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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王邦虎们这样的农民来到城里，城里的苦难也许比老家农村的苦难来得更犀利。但，这苦难没有让习惯与忍受苦难的王邦虎们低下头。他们为活着而活着的单纯动机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恩，以及在苦难之中的承担。
赋闲之后，手机通讯录里有身份的“老朋友”越来越少，“引车卖浆之徒”的穷朋友越来越多。他们中有卖报纸杂志的、修空调的、换暖气的、送水的、修家具的、卖杂货的、收废品的、捣鼓花卉的、折腾水果的、开小茶铺的、贩五金的、开小卡车拉货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实在实惠方便，还真离不开这些人。有的时候，记不住这些人的名字，便在手机上标注赵花卉、刘电工、张地下（修地下室）、王茶叶、宋暖器、抽烟机小魏、贾小货、物业杨、保安蔡等等。平日里需要，一拨电话，这帮人即刻赶到，立刻给你解了生活之困、燃眉之急。
生活就是锅碗瓢盆进行曲，民生就是张家长李家短王二下岗后媳妇生病孩子上学没有钱。生活的琐碎，谋生的艰辛，社会底层百姓的酸甜苦辣，对那些有职有权有车有秘书有跑腿喽啰的头头们来说，对土鳖富豪和富二代们来说，相当陌生。在他们眼里，或者是电视里事先安排好的戏份，或者是见了一个矿泉水瓶子都要犯抢的市井无赖。难怪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开始后，中央领导下基层体察民情，事先特别嘱咐当地干部，说，这次一定带我到真正穷困的地方去看看。
其实，只要你经常到集市买菜，挤公交车出行，到地摊讨价还价，在路边店吃一碗5块钱的炒饼，到修鞋铺子换个鞋底，去医院排队挂号，带孩子逛逛公园，节日期间到花卉市场买两盆花，和这些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打打交道，一幅形象的中国社会民俗民情画，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眼前。而且，你还会发现，这些底层的中国老百姓除了穷、听话、胆小、爱算计、小聪明、好打听，还坚韧、可爱、仗义、乐观、豁达、明是非、有担当。和这些人打交道多了，常来常往了，就像邻居和老友，见了面，人家还主动给你打招呼：大哥，吃了么？
时间长了，这些“引车卖浆之徒”的联系方式也会淡出视野。毕竟，干完了活，用不着了，就从手机通讯里抹掉“小人物”，再说干这行的多了，还有个货比三家吧。但，有一个例外，他就是“报摊王”。
家门口一拐弯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旁，有个报摊，每天早上买早点时顺便捎一份晚报，逢周四还要买一份《南方周末》。和这位摊主天天见，便熟络起来。“报摊王”姓王，名邦虎，三十七八岁，不到一米七的个头，一脸憨厚，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特实诚的样子。有时候没有零钱，还能让我赊账，并把马扎子拉出来，递过一根烟，说：“哥，抽根烟，歇歇脚。”报摊上除了报纸、杂志，还捎带卖矿泉水、可乐、冷饮、面包之类。摊位底下的一个纸盒子里，藏着几条香烟，偷着卖。和邦虎这小个头形成反差的是，他的老婆长得胖硕高大，像个大口袋能将这男人装进去。后来得知，邦虎很早就死了娘，是爹一个人把他和两个姐姐带大的。老家在南部山沟沟里，两三亩山地，全指望老天种粮。邦虎后来一个人出去跑销售，挣了没几个钱还让人坑了一把，在生了两个女孩后，老婆的肚子又大了。邦虎的爹鼓动儿子带着媳妇逃跑。在一个黑夜，老头略施调虎离山之计，邦虎带着老婆孩子溜之大吉。通过一个远方亲戚，在省城租下一个报摊，算是安顿下来。很快，邦虎就如愿得了一个小子。于是，报摊上便经常能看到这一幕：邦虎媳妇坐在一个马扎上，敞开怀，露出两个长布袋似的大奶子喂孩子。俗话说得不假：女人的乳房啊，没结婚是“金妈妈”，结了婚是“银妈妈”，生了孩子就变成了“猪妈妈”啦。乳房成了婴儿的口粮后，弱化了女性身体的特征符号，随时吃上奶成了头等大事，便没有隐私羞耻可言。一个报摊要管着五张嘴吃饭，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邦虎先是戒了烟，但依旧给我递烟。能看出来，他的笑容减少，眉头紧锁，时常听到他坐在报摊边微微叹气的声音。
一年四季，冬去春来，王邦虎起早贪黑，和头班公交车一起出摊，和末班车一起收摊。冬天，邦虎脸上挂着一块块冻出的紫色伤疤，夏天，穿着一件敞着窟窿的背心拼命地摇着一把破扇子。我晚上出来散步，经常看到邦虎媳妇趁着路灯的光亮往孩子的嘴里塞奶瓶子喂水，小女儿哭着喊饿，要一块面包吃，那媳妇骗孩子说：“一会儿回家吃白馍，比这个好吃多了。”邦虎则在一边傻坐着，直到最后一班车走了之后，他将报摊推到附近学校的传达室旁，然后骑上三轮车，带着一家四口消失在马路的远方。这样的忙碌，为的是能多卖出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几盒烟，多挣十块八块的，就能让三个孩子吃上点肉和青菜。邦虎的老大十二三，老二三四岁，小的也一岁多了。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老大经常抱着弟弟领着妹妹，在报摊边上玩。或者，哄弟弟在那辆三轮电瓶车上睡觉。每当我看到邦虎犯难的神情和报摊边的三个孩子，心里便戚戚然。唉，邦虎的日子可真难啊。那个最小的孩子，大冷天就睡在一个旧被褥裹着的三轮车里，却从不感冒；夏天，这个天真的小子已经学会钻到报摊底下和姐姐们捉迷藏，乐得嘎嘎大笑。我动了恻隐之心，经常给孩子们买些早餐、零食、小玩具，还将一些旧衣服打包后送给邦虎。打那以后，邦虎执意不再收我买报纸的零钱，而每次，我都把钱扔到报摊上，还和邦虎黑了脸：兄弟，再不要钱我就到另外一家报摊买了啊。邦虎给我的回报，是他在报摊后面一片待建的空地上种的一片玉米——他领我钻到这城市的青纱帐里掰棒子，是每年秋季从老家山地里背下来的一袋黄澄澄的小米，足足有五六十斤，我给他钱，他也给我红了脸：大哥，你这是做啥，自家地里种的，给钱俺就不送咧。
一天，王邦虎在我买了报纸后神秘地凑过来，塞到我手里一包苏烟，说：“大哥，能帮个忙么？”我说咋了，还送好烟啊。这烟三十多块呢，能给孩子买个不错的玩具了。唉，邦虎叹口气说，要给孩子上户口，俺想办个合法卖烟的准卖证，大哥能找到个关系么？邦虎说罢，一向细眯的眼睛突然睁得很大，充满了期待。于是，我第一次为一个穷朋友开始动用过去那些老朋友的关系。电话里，这些有身份的朋友要么打哈哈，要么说不好办，有的干脆不接电话。最后，一个还在位的老战友听我诉说了邦虎的境况之后，答应帮忙。一个多月后，我让邦虎找这位战友办具体的手续，他激动得哆嗦，嘴里叨叨：这是多大的人情啊，要送给人家什么礼啊，嗯，两条苏烟，行吧。我说：送个屁。这是战友，是亲兄弟，是应该给你一条生路的良心！拿到证后，你再也不用偷着卖烟了。省着点钱，进货去吧。 很快，邦虎的报亭就有了香烟摞起的烟盒垛子，高高的，特别扎眼，像是在显示这个不起眼的报摊撞上了大运、好运。不多久，邦虎嘴里又叼上烟了，显然，报摊的日子好起来了。可是，上户口的钱，邦虎要卖多少盒烟、多少瓶矿泉水、多少张报纸，才能缴上啊！我抽烟，于是，我开始通过邦虎的烟摊定烟，他总要按批发价给我，我偏要用零售价购买。后来，我把打扫卫生的活儿交给了邦虎媳妇，规定半天100元。可是，他媳妇领着大女儿来我家，窗户玻璃和地板外加抽油烟机和所有的家具擦了个遍，说啥也不要钱。还说，以后就免费来替我打扫卫生。夏天到了，我的地下室有一台不用的电风扇和一个小型冰箱，外加几把椅子，我让邦虎用三轮电瓶车拉走。谁知，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两只活的老母鸡，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口袋。打开一看，里面最大的票面是10块的，更多的是1块的，码得整整齐齐的，总共300元。他把小口袋郑重塞到我手里，说：“大哥，知道你不要东西，这点钱就给大娘买点营养品吧。”前不久，我给邦虎闲聊时提到过我老母亲在医院动了大手术，我要去守夜伺候。这小子，他记到心里了。我看着那个小口袋眼睛发酸，这个穷朋友，多够意思啊！
前年，我搬家了，离邦虎的报摊远了不少路，和邦虎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偶尔路过，还是要凑到报摊上和这位穷朋友聊上几句。邦虎媳妇依然大咧咧地冲我傻笑：“大哥，好久不见，还怪想的哩。”然后，将一瓶矿泉水亲自给我拧开，塞到我手里。我问她：“怎么不见孩子们了？”媳妇说：“大的上初中了，小的也上小学了，最小的小子，也送到幼儿园了。这不，俺也到家政公司干活了，还考了一个证，一个月算下来，也能挣两千多块呢。闲的时候呢，就来报摊帮忙。”“孩子的户口落上了？”我问。邦虎说，自己凑了两万，借了3万，打了1万的欠条，好歹给落上了。邦虎媳妇指着邦虎又对我说：“哥，你要劝劝邦虎，他现在喝酒哩，每天喝了酒还耍酒疯，拿孩子出气。”我说，弟妹，日子难，一个爷们家喝点酒会好受些。我又对邦虎挥了挥拳头，说，别拿孩子出气，小心我揍你。从那以后，因为忙于一个文化项目的事情，经常去外地，有大半年没和邦虎联系。
去年10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王邦虎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大哥，今年大旱，山地里的庄稼没收多少，但好歹还是磨出三十来斤小米，你快来拿吧。”我驱车来到报摊，王邦虎提出一个化肥袋子，解开细绳，黄澄澄、金灿灿的小米立刻显露在阳光下。王邦虎手捧一把小米，对我说：“这是新小米，粮食还是吃新的好，养人，绿色，还不是转基因。”呵呵，我用力捶了邦虎肩头一拳，说：“你小子长见识了，也知道什么是转基因了。”立在一旁的邦虎大女儿抿着嘴嗤嗤地笑，我这才注意到，过去那个乡下邋邋遢遢的女孩，已经出落成一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婷婷少女了，她的手腕上，还吊着一台细绳拴着的手机。
大概就是从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开始，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境况大不如城里人。当王邦虎们这样的农民来到城里，城里的苦难也许比老家农村的苦难来得更犀利。但，这苦难没有让习惯与忍受苦难的王邦虎们低下头。表面上看，他们拿出了每天机械地奔波于糊口的庄稼地与家中炕头的劲头，日复一日地苦熬，但，他们为活着而活着的单纯动机里，也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恩，以及在苦难之中的承担。人啊，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父母，但就是有权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生活的权利。当城里的那些为生活所困的人们矫情地伸手，向社会，向自己的老父老母要这要那的时候，和王邦虎这样的苦难相比，是不是极其卑微的呢？看来，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在活着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承受苦难也憧憬未来，这就是生活的本原。中国，底层社会中像王邦虎们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天然地懂得，面对苦难的生活就是淡定从容、富有韧性地去面对，一切，才会有希望。
前不久，我又见到了邦虎。我给了他一根好烟，他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了。我告诉他，国务院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办法，从此之后，不会再有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分了，大家都是人，都平等了。邦虎听完这话，冲我笑，笑容无比灿烂。我拍下了他的笑容，感到“活着”，尤其是平等地活着，应当像阳光一样普照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还有，人这一生会有很多朋友。在充满变数的历程中，当一切繁华褪尽，或者起伏中跌落到了低谷，你会发现，还是穷朋友讲交情，靠得住。
赋闲之后，手机通讯录里有身份的“老朋友”越来越少，“引车卖浆之徒”的穷朋友越来越多。他们中有卖报纸杂志的、修空调的、换暖气的、送水的、修家具的、卖杂货的、收废品的、捣鼓花卉的、折腾水果的、开小茶铺的、贩五金的、开小卡车拉货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实在实惠方便，还真离不开这些人。有的时候，记不住这些人的名字，便在手机上标注赵花卉、刘电工、张地下（修地下室）、王茶叶、宋暖器、抽烟机小魏、贾小货、物业杨、保安蔡等等。平日里需要，一拨电话，这帮人即刻赶到，立刻给你解了生活之困、燃眉之急。
生活就是锅碗瓢盆进行曲，民生就是张家长李家短王二下岗后媳妇生病孩子上学没有钱。生活的琐碎，谋生的艰辛，社会底层百姓的酸甜苦辣，对那些有职有权有车有秘书有跑腿喽啰的头头们来说，对土鳖富豪和富二代们来说，相当陌生。在他们眼里，或者是电视里事先安排好的戏份，或者是见了一个矿泉水瓶子都要犯抢的市井无赖。难怪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活动开始后，中央领导下基层体察民情，事先特别嘱咐当地干部，说，这次一定带我到真正穷困的地方去看看。
其实，只要你经常到集市买菜，挤公交车出行，到地摊讨价还价，在路边店吃一碗5块钱的炒饼，到修鞋铺子换个鞋底，去医院排队挂号，带孩子逛逛公园，节日期间到花卉市场买两盆花，和这些所谓的“引车卖浆之徒”打打交道，一幅形象的中国社会民俗民情画，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你眼前。而且，你还会发现，这些底层的中国老百姓除了穷、听话、胆小、爱算计、小聪明、好打听，还坚韧、可爱、仗义、乐观、豁达、明是非、有担当。和这些人打交道多了，常来常往了，就像邻居和老友，见了面，人家还主动给你打招呼：大哥，吃了么？
时间长了，这些“引车卖浆之徒”的联系方式也会淡出视野。毕竟，干完了活，用不着了，就从手机通讯里抹掉“小人物”，再说干这行的多了，还有个货比三家吧。但，有一个例外，他就是“报摊王”。
家门口一拐弯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旁，有个报摊，每天早上买早点时顺便捎一份晚报，逢周四还要买一份《南方周末》。和这位摊主天天见，便熟络起来。“报摊王”姓王，名邦虎，三十七八岁，不到一米七的个头，一脸憨厚，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特实诚的样子。有时候没有零钱，还能让我赊账，并把马扎子拉出来，递过一根烟，说：“哥，抽根烟，歇歇脚。”报摊上除了报纸、杂志，还捎带卖矿泉水、可乐、冷饮、面包之类。摊位底下的一个纸盒子里，藏着几条香烟，偷着卖。和邦虎这小个头形成反差的是，他的老婆长得胖硕高大，像个大口袋能将这男人装进去。后来得知，邦虎很早就死了娘，是爹一个人把他和两个姐姐带大的。老家在南部山沟沟里，两三亩山地，全指望老天种粮。邦虎后来一个人出去跑销售，挣了没几个钱还让人坑了一把，在生了两个女孩后，老婆的肚子又大了。邦虎的爹鼓动儿子带着媳妇逃跑。在一个黑夜，老头略施调虎离山之计，邦虎带着老婆孩子溜之大吉。通过一个远方亲戚，在省城租下一个报摊，算是安顿下来。很快，邦虎就如愿得了一个小子。于是，报摊上便经常能看到这一幕：邦虎媳妇坐在一个马扎上，敞开怀，露出两个长布袋似的大奶子喂孩子。俗话说得不假：女人的乳房啊，没结婚是“金妈妈”，结了婚是“银妈妈”，生了孩子就变成了“猪妈妈”啦。乳房成了婴儿的口粮后，弱化了女性身体的特征符号，随时吃上奶成了头等大事，便没有隐私羞耻可言。一个报摊要管着五张嘴吃饭，生存的压力可想而知。邦虎先是戒了烟，但依旧给我递烟。能看出来，他的笑容减少，眉头紧锁，时常听到他坐在报摊边微微叹气的声音。
一年四季，冬去春来，王邦虎起早贪黑，和头班公交车一起出摊，和末班车一起收摊。冬天，邦虎脸上挂着一块块冻出的紫色伤疤，夏天，穿着一件敞着窟窿的背心拼命地摇着一把破扇子。我晚上出来散步，经常看到邦虎媳妇趁着路灯的光亮往孩子的嘴里塞奶瓶子喂水，小女儿哭着喊饿，要一块面包吃，那媳妇骗孩子说：“一会儿回家吃白馍，比这个好吃多了。”邦虎则在一边傻坐着，直到最后一班车走了之后，他将报摊推到附近学校的传达室旁，然后骑上三轮车，带着一家四口消失在马路的远方。这样的忙碌，为的是能多卖出几瓶矿泉水、几个面包、几盒烟，多挣十块八块的，就能让三个孩子吃上点肉和青菜。邦虎的老大十二三，老二三四岁，小的也一岁多了。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老大经常抱着弟弟领着妹妹，在报摊边上玩。或者，哄弟弟在那辆三轮电瓶车上睡觉。每当我看到邦虎犯难的神情和报摊边的三个孩子，心里便戚戚然。唉，邦虎的日子可真难啊。那个最小的孩子，大冷天就睡在一个旧被褥裹着的三轮车里，却从不感冒；夏天，这个天真的小子已经学会钻到报摊底下和姐姐们捉迷藏，乐得嘎嘎大笑。我动了恻隐之心，经常给孩子们买些早餐、零食、小玩具，还将一些旧衣服打包后送给邦虎。打那以后，邦虎执意不再收我买报纸的零钱，而每次，我都把钱扔到报摊上，还和邦虎黑了脸：兄弟，再不要钱我就到另外一家报摊买了啊。邦虎给我的回报，是他在报摊后面一片待建的空地上种的一片玉米——他领我钻到这城市的青纱帐里掰棒子，是每年秋季从老家山地里背下来的一袋黄澄澄的小米，足足有五六十斤，我给他钱，他也给我红了脸：大哥，你这是做啥，自家地里种的，给钱俺就不送咧。
一天，王邦虎在我买了报纸后神秘地凑过来，塞到我手里一包苏烟，说：“大哥，能帮个忙么？”我说咋了，还送好烟啊。这烟三十多块呢，能给孩子买个不错的玩具了。唉，邦虎叹口气说，要给孩子上户口，俺想办个合法卖烟的准卖证，大哥能找到个关系么？邦虎说罢，一向细眯的眼睛突然睁得很大，充满了期待。于是，我第一次为一个穷朋友开始动用过去那些老朋友的关系。电话里，这些有身份的朋友要么打哈哈，要么说不好办，有的干脆不接电话。最后，一个还在位的老战友听我诉说了邦虎的境况之后，答应帮忙。一个多月后，我让邦虎找这位战友办具体的手续，他激动得哆嗦，嘴里叨叨：这是多大的人情啊，要送给人家什么礼啊，嗯，两条苏烟，行吧。我说：送个屁。这是战友，是亲兄弟，是应该给你一条生路的良心！拿到证后，你再也不用偷着卖烟了。省着点钱，进货去吧。 很快，邦虎的报亭就有了香烟摞起的烟盒垛子，高高的，特别扎眼，像是在显示这个不起眼的报摊撞上了大运、好运。不多久，邦虎嘴里又叼上烟了，显然，报摊的日子好起来了。可是，上户口的钱，邦虎要卖多少盒烟、多少瓶矿泉水、多少张报纸，才能缴上啊！我抽烟，于是，我开始通过邦虎的烟摊定烟，他总要按批发价给我，我偏要用零售价购买。后来，我把打扫卫生的活儿交给了邦虎媳妇，规定半天100元。可是，他媳妇领着大女儿来我家，窗户玻璃和地板外加抽油烟机和所有的家具擦了个遍，说啥也不要钱。还说，以后就免费来替我打扫卫生。夏天到了，我的地下室有一台不用的电风扇和一个小型冰箱，外加几把椅子，我让邦虎用三轮电瓶车拉走。谁知，他来的时候带来了两只活的老母鸡，还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小口袋。打开一看，里面最大的票面是10块的，更多的是1块的，码得整整齐齐的，总共300元。他把小口袋郑重塞到我手里，说：“大哥，知道你不要东西，这点钱就给大娘买点营养品吧。”前不久，我给邦虎闲聊时提到过我老母亲在医院动了大手术，我要去守夜伺候。这小子，他记到心里了。我看着那个小口袋眼睛发酸，这个穷朋友，多够意思啊！
前年，我搬家了，离邦虎的报摊远了不少路，和邦虎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偶尔路过，还是要凑到报摊上和这位穷朋友聊上几句。邦虎媳妇依然大咧咧地冲我傻笑：“大哥，好久不见，还怪想的哩。”然后，将一瓶矿泉水亲自给我拧开，塞到我手里。我问她：“怎么不见孩子们了？”媳妇说：“大的上初中了，小的也上小学了，最小的小子，也送到幼儿园了。这不，俺也到家政公司干活了，还考了一个证，一个月算下来，也能挣两千多块呢。闲的时候呢，就来报摊帮忙。”“孩子的户口落上了？”我问。邦虎说，自己凑了两万，借了3万，打了1万的欠条，好歹给落上了。邦虎媳妇指着邦虎又对我说：“哥，你要劝劝邦虎，他现在喝酒哩，每天喝了酒还耍酒疯，拿孩子出气。”我说，弟妹，日子难，一个爷们家喝点酒会好受些。我又对邦虎挥了挥拳头，说，别拿孩子出气，小心我揍你。从那以后，因为忙于一个文化项目的事情，经常去外地，有大半年没和邦虎联系。
去年10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一看，是王邦虎打来的。他在电话里说：“大哥，今年大旱，山地里的庄稼没收多少，但好歹还是磨出三十来斤小米，你快来拿吧。”我驱车来到报摊，王邦虎提出一个化肥袋子，解开细绳，黄澄澄、金灿灿的小米立刻显露在阳光下。王邦虎手捧一把小米，对我说：“这是新小米，粮食还是吃新的好，养人，绿色，还不是转基因。”呵呵，我用力捶了邦虎肩头一拳，说：“你小子长见识了，也知道什么是转基因了。”立在一旁的邦虎大女儿抿着嘴嗤嗤地笑，我这才注意到，过去那个乡下邋邋遢遢的女孩，已经出落成一个穿着中学校服的婷婷少女了，她的手腕上，还吊着一台细绳拴着的手机。
大概就是从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开始，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境况大不如城里人。当王邦虎们这样的农民来到城里，城里的苦难也许比老家农村的苦难来得更犀利。但，这苦难没有让习惯与忍受苦难的王邦虎们低下头。表面上看，他们拿出了每天机械地奔波于糊口的庄稼地与家中炕头的劲头，日复一日地苦熬，但，他们为活着而活着的单纯动机里，也充满了对生活的感恩，以及在苦难之中的承担。人啊，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父母，但就是有权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生活的权利。当城里的那些为生活所困的人们矫情地伸手，向社会，向自己的老父老母要这要那的时候，和王邦虎这样的苦难相比，是不是极其卑微的呢？看来，无论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在活着这个问题上，都是一样的。“为了活着而活着”，承受苦难也憧憬未来，这就是生活的本原。中国，底层社会中像王邦虎们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们天然地懂得，面对苦难的生活就是淡定从容、富有韧性地去面对，一切，才会有希望。
前不久，我又见到了邦虎。我给了他一根好烟，他舍不得抽，别在耳朵上了。我告诉他，国务院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办法，从此之后，不会再有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之分了，大家都是人，都平等了。邦虎听完这话，冲我笑，笑容无比灿烂。我拍下了他的笑容，感到“活着”，尤其是平等地活着，应当像阳光一样普照我们的生命，无论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还有，人这一生会有很多朋友。在充满变数的历程中，当一切繁华褪尽，或者起伏中跌落到了低谷，你会发现，还是穷朋友讲交情，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