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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18时37分，神舟九号飞天成功。戚发轫悄然起身离开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身后，是人声鼎沸的现场；面前，是万众欢腾的国家。这位79岁的“中国载人航天之父”迎着夕阳赶回自己的办公室。位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大楼，是这位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工作了44年的地方，此刻，这座建筑在暮色之中更显宁静。
“咱们就不要谈那些‘花边新闻’了，”满头银发的戚发轫开场便说，“纠缠于技术细节也没有意义，搞不好还让别人偷学了去。”从1992年“921工程”正式启动算起，神九的发射成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20年的一次检阅。就在“神九”飞天的第一时间，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第一次运载火箭升空、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戚发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一次沉静的思考——这就是他的庆祝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神九发射成功了，看得出你很高兴？
戚发轫：的确很高兴。不过，现在只是运载火箭发射的成功，接下来还有自动和手动两次对接；对接成功以后，航天员还要在里面呆十几天；最终还要看能否顺利回收。所以，发射仅仅是个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时，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有没有发展成为航天强国？
戚发轫：说航天大国没有问题，但离航天强国还有距离。这些年，整个世界都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更快一些，但还是没有超过别人。
要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航天强国，有3个主要标志。
首先，是进入太空的能力，即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运载火箭，可以把多重的物体送到太空。中国的火箭目前可以把10吨的物体送到近地轨道，把5吨的物体送到地球同步轨道，如果要进行空间站计划、把探测器送上月球并返回，这种运载能力就不够了，需要研制更大型的火箭。然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25吨级的火箭，其他几个主要的航天国家都有了，但我国还没有，目前正在建造，并在海南新建了一个发射基地。
其次，是利用太空的能力。不仅要有把物体送到太空的能力，还要有利用这些物体获取太空中资源的能力，例如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迅速发射卫星组成不同功能的星座系统的能力。这就要建立连续不断、稳定工作的空间设施。
最后，是控制太空的能力。航天器在太空中要防备可能的干扰和破坏，因此要拥有防止航天器被干扰破坏的控制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载人航天战略？
戚发轫：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要发展载人航天，但受到国家财力、物力的限制，（对这个计划的考虑）有所反复。1971年，我们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不久，就提出要搞载人航天，当时叫曙光一号飞船。但那时，中国在经济力量、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受到限制，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卫星，这个工程就暂时下马了。
1986年，在4位科学家的倡议下，863计划启动。当时，863计划的第二大领域就是载人航天。经过5年论证，做好了前期准备。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即“921工程”）就正式上马了。
载人飞船只是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先后发射飞船上天。但由于都处在冷战思维，送航天员上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并没有想清楚，走了一些弯路。我们在立项的时候，把美苏走过的路都总结了一遍，就认识到，建载人飞船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往返于天地的运输工具。因此，我们设计的飞船功能很齐全，不像苏联当初那么简单。在可见的将来，我们要用飞船来建空间站，至于未来再做什么，是登月还是去火星，目前还没定。
总的来说，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走得很顺利，速度也很快，没有大的反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航天领域在取得这么多成就的情况下，还有哪些亟待加强的环节？
戚发轫：中国航天的未来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虽然中国目前在航天技术、体制和管理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我们早已迈出解决问题的步伐。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我国在航空航天方面对制造工艺的关注不够。我们现在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造工艺差距较大，制约了前进的步伐。此外还有材料问题。
举个例子，航天器的制造问题，主要在加工工艺方面。神舟飞船最早采用氢弧焊，焊接变形很厉害，通过技术攻关，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后来，焊接部件越来越厚，如空间实验室的零部件，氢弧焊不能把接缝焊透，就采用了一种名叫变频等离子焊的技术来焊接，可以无变形地把较厚的部件焊透。下一步要研制空间站、节点舱，可能需要焊接更厚的部件，因此新的问题又来了：是继续改进现有技术，还是采用新型焊接技术呢？这样的问题都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到2020年中国的空间站建立之后，下一步怎么走？
戚发轫：我是研究载人的，所以我肯定支持登月。对此，有人反对，觉得美国人已经去过了，我们还有必要去吗？我认为，我们没去过，当然要去一次。还有人认为应当直接去火星。我觉得，路得一步一步走，离地球38万公里远的地方还没去，又如何能去4亿公里以外的地方呢？中国的下一步究竟是“跨大步”还是“跨小步”，还需要大家充分讨论。
863计划启动时，4位专家曾说了几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谁能够准确判断当前世界发展的动向，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占有优势；高新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得自己做，要花时间、花力气；只有大项目才能凝聚人才，锻炼人才。我认为这几句话说在了点子上，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航天领域下一步怎么走，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以来，中国在航天领域动作频繁，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共进行了近70次发射，有人觉得发射密度太高了，你如何看？这么频繁的发射，会不会有风险？
戚发轫：火箭发射活动反映的是一个国家进入太空的能力，而进入太空是利用太空和控制太空的前提。中国现在实际上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按计划得有36颗卫星，现在只发射了十几颗。俄罗斯与美国这么多年来的发射次数加起来已经有近6000次，而我国只有160次左右，相比起来，我们的发射次数并不算多。
从概率来讲，发射次数越多，出事的几率越大，这是必然的。但中国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中国新闻周刊：有数据表明，向太空运送1公斤货物的成本高达几万美元。航天领域的项目投资巨大，却往往并不能很快见到收益。因此有人认为，与其探索虚无缥缈的太空，还不如把钱拿来用于改善民生。对此你怎么看？
戚发轫：人对宇宙的认识知之甚少。探索太空，是全人类的理想，我们中国人就不应当追求吗？
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地球资源已日益枯竭，各国都上天、入地、下海寻找资源。太空里的资源很多，你不去探寻，就被别人拿去了。探索宇宙，就是想解决资源枯竭的问题，要让今后的人们吃上饭。我们不能只管当代，要看到三代、五代以后的事情。
“咱们就不要谈那些‘花边新闻’了，”满头银发的戚发轫开场便说，“纠缠于技术细节也没有意义，搞不好还让别人偷学了去。”从1992年“921工程”正式启动算起，神九的发射成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20年的一次检阅。就在“神九”飞天的第一时间，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第一次运载火箭升空、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戚发轫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对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一次沉静的思考——这就是他的庆祝方式。
中国新闻周刊：神九发射成功了，看得出你很高兴？
戚发轫：的确很高兴。不过，现在只是运载火箭发射的成功，接下来还有自动和手动两次对接；对接成功以后，航天员还要在里面呆十几天；最终还要看能否顺利回收。所以，发射仅仅是个开始。
中国新闻周刊：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进入太空时，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航天大国。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有没有发展成为航天强国？
戚发轫：说航天大国没有问题，但离航天强国还有距离。这些年，整个世界都在进步，我们的进步更快一些，但还是没有超过别人。
要评价一个国家是不是航天强国，有3个主要标志。
首先，是进入太空的能力，即一个国家有多大的运载火箭，可以把多重的物体送到太空。中国的火箭目前可以把10吨的物体送到近地轨道，把5吨的物体送到地球同步轨道，如果要进行空间站计划、把探测器送上月球并返回，这种运载能力就不够了，需要研制更大型的火箭。然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25吨级的火箭，其他几个主要的航天国家都有了，但我国还没有，目前正在建造，并在海南新建了一个发射基地。
其次，是利用太空的能力。不仅要有把物体送到太空的能力，还要有利用这些物体获取太空中资源的能力，例如延长航天器的使用寿命、迅速发射卫星组成不同功能的星座系统的能力。这就要建立连续不断、稳定工作的空间设施。
最后，是控制太空的能力。航天器在太空中要防备可能的干扰和破坏，因此要拥有防止航天器被干扰破坏的控制能力。
中国新闻周刊：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你如何评价中国的载人航天战略？
戚发轫：中国很早就有人提出要发展载人航天，但受到国家财力、物力的限制，（对这个计划的考虑）有所反复。1971年，我们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后不久，就提出要搞载人航天，当时叫曙光一号飞船。但那时，中国在经济力量、技术水平等方面还受到限制，中央决定先集中力量搞卫星，这个工程就暂时下马了。
1986年，在4位科学家的倡议下，863计划启动。当时，863计划的第二大领域就是载人航天。经过5年论证，做好了前期准备。1992年，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即“921工程”）就正式上马了。
载人飞船只是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先后发射飞船上天。但由于都处在冷战思维，送航天员上去干什么，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并没有想清楚，走了一些弯路。我们在立项的时候，把美苏走过的路都总结了一遍，就认识到，建载人飞船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往返于天地的运输工具。因此，我们设计的飞船功能很齐全，不像苏联当初那么简单。在可见的将来，我们要用飞船来建空间站，至于未来再做什么，是登月还是去火星，目前还没定。
总的来说，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起点高，走得很顺利，速度也很快，没有大的反复。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的航天领域在取得这么多成就的情况下，还有哪些亟待加强的环节？
戚发轫：中国航天的未来还有巨大的进步空间。虽然中国目前在航天技术、体制和管理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而且我们早已迈出解决问题的步伐。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我国在航空航天方面对制造工艺的关注不够。我们现在与国外先进水平有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造工艺差距较大，制约了前进的步伐。此外还有材料问题。
举个例子，航天器的制造问题，主要在加工工艺方面。神舟飞船最早采用氢弧焊，焊接变形很厉害，通过技术攻关，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后来，焊接部件越来越厚，如空间实验室的零部件，氢弧焊不能把接缝焊透，就采用了一种名叫变频等离子焊的技术来焊接，可以无变形地把较厚的部件焊透。下一步要研制空间站、节点舱，可能需要焊接更厚的部件，因此新的问题又来了：是继续改进现有技术，还是采用新型焊接技术呢？这样的问题都在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到2020年中国的空间站建立之后，下一步怎么走？
戚发轫：我是研究载人的，所以我肯定支持登月。对此，有人反对，觉得美国人已经去过了，我们还有必要去吗？我认为，我们没去过，当然要去一次。还有人认为应当直接去火星。我觉得，路得一步一步走，离地球38万公里远的地方还没去，又如何能去4亿公里以外的地方呢？中国的下一步究竟是“跨大步”还是“跨小步”，还需要大家充分讨论。
863计划启动时，4位专家曾说了几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谁能够准确判断当前世界发展的动向，谁就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占有优势；高新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得自己做，要花时间、花力气；只有大项目才能凝聚人才，锻炼人才。我认为这几句话说在了点子上，这些认识对于我们航天领域下一步怎么走，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以来，中国在航天领域动作频繁，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总共进行了近70次发射，有人觉得发射密度太高了，你如何看？这么频繁的发射，会不会有风险？
戚发轫：火箭发射活动反映的是一个国家进入太空的能力，而进入太空是利用太空和控制太空的前提。中国现在实际上还远远不够。比如我们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按计划得有36颗卫星，现在只发射了十几颗。俄罗斯与美国这么多年来的发射次数加起来已经有近6000次，而我国只有160次左右，相比起来，我们的发射次数并不算多。
从概率来讲，发射次数越多，出事的几率越大，这是必然的。但中国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中国新闻周刊：有数据表明，向太空运送1公斤货物的成本高达几万美元。航天领域的项目投资巨大，却往往并不能很快见到收益。因此有人认为，与其探索虚无缥缈的太空，还不如把钱拿来用于改善民生。对此你怎么看？
戚发轫：人对宇宙的认识知之甚少。探索太空，是全人类的理想，我们中国人就不应当追求吗？
从实际的角度来讲，地球资源已日益枯竭，各国都上天、入地、下海寻找资源。太空里的资源很多，你不去探寻，就被别人拿去了。探索宇宙，就是想解决资源枯竭的问题，要让今后的人们吃上饭。我们不能只管当代，要看到三代、五代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