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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清朝时因其主体民族而称之廓尔喀（Gorkha），亦称巴勒布。廓尔喀地寡人稠、民风彪悍；西藏地广人稀、爱好和平；十八、十九世纪间，廓尔喀完成国家统一，积极向外扩张，但南方受制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只得向北发展；廓尔喀曾为西藏铸造银币，获利丰厚，对西藏三次用兵，屡屡得手，赢得了许多特权。
自乾隆至民国年初，百多年来，驻藏大臣、达赖、班禅和西藏僧俗文武官员，与廓尔喀王之间的文书不断，驿使往来频繁，这些文书，有汉文的、有藏文的、也有廓尔喀文的，特色鲜明，反映了大清与属国廓尔喀的政治关系，除登位、莅新、请安、朝贡、赏赐等礼节性交往外，还有大量的通信是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社会、经济等事务的，秘藏于官方档案，特别是中国西藏档案管理较严，国人无从窥见，知之甚稀，研究甚鲜。
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有少量西藏与廓尔喀的官方文书，从尼泊尔王室档案中流出。传说一位尼泊尔王室成员嗜赌致贫，藉其身份从档案取得文书，秘密出售图利，展转流传海外，一说是因王室档案馆火灾而流出；这些历史文件和封套，既有邮政史意义，还有历史价值，散失在外，十分可惜，希望有心人能予系统搜集和整理。谨初步介绍个人与名家所藏，陈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廓尔喀三次入侵西藏
1788年（乾隆53年），廓尔喀入侵后藏、锡金，是为第一次藏廓战争，西藏定约求和；但西藏没有如约交付贿金，1791年（乾隆56年），廓尔喀军队又再入侵，洗劫扎什伦布寺，是为第二次藏廓战争，西藏噶厦政府向清廷求援，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大军入藏，次年，逐出侵略者，并直取廓尔喀首府，廓尔喀投诚内附，成为大清藩属。
战后，清廷1793年订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政治、军事、边防、外交、金融各事作出详细规定，明确驻藏大臣职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限制对外通信：“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地人番私行发信”。虽然如此，只是减少了，并未禁绝，达赖、摄政、噶伦等，与廓尔喀还时有通信，大概都是由驻藏大臣“酌定回书”的吧，而这时期班禅、萨迦却鲜有对外通信。
1855年（咸丰5年），廓尔喀军队再次入侵西藏，占领了廓藏边境的口岸小镇樟木、聂拉木和济陇（今称吉隆），是为第三次藏廓战争。1856年，藏廓签定和约，廓方退出侵占之地，但取得治外法权。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文书
由于驻藏大臣衙门与廓尔喀的交涉繁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驻藏大臣衙门向例设有唐古忒通事译字二名，今增设廓尔喀通事译字二名，共四名，每名每日给支口粮银六分四厘三丝九毫。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学习廓尔喀番语字迹，以备将来充补。廓尔喀在藏学习汉字学生四名，每人每月支给口粮银五两，由商上发给。”资料见嘉庆年间驻藏大臣松筠所著《卫藏通志卷12条例》。
图1是1800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是廓尔喀内附以后留存下来比较早期的信件，封套用土纸，墨书廓尔喀文，上钤驻藏大臣朱砂关防一，与《西藏历史档案荟粹》所用之关防相符。其风格体例，可谓汉廓合壁。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与寻常公文封套大不相同，有几个重要特点：一、由于廓尔喀位列外藩，西藏驿路可送达，是少有的跨国驿道邮件；二、封套、内函均用外文（廓尔喀文），也许是驿站邮件的孤例；三、用大清皇帝年号纪年；四、收件后均有廓尔喀官员记录尼历收件时间和事由，故收发时间都很明确。收藏界习称之“安班封（Amban cover）”， 从少量带有原信的封套，亦可从中窥见当年日常交涉的一鳞半爪。
图2是1821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和内函，内容是祈愿两国长久和平与合作；图3是1869年发出之件，其收发地址可意译为：
中国大皇帝钦差驻藏大臣恩大人
致廓尔喀果敢王
同治八年四月十八日
纪年用农历，即1869年5月，敬语却是尼泊尔式的，中国皇帝前面加上了5个Sri（尊敬的），廓尔喀王也平等地用了5个Sri，驻藏大臣仅有3个Sri，等级森严。恩麟，上年秋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刚到达拉萨上任。此函送达加得满都后，王室官员在封背用尼泊尔历注明收文时间，并撮要内容：“新任驻藏大臣到任照会”。
图4是咸丰七年（1857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函。清例在岁末年初封印期間，预先在公文封套上盖上大印备用，加钤“预印空白”；驻藏大臣依例在后藏巡查时，亦有使用“预印空白”信封。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官方文书，大多致“统领兵马果敢王衔”，原来并不是给廓尔喀王，而是比王更有权势的世袭首相的；乾隆用兵廓尔喀后，廓尔喀称臣入贡，当时所封的王，其实是大权在握的首相，而不是权势旁落的王室，故用“统领兵马果敢王衔”，其“衔”字，可圈可点。从附图廓尔喀王的顶载和首相的顶载相比，可见红顶双眼花翎是赐给了首相而非王族。廓尔喀首相直到民国初年尚沿用此衔，以示其非一面倒向英印。廓尔喀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直到1950年代王室推翻首相世袭、重掌政权才结束。
1883年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事件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公文，时有涉及历史事件者，如图5是1884年4月3日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的官方文书，译文：
中国大皇帝钦差驻藏大臣色大人
帮办大臣崇大人
致廓尔格果敢王Prithivi Bir Bikram Sumshere Juby Bahadur Shah
光绪十年三月八日拉萨发
尼历1941年Baisakh月14日星期四
敬语是尼泊尔式的，中国皇帝前面加上了5个Sri（尊敬的），廓尔喀王也平等地用了5个Sri，驻藏大臣仅有3个Sri。封背注明内容撮要：“经书面约定，被侵犯的财物须退还，要在廓尔喀、汉、藏贵族官员面前交割妥当。”
当年的驻藏大臣是色楞额，帮办大臣崇纲。此信所涉及的，是上年（1883年）初的一件案子，《西藏宗教源流考》载：“因攒招各处喇嘛麋集，与巴勒布商人购物起衅，将该商八十三家全行劫毁。廓尔喀国索偿损失银三十八万两，并集兵边境意图挟制。经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派汉藏委员前往开导，晓以恩威，始允减为十八万三千两有奇，除唐古忒商上捐筹及清出货物抵价外，尚不敷银六万七千余两，奉旨由四川拨给。” 事件起因很简单，根据尼方资料，是有几个藏族妇女，到一廓尔喀商店购买饰物，廓商怀疑藏妇偷了珊瑚项链，追打藏妇，引发起周围藏族僧俗的愤怒，而平日廓商持仗贸易特权，盛气凌人，新仇加上旧恨，一发不可收拾；一晚之间，拉萨城内所有廓商全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事后，廓尔喀指责西藏政府在幕后蓄意制造事端，威胁出兵。
此案引起清廷十分重视，光绪十年三月初七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色楞额、崇纲奏：‘前藏喇嘛滋事，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派员前往济咙边界查明办理。’当经谕令色楞额等督饬各员妥办。兹据丁宝桢奏：‘此案尚未了结，请派大员前往办理’等语。廓番在藏贸易有年，此次被喇嘛攘夺财物，取怨邻封，更恐激而生变。著派道员丁士彬克日驰赴前藏，查明实在情形，由丁宝桢酌核办理。巴勒布抢动巨款，若不予以赔偿，番众必不甘服。然如该督所请明降谕旨赏给廓番银两，亦与政体有碍。总之，此事必须速结，著该督酌办。并著色楞额等勒令铁棒喇嘛将为首滋事之犯交出，从严惩办，以申国法而服番情。“丁宝桢时任四川总督。这道上谕与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文书相隔仅一天，无疑所涉同一事。
此案至年中方了结，六月初四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巴楞额等奏巴勒布商民被动一案，现经断结书立条约，照录呈览一摺。据称：‘巴勒布所失财物议定偿款十八万三千四百余两，该商上认筹及达赖报捐银共十万四千两，其余不敷之数，除折抵货物外，藏中无力再筹，恳恩尝给由四川先行筹拨银八万两解藏’等语。此案关系中外大局，既经汉番委员断结，所有偿款不敷之项，自应早日清完。即著丁宝桢迅速筹垫银八万两解藏应用。仍懔遵迭次谕旨，令藏中分年归还，以清款项。所请赏给（西藏）银两之处，实非政体，著毋庸议。”
藏廓驿道与济陇支线
清朝在西藏常驻有数千兵丁，保证驿道畅通，是重要任务之一，主要驿站驻扎汉兵，称为“官塘”，次要驿站由藏民支乌拉差役，是为“土塘”。藏廓之间的官方文书，有驰驿之权，驿道由拉萨经日喀则，从日喀则起途经：扎什伦布、什穆阑、萨伽、哥克阿尔、定日、拉兰拉、聂拉木、利斯赤盘隆、噶多曼都（加德满都），走向与今中尼公路相若，是藏廓之间的干道。传世公文封套，有批注由台站、便差、专差等几种投递方式，只有重要文件，才由专差送达，可见藏廓沿途台站，也和主要驿道一样，设有驿差，大概在西藏的路段，由藏人支差，在廓尔喀的，由廓人支差。至今，聂拉木县境内的樟木口岸，还是中尼国际邮件的交换站。
驻藏大臣致函廓尔喀王，也偶有用汉式公文封套的，如图6是光绪34年（1908年）的封套，正面书“儌喻廓尔喀国王”，是下行公文的语气，并用廓尔喀文加注收信人官衔，背面是预印的“钦差驻藏大臣衙门封”， 钤驻藏大臣朱砂关防三，另一关防骑缝，似原有粘贴物。
西藏满汉文武官员，除驻藏大臣等外，据民间所藏实物，可见与廓尔喀王通信的，还有以下官员，谨记其在公文封套上所书官衔或所钤关防：
· “后藏军粮府衙门”
· 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
· 汉文“驻防定日守备钤记”
· 汉文“驻防定日把总钤记”
民信不得用驿，所以在西藏境内廓尔喀商人之函件，或互相托带，或交脚夫传递。西藏境内驿站管理不若内地严格，故亦有私人交驿站递传的。
济陇（今称结隆），是边境之小镇，是藏廓通商口岸之一，汉方驻有贸易官员，衙门名唐廓盐米开市后藏军粮府。廓方亦驻有官员，甚至拥有治外法权，管理当地的廓尔喀侨民。济陇驿道，不见于官书，但双方往来交涉文书较多，谨介绍两件，均为汉式公文封套，大抵所商为地方事宜，而当地无廓尔喀通事译字，故用汉文。
图7是光绪23年（1897年）“唐廓盐米开市后藏军粮府胡”致“廓尔喀总噶箕果敢王衔”之公文，由济陇发出，封套印汉文，钤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三方，另有廓尔喀文，应为出境外交廓尔喀信差递送之便。
图8是光绪22年（1896年）致廓尔喀国王之公文，钤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从济陇交驿递送，出境后，在Rasuwa交尼泊尔邮政，贴邮票五枚（均脱落），经Trisuli中转，到达加德满都。大清驿站与国外邮政联合投递的信函十分罕见，驿站与尼泊尔邮政之混合封至今仅见三件，本件是品相最佳的。
图9是后藏军粮府衙门致廓尔喀国王的信，外带礼物，没有用公文封套而用红条封，没有钤盖官印，可能是专差递送的，封背有存档记录，尚未译出，不然当可知其年代和事由，官方酬酢用红条封甚稀，此封保存完好，显得十分大度。
从济陇寄出公文封套，佐证了济陇驿道的存在，补充了官书之不足。十九世纪末，亚东口岸开通以后，由于距离拉萨较近，渐渐成为西藏与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口岸，1962年以后亚东口岸关闭，中尼公路开通，樟木口岸又成为西藏与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口岸，如今，连接加德满都的公路已修通，吉隆口岸可望成为对印度次大陆又一重要通道。
自乾隆至民国年初，百多年来，驻藏大臣、达赖、班禅和西藏僧俗文武官员，与廓尔喀王之间的文书不断，驿使往来频繁，这些文书，有汉文的、有藏文的、也有廓尔喀文的，特色鲜明，反映了大清与属国廓尔喀的政治关系，除登位、莅新、请安、朝贡、赏赐等礼节性交往外，还有大量的通信是涉及政治、军事、宗教、社会、经济等事务的，秘藏于官方档案，特别是中国西藏档案管理较严，国人无从窥见，知之甚稀，研究甚鲜。
直到七十年代中，才有少量西藏与廓尔喀的官方文书，从尼泊尔王室档案中流出。传说一位尼泊尔王室成员嗜赌致贫，藉其身份从档案取得文书，秘密出售图利，展转流传海外，一说是因王室档案馆火灾而流出；这些历史文件和封套，既有邮政史意义，还有历史价值，散失在外，十分可惜，希望有心人能予系统搜集和整理。谨初步介绍个人与名家所藏，陈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廓尔喀三次入侵西藏
1788年（乾隆53年），廓尔喀入侵后藏、锡金，是为第一次藏廓战争，西藏定约求和；但西藏没有如约交付贿金，1791年（乾隆56年），廓尔喀军队又再入侵，洗劫扎什伦布寺，是为第二次藏廓战争，西藏噶厦政府向清廷求援，乾隆帝派福康安率大军入藏，次年，逐出侵略者，并直取廓尔喀首府，廓尔喀投诚内附，成为大清藩属。
战后，清廷1793年订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政治、军事、边防、外交、金融各事作出详细规定，明确驻藏大臣职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限制对外通信：“廓尔喀、布鲁克巴、哲孟雄、宗木等外番部落，如有禀商地方事件，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其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通问布施书信，俱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酌定回书，方可发给。至噶布伦等，不得与外地人番私行发信”。虽然如此，只是减少了，并未禁绝，达赖、摄政、噶伦等，与廓尔喀还时有通信，大概都是由驻藏大臣“酌定回书”的吧，而这时期班禅、萨迦却鲜有对外通信。
1855年（咸丰5年），廓尔喀军队再次入侵西藏，占领了廓藏边境的口岸小镇樟木、聂拉木和济陇（今称吉隆），是为第三次藏廓战争。1856年，藏廓签定和约，廓方退出侵占之地，但取得治外法权。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文书
由于驻藏大臣衙门与廓尔喀的交涉繁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详细规定了：“驻藏大臣衙门向例设有唐古忒通事译字二名，今增设廓尔喀通事译字二名，共四名，每名每日给支口粮银六分四厘三丝九毫。另派唐古忒番民三四名，令其学习廓尔喀番语字迹，以备将来充补。廓尔喀在藏学习汉字学生四名，每人每月支给口粮银五两，由商上发给。”资料见嘉庆年间驻藏大臣松筠所著《卫藏通志卷12条例》。
图1是1800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是廓尔喀内附以后留存下来比较早期的信件，封套用土纸，墨书廓尔喀文，上钤驻藏大臣朱砂关防一，与《西藏历史档案荟粹》所用之关防相符。其风格体例，可谓汉廓合壁。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与寻常公文封套大不相同，有几个重要特点：一、由于廓尔喀位列外藩，西藏驿路可送达，是少有的跨国驿道邮件；二、封套、内函均用外文（廓尔喀文），也许是驿站邮件的孤例；三、用大清皇帝年号纪年；四、收件后均有廓尔喀官员记录尼历收件时间和事由，故收发时间都很明确。收藏界习称之“安班封（Amban cover）”， 从少量带有原信的封套，亦可从中窥见当年日常交涉的一鳞半爪。
图2是1821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之封套和内函，内容是祈愿两国长久和平与合作；图3是1869年发出之件，其收发地址可意译为：
中国大皇帝钦差驻藏大臣恩大人
致廓尔喀果敢王
同治八年四月十八日
纪年用农历，即1869年5月，敬语却是尼泊尔式的，中国皇帝前面加上了5个Sri（尊敬的），廓尔喀王也平等地用了5个Sri，驻藏大臣仅有3个Sri，等级森严。恩麟，上年秋被任命为驻藏大臣，刚到达拉萨上任。此函送达加得满都后，王室官员在封背用尼泊尔历注明收文时间，并撮要内容：“新任驻藏大臣到任照会”。
图4是咸丰七年（1857年）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函。清例在岁末年初封印期間，预先在公文封套上盖上大印备用，加钤“预印空白”；驻藏大臣依例在后藏巡查时，亦有使用“预印空白”信封。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官方文书，大多致“统领兵马果敢王衔”，原来并不是给廓尔喀王，而是比王更有权势的世袭首相的；乾隆用兵廓尔喀后，廓尔喀称臣入贡，当时所封的王，其实是大权在握的首相，而不是权势旁落的王室，故用“统领兵马果敢王衔”，其“衔”字，可圈可点。从附图廓尔喀王的顶载和首相的顶载相比，可见红顶双眼花翎是赐给了首相而非王族。廓尔喀首相直到民国初年尚沿用此衔，以示其非一面倒向英印。廓尔喀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直到1950年代王室推翻首相世袭、重掌政权才结束。
1883年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事件
驻藏大臣致廓尔喀王公文，时有涉及历史事件者，如图5是1884年4月3日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的官方文书，译文：
中国大皇帝钦差驻藏大臣色大人
帮办大臣崇大人
致廓尔格果敢王Prithivi Bir Bikram Sumshere Juby Bahadur Shah
光绪十年三月八日拉萨发
尼历1941年Baisakh月14日星期四
敬语是尼泊尔式的，中国皇帝前面加上了5个Sri（尊敬的），廓尔喀王也平等地用了5个Sri，驻藏大臣仅有3个Sri。封背注明内容撮要：“经书面约定，被侵犯的财物须退还，要在廓尔喀、汉、藏贵族官员面前交割妥当。”
当年的驻藏大臣是色楞额，帮办大臣崇纲。此信所涉及的，是上年（1883年）初的一件案子，《西藏宗教源流考》载：“因攒招各处喇嘛麋集，与巴勒布商人购物起衅，将该商八十三家全行劫毁。廓尔喀国索偿损失银三十八万两，并集兵边境意图挟制。经驻藏大臣色楞额奏派汉藏委员前往开导，晓以恩威，始允减为十八万三千两有奇，除唐古忒商上捐筹及清出货物抵价外，尚不敷银六万七千余两，奉旨由四川拨给。” 事件起因很简单，根据尼方资料，是有几个藏族妇女，到一廓尔喀商店购买饰物，廓商怀疑藏妇偷了珊瑚项链，追打藏妇，引发起周围藏族僧俗的愤怒，而平日廓商持仗贸易特权，盛气凌人，新仇加上旧恨，一发不可收拾；一晚之间，拉萨城内所有廓商全被洗劫一空，损失惨重。事后，廓尔喀指责西藏政府在幕后蓄意制造事端，威胁出兵。
此案引起清廷十分重视，光绪十年三月初七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前据色楞额、崇纲奏：‘前藏喇嘛滋事，攘夺巴勒布商民财物，派员前往济咙边界查明办理。’当经谕令色楞额等督饬各员妥办。兹据丁宝桢奏：‘此案尚未了结，请派大员前往办理’等语。廓番在藏贸易有年，此次被喇嘛攘夺财物，取怨邻封，更恐激而生变。著派道员丁士彬克日驰赴前藏，查明实在情形，由丁宝桢酌核办理。巴勒布抢动巨款，若不予以赔偿，番众必不甘服。然如该督所请明降谕旨赏给廓番银两，亦与政体有碍。总之，此事必须速结，著该督酌办。并著色楞额等勒令铁棒喇嘛将为首滋事之犯交出，从严惩办，以申国法而服番情。“丁宝桢时任四川总督。这道上谕与驻藏大臣致廓尔喀国王文书相隔仅一天，无疑所涉同一事。
此案至年中方了结，六月初四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巴楞额等奏巴勒布商民被动一案，现经断结书立条约，照录呈览一摺。据称：‘巴勒布所失财物议定偿款十八万三千四百余两，该商上认筹及达赖报捐银共十万四千两，其余不敷之数，除折抵货物外，藏中无力再筹，恳恩尝给由四川先行筹拨银八万两解藏’等语。此案关系中外大局，既经汉番委员断结，所有偿款不敷之项，自应早日清完。即著丁宝桢迅速筹垫银八万两解藏应用。仍懔遵迭次谕旨，令藏中分年归还，以清款项。所请赏给（西藏）银两之处，实非政体，著毋庸议。”
藏廓驿道与济陇支线
清朝在西藏常驻有数千兵丁，保证驿道畅通，是重要任务之一，主要驿站驻扎汉兵，称为“官塘”，次要驿站由藏民支乌拉差役，是为“土塘”。藏廓之间的官方文书，有驰驿之权，驿道由拉萨经日喀则，从日喀则起途经：扎什伦布、什穆阑、萨伽、哥克阿尔、定日、拉兰拉、聂拉木、利斯赤盘隆、噶多曼都（加德满都），走向与今中尼公路相若，是藏廓之间的干道。传世公文封套，有批注由台站、便差、专差等几种投递方式，只有重要文件，才由专差送达，可见藏廓沿途台站，也和主要驿道一样，设有驿差，大概在西藏的路段，由藏人支差，在廓尔喀的，由廓人支差。至今，聂拉木县境内的樟木口岸，还是中尼国际邮件的交换站。
驻藏大臣致函廓尔喀王，也偶有用汉式公文封套的，如图6是光绪34年（1908年）的封套，正面书“儌喻廓尔喀国王”，是下行公文的语气，并用廓尔喀文加注收信人官衔，背面是预印的“钦差驻藏大臣衙门封”， 钤驻藏大臣朱砂关防三，另一关防骑缝，似原有粘贴物。
西藏满汉文武官员，除驻藏大臣等外，据民间所藏实物，可见与廓尔喀王通信的，还有以下官员，谨记其在公文封套上所书官衔或所钤关防：
· “后藏军粮府衙门”
· 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
· 汉文“驻防定日守备钤记”
· 汉文“驻防定日把总钤记”
民信不得用驿，所以在西藏境内廓尔喀商人之函件，或互相托带，或交脚夫传递。西藏境内驿站管理不若内地严格，故亦有私人交驿站递传的。
济陇（今称结隆），是边境之小镇，是藏廓通商口岸之一，汉方驻有贸易官员，衙门名唐廓盐米开市后藏军粮府。廓方亦驻有官员，甚至拥有治外法权，管理当地的廓尔喀侨民。济陇驿道，不见于官书，但双方往来交涉文书较多，谨介绍两件，均为汉式公文封套，大抵所商为地方事宜，而当地无廓尔喀通事译字，故用汉文。
图7是光绪23年（1897年）“唐廓盐米开市后藏军粮府胡”致“廓尔喀总噶箕果敢王衔”之公文，由济陇发出，封套印汉文，钤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三方，另有廓尔喀文，应为出境外交廓尔喀信差递送之便。
图8是光绪22年（1896年）致廓尔喀国王之公文，钤汉藏文“后藏管理粮务关防”，从济陇交驿递送，出境后，在Rasuwa交尼泊尔邮政，贴邮票五枚（均脱落），经Trisuli中转，到达加德满都。大清驿站与国外邮政联合投递的信函十分罕见，驿站与尼泊尔邮政之混合封至今仅见三件，本件是品相最佳的。
图9是后藏军粮府衙门致廓尔喀国王的信，外带礼物，没有用公文封套而用红条封，没有钤盖官印，可能是专差递送的，封背有存档记录，尚未译出，不然当可知其年代和事由，官方酬酢用红条封甚稀，此封保存完好，显得十分大度。
从济陇寄出公文封套，佐证了济陇驿道的存在，补充了官书之不足。十九世纪末，亚东口岸开通以后，由于距离拉萨较近，渐渐成为西藏与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口岸，1962年以后亚东口岸关闭，中尼公路开通，樟木口岸又成为西藏与印度次大陆最重要的口岸，如今，连接加德满都的公路已修通，吉隆口岸可望成为对印度次大陆又一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