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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本质实际是社会消费不足问题，而这光靠市场机制是不能最终解决的。要在中国道路的框架内，紧紧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调节社会收入来避免。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它是后发展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不能更好地解决财富分配而导致的社会消费不足，进而导致生产停滞甚至社会混乱的问题。过去的讨论将“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与现象混在一起，又不区分核心原因与一般原因，自然就抓不到要害，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
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哲学上，又都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指导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和经济制度下，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是有难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天生会形成财富的聚集效应，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肯定会不足，如若不是搞帝国主义那一套，靠武力打开更落后国家的市场，或者本国发展出先进科技文化，能形成新的生产力，一般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两个条件一般国家都不能拥有，更难同时拥有，因此从世界范围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多，而跨越的少。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和经验
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首先，他们都曾实行科技立国的国策，国内生产力迅速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不断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因而国内生产能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即“转变了生产方式”；其次，据此而占领了更广大的国际市场，进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高福利制度国家，靠福利提高了国内消费能力的作用，实际上仍是以先进生产力的开发作后盾，同时以国外市场为支撑的。
试举日本与韩国为例。在日本的起飞与追赶阶段，通商产业省对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了强有力的整合与规划，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创新研发体系，强调创立自主品牌，“以高速的产业升级换代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从而使新的科技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相应的，在企业利润成倍增长的基础上，国内又搞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消费能力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生产。韩国的经验也大体如此。他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特别强调要把韩国打造成为一个IT业强国，国内研发经费约占GDP的3%①。这样，韩国很快出现了三星、现代、大宇、浦项等高科技产业，国际市场迅速扩大，而平民百姓的福利也大大增加。
但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跨越，是以别国的市场被占领为前提的，它的跨越，就给别国的跨越增加了困难，减少了机会。从市场竞争和丛林法则来说，强者自然胜出，但这种经验向别国推广，则缺乏普适的意义。
反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科技文化缺乏创新性、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拉美和亚洲某些国家的情况就是明证。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较高，阿根廷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达到0.51。巴西到90年代末甚至高达0.64。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也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这样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自然减弱。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更是造成严重影响。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纯粹的市场力量不可能解决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但在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并不能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往往又成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因此，在借鉴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时，一方面积极引进市场力量，一方面又不要掉入市场万能论的新陷阱。至于政府在这方面的介入，最重要的应该是两方面：一是组织科技的发展，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或创造新的生产力；二是调节好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保证国内消费市场的稳步发展。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用这种思想分析当前我国的情况，我们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基本的；第二，我国当前的两极分化现象已很严重，国内的市场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腐败问题已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经济发展存在许多隐患。
但是，我国实行的基本社会制度，又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了可靠保证。怎样把握好这一点，是我们当前必须专注研究的。
首先，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范畴。过去总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应，其实，这有不准确的一面。从观念上说，社会主义的对应面应该是个人主义。一个是从社会出发看问题，一个是从个人出发看问题。从社会出发看问题，就要时刻关注社会的大多数，看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需求。就是说，一方面要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打下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以资为本。因此，人本主义（抛开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谈）的对立面才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做根本，就要时时看到人民的需要和愿望，一切是非标准皆应以人民的好恶做依归，而不是总听从资本的好恶，看资本的眼色，一切由资本说了算。
落实以上两条，就要紧紧抓住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与心声。这个心声是什么？据环球舆情中心最近在全国七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在询问“您希望哪些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时，结果是：“增加居民收入”占41.0%，“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占34.7%，“反腐败”占33.0%，“缩小贫富差距”占31.9%，“调控房价”占28.4%，“保障食品安全”占27.5%。②这前六位全部是关于“调节居民收入”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应该说是代表了普遍民意。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到国家发展的实处，除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调节公民收入的政策。这里包括：一次分配的调节，如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改善国家直接控制的各领域的工资制度，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对企事业单位分配结果的调节等；二次分配的调节，这是更重要的，如强化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等；三次分配的调节，如政府主导的各种慈善事业的有效化，社会慈善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照顾等。这些，除了体现我国的政治要求外，也是拓展国内市场、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基本、最有效手段。
那么，这样做的效能性如何呢？实际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是非常大的，满足这种需求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它不仅足以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样的市场进入到发达国家阶段也不显窄小。
一般来说，人民群众的需求包括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尊享性需求等几个层次。目前大多数人得到满足的，大都仅是生存性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饱。有的甚至这方面还不行，如很多人还不能享有一套像样的住房。这种情况在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非常明显。发展性需求就有更大差距了，许多人甚至还根本谈不上。比如拥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使孩子能上更好的幼儿园和更好学校，更别说请合格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了。至于尊享性需求，则有更大的差距。到车站看一看我们的农民工，蹲在地上吃饭，躺在地上睡觉，谈何尊严！享乐性需求就更别提，像国外普通人的常态化出国旅游，周末的郊区度假，这些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做梦也不会想。为满足以上需求，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需要多大的发展！当这些需求都成为我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时，中国就不需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了。
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说法，年收入在6～50万的家庭可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目前大约是3.1亿人，占到总人口的23%。③倘若我们从发展中产阶层的角度来研究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力争到2020年达到40%，甚至最后形成橄榄形社会，其给市场释放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因此，这种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唯此做法中缺少了公平性的考量，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更多关注，这不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太符合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从更关注 “公平”的角度看，我们应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思维。
【注释】
①《参考消息》，2013年3月8日，第11版。
②《环球时报》，2013年3月4日，第3版。
③《参考消息》，2013年1月22日，第14版。
责编/陈楠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它是后发展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不能更好地解决财富分配而导致的社会消费不足，进而导致生产停滞甚至社会混乱的问题。过去的讨论将“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与现象混在一起，又不区分核心原因与一般原因，自然就抓不到要害，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
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哲学上，又都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指导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和经济制度下，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是有难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天生会形成财富的聚集效应，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肯定会不足，如若不是搞帝国主义那一套，靠武力打开更落后国家的市场，或者本国发展出先进科技文化，能形成新的生产力，一般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两个条件一般国家都不能拥有，更难同时拥有，因此从世界范围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多，而跨越的少。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和经验
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首先，他们都曾实行科技立国的国策，国内生产力迅速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不断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因而国内生产能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即“转变了生产方式”；其次，据此而占领了更广大的国际市场，进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高福利制度国家，靠福利提高了国内消费能力的作用，实际上仍是以先进生产力的开发作后盾，同时以国外市场为支撑的。
试举日本与韩国为例。在日本的起飞与追赶阶段，通商产业省对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了强有力的整合与规划，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创新研发体系，强调创立自主品牌，“以高速的产业升级换代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从而使新的科技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相应的，在企业利润成倍增长的基础上，国内又搞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消费能力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生产。韩国的经验也大体如此。他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特别强调要把韩国打造成为一个IT业强国，国内研发经费约占GDP的3%①。这样，韩国很快出现了三星、现代、大宇、浦项等高科技产业，国际市场迅速扩大，而平民百姓的福利也大大增加。
但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跨越，是以别国的市场被占领为前提的，它的跨越，就给别国的跨越增加了困难，减少了机会。从市场竞争和丛林法则来说，强者自然胜出，但这种经验向别国推广，则缺乏普适的意义。
反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科技文化缺乏创新性、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拉美和亚洲某些国家的情况就是明证。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较高，阿根廷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达到0.51。巴西到90年代末甚至高达0.64。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也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这样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自然减弱。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更是造成严重影响。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纯粹的市场力量不可能解决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但在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并不能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往往又成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因此，在借鉴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时，一方面积极引进市场力量，一方面又不要掉入市场万能论的新陷阱。至于政府在这方面的介入，最重要的应该是两方面：一是组织科技的发展，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或创造新的生产力；二是调节好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保证国内消费市场的稳步发展。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用这种思想分析当前我国的情况，我们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基本的；第二，我国当前的两极分化现象已很严重，国内的市场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腐败问题已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经济发展存在许多隐患。
但是，我国实行的基本社会制度，又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了可靠保证。怎样把握好这一点，是我们当前必须专注研究的。
首先，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范畴。过去总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应，其实，这有不准确的一面。从观念上说，社会主义的对应面应该是个人主义。一个是从社会出发看问题，一个是从个人出发看问题。从社会出发看问题，就要时刻关注社会的大多数，看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需求。就是说，一方面要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打下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以资为本。因此，人本主义（抛开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谈）的对立面才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做根本，就要时时看到人民的需要和愿望，一切是非标准皆应以人民的好恶做依归，而不是总听从资本的好恶，看资本的眼色，一切由资本说了算。
落实以上两条，就要紧紧抓住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与心声。这个心声是什么？据环球舆情中心最近在全国七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在询问“您希望哪些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时，结果是：“增加居民收入”占41.0%，“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占34.7%，“反腐败”占33.0%，“缩小贫富差距”占31.9%，“调控房价”占28.4%，“保障食品安全”占27.5%。②这前六位全部是关于“调节居民收入”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应该说是代表了普遍民意。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到国家发展的实处，除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调节公民收入的政策。这里包括：一次分配的调节，如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改善国家直接控制的各领域的工资制度，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对企事业单位分配结果的调节等；二次分配的调节，这是更重要的，如强化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等；三次分配的调节，如政府主导的各种慈善事业的有效化，社会慈善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照顾等。这些，除了体现我国的政治要求外，也是拓展国内市场、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基本、最有效手段。
那么，这样做的效能性如何呢？实际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是非常大的，满足这种需求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它不仅足以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样的市场进入到发达国家阶段也不显窄小。
一般来说，人民群众的需求包括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尊享性需求等几个层次。目前大多数人得到满足的，大都仅是生存性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饱。有的甚至这方面还不行，如很多人还不能享有一套像样的住房。这种情况在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非常明显。发展性需求就有更大差距了，许多人甚至还根本谈不上。比如拥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使孩子能上更好的幼儿园和更好学校，更别说请合格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了。至于尊享性需求，则有更大的差距。到车站看一看我们的农民工，蹲在地上吃饭，躺在地上睡觉，谈何尊严！享乐性需求就更别提，像国外普通人的常态化出国旅游，周末的郊区度假，这些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做梦也不会想。为满足以上需求，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需要多大的发展！当这些需求都成为我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时，中国就不需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了。
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说法，年收入在6～50万的家庭可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目前大约是3.1亿人，占到总人口的23%。③倘若我们从发展中产阶层的角度来研究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力争到2020年达到40%，甚至最后形成橄榄形社会，其给市场释放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因此，这种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唯此做法中缺少了公平性的考量，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更多关注，这不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太符合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从更关注 “公平”的角度看，我们应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思维。
【注释】
①《参考消息》，2013年3月8日，第11版。
②《环球时报》，2013年3月4日，第3版。
③《参考消息》，2013年1月22日，第14版。
责编/陈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