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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我见他们第一面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群充满希望、不断失望、最后绝望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失败了”
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附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虽然去年8月迁走，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上百群众演员聚集于此。他们有来自东北的，蓄着标志性的浓密大胡子，有留着中分发型扮演伪军、汉奸的河南中年人；他们有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也有年方二八的小姑娘、小伙子。他们躺在路旁的石台上，或找个路边摊借条板凳坐下，他们聊天、下棋、打牌、耍宝，他们在等待有人找他们拍戏。
自称“群演艺术家”的野狼便是他们中的一员。野狼来自内蒙古，和妻儿在北京昌平租了套每月300元房租的废品收购站里的房子，一家三口挤住在一起。他每天5点半准时起床，然后从昌平坐8毛钱的公交抵达北影厂门口，混在成堆的群众演员中间，等着剧组工作人员挑选。
2012年，浙江工业大学数名大学生在横店影视城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做了一个调查，名为《中国群众演员生存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其中有一项调研：如果有另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作为群众演员，你会不会放弃这个职业？大部分群众演员选择放弃。至于放弃的原因，排在第一位是“工作不稳定”，另外，“发展前景渺茫”、“生活条件太艰苦”，“权益受到侵害难以得到保护”等也是群众演员可能会放弃该职业的原因。
“感觉就像一个丐帮。”野狼说，不稳定、渺茫、艰苦，就是他们这一代群众演员的生存现状。
群众演员的前世今生
野狼今年五十八岁了，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群众演员片酬只有十几块钱的时代，群众演员的状况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中有教授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科班出身的学生，还有拍过戏但闲下来了的老演员、离退休老干部，演出的热情和质量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其间的这十年，正好是电影市场突飞猛进的十年。随着院线大片的不断涌现，群众演员作为影视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开始突显其作用。任何一部影片，不管其是虚构创作还是来源于生活，都离不开群众演员的陪衬，一部戏对于群众演员的数量需求远远超过了角色演员。然而，角色演员以上的配角、主角、明星大腕，一直备受镁光灯的青睐，但在影视作品的制作工序中，虽然群众演员也发挥了不小作用，他们却难以避免地成为了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导演朱传明十二年前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群众演员》，被认为是最早反映群众演员群体生存现状的影像，虽然是很早以前的作品了，但今天看来，这部影片中群众演员的生存困境依然如旧，甚至比之前还不如。
朱传明作品中的群众演员，个个都心怀明星梦或发财梦，尽管在窘迫的现实中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片中反复出现的场景是：几十上百号人徘徊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愿意为一天20元钱外加一顿盒饭换一个镜头的机会，晚上则在京郊简陋的平房里蜗居一处。他们为了掩饰生存的恐惧，有时互相倾轧，喝酒说荤话。
跟纪录片里不同的是，现在的群众演员越来越年轻。《方圆》记者对大量群众演员进行采访、问询，大概了解到，现在的群众演员一般分三种：一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刚成年，对影视圈充满好奇的，属于来体验生活的类型；第二种是向往着出名的影视爱好者，他们“偏执”地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明星；还有一种是靠群众演员为生的无业者，他们有可能本身就是流浪汉，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生计陷入了困境，加入这个行业就是为了每天的40元工钱和一顿盒饭，能填饱肚子就行。
2012年的《中国群众演员生存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的数据显示，浙江横店影视城90%的群众演员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82%，不少年轻群众演员还未毕业就出来闯荡。“王宝强现象”无疑鼓舞了一群人，记者在北影厂门口调查的情况显示，来自河北等外地的群众演员无一例外地是农村孩子，地地道道“王宝强”式出身。
近十年来，群众演员群体就像经历了一次大的换血，新一代的“热血美梦”取代了专业表演者的“玩票”，但年轻人带来的也仅仅只是朝气，他们的现实困境却一直不见改善。
丐帮化的群体
朱传明谈到拍摄《群众演员》的感受时说：“我与他们混在一起，手持摄影机一副嘻嘻哈哈的模样，其实在我见他们第一面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群充满希望、不断失望、最后绝望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失败了。”
演艺界一直存在着对群众演员行业表示担忧的声音，《方圆》记者采访发现，群众演员不仅面临着收入低、地位低的困境，难以晋升、工作不稳定等因素也极大制约着他们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指向了一个后果：行业的“丐帮化”。
标志1：层级明显
一个刚刚步入大城市的外来年轻人，如果他没有任何背景或者较高的学历、也没有受过其他职业技能培训，那么在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下，被人介绍当群众演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群众演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在这些人当上群众演员之前基本不会被告知。
来自湖北的群众演员领队唐炎海告诉《方圆》记者，演员依照他们的地位划级，各级的待遇相差比较大。以他所在的横店影视基地为例，普通演员从基层到高层分别有：群众演员、群特演员、武行、跟组演员、特约演员，再往上才是角色演员、配角、主角、明星演员、明星大腕。武行以下的都是群众演员，都是没有角色的。
唐炎海表示，在这种层级制度下，群众演员的晋升途径显得很困难，像王宝强那样一夜成名的实在是少数。在横店，群众演员有两种晋升途径，一方面是通过表演，被剧组相中，成为跟组演员、特约演员；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人脉积累，成为“群头”（专门在群众演员与剧组之间牵线搭桥的具有中介性质的人）或者领队。前者要靠运气，后者则靠长期在行业内的钻营。
能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是所有群众演员都向往的，但事实上，很多群众演员，连当上“特约演员”这一步都望尘莫及，这些特约演员需要形象好，普通话标准，对于大多数群众演员来说，要求仍然很高。 标志2：收入极低
唐炎海告诉记者，横店的群众演员一天的工资大概在40元左右，工作时间为国家规定的8小时。超过时间则超过部分按每小时5元算，超出时间不满1小时按1小时算，过凌晨24点额外加10元，淋雨、抬轿、哭丧等特殊场景需要双方协定后加钱。另外拍戏需要理发的，理边角10元，刮光30元。
至于群特演员（群众演员中的特型演员），工资更高一些，70元一天，超过时间按每小时10元计算。到了跟组演员，就有固定的工资了，一般2100元左右，他们是由剧组自己招聘的，提供住宿就餐，比较稳定，但生活不自由。到了特约演员以上的层面，演员的酬劳一律由剧组直接打在银行卡上，演员公会从中抽取10%的酬劳。
“群头”和领队的收入一般要比群众演员丰厚很多。领队是公会下派的，而“群头”可以不是公会的人，只要跟剧组的副导演熟悉，手里有资源就行。每到拍戏兴盛的季节，横店的群众演员不够用，一些“群头”就会向剧组要高价。而付给演员的钱，是演员公会定死了的，“群头”就可以赚其中的差价。
“如果剧组要三十人，我只带去了二十八个，那收工时我填上两个朋友的名字，就能多领两个人工资，这就要看你和剧组那个签单的怎么沟通了。”唐炎海表示，领队和“群头”的工作，就是一边和群众演员搞熟，搜集他们的资料，而另一边则要和剧组搞好关系，当上了领队和“群头”，就意味着收入增加，同时演出的机会也多了。
标志3：工作不稳定
自称“龙套王子”的“80”后王钦邦，目前在浙江横店当群众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钦邦反复表示，群众演员这工作太不稳定，而且“看不到头”。
和王宝强一样，王钦邦是农村来的孩子，他以前在一家上海公司上班，待遇还可以，不愁吃喝。但因为脾气倔强，不服上级管制，最后被开除。后来听人介绍说群众演员这一行还不错，就辞职坐上火车，来到横店影视城当上了群众演员。
2011年刚到横店那会儿，一位安徽的老乡帮王钦邦找了住处，因为学过一年散打，又被老乡介绍到了武行。那时候，他几乎天天有戏可拍，负责招集群众演员的“群头”喜欢联系王钦邦这样的新人拍戏，好处是方便管理。
可是越到后来，王钦邦被派的戏就越少。有段时间，甚至没有“群头”再联系王钦邦拍戏了。王钦邦只能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蹲在横店演员公会门口等戏拍。
“等戏拍的滋味真不好受，有时一等就是一天，还不一定能等到。”没有戏拍就没有薪水，王钦邦身上带的钱渐渐地花完，他开始利用没戏拍的时间，主动联系剧组的副导演，把以前拍的剧照挑些好看的打印出来，写上自己的个人资料以及联系方式，递给剧组副导演。结果几百份资料送出后都泥牛入海。“我已经对副导演死心了，就算你再好他也不可能打电话给你，副导演找的人全都是自己的朋友，像我们这样没钱没关系的人，导演根本不可能用。”生活紧迫，为了省钱，王钦邦每天就吃两顿饭，一般白天就吃两个馒头一点咸菜将就过去。
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大太监》在热播时，曾参演的王钦邦一直守护在电脑前面找自己的角色，他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清晰镜头，有的很模糊，而且一闪而过，他想截几张图做自己的海报，却找不到合适的画面。要知道，自从这两个剧组在横店开机以来，王钦邦几乎每天都在两个剧组间忙碌。“我算是彻底弄明白了群众演员，就是你拍了上百部戏，累死累活的，也找不到一秒钟自己的镜头。”王钦邦说。
标志4：什么都干
因为生活拮据，大多数群众演员在拍戏间隙，做些零工，比如临时保安、人体模特、钟点工，有的群众演员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是很强，落入传销行列，有的甚至参与“作假”。为了生存，挣一点钱，部分群众演员什么都干，这也成了群众演员行业“丐帮化”的一个方面。
2011年6月22日，一群在北影厂门口等着演戏的群众演员，被拉到丰台区长辛店张郭庄村征地拆迁现场，换上了迷彩服，“扮演”临时保安，报酬是每天60元。他们的任务是一旦遇到冲突，就出面维护拆迁过程顺利进行。
刚刚过去的央视3·15晚会，播出了假药广告的内情，其中也反映了群众演员被利用当托儿的现象。这些情况在行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熟悉内情的人透露，在各大省级卫视上播出的治白癜风、性病、不孕不育、加盟商铺等内容的超长广告中，无论是专家、患者、总经理还是客户，几乎全是群众演员演的。有些群众演员故意蓄留白胡子，目的是以一个老中医面貌出现在广告中，这种特型群众演员接一场此类演出就能拿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来自大连的群众演员黄迪对记者说，像他那样在北影厂门口等戏的群众演员，由于没有规范的市场，所以什么都干，包括拍广告、上各大省级卫视的相亲节目当观众托儿、给北京的拆迁队当临时工等等。他在北影厂门口一个月有十天左右能接到这样的活，平均每月能挣400元左右，而他位于蓟门桥附近的群租房月租就要600元，他别无选择。除此之外，黄迪还在一家销售公司找了份兼职工作。
不规范市场导致群演行业每况愈下
“这个职业已经快蜕变成丐帮化的组织。”丰台区一名民警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也作出这样的比喻。该民警负责执勤的八一影视基地，是北京市群众演员的聚集区。“卫生环境一直很差，治安环境也很严峻，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情况在八一影视基地时有发生。”他介绍，仅2012年上半年从该基地拨出的警情电话就超过百起，数量占了整个丰台区云岗地区的一半。
野狼向记者抱怨说，群众演员门槛太低了。“十几年前的群众演员很多都是下岗退休的人，外来务工的比较少。有一部分群演是为了艺术的追求、品味生活而来。而眼下这些年轻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名。”野狼认为，新入行的年轻人并没有给群众演员群体带来清新的空气，反而使这个群体变得素质低下。
《方圆》记者也发现，在58同城、赶集网等提供工作信息的网站上，随便输入“群众演员”字样，出来的招聘启事几乎都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提示：招群众演员，无任何年龄、学历、户籍限制，无需经验，带上行李直接来影视基地，只要有强烈的表演欲即可。
位于北京市北太平庄附近的北京电影制片厂，虽然去年8月迁走，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上百群众演员聚集于此。他们有来自东北的，蓄着标志性的浓密大胡子，有留着中分发型扮演伪军、汉奸的河南中年人；他们有年过半百的小老头，也有年方二八的小姑娘、小伙子。他们躺在路旁的石台上，或找个路边摊借条板凳坐下，他们聊天、下棋、打牌、耍宝，他们在等待有人找他们拍戏。
自称“群演艺术家”的野狼便是他们中的一员。野狼来自内蒙古，和妻儿在北京昌平租了套每月300元房租的废品收购站里的房子，一家三口挤住在一起。他每天5点半准时起床，然后从昌平坐8毛钱的公交抵达北影厂门口，混在成堆的群众演员中间，等着剧组工作人员挑选。
2012年，浙江工业大学数名大学生在横店影视城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做了一个调查，名为《中国群众演员生存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其中有一项调研：如果有另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作为群众演员，你会不会放弃这个职业？大部分群众演员选择放弃。至于放弃的原因，排在第一位是“工作不稳定”，另外，“发展前景渺茫”、“生活条件太艰苦”，“权益受到侵害难以得到保护”等也是群众演员可能会放弃该职业的原因。
“感觉就像一个丐帮。”野狼说，不稳定、渺茫、艰苦，就是他们这一代群众演员的生存现状。
群众演员的前世今生
野狼今年五十八岁了，他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群众演员片酬只有十几块钱的时代，群众演员的状况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们中有教授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科班出身的学生，还有拍过戏但闲下来了的老演员、离退休老干部，演出的热情和质量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其间的这十年，正好是电影市场突飞猛进的十年。随着院线大片的不断涌现，群众演员作为影视作品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开始突显其作用。任何一部影片，不管其是虚构创作还是来源于生活，都离不开群众演员的陪衬，一部戏对于群众演员的数量需求远远超过了角色演员。然而，角色演员以上的配角、主角、明星大腕，一直备受镁光灯的青睐，但在影视作品的制作工序中，虽然群众演员也发挥了不小作用，他们却难以避免地成为了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导演朱传明十二年前曾拍摄过一部纪录片《群众演员》，被认为是最早反映群众演员群体生存现状的影像，虽然是很早以前的作品了，但今天看来，这部影片中群众演员的生存困境依然如旧，甚至比之前还不如。
朱传明作品中的群众演员，个个都心怀明星梦或发财梦，尽管在窘迫的现实中永远没有实现的可能。片中反复出现的场景是：几十上百号人徘徊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他们从五湖四海来到北京，愿意为一天20元钱外加一顿盒饭换一个镜头的机会，晚上则在京郊简陋的平房里蜗居一处。他们为了掩饰生存的恐惧，有时互相倾轧，喝酒说荤话。
跟纪录片里不同的是，现在的群众演员越来越年轻。《方圆》记者对大量群众演员进行采访、问询，大概了解到，现在的群众演员一般分三种：一种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刚成年，对影视圈充满好奇的，属于来体验生活的类型；第二种是向往着出名的影视爱好者，他们“偏执”地认为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明星；还有一种是靠群众演员为生的无业者，他们有可能本身就是流浪汉，在北京找不到工作，生计陷入了困境，加入这个行业就是为了每天的40元工钱和一顿盒饭，能填饱肚子就行。
2012年的《中国群众演员生存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的数据显示，浙江横店影视城90%的群众演员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82%，不少年轻群众演员还未毕业就出来闯荡。“王宝强现象”无疑鼓舞了一群人，记者在北影厂门口调查的情况显示，来自河北等外地的群众演员无一例外地是农村孩子，地地道道“王宝强”式出身。
近十年来，群众演员群体就像经历了一次大的换血，新一代的“热血美梦”取代了专业表演者的“玩票”，但年轻人带来的也仅仅只是朝气，他们的现实困境却一直不见改善。
丐帮化的群体
朱传明谈到拍摄《群众演员》的感受时说：“我与他们混在一起，手持摄影机一副嘻嘻哈哈的模样，其实在我见他们第一面时，我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群充满希望、不断失望、最后绝望的人，从一开始，他们就失败了。”
演艺界一直存在着对群众演员行业表示担忧的声音，《方圆》记者采访发现，群众演员不仅面临着收入低、地位低的困境，难以晋升、工作不稳定等因素也极大制约着他们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指向了一个后果：行业的“丐帮化”。
标志1：层级明显
一个刚刚步入大城市的外来年轻人，如果他没有任何背景或者较高的学历、也没有受过其他职业技能培训，那么在难以找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下，被人介绍当群众演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群众演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在这些人当上群众演员之前基本不会被告知。
来自湖北的群众演员领队唐炎海告诉《方圆》记者，演员依照他们的地位划级，各级的待遇相差比较大。以他所在的横店影视基地为例，普通演员从基层到高层分别有：群众演员、群特演员、武行、跟组演员、特约演员，再往上才是角色演员、配角、主角、明星演员、明星大腕。武行以下的都是群众演员，都是没有角色的。
唐炎海表示，在这种层级制度下，群众演员的晋升途径显得很困难，像王宝强那样一夜成名的实在是少数。在横店，群众演员有两种晋升途径，一方面是通过表演，被剧组相中，成为跟组演员、特约演员；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人脉积累，成为“群头”（专门在群众演员与剧组之间牵线搭桥的具有中介性质的人）或者领队。前者要靠运气，后者则靠长期在行业内的钻营。
能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是所有群众演员都向往的，但事实上，很多群众演员，连当上“特约演员”这一步都望尘莫及，这些特约演员需要形象好，普通话标准，对于大多数群众演员来说，要求仍然很高。 标志2：收入极低
唐炎海告诉记者，横店的群众演员一天的工资大概在40元左右，工作时间为国家规定的8小时。超过时间则超过部分按每小时5元算，超出时间不满1小时按1小时算，过凌晨24点额外加10元，淋雨、抬轿、哭丧等特殊场景需要双方协定后加钱。另外拍戏需要理发的，理边角10元，刮光30元。
至于群特演员（群众演员中的特型演员），工资更高一些，70元一天，超过时间按每小时10元计算。到了跟组演员，就有固定的工资了，一般2100元左右，他们是由剧组自己招聘的，提供住宿就餐，比较稳定，但生活不自由。到了特约演员以上的层面，演员的酬劳一律由剧组直接打在银行卡上，演员公会从中抽取10%的酬劳。
“群头”和领队的收入一般要比群众演员丰厚很多。领队是公会下派的，而“群头”可以不是公会的人，只要跟剧组的副导演熟悉，手里有资源就行。每到拍戏兴盛的季节，横店的群众演员不够用，一些“群头”就会向剧组要高价。而付给演员的钱，是演员公会定死了的，“群头”就可以赚其中的差价。
“如果剧组要三十人，我只带去了二十八个，那收工时我填上两个朋友的名字，就能多领两个人工资，这就要看你和剧组那个签单的怎么沟通了。”唐炎海表示，领队和“群头”的工作，就是一边和群众演员搞熟，搜集他们的资料，而另一边则要和剧组搞好关系，当上了领队和“群头”，就意味着收入增加，同时演出的机会也多了。
标志3：工作不稳定
自称“龙套王子”的“80”后王钦邦，目前在浙江横店当群众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钦邦反复表示，群众演员这工作太不稳定，而且“看不到头”。
和王宝强一样，王钦邦是农村来的孩子，他以前在一家上海公司上班，待遇还可以，不愁吃喝。但因为脾气倔强，不服上级管制，最后被开除。后来听人介绍说群众演员这一行还不错，就辞职坐上火车，来到横店影视城当上了群众演员。
2011年刚到横店那会儿，一位安徽的老乡帮王钦邦找了住处，因为学过一年散打，又被老乡介绍到了武行。那时候，他几乎天天有戏可拍，负责招集群众演员的“群头”喜欢联系王钦邦这样的新人拍戏，好处是方便管理。
可是越到后来，王钦邦被派的戏就越少。有段时间，甚至没有“群头”再联系王钦邦拍戏了。王钦邦只能每天凌晨四点起床，蹲在横店演员公会门口等戏拍。
“等戏拍的滋味真不好受，有时一等就是一天，还不一定能等到。”没有戏拍就没有薪水，王钦邦身上带的钱渐渐地花完，他开始利用没戏拍的时间，主动联系剧组的副导演，把以前拍的剧照挑些好看的打印出来，写上自己的个人资料以及联系方式，递给剧组副导演。结果几百份资料送出后都泥牛入海。“我已经对副导演死心了，就算你再好他也不可能打电话给你，副导演找的人全都是自己的朋友，像我们这样没钱没关系的人，导演根本不可能用。”生活紧迫，为了省钱，王钦邦每天就吃两顿饭，一般白天就吃两个馒头一点咸菜将就过去。
电视剧《新白发魔女传》、《大太监》在热播时，曾参演的王钦邦一直守护在电脑前面找自己的角色，他反复看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根本没有自己的清晰镜头，有的很模糊，而且一闪而过，他想截几张图做自己的海报，却找不到合适的画面。要知道，自从这两个剧组在横店开机以来，王钦邦几乎每天都在两个剧组间忙碌。“我算是彻底弄明白了群众演员，就是你拍了上百部戏，累死累活的，也找不到一秒钟自己的镜头。”王钦邦说。
标志4：什么都干
因为生活拮据，大多数群众演员在拍戏间隙，做些零工，比如临时保安、人体模特、钟点工，有的群众演员自我意识和法律意识不是很强，落入传销行列，有的甚至参与“作假”。为了生存，挣一点钱，部分群众演员什么都干，这也成了群众演员行业“丐帮化”的一个方面。
2011年6月22日，一群在北影厂门口等着演戏的群众演员，被拉到丰台区长辛店张郭庄村征地拆迁现场，换上了迷彩服，“扮演”临时保安，报酬是每天60元。他们的任务是一旦遇到冲突，就出面维护拆迁过程顺利进行。
刚刚过去的央视3·15晚会，播出了假药广告的内情，其中也反映了群众演员被利用当托儿的现象。这些情况在行业内已是公开的秘密，有熟悉内情的人透露，在各大省级卫视上播出的治白癜风、性病、不孕不育、加盟商铺等内容的超长广告中，无论是专家、患者、总经理还是客户，几乎全是群众演员演的。有些群众演员故意蓄留白胡子，目的是以一个老中医面貌出现在广告中，这种特型群众演员接一场此类演出就能拿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来自大连的群众演员黄迪对记者说，像他那样在北影厂门口等戏的群众演员，由于没有规范的市场，所以什么都干，包括拍广告、上各大省级卫视的相亲节目当观众托儿、给北京的拆迁队当临时工等等。他在北影厂门口一个月有十天左右能接到这样的活，平均每月能挣400元左右，而他位于蓟门桥附近的群租房月租就要600元，他别无选择。除此之外，黄迪还在一家销售公司找了份兼职工作。
不规范市场导致群演行业每况愈下
“这个职业已经快蜕变成丐帮化的组织。”丰台区一名民警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也作出这样的比喻。该民警负责执勤的八一影视基地，是北京市群众演员的聚集区。“卫生环境一直很差，治安环境也很严峻，敲诈勒索、强迫交易、抢劫、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情况在八一影视基地时有发生。”他介绍，仅2012年上半年从该基地拨出的警情电话就超过百起，数量占了整个丰台区云岗地区的一半。
野狼向记者抱怨说，群众演员门槛太低了。“十几年前的群众演员很多都是下岗退休的人，外来务工的比较少。有一部分群演是为了艺术的追求、品味生活而来。而眼下这些年轻人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出名。”野狼认为，新入行的年轻人并没有给群众演员群体带来清新的空气，反而使这个群体变得素质低下。
《方圆》记者也发现，在58同城、赶集网等提供工作信息的网站上，随便输入“群众演员”字样，出来的招聘启事几乎都能看到类似这样的提示：招群众演员，无任何年龄、学历、户籍限制，无需经验，带上行李直接来影视基地，只要有强烈的表演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