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1999年时，你的月工资是多少吗？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称，1999年度，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为1.3778万元，每月1148元人民币。而到了2019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上涨到10.6168万元（折合月平均工资8847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在过去20年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增加了近7倍。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日本，这20年间，工资涨了多少？
　　根据日本国税厅的调查，1999年时，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61万日元（约29.64万元人民币），每月平均收入为38.4166万日元（约2.47万元人民币）。到2019年，日本人的平均年收入变成了多少呢？变成了436万日元（约28.4万元人民币）。
　　这就是说，过去20年，日本人的年收入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25萬日元（约1.61万元人民币）。
　　这也就决定了这20年间，日本的物价和房价基本上也都没有涨，日本整个经济，就如死水一潭。这就是日本“失去20年”观点的由来。
　　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于日本这20年间收入不仅没涨反而减少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五大原因：

第一，工会组织势力弱化。

　　日本每年都有工会组织的“春斗”活动，就是在3月份的旧年度结束之前，各企业工会和全国工会要与企业经营者、行业协会负责人谈判，要求增加员工工资。但是，自从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企业经营陷入困难。日本没有采取欧美那样大规模裁员的措施，而是采用了“维持雇用，适当下调工资”的做法，因此，保雇用保就业成为工会的最大诉求。而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再受打击，工会都觉得已经很难开口要求大幅增加工资。这样一来，工会逐渐变得形同虚设，无法成为企业员工的主心骨。

第二，非正规雇用者增加。

　　1994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考美国的劳动制度，决定打破日本企业长期以来养成的“年功序列、终身雇用”的传统，扩大合同工、临时工的临时雇用范围，在国会修改通过了《劳动者派遣法》。
　　这一项“非正规雇用”制度的实施，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来说，可以通过降低劳动成本来维持企业的基本经营。对于政府来说，名义上增加了就业机会、扩大了雇用人数。但是，因为合同工（契约社员）、临时工等非正规雇用者未能享受正式员工的待遇，更无法保证足够的收入，导致企业员工整体收入出现下降。目前，非正式工的比例已经占到了劳动者总数的50%。

第三，政府放任企业自主经营。

　　政府的最低收入标准一直没有进行大幅调整，同时，由于政府管理与企业经营的关系，并没有像别的国家那样紧密，导致企业员工的收入标准，基本上是企业自己说了算，作为政府层面，无法进行行政干预。安倍内阁时期，多次要求企业增加员工的工资，但是绝大多数企业还是自说自话，拒绝政府的要求，因为政府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
　　譬如，节假日加班，日本没有法律、政府也没有政策要求必须给员工加倍工资，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而作为企业来说，存钱比发钱来得起劲。到2019年，日本企业内部存款金额达到了500万亿日元（约32万亿元人民币），创下了历年来的最高纪录，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一年GDP的总值。即使日本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这么有钱，但是也不愿意把巨额利润通过增加工资的方式惠及员工，提高员工的收入。这一状况，导致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企业越来越富，员工越来越穷。

第四，行政管理与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怠慢，阻断了员工增加收入之路。

　　日本政府在通信、交通、能源等公共事业领域，未能采取有力措施开放市场，允许新兴企业参与，导致市场竞争机制缺失，出现了大企业的市场垄断。而市场垄断的结果，就是价格的垄断，导致消费者负担的加重，消费者不敢消费，市场规模无法扩大。
　　譬如，手机和电脑的上网费，三大移动通信公司垄断了市场，而政府对于新兴企业的市场参与又设置了很高的门槛，导致上网费一直居高不下。菅义伟首相最近指出，三大移动通信公司在上网费领域，至少有50%的降价空间。因此坚决要求这三大企业降价。
　　另一方面，日本企业长期以来，都是通过压低劳动成本来维持最基本的服务，譬如，超市、便利店、外卖、餐饮店等通过大量雇用临时工来维持经营，甚至一些超市出现了90%以上员工都是临时工的情况。

第五，日本民族的特性，也导致了企业员工的收入长期以来难以提高。

　　日本的民族特性中，“顺从”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同时，“隐忍”也被认为是一种教养。因此，当企业没有大幅增加员工工资的情况下，企业员工大多采取了忍耐的态度，很少出现罢工、造反等行为，对于政府的要求，基本上是“唯命是听”。
　　这个民族性的好处是，国民容易产生“集体主义”精神，例如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号召常戴口罩，虽然没有强制性，但是国民人人自觉，出门必戴。但是，“自主受虐”的倾向也比较突出，这导致了企业经营者几乎可以无视员工的加薪要求，许多企业20年没加一元工资，企业员工也照样早出晚归，兢兢业业。
　　所以，日本社会出现的“确保雇用比增加工资来得重要”的基本思维，以及国民忍耐的个性，导致了过去20年间，企业员工工资不仅未能提高反而减少的问题。而收入不能得到大幅提高，也导致日本经济难以获得迅速复苏，整个市场一直处于不温不热的状态。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0年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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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编：孙珍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