将来感到彷徨迷茫。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何官盘腿坐在地下人行通道里，昏暗的灯光下，他轻弹吉他，低声吟唱。地上的破帽子里，已经有三十多块钱，其中有20块钱是何官自己预先放进去的。他试过，如果一分钱没有就很难开张，必须放一点钱在里边，才会有人给零钱。不过，他也不能放太多钱，假装火一把，比如50块，那要是城管来抄你，真是赔本赚吆喝了。
何官唱歌，从来不抬头东张西望，不看行人，他认为那是乞丐行为。他不是乞丐，是歌手，靠艺术赚钱，所以他永远不会有乞求的目光。
他真的陶醉在歌声中，自弹自唱，完全不管有多少观众，也不管有多少钱的收入，直到收摊，才会清点破帽子里的进账。每天挣钱多少不固定，多则四五十元，少则十来块钱。有时候会一分钱挣不到，因为下大雨，街上没人。有时候会有百十元收入，因为儿童节，小孩给钱。
有一次，何官唱完一首歌，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小女孩蹲在他的面前，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在看他，两只小手托在腮上，像个小大人儿。何官笑了，问：“小妹，你喜欢听歌?”
小女孩抬头看一眼站在旁边微笑的妈妈，然后用力地点点头。她想了一下，反问何官：“大哥哥，你喜欢唱歌，为什么不到舞台上去演出呢?”
何官又笑了，说：“他们不要我……也许，我唱得还不够好吧。”
小女孩说：“可是， 你唱得很好呀，很像张信哲。”
何官惊讶地问：“你也知道张信哲?”
小女孩点头说：“是呵，我当然知道张信哲，我是他的粉丝嘛。”
何官忍不住大笑。
小女孩说：“是真的。我家有好几盘Jeff Chang的CD盘呢。”
何官收敛笑容，叹气说：“小妹，你真了不起。”
小女孩再次抬头看了看她妈妈，然后从衣袋里掏出了5元钱，很郑重地放在帽子里。
何官看着她，想了一下，说：“小妹，我专门为你唱一首歌，好吗?”
小女孩站起来，背着手说：“好啊，好啊。”
何官也起来，单条腿半蹲的姿势，清一下嗓子，开始唱：“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我明白你的心你的喜怒哀乐，我是否可以问……问问你的姓名，因为你是我的知音，我又多一个朋友，我并不在乎你记住我的姓名，我只想听到你的新歌你的声音，我衷心谢谢你的厚爱你的真情，我会把这一个瞬间用音乐来送给你，我一定尽力用最美好的旋律伴你的左右。”
小女孩小手热烈鼓掌，然后说：“谢谢大哥哥，以后妈妈每天带我走这儿，我都给你5块钱，好吗?”何官听着心里发酸，小姑娘的承诺肯定是真心的。她跟着母亲走远了，从此何官不在这个地下通道卖唱了。施舍令他气愤，怜悯令他心酸，小姑娘单纯的喜爱让何官心里不是滋味。
何官一直说自己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个无学历、无工作、无家庭、无财产的四无流浪儿。除了卖唱，他还有另外一项收入，就是绘画。
他的油画水平不低，比一般学生的水平高出很多，可是靠卖画吃饭是不行的，那会饿死。
他定期到青年宫旁边的七步轩画廊去卖画，他的油画无论多大尺寸的都不够资格挂到墙上去，那是本市成名画家的专著之地，他这个水平，尤其是资历，根本不是能够染指的。
他的作品，是成摞放在柜台上，放在玻璃之上没有罩子，供一般爱好者随便翻捡，每幅只卖50元。
每卖出一幅作品，何官可以拿到20元。当然，一个月也根本卖不出去几幅。
总之，何官的绘画水平与他的声乐水平一样，属于业余中的业余，可以廉价换取食品的水平。
当然，何官很清楚，靠唱歌可以果腹，靠绘画则不行，所有跑出来学绘画的学生，没有家里的支持，只能打工挣钱填饱肚子，而何官不愿意去打工，他在地下人行通道唱歌挣钱，给自己打工。
何官长得浓眉大眼，确实人高马大，足足有1．83米的个子，他很魁梧，但不是肥头大耳，因为常常游泳，他晒得黝黑，肌肉结实很健壮。何官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孩子，他唱歌和绘画赚的钱，除了维持生活，大部分都拿去交了学费，送进了一所艺术学院的业余声乐班和美术班。他知道，这年头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包装和炒作以外，还是需要一定实力的。而当意外的幸运主事真的有一天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之前，必须投资接受正统训练，打好基本功。
何官白天大部分时间在通道唱歌，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晚上才去上培训班，或者燃灯练习素描。何官唱歌并不轻松，除了劳累以外，还要担惊受怕。他被城管抓过三次，他们说他乱摆摊子，影响交通。
何官说：“除了装钱的破帽子，哪里有摊子。”
城管说：“破帽子就是摊子。”
何官说：“人家的摊子是摆商品，哪怕是发夹子、胸针这些小商品。”
城管说：“你也有商品，就是破嗓子制造出来的噪音。”
何官还想分辩，但是他们已经掏出本子撕下了票，没有办法，只好交钱。不交罚款，属于妨碍公务。他们妨碍何官唱歌，就是执法。
何官被流氓揍过三次，他们好像特别讨厌他。有两次是因为何官在那里唱歌，他们觉得碍事，不好朝行人下手。四个人围着揍何官，他虽然很壮实，但绝对不是这帮人的对手。他们是靠打闷棍抢劫的那帮人。第三次是因为何官躲开到上面的栅栏去唱，他们认为他向要走地下通道的行人挤眉弄眼，等于通风报信。有个一脸横肉的家伙，恶声恶气地警告何官，要是乱讲话就弄死他。
现在，何官不敢去那里了。他换了地方，去西直门最繁华的地下人行通道，这儿人流量很大，挨着超市、报亭、鞋摊，好像一个热闹的小集市。但何官比以前挣的钱少了，因为来往行人最多买的是期刊报纸和小商品，很少掏腰包给卖唱的。
天黑了，何官抱着吉他回睡觉的地方——就是三元桥那三截水泥管道。
照片上，有头垂顺长发的女孩正把一个雪碧透心凉的空瓶子捧在脸颊边，咧嘴笑得很甜。但她脸色蜡黄，尖尖的下巴暴露她的消瘦。赵威每次看到照片都忍不住落泪。现在女朋友不在身边了，他心里像是少了块肉，不知道怎么抓挠好了。
这要说到半年前。赵威和女朋友住在地下室快两个月了，自打从一所艺术中专毕业后，他们就住在这里。赵威学的音乐、女友学的舞蹈，俩人谁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专业，同时也是爱好。赵威为了来北京学音乐，和家里人闹翻了，父亲让他别再回家，临走前给了他两年的学费。
既然毕业了，就得自力更生。但能干什么呢?女孩喜欢跳舞，也只想做和跳舞有关的工作。虽然一个酒吧老板相中了这个“舞者”，但赵威不放心，“我不能让媳妇儿去酒吧跳舞，我宁愿自己苦点累点。”赵威想到在地下通道唱歌这条出路。于是，在六部口的一条地下通道里，赵威开始了他做通道歌手的生涯。
起初他没什么经验，一天也挣不了10块钱。没过几天，他摸出一些门道，要躲开小商贩，并且挑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人流较大的时间段。如果赶上上下班，人流忙忙碌碌，一样没人理。即使这样，一天下来，也只有20几块钱的收入。
就凭这点收入，赵威和女友过起了日子。他们每天存10块钱作为当月的房租，剩下的钱，赵威每天出门带3块钱，两块钱路费，1块钱中午饭——两个馒头。女友自己留在家里，等赵威快回来，再出门花3块钱买四个豆沙饼，一袋方便面，这就是两人的晚饭，女孩每天唯一的一顿。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想起三年饥荒。多少人被饿死了，多少人为了筹借不到粮食糊口愁白了头。这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了，而事实上，在这群为了留在北京追求自己音乐梦想的少男少女身上，真实发生着。赵威很明白，如果他不是相信自己能在北京实现梦想——成为国内三流以上的吉他手，他绝不会留下来心甘情愿地吃苦。
赵威总觉得愧对女友，常懊丧地说没能给她好日子。女友是个既懂事又善良的女孩，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女孩都会笑呵呵地反过来安慰他：“没事，苦日子总会过去的，况且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
都说祸不单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营养不良，赵威的女友得了胆结石，疼得直在床上打滚。赵威唯一的家当就是一台电脑和两个音箱，这是他录制音乐唯一的现代化电器。 他瞒着女友跑到中关村打听价钱，据说最多值1500块钱。赵威发愁啊，就算他卖了电脑也凑不够住院押金的三分之一。他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回了家，女友躺在床上，看到赵威回来，强打精神。女孩冰雪聪明，早看透了男友的心思，她对他说：“你当初买电脑是为了做音乐的，不是用来卖的。”
没钱，还是没钱。赵威找到以前的同学借了500块钱路费，送女友上了火车。这时，除了送女友回老家寻求父母的帮助，别无他法。赵威矛盾极了，他答应过女孩的母亲好好照顾她，他没做到。把重病的女友送回湖南老家，岂不是从此诀别了吗?女友的父母本来就对他这个东北男人不满意！从此两地相隔，遇见无期。
女友走了，剩下赵威一个人住在潮湿的地下室，他心里有种无以言说的孤独。拿着女友的照片，赵威两腮的肌肉不断抽动，他正紧咬牙关，但却咬不住心口的闸门，辛酸倾巢而出。
“我是一个忧郁的人，忧郁的人或许都不是那么容易被理解。”
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习惯孤独的一个连续的过程而已。他迎着青春的逆光，浸在孤独里不停奔跑，发现昨天与今天不同的温度。他带着一副黑边眼镜，他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他童年时自闭，他绝望而幸运，他组建了一只叫做“鲍家街43号”的乐队。
后来某年某月，他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了，把自己洒在黄昏的夕阳下，建国门桥上，说《晚安北京》。这声道晚安像是个结局。错了，这刚刚是个开始。
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上学的时候，一次考试结束，老师给了汪峰一个柴可夫斯基的曲子录音。他拿回去听，哭了，这行为让自己感到震惊。不是因为柴可夫斯基拉得太好了，是发现自己能为音乐所感动，这时候才发现自己是极其热爱音乐的。
从此，他对音乐执著不改。“最重要的是能通过音乐有效地表达自己热爱生活，所以才选择了摇滚乐。”在成功的今天，汪峰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并且在不断地学习中。
大学四年级开学，汪峰正式成立了“鲍家街43号”乐队，写了几首歌，借钱作了几首歌的小样。虽然感到迷茫和挫败，但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两年后，24岁的汪峰拒绝了父母的安排继续自己的摇滚事业，但他的日子更苦了。他也走了很多歌手的老路，在地下通道歌唱赚钱，但每月的三四百块收入很难维持生计，他甚至还要家里再补贴一些日子才能维持。
冬天，临近零下10度的天气，汪峰骑着自行车，带小样给人听。别人听了都说不错，就是没人肯出钱。在许多人眼里，作摇滚唯一的结果，就像人生唯一的结果——死亡。
25岁的汪峰，同时面对着失恋、与家人不和、前途未卜的多重沮丧。一个黄昏，他走到建国门桥上，脚下的车像洪流涌动，周围的楼群混沌伤感，似乎挡去了汪峰寻觅的视线。一切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不知何时的曾经。汪峰蒙了，绝望、伤感、感动、迷茫，一瞬间全部涌现，“晚安北京”这四个字突然在他脑海里狂闪不止。次日清晨，阳光明媚，汪峰用了一个半小时作成词曲。这首《晚安，北京》自此从未改动。
“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不归的子夜的钟声北去带着街上乞讨的男孩带着路上破碎的轮胎随子夜的钟声北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晚安北京晚安所有孤独的人们我曾在许多的街头失眠它的城市梦幻的空间它的子无虚设的阻力在疯狂的边缘失眠……”旋律让人觉得沉重，听着这首歌，联想起汪峰当晚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的所看所想。他曾说过，那段时间应该是最矛盾的，也是挺惨的。那个时候他从中央音乐学院刚毕业，进了一个交响乐队，但是自己离开了。就好比把一条可以看到未来的路堵上了，而选择了一条看不到未来的路，就是做摇滚音乐，创作自己的音乐。“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生活上，我当时都很迷惘，我想这个作品就是那个时期的写照吧。”
同年冬天，京文唱片找到了汪峰和他的乐队签约。汪峰从地下浮出水面，爱好成为了一种职业。四年后，他脱离乐队独自和华纳签约，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
“我觉得自己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走到今天。首先是我自己的创作潜力，我自己也知道，这是挺大的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我每一个最关键的阶段，我面临抉择的时候，总会有个人给我极大的帮助。”相信自己，然后需要机会。汪峰的成功也不外乎如此。
编辑／冯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