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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定州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向南行驶。车内，中年人头戴乌角巾，手捧诗书，深情地回望着斜阳柳树。他叹了口气，缩回车中，城门口，许多百姓自发来为他送行。
他这一行，要流落到千里之外帝国边缘的岭南。曾经，他是名满天下的京城学士，如今，皇帝一封语气严厉的圣旨，几乎宣判了他政治命运的死刑。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那一年，他五十七岁，已不再是昔日汴京声名鹊起的少年，在定州，他甚至已经贫困到没钱买马、雇人（苏轼把自己的窘迫，写在了《赴英州乞舟状》中）。为了凑足盘缠，他不得不绕道汝州，向弟弟苏辙寻求资助。好在，苏辙送给兄长七千缗（相当于七百万文钱），缓解了他的经济危机。
苏轼一生的热望是匡扶社稷，实现大宋中兴，但他性格刚直，秉笔直言，不被朋党领袖喜爱，因此无论新旧两党，谁人主政，他最后都逃不开被贬的命运。
对于贬官，苏轼习以为常。治平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被外派离京;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说了新法的弊病，再次触怒王安石，他自知不容于朝野，主动请求出京任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那是苏轼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他几乎是去地狱边走了一遭，在监狱里待了103天，每天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宣判。好在上天垂怜，他被打发去了黄州，说是外放，实为软禁。
神宗年间，苏轼与新党不合。神宗去世后，高太后重用司马光，旧党一度把持了朝政，苏轼还朝，做到了礼部尚书，他若是顺从旧党，便是官运亨通，但他认死理，新党有问题，他冒死进谏，旧党专横，他也直言不讳。苏轼两头不讨好，再次走上贬官之路。
从定州到惠州，苏轼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大宋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和乌台诗案时相比，他又老了一截。乌台诗案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已经是官场的老人。而现在，当他千里迢迢赶赴惠州，已是近六十岁的高龄。儒家说，苏轼不知自己是否参透了命数，他回望人生，看到的是告别与轮回。
遥想当年，他与王安石朝堂论争，哪怕政见不合，私下里也能互相尊重。王安石从不想杀苏轼，这是他和小人不同的地方，乌台诗案，苏轼下狱，是王安石一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把他捞了出来。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下野，隐退金陵，正巧苏轼赴任汝州，路过此地，王安石特地在渡口驻足几天，只为见苏轼一面。二人浮舟江上，惺惺相惜，沉默中长揖而笑，胜过千言万语。
王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感佩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他们在金陵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围炉夜话，通宵达旦，往日朝堂纷争，江湖夜雨青灯。而如今，安石归去，朝堂上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苏轼独行在古道，感受到的不只是失意，还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凉薄。纵然如此，他也能豁达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从盛名到贬谪，苏轼这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人情冷暖。昔日高中进士，风云朝会，自己的府邸那是每天都有拜访的人，多少商贾名士，争着抢着要他苏东坡的笔墨。如今得罪权贵，仕途黯淡，附庸风流者走的走，散的散，就连那些红粉佳人，一听说要去岭南，也怯生生地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至亲，还有红颜知己王朝云愿陪他，赴那千里迢迢的不归路。（苏轼自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相传，这个王朝云不但是苏轼的红粉知己，还是苏门弟子秦观的暗恋对象。秦观的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据说就是为王朝云所写。苏轼是个明白人，看出来秦观的心意，就示意王朝云，要求秦观为其填词。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记载：“东坡曾令朝云乞诗于秦观，秦观作《南歌子》词以赠，秦观词题作《赠东坡侍妾朝云》。”这首《南歌子》如此写道：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
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
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林语堂写苏轼时，最动情的就是写到他和王朝云的忘年恋。林语堂说：“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轼是如何赞美王朝云的呢？有词为证：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著点，更夏文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態。闲跑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殢人娇·赠朝云》
这个“维摩”就是苏轼对王朝云的雅称。据林语堂记载，相传：“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间。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克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王朝云是苏轼流落时的慰藉，温存他那被雾霾笼罩的沮丧内心。他们在惠州如同神仙眷侣，修小屋，种树苗。苏轼那屋子取名为“白鹤居”，他在旁边的空地上，先后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桧树和栀子树。他和知己云雨恩爱，甚至琢磨起长生之术。只是，人在造化面前，毕竟过于渺小了，当苏轼好不容易得到安慰的时候，上天又给他重重一击。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王朝云染上瘟疫而死，时年三十四岁，此时，苏轼到惠州不过两年。 时人记载：朝云一生向佛，临终前，她执着苏轼的手诵《金刚经》四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
八月三日，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栖禅寺的松林里，亲笔为她写下《朝云墓志铭》，铭文道：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
如汝宿心，唯佛是归。
惠州民间传说：“王朝云葬后第三天，惠州突起暴风骤雨。次日早晨，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去探墓，发现墓的东南侧有五个巨人脚印，于是再设道场，为之祭奠，并因此写下《惠州荐朝云疏》。”其中说道：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显，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世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王朝云死后，苏轼又先后写下了《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西江月·梅花》《雨中花慢》和《题栖禅院》，悼念这位他后半生最刻骨铭心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并亲手写下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生活在岭南，苏轼不能像以前一样上疏皇帝，关心国家大事，但他闲不住，他那一腔忧国忧民的抱负不允许他怠惰。他知道广州、惠州等地常有瘟疫，与水质有关，就写信给当时的广州太守王古，商量筹措一笔资金，建立官府认可的医院。
然后，他从水质入手，提议建设水管，引城外优质山泉入城，缓解平民的用水问题。这个水管怎么修呢？苏轼想到了岭南丰富的竹子，他用竹管为水管，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再涂上厚漆，防止漏水。为了避免竹管堵塞，官府必须按时派人检查，更换竹管。苏轼的这个计划因地制宜，解决了广州城内一个大麻烦。
同时，苏轼叮嘱太守，别让他人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因为他当时正是“反面典型”，苏轼担心，这事被上面知道，会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可讽刺的是，后来太守王古被革职，理由是“妄赈灾民”。
苏轼在惠州，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是关于民生的，他都要过问两句。有一年惠州谷价下跌，官府拒绝直接收取农民缴纳赋税的谷子，而是要他们把谷子换成现钱，再交给官府。但这样一来，农民实际上等同于被勒索，因为当年的谷价远低于市场合理水平。苏轼知道后立即给相关官员写信，他言辞恳切，据理力争，终于说动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减轻了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这还不够。苏轼下到田地，看见农民们顶着暴晒，赤脚前行，每天都付出大量时间在插秧中。他想起了自己在黄州见到的“浮马”，是一个可以有效节省插秧农民体力的工具，他就再次写信。这一次不但给惠州的官员，还寄给了广州太守，像一个推销员似的，热情地介绍“浮马”的好处。
苏轼在惠州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惠州湖上修建桥梁、给无名死者重建坟墓、写祭文、在城西修建一座用于买鱼放生的放生池（日后名为“苏东坡放生池”），还有鼓励当地教育等。就是这一件件实事累积起来，让惠州百姓感激这位远道而来的东坡先生，他不只会吟诗作词，更是一位体恤百姓的好官。
在古代，岭南穷山窮水，是烟瘴之地，达官贵人至此，总是一身的牢骚。但苏轼不同，他到了岭南后享受生活，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老朋友陈糙想来探望，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多百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路尺，此未易遗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就，莫作儿女态也……”
苏轼在惠州最大的惊喜是吃的，尤其是那些在北方很难吃到的岭南瓜果，其中就有他最喜欢的荔枝，于是有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爱吃荔枝，也酷爱喝酒。岭南不禁酒，给了他沉浸酒肆的机会。他在惠州学习了一种酿酒法，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据说酿好后，清香可比王孙甘露。
曾有人统计，《东坡全集》共出现“酒”字九百多次，苏轼喝过的酒，可以铺满他的府邸。他不但喝酒，还自己造酒。作为苏轼的忠实读者，林语堂就说他是“造酒试验家”，传说蜜酒、真一酒、天门冬酒、桂酒、万家春酒、酴酸酒、罗浮春酒等，都与苏轼有关。而苏轼留给后世的绝美诗词，很多都是酒劲上头，即兴而成，比如有一首《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写得颇为雅致：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襄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显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楼残红。
苏轼被荔枝和酒勾了魂，不但自己吃，还教别人怎么吃。如今惠州有名的烤羊蝎子，就是苏轼的心头好。那时候，惠州的肉铺宰羊，别人都爱吃羊肉，但苏轼嘱咐屠户，每天把“大梁骨”留给他。这个大梁骨，就是我们说的羊蝎子。
据说，苏轼烹羊蝎子会先煮熟，然后轻洒酒和盐，在火上烤至微焦，待酥脆焦嫩，便是食用的最佳时机。他不但爱吃羊蝎子，烧蚝、盐焗鸡也都是他的桌上料理。如此吃好喝好，以至于他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又说：“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诗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且说苏轼的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而被贬岭南宾州，他南下时，只有歌妓柔奴愿意随行。后来，王巩等到了北归的机会，他在临走前与苏轼重逢，唤柔奴为好友敬酒。故友重逢，不胜唏嘘，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柔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知道苏轼的境况后，当朝宰相章惇大为不快，惊呼：“苏子瞻尚尔快活耶！”
其实，苏轼这种乐观，王安石早就领教过了。在那些贬官黄州、杭州的岁月里，苏轼郁闷归郁闷，但依然寄情山水，保持他那至死方休的乐观主义。所以，他在那里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文字。
冬至时吃羊肉，他说：“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某一天吃猪肉，他说：“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又有一天，他品尝了一位老妇人做的环饼，兴奋道：“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就连野菜，苏轼也吃得津津有味：“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我与何憎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那些年，苏轼留下许多舌尖上的传奇，比如“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玉糁”“东坡腿”“东坡脍”“东坡墨鲤”“东坡饼”“东坡酥”“东坡豆花”“东坡肉”等，成百上千的店铺，都说自己和苏东坡有关系。
如果北宋有《舌尖上的中国》，苏轼绝对是座上宾，他对吃食的态度，正应了周作人的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無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知堂谈吃》）
绍圣四年（1097年），在章惇的授意下，苏轼被贬为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这一年，他刚好六十岁。
为了让苏轼受尽苦头，章惇还借朝廷诏令，对被贬的苏轼下了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
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章惇之所以把苏轼贬到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而与此同时，苏辙被贬雷州，则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是朝廷命官，只能乖乖领命。有几人知道，他在岭南哪是快活，分明是苦中作乐，跋涉千里，忍受痔疮之痛，仕途失意，更无几人言说，苏子瞻心中郁结，只好托付诗文，自我疗愈罢了。
所以他在惠州曾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春天里的病容，才是苏轼的无奈。
其实，章惇和苏轼本是旧时好友，年轻时，他们一同出游。有一次，二人要过独木桥，桥下是万丈深渊，章惇怂恿苏轼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就一个人大笑而过，在石壁上写下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看到后，断定章惇以后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高斋漫录》）
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山寺边饮水，听说附近有老虎，章惇借着酒劲兴奋地想看，在距离老虎数十步的地方，马儿都吓得不敢继续走了，章惇偏偏取出铜锣，在石头上碰响，没想到，老虎被他吓跑了。（《耆旧续闻》）
后来，少年知己成为官场对手，一个旧党，一个新党，夕阳下渐行渐远，但彼此依然敬重，有一次，章惇还救了苏轼一命。
邹金灿先生在《苏轼和章惇》中写道：“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以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4个多月，受尽屈辱，在狱中写下‘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章惇站了出来。章惇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所言，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方势力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伤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可惜，随着党争激烈，北宋政坛的报复越来越残酷。绍圣年间，章惇成为宰相，为了报复旧党对蔡确等新党老臣的冤杀，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罗织罪名，大兴牢狱，把一大批和旧党有关的人抄家流放，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自然难逃厄运。
绍圣四年五月，苏轼动身前往儋州，在路途中与弟弟苏辙重逢。他对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大意是：琼州、雷州虽然被大海阻隔，但我们兄弟二人仍可隔海相望，这不正是皇恩浩荡的眷顾吗？
苏轼总能把叹息化作玩笑，咽下人世间的苦与痛，寄情一壶温热的酒。他和苏辙是在藤州相遇的，在去雷州的路上，兄弟二人故意走得很慢，他们知道，此去一别，再见不知何时，从藤州到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足足走了二十五天，其间同床共枕，秉烛夜话，吃最粗糙的粮食，忍受岭南的燥热和无常。
真正要离开雷州的那天晚上，苏轼痔病发作，如若将死之人。雷州不像汴京，有一流的大夫立刻给他开药。苏轼只能忍着痛苦度过整夜，苏辙也彻夜不眠，陪在哥哥身边，那个晚上，他为苏轼诵读陶渊明的《止酒》诗，苏轼作了一首《和陶止酒》，作为回应：
萧然两别驾，
各携一稚子。
子室有孟光，
我室惟法喜。
当苏轼真的要坐船去往海南时，苏辙眉头紧锁。在北宋，被贬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海南比广东更加偏僻，毒蛇猛兽遍地皆是，更恐怖的是，北宋时期，那里是瘴疠和疟疾的高发期，而两年前，王朝云正是死于由此引发的瘟疫。
据《琼州府志》记载：“此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
《儋州志》则写道：“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
乐观如苏轼，这一次也做了最坏打算。他给朋友写信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又对弟弟苏辙慨叹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他在儋州过得清苦，方言不熟，地理不通，身上的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帮助他的人也会被他牵连。昌化军使张中是他的仰慕者，知道他来海南后，安排他和小儿子苏过“住官房，吃官粮”。结果，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听说苏东坡住在昌化官舍，派使者渡海，把苏轼一家逐出官舍，并且狠狠地处分了张中。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得到北上的一天，所以在听说好友佛印要来看他时，他写信回绝，自述道：“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尔。”
好在蘇轼懂得苦中作乐，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一些百姓的帮助下，他在城南的桄榔林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又劝课农桑，勘察水利，指导当地人打井取水。稍微融入当地生活后，苏轼的嘴又馋了，他和儿子自创了一道美食，取名叫“玉糁羹”：“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不仅如此，他连蝙蝠都吃得下。在《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他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苏轼吃东西不挑食，自然不会错过海南的美味烧蚝。有一次，当地百姓送给他一些生蚝，苏轼就把生蚝剖开，取出肉放进热汤里，随后灵机一动，倒酒入锅，待煮熟之后，取之入口，味道出人意料。美食家苏轼兴奋地告诉儿子，这个烧蚝的做法，一般人你别告诉他：“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翻阅东坡文集，我们看到苏轼的这一段海南时光极尽凄凉，又被写得充满了生活的小欢喜。他为了排忧解闷，甚至钻研起养生的门道，晚年自创养生三法——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写入文章《谪居三适》。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却悠然自得道：“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海南历史千百年，左迁至此的官员不计其数，但儋州人最喜爱和憧憬的一位，百年来都是苏轼。因为苏轼热爱海南，并没有只把海南当作蛮夷之地，他来到海南后没有消极怠工，也毫无高门读书人的架子，反而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修了座“载酒堂”，找当地的读书人一起喝酒。这座“载酒堂”就是后来的东坡书院。
苏轼是考试能手，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他来到儋州，最得心应手的一是喝酒，二就是教别人考试。他在儋州点拨了很多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其中最得意的弟子是来自琼山府的姜唐佐。他本来就是当地教师，听说苏轼要来儋州，当即启程，不求回报侍奉在苏轼左右。几年后，姜唐佐去广州应考，临行前苏轼为他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往后，姜唐佐学成返乡，开办乡学。他继承老师的遗志，帮助更多海南人走上读书之路，所以《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如今来到海南儋州，我们还能看见东坡书院，在一片绿树繁花的掩映下，东坡居士头戴圆帽，手捧古籍，一身正气行走于浩然天地。
或许在独自面对大海时，苏轼会想起汴京的闹市。去年灯市，花好月圆，一切都是极好极好的，但那些都过去了，都已经随着仁宗朝那个“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神话，一起扫入了历史的坟茔。
对一个士人来说，抱负无从施展，他热爱的国家只想放逐他，许是午夜梦回最心酸的事，但苏轼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即便在帝国最边缘，他所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苏轼。只是这种“释然”背后，终究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晚年，苏轼的诗词更加沉郁顿挫。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仿佛是对自己这辈子的回望：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初读之下，是阅尽千帆的老人，在执着之后的放下与坦荡，但细细品味，未尝不是对人生的自嘲。所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苏轼何等志向，最后一生功业，也不过几个外派州府，眼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自己却如已灰之木、不系之舟，个中滋味，又有谁人知。
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同样隐匿了自己的无奈。那是他在儋州写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
总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葱叶迎送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此诗作于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时年六十四岁，被贬儋州，一生已是陌途。这个年纪，前唐宰相李德裕在感慨“鸟飞犹是半年程”，而苏轼呢，他借着酒劲，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一个说官话的四川眉州人，和三四个黎族小伙把酒言欢。苏轼有趣的地方，正在于此，但他嬉笑之间，却又隐约流露出了对人生的感慨。
所谓“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两句致敬《论语》的诗，其实是苏轼对自我的开导，就是说，没有必要执着于自己被贬谪千里的事实，也不必沉沦于政坛失意的绝望，即便在偏远之地，你一样可以快乐地随风起舞。这种开导，看似豁然，可我们想，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开导自己？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乐天背后，实是东坡自饮的悲凉底色。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六十五岁的苏轼终于等到了朝廷的大赦。三年海南光阴，如今物是人非，苏轼北眺茫茫大海，内心百感交集。临行前，他留下了自己在海南的最后两首诗，其中一首道：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据林语堂考证：苏轼本想搭福建一艘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友人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渡海后，他们先到雷州去探望了秦观，然后一家人再缓缓北上。 北上期间，苏轼收到了章惇被贬的消息。讽刺的是，章惇这个昔日权倾朝野，对他一贬再贬的人，如今却成了被罢黜的对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谏官任伯雨八次上章弹劾章惇，陈瓘、陈次升等人跟进，不但称章惇有谋反之心，轻视徽宗，还重提当年他想追废宣仁太后的事情。宋徽宗一怒之下，把章惇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章惇的一个儿子章援，恰好是苏轼的门生（昔日科举，苏轼为主考官时，亲自以第一名录取了章援），他听说此事后，担心苏轼念及旧仇，会报复自己的父亲，于是诚惶诚恐地写信给老师，恳请苏轼宽宥章惇以前的行为。
可叹章援不懂，苏轼根本没有报复之心，他在收到信后大喜，不但对身边人夸起了章援，还写信答复他：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想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在信中，苏轼宽慰章援，坦陈自己重病在身，对章惇毫无加害之心。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自己与章惇的共同朋友黄实说：“子厚（章惇）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雖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大夫人也。”
苏轼被赦免了，但他的身体也愈发虚弱。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让他痛苦难熬。苏轼谢绝了大部分拜访的友人，卧榻病床一个月。他没有胃口，也无力起身，自知离油尽灯枯之日不远，他嘱咐友人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林语堂《苏东坡传》）
七月十五日，苏轼的病情继续恶化。高烧、牙根出血、饭菜难咽，实在太饿了，就喝人参、麦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或者少许清水。他身体暴瘦，面色如枯骨，又过数日，他的呼吸都困难了，两只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昔日故人，仿佛一个个向他走来，又离他远去。而他面对着哭哭啼啼的亲人，仍强装着乐观的神色，气息微弱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今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维琳方丈道：“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苏轼一生坎坷，不折其节，他的政治成就虽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同期友人出色，却凭借不朽的诗文、豁达的品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造就更加深远的影响。北宋是一个才人辈出的时代，而苏轼苏东坡，是闪耀群星中最夺目的那一颗。
求仁得仁，死生无憾，对苏轼这一生的评价，他自己已经写出来了。那是在去潮州纪念韩愈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苏轼这一生，当得起“浩然”二字，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君子对世界最谦卑的爱。
参考资料：
[1] 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
[2] 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
[3]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
[4] 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5] 王安石著，李壁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6] 李廌、朱弁、陈鹄：《师友谈记·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华书局，2002年8月。
[7]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
[8]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
[9] 搜狐网：《兹游奇绝冠平生——苏东坡在儋州》，http：//m.sohu.com/a/161048669_669776/.
[10]朱飞镝：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第28卷第3期，第5-9页。
[11]卢捷.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记苏轼惠州到儋州行程.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第七期，第70-71页。
[12]王启鹏：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 惠州学院学报， 2010， 30（1）：27-30.
[13]杨再西：《谪居三年，惊鸿一瞥——苏轼给海南留下了什么？》，海南温度，http：//club.hainan.net/wendu/0018/index.shtml.
[14]邹金灿. 苏轼和章惇.学习博览， 2014年第9期，第22-22页。
责编：梁红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定州的官道上，一辆马车向南行驶。车内，中年人头戴乌角巾，手捧诗书，深情地回望着斜阳柳树。他叹了口气，缩回车中，城门口，许多百姓自发来为他送行。
他这一行，要流落到千里之外帝国边缘的岭南。曾经，他是名满天下的京城学士，如今，皇帝一封语气严厉的圣旨，几乎宣判了他政治命运的死刑。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那一年，他五十七岁，已不再是昔日汴京声名鹊起的少年，在定州，他甚至已经贫困到没钱买马、雇人（苏轼把自己的窘迫，写在了《赴英州乞舟状》中）。为了凑足盘缠，他不得不绕道汝州，向弟弟苏辙寻求资助。好在，苏辙送给兄长七千缗（相当于七百万文钱），缓解了他的经济危机。
苏轼一生的热望是匡扶社稷，实现大宋中兴，但他性格刚直，秉笔直言，不被朋党领袖喜爱，因此无论新旧两党，谁人主政，他最后都逃不开被贬的命运。
对于贬官，苏轼习以为常。治平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被外派离京;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说了新法的弊病，再次触怒王安石，他自知不容于朝野，主动请求出京任职;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那是苏轼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他几乎是去地狱边走了一遭，在监狱里待了103天，每天都可能面临死亡的宣判。好在上天垂怜，他被打发去了黄州，说是外放，实为软禁。
神宗年间，苏轼与新党不合。神宗去世后，高太后重用司马光，旧党一度把持了朝政，苏轼还朝，做到了礼部尚书，他若是顺从旧党，便是官运亨通，但他认死理，新党有问题，他冒死进谏，旧党专横，他也直言不讳。苏轼两头不讨好，再次走上贬官之路。
从定州到惠州，苏轼跨越大半个中国，来到了大宋帝国最偏远的角落。
和乌台诗案时相比，他又老了一截。乌台诗案那一年，他四十三岁，已经是官场的老人。而现在，当他千里迢迢赶赴惠州，已是近六十岁的高龄。儒家说，苏轼不知自己是否参透了命数，他回望人生，看到的是告别与轮回。
遥想当年，他与王安石朝堂论争，哪怕政见不合，私下里也能互相尊重。王安石从不想杀苏轼，这是他和小人不同的地方，乌台诗案，苏轼下狱，是王安石一句“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把他捞了出来。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下野，隐退金陵，正巧苏轼赴任汝州，路过此地，王安石特地在渡口驻足几天，只为见苏轼一面。二人浮舟江上，惺惺相惜，沉默中长揖而笑，胜过千言万语。
王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则感佩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他们在金陵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围炉夜话，通宵达旦，往日朝堂纷争，江湖夜雨青灯。而如今，安石归去，朝堂上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苏轼独行在古道，感受到的不只是失意，还有物是人非事事休的凉薄。纵然如此，他也能豁达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从盛名到贬谪，苏轼这一路走来，体会最深的是人情冷暖。昔日高中进士，风云朝会，自己的府邸那是每天都有拜访的人，多少商贾名士，争着抢着要他苏东坡的笔墨。如今得罪权贵，仕途黯淡，附庸风流者走的走，散的散，就连那些红粉佳人，一听说要去岭南，也怯生生地打了退堂鼓。只有他的至亲，还有红颜知己王朝云愿陪他，赴那千里迢迢的不归路。（苏轼自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
相传，这个王朝云不但是苏轼的红粉知己，还是苏门弟子秦观的暗恋对象。秦观的千古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据说就是为王朝云所写。苏轼是个明白人，看出来秦观的心意，就示意王朝云，要求秦观为其填词。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艺苑雌黄》记载：“东坡曾令朝云乞诗于秦观，秦观作《南歌子》词以赠，秦观词题作《赠东坡侍妾朝云》。”这首《南歌子》如此写道：
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
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
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
瞥然归去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
林语堂写苏轼时，最动情的就是写到他和王朝云的忘年恋。林语堂说：“苏东坡一生的几个女人之中，朝云最称知己。她爱慕苏东坡这个诗人，自己也很向往他那等精神境界。苏东坡对朝云在他老年随同他流离颠沛，不但把感激之情记之以文字，并且写诗赞美她，这些诗使他们的热情化为共同追寻仙道生活的高尚友谊。”
苏轼是如何赞美王朝云的呢？有词为证：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著点，更夏文生采。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好事心肠，著人情態。闲跑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殢人娇·赠朝云》
这个“维摩”就是苏轼对王朝云的雅称。据林语堂记载，相传：“释迦牟尼以一个森林的圣人身份住在某一小镇时，一天，与门人讨论学间。空中忽然出现一天女，将鲜花散落在他们身上，众菩萨身上的花都落在地面，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不管别人多么用力去刷，花朵硬是沾着不掉。天女问他们：‘为何非要把花瓣从此人身上刷落？’有人说：‘花瓣与佛法不合，故而不落。’天女说：‘不然，此非花瓣之过，而是此人之过。已然信佛之人，若还有人我之分，其言行必与佛法相违背。如能消除此种分别，其生活自然合乎佛法。花瓣落在身上而脱落下来的众菩萨，都已消除一切分别相。正如恐惧，若心中不先害怕，则恐惧不能入袭人心。若众门徒贪生怕死，则视听嗅味触各感觉，才有机会骗他们。已经能克服恐惧，则能超越一切感觉。’”
王朝云是苏轼流落时的慰藉，温存他那被雾霾笼罩的沮丧内心。他们在惠州如同神仙眷侣，修小屋，种树苗。苏轼那屋子取名为“白鹤居”，他在旁边的空地上，先后种了橘子树、柚子树、荔枝树、杨梅树、枇杷树、桧树和栀子树。他和知己云雨恩爱，甚至琢磨起长生之术。只是，人在造化面前，毕竟过于渺小了，当苏轼好不容易得到安慰的时候，上天又给他重重一击。绍圣二年（1095年）七月五日，王朝云染上瘟疫而死，时年三十四岁，此时，苏轼到惠州不过两年。 时人记载：朝云一生向佛，临终前，她执着苏轼的手诵《金刚经》四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即“世上一切都为命定，人生就像梦幻泡影，又像露水和闪电，一瞬即逝，不必太在意”。
八月三日，苏轼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南畔的栖禅寺的松林里，亲笔为她写下《朝云墓志铭》，铭文道：
浮屠是瞻，伽蓝是依。
如汝宿心，唯佛是归。
惠州民间传说：“王朝云葬后第三天，惠州突起暴风骤雨。次日早晨，苏轼带着小儿子苏过前去探墓，发现墓的东南侧有五个巨人脚印，于是再设道场，为之祭奠，并因此写下《惠州荐朝云疏》。”其中说道：
“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遭时之疫，遘病而亡。念其忍死之言，欲托栖禅之下。故营幽室，以掩微躯。方负浼渎精蓝之愆，又虞惊触神祇之罪。而既葬三日，风雨之余，灵迹五显，道路皆见。是知佛慈之广大，不择众生之细微。敢荐丹诚，躬修法会。伏愿山中一草一木，皆被佛光;今夜少香少花，遍周世界。湖山安吉，坟墓永坚……”
王朝云死后，苏轼又先后写下了《朝云墓志铭》《惠州荐朝云疏》《西江月·梅花》《雨中花慢》和《题栖禅院》，悼念这位他后半生最刻骨铭心的女人。不仅如此，他还在墓上筑六如亭以纪念她，并亲手写下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生活在岭南，苏轼不能像以前一样上疏皇帝，关心国家大事，但他闲不住，他那一腔忧国忧民的抱负不允许他怠惰。他知道广州、惠州等地常有瘟疫，与水质有关，就写信给当时的广州太守王古，商量筹措一笔资金，建立官府认可的医院。
然后，他从水质入手，提议建设水管，引城外优质山泉入城，缓解平民的用水问题。这个水管怎么修呢？苏轼想到了岭南丰富的竹子，他用竹管为水管，竹管接口处用麻缚紧，再涂上厚漆，防止漏水。为了避免竹管堵塞，官府必须按时派人检查，更换竹管。苏轼的这个计划因地制宜，解决了广州城内一个大麻烦。
同时，苏轼叮嘱太守，别让他人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因为他当时正是“反面典型”，苏轼担心，这事被上面知道，会卷入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可讽刺的是，后来太守王古被革职，理由是“妄赈灾民”。
苏轼在惠州，大大小小的事，只要是关于民生的，他都要过问两句。有一年惠州谷价下跌，官府拒绝直接收取农民缴纳赋税的谷子，而是要他们把谷子换成现钱，再交给官府。但这样一来，农民实际上等同于被勒索，因为当年的谷价远低于市场合理水平。苏轼知道后立即给相关官员写信，他言辞恳切，据理力争，终于说动当地的税吏和运输官，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减轻了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这还不够。苏轼下到田地，看见农民们顶着暴晒，赤脚前行，每天都付出大量时间在插秧中。他想起了自己在黄州见到的“浮马”，是一个可以有效节省插秧农民体力的工具，他就再次写信。这一次不但给惠州的官员，还寄给了广州太守，像一个推销员似的，热情地介绍“浮马”的好处。
苏轼在惠州做的事还有很多，比如在惠州湖上修建桥梁、给无名死者重建坟墓、写祭文、在城西修建一座用于买鱼放生的放生池（日后名为“苏东坡放生池”），还有鼓励当地教育等。就是这一件件实事累积起来，让惠州百姓感激这位远道而来的东坡先生，他不只会吟诗作词，更是一位体恤百姓的好官。
在古代，岭南穷山窮水，是烟瘴之地，达官贵人至此，总是一身的牢骚。但苏轼不同，他到了岭南后享受生活，他给朋友写信说：“来此半年，已服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知命。”老朋友陈糙想来探望，他回信说：
“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多百之邦行矣’;岂欺我哉！自失官后，便觉三山跬步，云汉路尺，此未易遗言也。所以云云者，欲季常安心家居，勿轻出入。老劣不烦过虑……亦莫遣人来，彼此须髯如就，莫作儿女态也……”
苏轼在惠州最大的惊喜是吃的，尤其是那些在北方很难吃到的岭南瓜果，其中就有他最喜欢的荔枝，于是有了“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轼爱吃荔枝，也酷爱喝酒。岭南不禁酒，给了他沉浸酒肆的机会。他在惠州学习了一种酿酒法，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据说酿好后，清香可比王孙甘露。
曾有人统计，《东坡全集》共出现“酒”字九百多次，苏轼喝过的酒，可以铺满他的府邸。他不但喝酒，还自己造酒。作为苏轼的忠实读者，林语堂就说他是“造酒试验家”，传说蜜酒、真一酒、天门冬酒、桂酒、万家春酒、酴酸酒、罗浮春酒等，都与苏轼有关。而苏轼留给后世的绝美诗词，很多都是酒劲上头，即兴而成，比如有一首《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写得颇为雅致：
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
襄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显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楼残红。
苏轼被荔枝和酒勾了魂，不但自己吃，还教别人怎么吃。如今惠州有名的烤羊蝎子，就是苏轼的心头好。那时候，惠州的肉铺宰羊，别人都爱吃羊肉，但苏轼嘱咐屠户，每天把“大梁骨”留给他。这个大梁骨，就是我们说的羊蝎子。
据说，苏轼烹羊蝎子会先煮熟，然后轻洒酒和盐，在火上烤至微焦，待酥脆焦嫩，便是食用的最佳时机。他不但爱吃羊蝎子，烧蚝、盐焗鸡也都是他的桌上料理。如此吃好喝好，以至于他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又说：“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诗背后，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且说苏轼的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而被贬岭南宾州，他南下时，只有歌妓柔奴愿意随行。后来，王巩等到了北归的机会，他在临走前与苏轼重逢，唤柔奴为好友敬酒。故友重逢，不胜唏嘘，苏轼问及岭南风土，柔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知道苏轼的境况后，当朝宰相章惇大为不快，惊呼：“苏子瞻尚尔快活耶！”
其实，苏轼这种乐观，王安石早就领教过了。在那些贬官黄州、杭州的岁月里，苏轼郁闷归郁闷，但依然寄情山水，保持他那至死方休的乐观主义。所以，他在那里留下了很多关于吃的文字。
冬至时吃羊肉，他说：“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某一天吃猪肉，他说：“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
又有一天，他品尝了一位老妇人做的环饼，兴奋道：“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就连野菜，苏轼也吃得津津有味：“秋来霜露满园东，芦菔生儿芥生孙。我与何憎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那些年，苏轼留下许多舌尖上的传奇，比如“东坡肘子”“东坡豆腐”“东坡玉糁”“东坡腿”“东坡脍”“东坡墨鲤”“东坡饼”“东坡酥”“东坡豆花”“东坡肉”等，成百上千的店铺，都说自己和苏东坡有关系。
如果北宋有《舌尖上的中国》，苏轼绝对是座上宾，他对吃食的态度，正应了周作人的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無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练愈好。”（《知堂谈吃》）
绍圣四年（1097年），在章惇的授意下，苏轼被贬为琼州别驾（知州的佐官），昌化军（今海南儋州中和镇）安置。这一年，他刚好六十岁。
为了让苏轼受尽苦头，章惇还借朝廷诏令，对被贬的苏轼下了三条禁令：一不得食官粮;二不得住官舍;三不得签书公事。
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章惇之所以把苏轼贬到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与“儋”形似。而与此同时，苏辙被贬雷州，则是因为苏辙字子由，“由”与“雷”下面都有田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苏轼是朝廷命官，只能乖乖领命。有几人知道，他在岭南哪是快活，分明是苦中作乐，跋涉千里，忍受痔疮之痛，仕途失意，更无几人言说，苏子瞻心中郁结，只好托付诗文，自我疗愈罢了。
所以他在惠州曾写道：“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春天里的病容，才是苏轼的无奈。
其实，章惇和苏轼本是旧时好友，年轻时，他们一同出游。有一次，二人要过独木桥，桥下是万丈深渊，章惇怂恿苏轼一起过去，在石壁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就一个人大笑而过，在石壁上写下大字：“章惇苏轼来游。”苏轼看到后，断定章惇以后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何，苏轼说：“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高斋漫录》）
还有一次，两个人一起在山寺边饮水，听说附近有老虎，章惇借着酒劲兴奋地想看，在距离老虎数十步的地方，马儿都吓得不敢继续走了，章惇偏偏取出铜锣，在石头上碰响，没想到，老虎被他吓跑了。（《耆旧续闻》）
后来，少年知己成为官场对手，一个旧党，一个新党，夕阳下渐行渐远，但彼此依然敬重，有一次，章惇还救了苏轼一命。
邹金灿先生在《苏轼和章惇》中写道：“新派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以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4个多月，受尽屈辱，在狱中写下‘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的悲愤诗句。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章惇站了出来。章惇在神宗面前与新党同僚据理力争，说诸葛亮号‘卧龙’，但谁能说诸葛亮有不臣之心？以此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所言，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方势力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伤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可惜，随着党争激烈，北宋政坛的报复越来越残酷。绍圣年间，章惇成为宰相，为了报复旧党对蔡确等新党老臣的冤杀，他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罗织罪名，大兴牢狱，把一大批和旧党有关的人抄家流放，苏轼与他政见不合，自然难逃厄运。
绍圣四年五月，苏轼动身前往儋州，在路途中与弟弟苏辙重逢。他对弟弟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大意是：琼州、雷州虽然被大海阻隔，但我们兄弟二人仍可隔海相望，这不正是皇恩浩荡的眷顾吗？
苏轼总能把叹息化作玩笑，咽下人世间的苦与痛，寄情一壶温热的酒。他和苏辙是在藤州相遇的，在去雷州的路上，兄弟二人故意走得很慢，他们知道，此去一别，再见不知何时，从藤州到雷州不过五六百里，他们足足走了二十五天，其间同床共枕，秉烛夜话，吃最粗糙的粮食，忍受岭南的燥热和无常。
真正要离开雷州的那天晚上，苏轼痔病发作，如若将死之人。雷州不像汴京，有一流的大夫立刻给他开药。苏轼只能忍着痛苦度过整夜，苏辙也彻夜不眠，陪在哥哥身边，那个晚上，他为苏轼诵读陶渊明的《止酒》诗，苏轼作了一首《和陶止酒》，作为回应：
萧然两别驾，
各携一稚子。
子室有孟光，
我室惟法喜。
当苏轼真的要坐船去往海南时，苏辙眉头紧锁。在北宋，被贬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海南比广东更加偏僻，毒蛇猛兽遍地皆是，更恐怖的是，北宋时期，那里是瘴疠和疟疾的高发期，而两年前，王朝云正是死于由此引发的瘟疫。
据《琼州府志》记载：“此地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其下，黎分生、熟。生黎居深山，性犷悍，不服王化。熟黎，性亦犷横，不问亲疏，一语不合，即持刀弓相问。”
《儋州志》则写道：“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荫翳，燥湿之气郁不能达，蒸而为云，停而在水，莫不有毒。”“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
乐观如苏轼，这一次也做了最坏打算。他给朋友写信说：“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当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又对弟弟苏辙慨叹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他在儋州过得清苦，方言不熟，地理不通，身上的疾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甚至，帮助他的人也会被他牵连。昌化军使张中是他的仰慕者，知道他来海南后，安排他和小儿子苏过“住官房，吃官粮”。结果，湖南提举董必察访广西至雷州时，听说苏东坡住在昌化官舍，派使者渡海，把苏轼一家逐出官舍，并且狠狠地处分了张中。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得到北上的一天，所以在听说好友佛印要来看他时，他写信回绝，自述道：“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唯有一幸，无甚瘴尔。”
好在蘇轼懂得苦中作乐，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在一些百姓的帮助下，他在城南的桄榔林下建了几间茅屋，起名“桄榔庵”。又劝课农桑，勘察水利，指导当地人打井取水。稍微融入当地生活后，苏轼的嘴又馋了，他和儿子自创了一道美食，取名叫“玉糁羹”：“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
不仅如此，他连蝙蝠都吃得下。在《闻子由瘦儋耳至难得肉食》一诗中，他写道：“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土人顿顿食署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苏轼吃东西不挑食，自然不会错过海南的美味烧蚝。有一次，当地百姓送给他一些生蚝，苏轼就把生蚝剖开，取出肉放进热汤里，随后灵机一动，倒酒入锅，待煮熟之后，取之入口，味道出人意料。美食家苏轼兴奋地告诉儿子，这个烧蚝的做法，一般人你别告诉他：“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
翻阅东坡文集，我们看到苏轼的这一段海南时光极尽凄凉，又被写得充满了生活的小欢喜。他为了排忧解闷，甚至钻研起养生的门道，晚年自创养生三法——晨起梳头、中午坐睡和夜晚濯足，写入文章《谪居三适》。一个饱受病痛折磨的老人，却悠然自得道：“解放不可期，枯柳岂易逢。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翁。”
海南历史千百年，左迁至此的官员不计其数，但儋州人最喜爱和憧憬的一位，百年来都是苏轼。因为苏轼热爱海南，并没有只把海南当作蛮夷之地，他来到海南后没有消极怠工，也毫无高门读书人的架子，反而是老夫聊发少年狂，修了座“载酒堂”，找当地的读书人一起喝酒。这座“载酒堂”就是后来的东坡书院。
苏轼是考试能手，二十一岁就中了进士。他来到儋州，最得心应手的一是喝酒，二就是教别人考试。他在儋州点拨了很多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其中最得意的弟子是来自琼山府的姜唐佐。他本来就是当地教师，听说苏轼要来儋州，当即启程，不求回报侍奉在苏轼左右。几年后，姜唐佐去广州应考，临行前苏轼为他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
往后，姜唐佐学成返乡，开办乡学。他继承老师的遗志，帮助更多海南人走上读书之路，所以《琼台纪事录》记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如今来到海南儋州，我们还能看见东坡书院，在一片绿树繁花的掩映下，东坡居士头戴圆帽，手捧古籍，一身正气行走于浩然天地。
或许在独自面对大海时，苏轼会想起汴京的闹市。去年灯市，花好月圆，一切都是极好极好的，但那些都过去了，都已经随着仁宗朝那个“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神话，一起扫入了历史的坟茔。
对一个士人来说，抱负无从施展，他热爱的国家只想放逐他，许是午夜梦回最心酸的事，但苏轼不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即便在帝国最边缘，他所表现的，依然是一个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的苏轼。只是这种“释然”背后，终究是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晚年，苏轼的诗词更加沉郁顿挫。他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了一首《自题金山画像》，仿佛是对自己这辈子的回望：
心似已灰之木，
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诗初读之下，是阅尽千帆的老人，在执着之后的放下与坦荡，但细细品味，未尝不是对人生的自嘲。所谓“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苏轼何等志向，最后一生功业，也不过几个外派州府，眼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而自己却如已灰之木、不系之舟，个中滋味，又有谁人知。
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同样隐匿了自己的无奈。那是他在儋州写的《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二）》：
总角黎家三四童，
口吹葱叶迎送翁。
莫作天涯万里意，
溪边自有舞雩风。
此诗作于元符二年（1099年），苏轼时年六十四岁，被贬儋州，一生已是陌途。这个年纪，前唐宰相李德裕在感慨“鸟飞犹是半年程”，而苏轼呢，他借着酒劲，去当地人家里做客，一个说官话的四川眉州人，和三四个黎族小伙把酒言欢。苏轼有趣的地方，正在于此，但他嬉笑之间，却又隐约流露出了对人生的感慨。
所谓“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这两句致敬《论语》的诗，其实是苏轼对自我的开导，就是说，没有必要执着于自己被贬谪千里的事实，也不必沉沦于政坛失意的绝望，即便在偏远之地，你一样可以快乐地随风起舞。这种开导，看似豁然，可我们想，什么样的人会这样开导自己？
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我想，这不可救药的乐天背后，实是东坡自饮的悲凉底色。
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六十五岁的苏轼终于等到了朝廷的大赦。三年海南光阴，如今物是人非，苏轼北眺茫茫大海，内心百感交集。临行前，他留下了自己在海南的最后两首诗，其中一首道：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据林语堂考证：苏轼本想搭福建一艘大船过海，但是空等了些日子，只好和友人吴复古、儿子过、他的大狗“乌嘴”一齐渡海。渡海后，他们先到雷州去探望了秦观，然后一家人再缓缓北上。 北上期间，苏轼收到了章惇被贬的消息。讽刺的是，章惇这个昔日权倾朝野，对他一贬再贬的人，如今却成了被罢黜的对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谏官任伯雨八次上章弹劾章惇，陈瓘、陈次升等人跟进，不但称章惇有谋反之心，轻视徽宗，还重提当年他想追废宣仁太后的事情。宋徽宗一怒之下，把章惇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章惇的一个儿子章援，恰好是苏轼的门生（昔日科举，苏轼为主考官时，亲自以第一名录取了章援），他听说此事后，担心苏轼念及旧仇，会报复自己的父亲，于是诚惶诚恐地写信给老师，恳请苏轼宽宥章惇以前的行为。
可叹章援不懂，苏轼根本没有报复之心，他在收到信后大喜，不但对身边人夸起了章援，还写信答复他：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因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所云穆卜反复究绎，必是误听。纷纷见及已多矣，得安此行为幸。见今病状，死生未可必。自半月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今且连归毗陵，聊自想我里。庶几少休，不即死。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
在信中，苏轼宽慰章援，坦陈自己重病在身，对章惇毫无加害之心。不仅如此，他还写信给自己与章惇的共同朋友黄实说：“子厚（章惇）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雖远，无甚瘴。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大夫人也。”
苏轼被赦免了，但他的身体也愈发虚弱。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像一条毒蛇紧紧缠绕着他，让他痛苦难熬。苏轼谢绝了大部分拜访的友人，卧榻病床一个月。他没有胃口，也无力起身，自知离油尽灯枯之日不远，他嘱咐友人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林语堂《苏东坡传》）
七月十五日，苏轼的病情继续恶化。高烧、牙根出血、饭菜难咽，实在太饿了，就喝人参、麦冬、获菩熬成的浓汤，或者少许清水。他身体暴瘦，面色如枯骨，又过数日，他的呼吸都困难了，两只眼无神地望向窗外。昔日故人，仿佛一个个向他走来，又离他远去。而他面对着哭哭啼啼的亲人，仍强装着乐观的神色，气息微弱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一代文豪苏轼在常州（今江苏）逝世，享年六十五岁。半月之前，他曾写信给维琳方丈道：“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
苏轼一生坎坷，不折其节，他的政治成就虽不如王安石、司马光、章惇等同期友人出色，却凭借不朽的诗文、豁达的品性，在历史的长河中造就更加深远的影响。北宋是一个才人辈出的时代，而苏轼苏东坡，是闪耀群星中最夺目的那一颗。
求仁得仁，死生无憾，对苏轼这一生的评价，他自己已经写出来了。那是在去潮州纪念韩愈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苏轼这一生，当得起“浩然”二字，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君子对世界最谦卑的爱。
参考资料：
[1] 苏轼：《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
[2] 林语堂：《苏东坡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10月。
[3]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
[4] 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
[5] 王安石著，李壁注，高克勤点校：《王荆文公诗笺注（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
[6] 李廌、朱弁、陈鹄：《师友谈记·曲洧旧闻 西塘集耆旧续闻》，中华书局，2002年8月。
[7] 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3月。
[8] 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85年6月。
[9] 搜狐网：《兹游奇绝冠平生——苏东坡在儋州》，http：//m.sohu.com/a/161048669_669776/.
[10]朱飞镝：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载《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第28卷第3期，第5-9页。
[11]卢捷. 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记苏轼惠州到儋州行程.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第七期，第70-71页。
[12]王启鹏：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 惠州学院学报， 2010， 30（1）：27-30.
[13]杨再西：《谪居三年，惊鸿一瞥——苏轼给海南留下了什么？》，海南温度，http：//club.hainan.net/wendu/0018/index.shtml.
[14]邹金灿. 苏轼和章惇.学习博览， 2014年第9期，第2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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