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都中的“纪念碑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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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的西北部、渭河南岸的台地上,它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西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大都会,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
  回溯历史,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建立汉朝之后,采纳了谋士刘敬、张良的建议,将汉朝新都营建于富庶的关中平原,后历朝对其陆续营建,最终形成“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的格局。在西汉200余年的历史里,长安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城中曾有8.8万户、24.6万人。西晋末年、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政权也都将首都设在此处。

“因天材,就地利”


  西汉长安城的选址,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军事、文化等多重因素相关,“因天材,就地利”和“天人感应”的思想对西汉长安城的规划营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
汉长安城平面图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示意图
表1 西汉长安城主要营建过程

  “因天材,就地利”表现在依山、临水及城墙修筑等方面。在刘邦谋划帝国定都之地时,娄敬从战略布局上考虑,建议“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张良也认为“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
  西漢时期,渭河不断北侵,汉长安城在南倚龙首原、北濒渭河的一块平原之上,由南向北海拔高度仅降低了30米,地形平坦适宜,便于整体规划。周围水源丰沛,水陆交通便捷,符合中国古代建都的基本原则,为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帝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其选址符合《管子·乘马》中所说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刘邦初居汉长安城时,并未修筑城墙。汉惠帝为防范游牧民族侵扰,开始营建城墙。此时长乐宫、未央宫、高庙等已初具规模,故其南、西城墙沿两宫及高庙南部,北城墙沿渭河的走向修筑,从而形成了城墙多曲折的现象。魏晋及以后的一些学者称汉长安城为“斗城”,认为西汉初年筑城设计者以天象之“北斗”、“南斗”而构筑成北城墙和南城墙的形状。
  “天人感应”贯穿了西汉政治思想史始终。在汉长安城的营建中也能明显体现这种思想。“非壮丽无以重威”,由于地形特点的制约,汉长安城把宫殿区建在城内的中南部,把居民区和市场设在城北,因为南部的龙首原地势较高,又以“龙首”相称,迎合了皇帝以真龙天子自诩和君权神授、至高无上的心理。

修建与布局


  汉长安城的修建过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表1)。

城门


  西汉长安城全城共12个城门,城墙全部用黄土夯筑而成,每门3个门道,符合《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设计思路,这一制度为历代都城沿用。

宫殿


  西汉长安城的主体部分是各类宫殿,包括西汉皇帝在不同时期用于起居理政、并被称为“汉三宫”的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以及后妃所居的桂宫、北宫、明光宫。这些宫殿都是由若干殿堂楼阁所组成的建筑群,占地面积非常庞大,超过了汉长安城一半以上的面积。

礼制建筑


  西汉时期用于对天帝、山川、日月等进行祭祀的礼制建筑是汉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西汉初期少量修建于长安城内,绝大多数礼制建筑都分布在城外,以南郊最为集中,主要包括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太学、圜丘、地郊、五帝祠和陵庙建筑等。

武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中,多于宫城内外设武库,以拱卫国都。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在令丞相萧何营建汉长安城的同时,在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修建了藏纳兵器的武库(皇家兵器库),并直接受命于皇帝,以保卫京城和皇宫。

甲第闾里


  西汉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居住分区,大致可分为官邸、甲第和闾里等几类。长安城官僚贵族居住的住宅一般称为“第”或“舍”。长安城中的“大第”规模宏大,并竞相仿照皇家建筑来建造。这类“大第”一般称“甲第”或“甲舍”,即第一等的“第”“舍”。“甲第”大多分布在未央宫北阙或东侧,又称“北第”或“东第”,故班固《西都赋》中有“北阙甲第”之称谓。
  汉长安城内的普通居民则居住在“里”内,“里”是长安城最基层的行政组织。城中有一百六十闾里,“里”构成了独立的居住单元,布局比较整齐。这种格局也为后来城市居住区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苑囿


  上林苑是汉长安城的皇家苑囿,建筑集中在汉长安城西南部的昆明池附近。作为京师长安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林苑的扩建与颓毁同西汉国势的盛衰息息相关。汉代中央政府曾在上林苑中设置了三处铸币工场——锺、技巧和辨铜(六厩)。近年来,人们在上林苑内发现了汉代铸币官署——锺官,可以推知此处就是西汉王朝的“中央铸币厂”之一,“五铢钱”即诞生于此。

街道


  关于长安城内的交通,《三辅旧事》中有载:“长安城中,八街九陌。”城内八条大街南北笔直,九条小路东西横贯,互相交错汇合,形成“十”字或“丁”字路口。每条大街分成三条并列的道路,中间道路较两侧道路略宽,应该就是文献记载的皇帝专用“驰道”,又称“御道”。汉代制定的驰道禁令极严,任何人都不能在驰道上行走或逾越,即使是皇太子也不例外。

市场


  长安城作为西汉一朝的国都,不仅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主要的工商业都会之一。因此在长安城内,也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包括东市与西市在内的诸多市场。《三辅黄图》里记载:“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据多年的考古情况来看,官营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大多分布在都城西北部,其中尤以西市附近分布最为密集。

帝陵与陵邑


  在汉长安城以北、渭河北岸的咸阳原上,自西向东依次分布着西汉九陵。从西汉帝陵的布局来看,渭北咸阳原的陵区应当是常例,而在长安城东南的霸陵和杜陵,则是因皇帝个人偏好而为之。西汉的十一座帝陵,多为平地起冢,积土成山,形如覆斗。帝后同茔异穴,两座墓冢并立,形制相似,唯后陵规模略小。西汉时期,在帝陵附近设置陵邑,陵邑内居住大量人口,咸阳原因此也称“五陵原”。在各大文献中,“五陵”也逐渐成为西汉盛世气象的代名词,唐代诗人尤其喜欢吟咏“五陵少年”。
  著名艺术史家巫鸿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一书中评价汉长安城时,认为“这座西汉都城是城市布局及其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可以被复原的第一座中国都城,而它作为一座‘纪念碑式城市’的意义也是古代作家们公开争论的焦点”。西汉长安城是一座逐步扩展而形成的帝都,其城市布局和建筑面貌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有广泛影响,其中还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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