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迄今不过三四十年,但包括“文革”本身在内,许多“文革”时期流行的词汇——它们的身影屡屡出现,但往往讳忌莫深;人们貌似能脱口而出,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却含混不清。“破四旧”亦是如此。
　　“破四旧”的提法,首次出现在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这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传达的是“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精神。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第一条强调,“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
　　移风易俗,本是中共自建立就一直努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出现在这两个文件里的 “破旧立新”非同以往,逾出文化习俗层面,而是直接与“文革”的目标、实现途径等挂钩。
　　毛泽东当时的判断是,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要彻底改变社会面貌,建设他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唯有诉诸群众,来一场大革命。
　　革命的号召很快得到响应。《五•一六通知》出台后的第13天,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贴出的大字报上,出现了“红卫兵”的署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6月1日之后,其它学校贴的大字报也纷纷以“红卫兵”署名。
　　“十六条”通过之后的第11天,8月17日晚,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几个头目聚在一起议论,决定采取行动,破除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四旧”,为此起草了《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
　　次日凌晨0时50分,这份首倡“破四旧”的文告起草完毕。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全面开展“文革”的动员会,后来习惯称之为“八•一八”大会。
　　会上,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代表,戴上红卫兵献上的袖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现场直播大会实况,第一次正式向全国人民介绍红卫兵这个“首都大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林彪在大会上作了以“打倒”为特色的讲话,号召“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毛泽东的接见和林彪的讲话给红卫兵以极大的鼓励。8月18当天和次日,北京二中的红卫兵印刷、散发了他们的传单。20日,更多的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演说,反对“四旧”。22日,新华社发出消息,报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
　　“此举起初并不引人注目。主要是新华社连续作肯定性、歌颂性的报道,由于《人们日报》、《红旗》杂志予以高度评价,除“四旧”不几日就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已故国防大学离休教授、“文革”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说。
　　8月18日的“文革”动员大会召开之后,第一股狂飙运动,就是 “破四旧”。或者可以说,“破四旧”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战役”。之所以如此,在王年一看来,大概是因为北京的红卫兵认为林彪所号召的破‘四旧’既易实行,又易立竿见影,更易显出红卫兵的“威风”。
　　“年轻人有点荒唐本不足怪,连上帝都会原谅;问题在于上面加以支持和鼓励,以致这股歪风刮遍全国。”王年一认为,“上面的支持和鼓励不是出于荒唐,而是出于发动群众的需要。支持破‘四旧’可以使‘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得到发扬,可以使社会震惊,发动群众的效果远非几篇文章可比”。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8月22日,公安部转发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其中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重申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很快,“破四旧”就从思想文化批判,从改商店、街道、工厂、学校的名称,放大并简化为“破除”一切物化形态的“封资修”,一切物化形态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各地红卫兵竞相抄、砸、烧……
　　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迅速升级的严重暴力行为在9月初开始受到抑制,下旬,全国性的“破四旧”运动逐渐平息。但此后直至“文革”结束,各地仍有“破四旧”的提法和行为。造成的财产、文物的损毁,至今无法全面精确地统计,更难以计算的,是隐形的损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