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认知、实施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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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是各国高等教育应对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方式。对125所高校国际事务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我国高校高度认可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国际化活动的具体实施却相对不足。高校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中存在多样性与趋同性并存、功利主义导向、教育输出不足、缺乏综合的生态环境等问题。对此,我国高校应坚定不移地走国际化发展道路,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导向,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明确自身国际化发展的优势与特色,通过构建校内、校外国际化发展的综合生态系统,推动国际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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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调查发现,我国研究型大学本科生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具有八个特征:使学生与他人广泛而深入地交流;为学生创造合作的机会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有一定的学习自由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感受到师者风范;能启发学生的深入思考;提供大量阅读或写作的机会;让学生体验多元文化。中美本科生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特征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我国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流本科,要将优质学习发生的共性要素作为高质量学习的核心标准,充分发挥教师对本科生成长的影响作用,加强本科生的阅读和写作训练,将体验多元文化作
国民政府初期,蔡元培通过改教育部为大学院,使教育行政与教育学术一体化,形成学术集权,却最终陷入"教育浪漫主义陷阱";蒋梦麟通过"建立良好制度",分离教育行政与教育学术,助成行政集权,却忽略了良制运行中个体人格与责任感的重要性。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可为当前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提供借鉴。一方面,要正视教育行政的积极作用,避免在"去行政化"的呼声中掉入"教育浪漫主义陷阱";另一方面,在建立良制的同时,更应强调通过教育培养有责任感和健全人格的个体,夯实良制运行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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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涉及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需要全体学生和教师参与,只有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才能明确什么是个性化教育目标以及如何去达到这一目标。模式是主体行为的一般方式,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十分重要。个性化教育可以有多种模式,本文以文华学院"三九"个性化教育模式为例,阐述个性化教育模式的建立、内涵及探索的深化。
推动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传统的自然演进中断后如何重新激发传统的主动性和活力,进入自觉创造自己历史的新阶段。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要求重点"回到"先秦儒家教育思想,而不是"接着"宋明理学讲。通过接纳并超越启蒙精神,采取中西互相解释的方式,不断回应现实需要,从而构建起适应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教育哲学。
剑桥大学将高校、创新成果与新经济一体化地联系起来,通过学术创业与集群发展的共生、共赢,实现了从知识生产到知识转型、再到知识创造的跨越。其主要举措包括:通过创意训练实现学术知识与商业实战的跨界交融,探索多种创业解决方案;以辐射创业全流程的激励措施带动区域创业;全力打造集群式成果转化的技术推进平台,实现技术、资本和政策的高效融合。为建设高水平"双创"教育体系,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要进一步向产业倾斜,课程体系应体现产业化导向;要加强高校创业支持机构的建设,以强化创业激励;要完善学术成果产业链,精准对接学术创业
晚清政府即有将西方学位制度移植中国的设想,但因种种原因,设想并未实现。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教育界人士及各大高校皆对学位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开始将其引入中国的学制设计之中。因时代的局限,除学士学位外,研究生层次的学位并未付诸实践。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为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历经六年的反复商榷,最终形成了学士、硕士及博士三级学位制度。就三级学位的授予言之,学士学位的授予得以顺利进行,硕士学位的授予因受战争影响而有所迟缓,博士学位的授予则一直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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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懋元教授的百岁人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知识分子勇于创新与大胆实践的缩影。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20世纪中国自己的原创学科兴起与发展的艰辛历程。他的命运似乎注定要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创立、演变、发展结缘。他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已超越了个体本身,成为高等教育学的中国符号,符号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和价值内涵。他身上所体现的高等教育学科符号、理论符号、国际符号、大师符号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他承载着一代高等教育学者的追求和梦想,彰显了"中国教育家"特有的精神气质。对潘懋元教授本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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