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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详细阐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距今已经过去五年。为全面系统了解掌握、准确评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海外尤其是在大洋洲的传播、认知和接受现状，本研究特针对大洋洲的智库、专家学者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受众群体进行了调研。因为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与中国同处亚太地区，密切的经济、政治地缘关系使该地区成为我国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在2019年3月到7月期间，课题组对澳新两国智库代表、专家开展了深度访谈。访谈以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2家知名高校、智库的专家群发邮件的方式进行，访谈对象所在的机构为：国立澳大利亚大学、悉尼大学、悉尼科技大学、拉筹伯大学、麦考瑞大学、迪肯大学、阿莱德莱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科廷大学、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新西蘭奥克兰大学、新西兰梅西大学等，他们的研究领域涵盖世界政治、地缘政治经济学、中澳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外交与防备、经济金融和国际合作、中国网络政策、网络安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国历史研究、亚洲政治哲学、中国话语分析、中国媒体研究等13个学科领域。访谈涉及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如何认识此概念提出的目的，如何看待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影响，此概念是否能获得支持与认可，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维度（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的理解等问题。课题组群发邮件获得20多人反馈，最终成功对其中12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包括10名澳大利亚专家和2名新西兰专家。
一、大洋洲知识精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看法
通过访谈，澳新两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和目的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出于和西方争夺全球话语权的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发展，旨在推动各个国家在国际事务治理中的平等权利。但是，有访谈对象认为，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分配难以平等，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总有国家比其他国家的话语权更大，他因此认为中国不是要追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权力，而是要求拥有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权力，要争夺更多话语权。二是为了缓解国际关系冲突。有访谈对象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南海等潜在国际关系冲突的回应，实际上是向全球发出信号——中国的崛起无意改变世界格局和权力关系，对外表达一种弱化对立的立场，借此缓解外部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三是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需要。部分受访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仅仅用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外交，而与发达国家则较多使用“利益共同体”，这体现了中国外交中长久存在的“在道德上与发展中国家联盟，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联盟”的倾向。在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访谈对象反复提及“一带一路”，认为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投资、银行建设和基金，都属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与效果，澳新两国知识精英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影响范围和被各国民众接受程度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全球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中国要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方案并不容易，需要更加客观的视角，要承认世界是多元的，“中国要想取得人心，核心是对话”。
二、大洋洲知识精英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维度
通过对访谈结果的分析研究发现，澳新两国知识精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政治维度。中国倡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主权平等，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在访谈中，部分学者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但也有受访者将中国倡议的在国际上不论政权的性质、体量大小都要平等相待的理念，刻意与“民主政治”“威权体制”等问题勾连起来，进而称“中国对国内与国际的政策是矛盾的”。还有受访者将“平等”与“合作”的主张曲解为中国“言行不一”，认为中国一方面努力争取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并承诺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而另一方面，中国则通过经济优势制裁那些与自己在外交和政治上不一致的国家。还有受访学者以南海冲突问题为例，用以说明“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因为在外交领域侵犯了中国的底线，而遭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
（二）安全维度。中国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对于他国的内部冲突，中国一直倡导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并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随意发动战争，破坏国际法治、直接干涉他国内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访谈中，还是有访谈对象将中美双方的矛盾冲突作为理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框架。一位访谈对象提到，中国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全球秩序和安全框架有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特别是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策略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威胁。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向全球倡导的、旨在取代美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蓝图。
（三）发展维度。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响应国际呼声，致力于改变目前不平等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旧秩序。在访谈中，有访谈对象认为，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比重增加，要求话语权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但却给中国的发展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或“威权资本主义”的标签，并且认为中国夸大了自己在发展中国家中所占据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认为中国要“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投行等新兴组织逐步取代传统的代表西方利益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还有访谈对象基于一种单向逻辑理解中国的对外开放，认为中国应逐步向世界打开大门并不断适应国际准则，最终完全采用西方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四）文化维度。中国提倡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在访谈中，一些访谈对象认为，“中国提倡各个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与“中国认为基于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能对世界提出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方案”之间相互矛盾。另有访谈对象将中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曲解为“中国提出的政治文化要求凌驾在一切宗教、道德、艺术和知识之上”。 （五）环境维度。中国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遵守并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实施。近年来，建设“美丽中国”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先议题。但一些访谈对象认为，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中的发言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倡导在气候变化上的全球治理机制，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基金和技术来促使发展中国家完成环境治理，“这些本质上是要求发达国家做得更多”。对于“美丽中国”提出的通过追求绿色和低碳发展让环境变得更加干净和美丽的努力，有访谈者认为，“中国只是表达了一个美好的希望，而没有给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有针对性地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从总体上看，由于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从中美全球关系、国际关系主导权斗争角度解读，因此得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向全球倡导的、旨在取代美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蓝图”等片面化的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全球治理方案，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话语体系，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新理念、新主张。对于部分西方学者而言，西方理论视野的狭隘化、西方霸权更替的历史限制了其对人类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想象和创造力。我们既要关切西方的立场和态度，阐释正确主张，回应相关关切，但又不要落入霸权主义思维的窠臼与其论争，要以“四个自信”为指导、结合中国实践的显著成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广为传播。
针对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动机的质疑，我们应全面、客观地分析，仔细区分这些言论背后存在的认知问题、态度立场问题和利益问题，以辩证思维和科学方法制定差别化的传播策略：对于理解中国但对人类命運共同体理念存在认知问题的人士，可以加强说明阐释，以消除思想与沟通上的隔阂，打消其顾虑；对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态度和立场问题的人士，应当以耐心和勇气坚持说理与斗争，促其转变；而对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利益代言人发表的有害言论，则应毫不犹豫地加以批判和反驳，揭批其荒谬性和错误性，在国际上凸显真理和正义，争取舆论的普遍支持。
针对部分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影响和效果的质疑，我们要坚持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当下与未来世界面临的各类问题所提出的方案，在部分领域已经成为切实行动，取得实际成果。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已经在为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进行积极实践探索并不断取得成功经验。因此，可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传播，使其发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撑作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维度的传播方面，要坚持以协商解决国际问题，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宣传中国政府构建大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的努力；坚决反对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提出的平等与合作主张的污名化。针对重要外交事务，在国际舆论场合及时、充分阐释中国主张，激浊扬清，揭露国际霸权的侵略本质和危害，避免一些西方学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外交事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歪曲解读从而搅浑国际舆论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维度的传播方面，大力宣传中国提出的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安全观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随意发动战争、破坏国际法治、干涉他国内政形成了鲜明对比。宣传中国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将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安全领域的新主张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宣传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显著贡献。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维度的传播方面，宣传中国深化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中国响应国际呼声、致力于改变目前不平等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旧秩序所做的努力。要以雄辩的事实阐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反对给中国模式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威权资本主义”的标签，反对那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单向接受国际准则过程的虚无主义观点，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世界经济不断融合的双向过程，既体现为中国向世界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也包括中国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维度的传播方面，针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存在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层面的片面化解读，建议在对外传播中注重加强理想和道义层面的阐释，注重在具体化、文化语境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演绎深化，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故事。针对一些专家有关“中国突出其文明优越性”的诘难，要指出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做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全球治理方案是基于各国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协商机制、过程及其成果，与霸权主义主导下的单边主义、欺凌行径完全不同。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环境维度的传播方面，应宣传中国倡导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承担国际义务的事实，传播中国加强环境保护的举措和节能减排、防治污染的巨大努力、生态建设的显著成效。有力驳斥部分西方学者有失客观公允的片面言论，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对地球环境的持续影响和目前排放水平，敦促其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促进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中国也将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持续改善人类生态环境。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机制2019年度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大洋洲的舆论态势考察”的结项成果）
一、大洋洲知识精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看法
通过访谈，澳新两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和目的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出于和西方争夺全球话语权的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互相尊重、平等协商、共同发展，旨在推动各个国家在国际事务治理中的平等权利。但是，有访谈对象认为，全球治理中的权力分配难以平等，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总有国家比其他国家的话语权更大，他因此认为中国不是要追求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的权力，而是要求拥有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权力，要争夺更多话语权。二是为了缓解国际关系冲突。有访谈对象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对南海等潜在国际关系冲突的回应，实际上是向全球发出信号——中国的崛起无意改变世界格局和权力关系，对外表达一种弱化对立的立场，借此缓解外部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三是中国经济外交战略的需要。部分受访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中，仅仅用于与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外交，而与发达国家则较多使用“利益共同体”，这体现了中国外交中长久存在的“在道德上与发展中国家联盟，在经济上与发达国家联盟”的倾向。在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讨论中，访谈对象反复提及“一带一路”，认为目前中国所进行的各种投资、银行建设和基金，都属于中国经济外交的战略。
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与效果，澳新两国知识精英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影响范围和被各国民众接受程度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例如，一位受访者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目共睹，但是中国的话语体系在全球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西方自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中国要在国际上推销自己的方案并不容易，需要更加客观的视角，要承认世界是多元的，“中国要想取得人心，核心是对话”。
二、大洋洲知识精英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个维度
通过对访谈结果的分析研究发现，澳新两国知识精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政治维度。中国倡导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主权平等，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在访谈中，部分学者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但也有受访者将中国倡议的在国际上不论政权的性质、体量大小都要平等相待的理念，刻意与“民主政治”“威权体制”等问题勾连起来，进而称“中国对国内与国际的政策是矛盾的”。还有受访者将“平等”与“合作”的主张曲解为中国“言行不一”，认为中国一方面努力争取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并承诺每个国家都是平等的，而另一方面，中国则通过经济优势制裁那些与自己在外交和政治上不一致的国家。还有受访学者以南海冲突问题为例，用以说明“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因为在外交领域侵犯了中国的底线，而遭受到中国的经济制裁”。
（二）安全维度。中国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对于他国的内部冲突，中国一直倡导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并强调发挥联合国的作用。这与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随意发动战争，破坏国际法治、直接干涉他国内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但在访谈中，还是有访谈对象将中美双方的矛盾冲突作为理解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框架。一位访谈对象提到，中国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建立的全球秩序和安全框架有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特别是认为美国在亚洲的安全策略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威胁。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向全球倡导的、旨在取代美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蓝图。
（三）发展维度。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响应国际呼声，致力于改变目前不平等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旧秩序。在访谈中，有访谈对象认为，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和比重增加，要求话语权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但却给中国的发展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或“威权资本主义”的标签，并且认为中国夸大了自己在发展中国家中所占据的优先地位和重要性，认为中国要“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投行等新兴组织逐步取代传统的代表西方利益的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还有访谈对象基于一种单向逻辑理解中国的对外开放，认为中国应逐步向世界打开大门并不断适应国际准则，最终完全采用西方模式。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四）文化维度。中国提倡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但在访谈中，一些访谈对象认为，“中国提倡各个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与“中国认为基于自身的文化和历史能对世界提出一个更好的全球治理方案”之间相互矛盾。另有访谈对象将中国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曲解为“中国提出的政治文化要求凌驾在一切宗教、道德、艺术和知识之上”。 （五）环境维度。中国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遵守并积极推动《巴黎协定》实施。近年来，建设“美丽中国”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优先议题。但一些访谈对象认为，中国在巴黎气候大会中的发言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倡导在气候变化上的全球治理机制，呼吁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基金和技术来促使发展中国家完成环境治理，“这些本质上是要求发达国家做得更多”。对于“美丽中国”提出的通过追求绿色和低碳发展让环境变得更加干净和美丽的努力，有访谈者认为，“中国只是表达了一个美好的希望，而没有给出一个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三、有针对性地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从总体上看，由于大多数受访者倾向于从中美全球关系、国际关系主导权斗争角度解读，因此得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中国向全球倡导的、旨在取代美国全球治理方案的蓝图”等片面化的结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逻辑的全球治理方案，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话语体系，是中国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新理念、新主张。对于部分西方学者而言，西方理论视野的狭隘化、西方霸权更替的历史限制了其对人类未来发展可能性的想象和创造力。我们既要关切西方的立场和态度，阐释正确主张，回应相关关切，但又不要落入霸权主义思维的窠臼与其论争，要以“四个自信”为指导、结合中国实践的显著成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广为传播。
针对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动机的质疑，我们应全面、客观地分析，仔细区分这些言论背后存在的认知问题、态度立场问题和利益问题，以辩证思维和科学方法制定差别化的传播策略：对于理解中国但对人类命運共同体理念存在认知问题的人士，可以加强说明阐释，以消除思想与沟通上的隔阂，打消其顾虑；对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态度和立场问题的人士，应当以耐心和勇气坚持说理与斗争，促其转变；而对于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利益代言人发表的有害言论，则应毫不犹豫地加以批判和反驳，揭批其荒谬性和错误性，在国际上凸显真理和正义，争取舆论的普遍支持。
针对部分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影响和效果的质疑，我们要坚持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当下与未来世界面临的各类问题所提出的方案，在部分领域已经成为切实行动，取得实际成果。例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已经在为解决当前全球治理的失灵、失衡和失序问题进行积极实践探索并不断取得成功经验。因此，可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传播，使其发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支撑作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维度的传播方面，要坚持以协商解决国际问题，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张，反对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宣传中国政府构建大国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的努力；坚决反对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提出的平等与合作主张的污名化。针对重要外交事务，在国际舆论场合及时、充分阐释中国主张，激浊扬清，揭露国际霸权的侵略本质和危害，避免一些西方学者别有用心地将中国外交事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歪曲解读从而搅浑国际舆论场。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维度的传播方面，大力宣传中国提出的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安全观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随意发动战争、破坏国际法治、干涉他国内政形成了鲜明对比。宣传中国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将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安全领域的新主张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宣传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的显著贡献。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维度的传播方面，宣传中国深化改革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中国响应国际呼声、致力于改变目前不平等不合理的全球经济旧秩序所做的努力。要以雄辩的事实阐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反对给中国模式贴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威权资本主义”的标签，反对那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单向接受国际准则过程的虚无主义观点，宣传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与世界经济不断融合的双向过程，既体现为中国向世界学习先进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也包括中国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维度的传播方面，针对西方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普遍存在的经济、外交和政治层面的片面化解读，建议在对外传播中注重加强理想和道义层面的阐释，注重在具体化、文化语境中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演绎深化，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故事。针对一些专家有关“中国突出其文明优越性”的诘难，要指出人类文明具有多样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做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全球治理方案是基于各国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协商机制、过程及其成果，与霸权主义主导下的单边主义、欺凌行径完全不同。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环境维度的传播方面，应宣传中国倡导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积极承担国际义务的事实，传播中国加强环境保护的举措和节能减排、防治污染的巨大努力、生态建设的显著成效。有力驳斥部分西方学者有失客观公允的片面言论，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的工业化进程对地球环境的持续影响和目前排放水平，敦促其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促进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环境。中国也将与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持续改善人类生态环境。
（本文系中国外文局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机制2019年度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大洋洲的舆论态势考察”的结项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