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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与“伙食尾子”
·张 杰（北京）
“伙食尾子”这个词，当今的人们可能未必知晓它的含义。其实，它是由红军内部的一种民主制度衍生出来的一种经济制度。
1927年9月，毛泽东在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除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外，还在部队中建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其中规定了经济公开、 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等、为保证士兵的民主权利，还在连以上各级建立由士兵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等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了红军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内部关系，即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关系。这一制度肃清了中国历史上旧的雇佣军队官兵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确立了官兵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
红军队伍的经济民主，主要是士兵参加伙食管理、清理账目等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在对红军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革命根据地内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根据地只能实行供给制，红军官兵每人每日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都是如此。即使钱这样少，参与伙食管理的人还要精打细算，想方设法节俭。这样，每次结算时，都会有一些节余的伙食费。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就把这些钱平均分给大家零用，原则也是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一律平等。红军官兵把这种发给自己的伙食结余叫“伙食尾子”。
朱德总司令是红军队伍中官兵平等的模范，他当时曾写过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们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待遇不同。”他与战士们战斗、劳动、生活在一起，从没提出任何的特殊要求，“伙食尾子”自然也是和士兵分到的一样多。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进军到贵州境内。时值元旦佳节，部队在公布12月份的伙食账后，分给每人“伙食尾子”5角钱。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为了庆祝会议的召开，又分给每个人“伙食尾子”5角钱。同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一带时，经济委员会又将前一段时间节余的“伙食尾子”分给每人5角钱。就这样，朱德、康克清和全军士兵一样，半年每人共分到一元伍角钱的“伙食尾子”，两人加起来就是三块银元。为纪念红军时期的艰苦斗争岁月，弘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朱德叮嘱康克清把这些“伙食尾子”好好保存。从那以后，无论日子多么困难，他们夫妇两人也没舍得把这3元多钱花掉，一直珍藏在身边。
新中国建立十周年，时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朱德、康克清便把这些“伙食尾子”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图中被定为一级文物的这三块银元和一枚铜币就是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当年在红军队伍中分到的“伙食尾子”。那枚铜币是康克清在中央苏区瑞金分到的一枚5分钱，上面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和镰刀、斧头、红星标志。现在这三枚银元和一枚铜币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馆》内。它们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钱币，但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远非它本身的面值所能衡量的，它们是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最好历史见证。
朱德的望远镜
·张 杰（北京）
望远镜，在战争年代总是与军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架跨越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由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指挥员使用，并在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望远镜。它高10.2厘米、宽13厘米，放大倍数为8倍，为德国蔡司牌产品。它的拥有者是朱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组织上为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李井泉配备了一部体积小、重量轻、远望倍数适用的望远镜，成为他从事侦察工作的重要工具。同年8月，红军进入了人迹罕见的水草地。这里人烟稀少，纵横数百里，沼泽纵横，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是烈日当空，一会儿又是大雨倾盆，转眼间又狂风大作，冰雪交加。这一天，李井泉来到朱德总司令身边，将自己钟爱的望远镜送给朱德。李井泉一方面是表达自己对朱德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朱德更需要一架得心应手的望远镜。朱德接过望远镜，如获至宝，草地的情形十分复杂，查敌情、探路线，望远镜的作用非常大，这更让朱德对它爱不释手。他经常在身边的工作人员面前夸耀这架望远镜：“太好了!”长期工作在朱德身边的潘开文曾回忆说：“朱总司令为这架望远镜总结了几点优点：一是体积小、重量轻；二是倍数大；三是行军打仗携带方便。”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这架望远镜帮助朱德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共同经历了战火和硝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胜利。此后不久，朱德开始使用一架新的望远镜，原来的这架小望远镜由参谋潘开文拿到作战室使用。1940年4月，中共中央派遣朱德前往洛阳会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临行前，毛泽东致电朱德，希望他会见后返回延安。于是，朱德决定从太行山根据地出发．先到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朱德对这里的山脉河流、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毕竟他与它们朝夕相处了将近三年。第二天，东方刚泛起鱼肚白，朱德便健步登上山顶，抬手举起望远镜．但左看右看总觉得不过瘾，便又从工作人员手中要回了跟随他走过草地、打过日寇的那架小巧玲珑的望远镜。再次纵目远望。群峰天水尽收眼底，朱德顿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即兴赋诗一首《七绝．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这架饱含着战友之情的望远镜，跟随朱德南征北战，见证着他的戎马生涯，直至全国解放，朱德—直把它作为十分宝贵的纪念品珍藏着。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始筹建，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朱德特地将这架心爱的望远镜捐献了出来，让我们今天能欣赏到它，由此也引起我们对革命前辈的怀念。
刘伯坚的遗书
·张 杰（北京）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充满浩然正气的话语， 出自革命烈士刘伯坚在狱中写给凤笙大嫂(凤笙，指梁凤笙，系刘伯坚的爱人王叔振的嫂子)并转五六诸兄嫂的遗书。这封遗书现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 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龙岗寺的一个小镇上，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五四运动，后旅欧留学。在法期间参与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曾两次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曾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部队转移中，为掩护战友突围，不幸被捕。
刘伯坚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企图获得共产党和红军的机密。他干脆地说：“被你们抓着了，要杀就杀，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他抱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决心。当敌人拉出在押的他的部下让他指认时，他更是口气坚定地说：“我不认识。”由于他的掩护，更多人避免了牺牲，保存了党和军队的有生力量。他毫不畏惧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在狱中，他仍然笔耕不辍，写下了著名的《带镣行》、《移狱》和《狱中月夜》3首诗，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诗作《带镣行》写道：“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诗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矢志不移，为工农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3月16日，他预感到敌人要下毒手了，于是，提笔给亲人留下遗嘱：在信的开头，他写到：“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可见他准备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决心。继尔平静地嘱托两件事：“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我们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二是请兄嫂帮助扶养三个幼儿：“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3月20日临刑前，他正气凛然地给爱人写下了最后的绝笔信：“你不要伤心，望你们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路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育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大庾县(今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所留下的遗书不仅是对亲人的嘱托，更是对后人的一种激励。1962年8月1日，为了寄托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叶剑英元帅挥笔写下：“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
·刘中刚（北京）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川西彝族聚居区途中，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部(又作沽鸡、果基、古鸡)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赠送小叶丹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决定，组建先遣队，由在川军中很有声望、熟悉地理民情、多谋善断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任先遣队政委，担负为红军北上实施战略侦察、先行开路的重任。
会理会议后不久，刘、聂率先遣队出发，于20日进抵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通往雅安的大路，需经敌重兵设防的富林；一条是经冕宁大桥通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山路，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且要经过向来与汉人关系不佳、语言不通的大凉山彝民区，有利的一面是没有国民党军队设卡，便于隐蔽。
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刘、聂决定避开富林，取道彝民区，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中革军委。在进入彝族区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顺利通过彝区，刘伯承在会晤当地秘密党组织负责人陈野苹时，请他找一位会彝语又了解彝区情况的可靠向导，全程引导先遣部队穿越彝区。陈野苹受命后，经与中共西康秘密组织领导人廖志高商议，共同推荐了“彝汉通”陈志喜。
陈志喜祖籍湖南祁阳。父亲陈敬斋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前队”军士，长期跟随石达开出生人死，南征北战。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畔，陈敬斋机智脱逃后流落到凉山冕宁，与当地一望族女儿结婚。陈敬斋善于交际，行侠仗义，在当地颇有人缘，加上岳父的名望，很快成为当地知名士绅。1899年，陈敬斋的小儿子陈志喜出生。陈志喜自幼聪慧过人，读过私塾，受父亲教诲，深谙若在彝汉杂居区生根，必须亲和彝人的道理。陈志喜成年后，精于做生意，穿梭于彝汉两地，会彝语懂彝俗。他婚后生二子，分别拜彝族两大家族的首领罗洪作一和果基小叶丹为干爹，同两个家族的关系都很不错。陈志喜又与中共冕宁秘密党组织负责人陈野苹是邻居，相处甚好，其思想较为开明进步。 刘、聂了解到陈志喜的情况后，非常高兴。 部队向彝族区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动员说：“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秘密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迎接红军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家家户户门前红灯高悬，整个城市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当夜，刘伯承司令部就设在陈志喜家。陈志喜的妻子徐宝珍亲自安排，把大院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为刘伯承卧榻铺厚稻草和新床单，还烧水让他“烫脚”消除疲劳。在交谈中，陈志喜告诉刘伯承：在彝人部族中，果基小叶丹和罗洪作一两家人枪最多，控制地盘最大，是最“关火”(说了算的意思)的两大头人。从冕宁山垭口到彝海 边，属罗洪作一家；从彝海往北经拖乌、菩萨岗到石棉栗子坪，属小叶丹家。陈志喜建议：彝人讲义气，必须尊重他们，如果能同头人喝血酒交朋友，红军一定会顺利通过。刘伯承听后，对如何通过彝区已是成竹在胸。
21日，刘、聂率部从冕宁出发，经大桥镇，翻越瓦山，进入彝民区。先头部队刚到喇嘛房一带，便有手持长矛、弓箭、土枪和棍棒的彝民突然从密林深山中冲出，堵住去路，索要过路钱，后面跟进的士兵也连遭彝民袭击。尽管如此，红军仍遵守命令，始终不还击，只是喊话宣传。刘、聂走在队伍中间，行至彝海(原名鱼海、袁居海，也称袁海子)边，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此时，红军已经被前面的沽基家族、后面的罗洪家族、东面的倮伍家族包围。刘、聂虽多次喊话，均不见效。红军被迫进行了有限还击。
在此期间，刘伯承派红军代表丁伯霖同陈志喜一起积极联络沽基族头人小叶丹。但有所顾虑的小叶丹谨慎地派了管家沙马尔格子前来打探虚实。陈志喜向沙马尔格子承诺：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绝对不进村寨不扰民，只借路北上。前边那点小误会，红军不会在意，还想和小叶丹喝血酒结盟呢，请小叶丹下山面谈。
管家沙马尔格子回去后不久，小叶丹便带人下山，在江家店找到红军，自我介绍说：“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得到这个消息后，刘伯承立即赶来。在海子边，刘伯承见到小叶丹，十分高兴，笑着扶住正准备行叩头礼的小叶丹。在交谈中，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的。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赞成，并愿和司令员你结义为兄弟。”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接着，双方按彝族习惯举行结盟仪式。
小叶丹令彝族娃子拿来一只活公鸡，当场杀了，以血滴人酒碗内。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对蓝蓝的天空和清清的池水并排跪下，一人端起一碗鸡血酒，高举过头。刘伯承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日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沫地灭。说罢，将鸡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接着发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断头而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晚，刘伯承在大桥镇宴请以小叶丹为首的大小18位沽基族首领，并在席间向小叶丹讲解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道理、他形象地指出：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大，就能消灭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宴席后，刘伯承把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赠予小叶丹，当场写下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任命其弟沽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小叶丹十分激动，刘伯承的诚恳热情和深明大义，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5月23日，小叶丹率人与红军同行。到喇嘛房时，小叶丹动情地说：“刘司令员，前面不是我的管地，我不能再走了……”他还特意派人为红军做向导，并派出20人随红军学习军事。刘伯承拜托小叶丹，无论如何要把后面的红军主力送过彝民区，并留下丁伯霖任红军驻该家族代表，与小叶丹共同协调后续主力部队通过彝族区事宜。安排好后，刘伯承对小叶丹深情地说：要坚持斗争，红军一定会回来-随即拨出10支步枪给小叶丹发展队伍，小叶丹则将自己的坐骑大黑骡送子刘伯承，两人含笑挥手而别。
小叶丹按照刘伯承的嘱托，与红军代表丁伯霖积极协调，组织彝民为后续红军主力带路，整整忙活了7天7夜。红军大队人马走后。小叶丹将彝民组织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下，坚持斗争数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小叶丹将这面旗帜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躲避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1941年小叶丹被捕。被捕前，他将妻子和弟弟沽基尼迫叫到跟前，把红旗交给他们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1942年6月18日，由于当地反动当局的挑拨，小叶丹在与冤家的械斗中，遇到伏击，身亡于大桥场外，时年49岁，而联络刘伯承与小。十丹的陈志喜，也于1943年8月的一次“打冤家”械斗中，不幸遇难，时年45岁。
1950年春，四川大凉山解放后，小叶丹夫人及其弟沽基尼迫遵照小叶丹的遗嘱，把保存下来的红军沽基支队的队旗，献给人民解放军驻冕宁部队。这面队旗几经转手，最终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现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馆》内，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见证。
·张 杰（北京）
“伙食尾子”这个词，当今的人们可能未必知晓它的含义。其实，它是由红军内部的一种民主制度衍生出来的一种经济制度。
1927年9月，毛泽东在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除确立“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外，还在部队中建立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其中规定了经济公开、 官兵待遇平等、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等、为保证士兵的民主权利，还在连以上各级建立由士兵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与部队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
1929年12月，在毛泽东等主持召开的古田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规定了红军必须建立一个很好的内部关系，即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关系。这一制度肃清了中国历史上旧的雇佣军队官兵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确立了官兵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内部关系。
红军队伍的经济民主，主要是士兵参加伙食管理、清理账目等由于当时国民党军在对红军军事打击的同时，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革命根据地内的物质生活十分困苦。根据地只能实行供给制，红军官兵每人每日只有5分钱的伙食费，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都是如此。即使钱这样少，参与伙食管理的人还要精打细算，想方设法节俭。这样，每次结算时，都会有一些节余的伙食费。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就把这些钱平均分给大家零用，原则也是从最高首长到普通士兵一律平等。红军官兵把这种发给自己的伙食结余叫“伙食尾子”。
朱德总司令是红军队伍中官兵平等的模范，他当时曾写过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们吃穿一样，白军里将校尉待遇不同。”他与战士们战斗、劳动、生活在一起，从没提出任何的特殊要求，“伙食尾子”自然也是和士兵分到的一样多。1934年底．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进军到贵州境内。时值元旦佳节，部队在公布12月份的伙食账后，分给每人“伙食尾子”5角钱。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为了庆祝会议的召开，又分给每个人“伙食尾子”5角钱。同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川康边界的天全、芦山一带时，经济委员会又将前一段时间节余的“伙食尾子”分给每人5角钱。就这样，朱德、康克清和全军士兵一样，半年每人共分到一元伍角钱的“伙食尾子”，两人加起来就是三块银元。为纪念红军时期的艰苦斗争岁月，弘扬红军的光荣传统，朱德叮嘱康克清把这些“伙食尾子”好好保存。从那以后，无论日子多么困难，他们夫妇两人也没舍得把这3元多钱花掉，一直珍藏在身边。
新中国建立十周年，时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朱德、康克清便把这些“伙食尾子”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图中被定为一级文物的这三块银元和一枚铜币就是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当年在红军队伍中分到的“伙食尾子”。那枚铜币是康克清在中央苏区瑞金分到的一枚5分钱，上面刻有“苏维埃政府制造”字样和镰刀、斧头、红星标志。现在这三枚银元和一枚铜币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馆》内。它们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钱币，但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远非它本身的面值所能衡量的，它们是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最好历史见证。
朱德的望远镜
·张 杰（北京）
望远镜，在战争年代总是与军人联系在一起。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架跨越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时期，由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指挥员使用，并在作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望远镜。它高10.2厘米、宽13厘米，放大倍数为8倍，为德国蔡司牌产品。它的拥有者是朱德。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组织上为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科长李井泉配备了一部体积小、重量轻、远望倍数适用的望远镜，成为他从事侦察工作的重要工具。同年8月，红军进入了人迹罕见的水草地。这里人烟稀少，纵横数百里，沼泽纵横，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是烈日当空，一会儿又是大雨倾盆，转眼间又狂风大作，冰雪交加。这一天，李井泉来到朱德总司令身边，将自己钟爱的望远镜送给朱德。李井泉一方面是表达自己对朱德的敬仰之情，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朱德更需要一架得心应手的望远镜。朱德接过望远镜，如获至宝，草地的情形十分复杂，查敌情、探路线，望远镜的作用非常大，这更让朱德对它爱不释手。他经常在身边的工作人员面前夸耀这架望远镜：“太好了!”长期工作在朱德身边的潘开文曾回忆说：“朱总司令为这架望远镜总结了几点优点：一是体积小、重量轻；二是倍数大；三是行军打仗携带方便。” 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朱德，率领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这架望远镜帮助朱德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共同经历了战火和硝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胜利。此后不久，朱德开始使用一架新的望远镜，原来的这架小望远镜由参谋潘开文拿到作战室使用。1940年4月，中共中央派遣朱德前往洛阳会见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临行前，毛泽东致电朱德，希望他会见后返回延安。于是，朱德决定从太行山根据地出发．先到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5月5日，朱德一行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朱德对这里的山脉河流、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毕竟他与它们朝夕相处了将近三年。第二天，东方刚泛起鱼肚白，朱德便健步登上山顶，抬手举起望远镜．但左看右看总觉得不过瘾，便又从工作人员手中要回了跟随他走过草地、打过日寇的那架小巧玲珑的望远镜。再次纵目远望。群峰天水尽收眼底，朱德顿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即兴赋诗一首《七绝．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这架饱含着战友之情的望远镜，跟随朱德南征北战，见证着他的戎马生涯，直至全国解放，朱德—直把它作为十分宝贵的纪念品珍藏着。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始筹建，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给予极大的关心和支持。朱德特地将这架心爱的望远镜捐献了出来，让我们今天能欣赏到它，由此也引起我们对革命前辈的怀念。
刘伯坚的遗书
·张 杰（北京）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这充满浩然正气的话语， 出自革命烈士刘伯坚在狱中写给凤笙大嫂(凤笙，指梁凤笙，系刘伯坚的爱人王叔振的嫂子)并转五六诸兄嫂的遗书。这封遗书现陈列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土地革命战争馆。 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龙岗寺的一个小镇上，青年时代投身革命运动，参加五四运动，后旅欧留学。在法期间参与筹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曾两次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央苏区工作，曾任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在部队转移中，为掩护战友突围，不幸被捕。
刘伯坚被捕后始终坚贞不屈。敌人对他威逼利诱，企图获得共产党和红军的机密。他干脆地说：“被你们抓着了，要杀就杀，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们的。”他抱定为革命流血牺牲的决心。当敌人拉出在押的他的部下让他指认时，他更是口气坚定地说：“我不认识。”由于他的掩护，更多人避免了牺牲，保存了党和军队的有生力量。他毫不畏惧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在狱中，他仍然笔耕不辍，写下了著名的《带镣行》、《移狱》和《狱中月夜》3首诗，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诗作《带镣行》写道：“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诗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对革命理想矢志不移，为工农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强决心。3月16日，他预感到敌人要下毒手了，于是，提笔给亲人留下遗嘱：在信的开头，他写到：“弟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可见他准备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决心。继尔平静地嘱托两件事：“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我们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二是请兄嫂帮助扶养三个幼儿：“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3月20日临刑前，他正气凛然地给爱人写下了最后的绝笔信：“你不要伤心，望你们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路线；并要尽一切力量，教育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1935年3月21日，刘伯坚在江西大庾县(今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但他的精神永存。他所留下的遗书不仅是对亲人的嘱托，更是对后人的一种激励。1962年8月1日，为了寄托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叶剑英元帅挥笔写下：“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
·刘中刚（北京）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川西彝族聚居区途中，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沽基部(又作沽鸡、果基、古鸡)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赠送小叶丹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佳话。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决定，组建先遣队，由在川军中很有声望、熟悉地理民情、多谋善断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先遣队司令员，聂荣臻任先遣队政委，担负为红军北上实施战略侦察、先行开路的重任。
会理会议后不久，刘、聂率先遣队出发，于20日进抵泸沽。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通道，一条是通往雅安的大路，需经敌重兵设防的富林；一条是经冕宁大桥通往大渡河安顺场渡口的山路，地形复杂、地势险要，且要经过向来与汉人关系不佳、语言不通的大凉山彝民区，有利的一面是没有国民党军队设卡，便于隐蔽。
经反复研究、权衡利弊后，刘、聂决定避开富林，取道彝民区，并将这一决定报告中革军委。在进入彝族区时，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顺利通过彝区，刘伯承在会晤当地秘密党组织负责人陈野苹时，请他找一位会彝语又了解彝区情况的可靠向导，全程引导先遣部队穿越彝区。陈野苹受命后，经与中共西康秘密组织领导人廖志高商议，共同推荐了“彝汉通”陈志喜。
陈志喜祖籍湖南祁阳。父亲陈敬斋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前队”军士，长期跟随石达开出生人死，南征北战。1863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畔，陈敬斋机智脱逃后流落到凉山冕宁，与当地一望族女儿结婚。陈敬斋善于交际，行侠仗义，在当地颇有人缘，加上岳父的名望，很快成为当地知名士绅。1899年，陈敬斋的小儿子陈志喜出生。陈志喜自幼聪慧过人，读过私塾，受父亲教诲，深谙若在彝汉杂居区生根，必须亲和彝人的道理。陈志喜成年后，精于做生意，穿梭于彝汉两地，会彝语懂彝俗。他婚后生二子，分别拜彝族两大家族的首领罗洪作一和果基小叶丹为干爹，同两个家族的关系都很不错。陈志喜又与中共冕宁秘密党组织负责人陈野苹是邻居，相处甚好，其思想较为开明进步。 刘、聂了解到陈志喜的情况后，非常高兴。 部队向彝族区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动员说：“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20日晚9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中共冕宁秘密组织在陈野萍、廖志高的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迎接红军的准备。只见街头贴满花花绿绿的标语，家家户户门前红灯高悬，整个城市洋溢着对红军的一片爱戴和欢迎之情。
当夜，刘伯承司令部就设在陈志喜家。陈志喜的妻子徐宝珍亲自安排，把大院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专门为刘伯承卧榻铺厚稻草和新床单，还烧水让他“烫脚”消除疲劳。在交谈中，陈志喜告诉刘伯承：在彝人部族中，果基小叶丹和罗洪作一两家人枪最多，控制地盘最大，是最“关火”(说了算的意思)的两大头人。从冕宁山垭口到彝海 边，属罗洪作一家；从彝海往北经拖乌、菩萨岗到石棉栗子坪，属小叶丹家。陈志喜建议：彝人讲义气，必须尊重他们，如果能同头人喝血酒交朋友，红军一定会顺利通过。刘伯承听后，对如何通过彝区已是成竹在胸。
21日，刘、聂率部从冕宁出发，经大桥镇，翻越瓦山，进入彝民区。先头部队刚到喇嘛房一带，便有手持长矛、弓箭、土枪和棍棒的彝民突然从密林深山中冲出，堵住去路，索要过路钱，后面跟进的士兵也连遭彝民袭击。尽管如此，红军仍遵守命令，始终不还击，只是喊话宣传。刘、聂走在队伍中间，行至彝海(原名鱼海、袁居海，也称袁海子)边，命令队伍停止前进。此时，红军已经被前面的沽基家族、后面的罗洪家族、东面的倮伍家族包围。刘、聂虽多次喊话，均不见效。红军被迫进行了有限还击。
在此期间，刘伯承派红军代表丁伯霖同陈志喜一起积极联络沽基族头人小叶丹。但有所顾虑的小叶丹谨慎地派了管家沙马尔格子前来打探虚实。陈志喜向沙马尔格子承诺：红军不同于国民党军，绝对不进村寨不扰民，只借路北上。前边那点小误会，红军不会在意，还想和小叶丹喝血酒结盟呢，请小叶丹下山面谈。
管家沙马尔格子回去后不久，小叶丹便带人下山，在江家店找到红军，自我介绍说：“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得到这个消息后，刘伯承立即赶来。在海子边，刘伯承见到小叶丹，十分高兴，笑着扶住正准备行叩头礼的小叶丹。在交谈中，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的。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赞成，并愿和司令员你结义为兄弟。”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接着，双方按彝族习惯举行结盟仪式。
小叶丹令彝族娃子拿来一只活公鸡，当场杀了，以血滴人酒碗内。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对蓝蓝的天空和清清的池水并排跪下，一人端起一碗鸡血酒，高举过头。刘伯承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日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悔，天沫地灭。说罢，将鸡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接着发誓：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断头而死。说罢，也一饮而尽。
当晚，刘伯承在大桥镇宴请以小叶丹为首的大小18位沽基族首领，并在席间向小叶丹讲解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道理、他形象地指出：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大，就能消灭共同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
宴席后，刘伯承把一面“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赠予小叶丹，当场写下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任命其弟沽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小叶丹十分激动，刘伯承的诚恳热情和深明大义，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5月23日，小叶丹率人与红军同行。到喇嘛房时，小叶丹动情地说：“刘司令员，前面不是我的管地，我不能再走了……”他还特意派人为红军做向导，并派出20人随红军学习军事。刘伯承拜托小叶丹，无论如何要把后面的红军主力送过彝民区，并留下丁伯霖任红军驻该家族代表，与小叶丹共同协调后续主力部队通过彝族区事宜。安排好后，刘伯承对小叶丹深情地说：要坚持斗争，红军一定会回来-随即拨出10支步枪给小叶丹发展队伍，小叶丹则将自己的坐骑大黑骡送子刘伯承，两人含笑挥手而别。
小叶丹按照刘伯承的嘱托，与红军代表丁伯霖积极协调，组织彝民为后续红军主力带路，整整忙活了7天7夜。红军大队人马走后。小叶丹将彝民组织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旗帜下，坚持斗争数年。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小叶丹将这面旗帜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从这里转移到那里，躲避着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1941年小叶丹被捕。被捕前，他将妻子和弟弟沽基尼迫叫到跟前，把红旗交给他们说：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1942年6月18日，由于当地反动当局的挑拨，小叶丹在与冤家的械斗中，遇到伏击，身亡于大桥场外，时年49岁，而联络刘伯承与小。十丹的陈志喜，也于1943年8月的一次“打冤家”械斗中，不幸遇难，时年45岁。
1950年春，四川大凉山解放后，小叶丹夫人及其弟沽基尼迫遵照小叶丹的遗嘱，把保存下来的红军沽基支队的队旗，献给人民解放军驻冕宁部队。这面队旗几经转手，最终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现陈列在《土地革命战争馆》内，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