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拍摄于1999年。照片合影人物前排左一起：北京电视台导演王素心（本文作者）、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杂文作家刘波泳（杨凡）；后排左起：作家从维熙、漫画家王复羊。
　　50多年前他们在北京日报共事，1957年“反右”后，他们又曾共患难。照片后面墙上的横幅是电影艺术家许还山写的“真正的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这是许还山自己的心声，也是对书赠人的写照。
　　1999年，刘波泳（长篇小说《秦川儿女》作者）患了重病，李滨声、从维熙和王复羊相约着来家中看望。他们谈过去，说今天，感慨良多。1952年，《北京日报》创刊，刘波泳、李滨声是创刊人之一。之后，我从维熙、王复羊也陆续调到北京日报来。
　　从维熙首先回忆了一段和我纯真、顽皮的往事：当时两个人都只有十八九岁，都先分配在“消息组”工作。有天中午休息，两个人下象棋，从维熙功力不行，眼看着快输了，于是他趁我不注意，把我一枚已过河的棋子偷了放在兜里，我发现了跟他要，他不给，起身就跑，我就在后面追。
　　当时北京日报社的编辑部设在东单二条坐北朝南的一个带几个跨院的大院子里。从“消息组”的门出去，穿过一个月亮门，就是另一个跨院，院中种了几丛竹子，两明一暗的三间西房就是当时社长范瑾的办公室，大家俗称这个院叫“潇湘馆”。从维熙刚调来报社不久，对各个院内是哪些人和部门的办公室还闹不清楚，他只顾忙着“逃跑”，一头就冲进了范瑾同志的办公室。范瑾正坐在沙发上小寐，见他冲进来，不禁一脸诧异地问：“你？——噢，你就是刚调来的从维熙吧？找我有什么事吗？”从维熙慌张得又犯开了口吃：“我——哦，我，没什么事——我，走错门了！”说完扭头就跑出去了，从此再不敢和我下棋。（以上可是从维熙自己回忆讲述的，我的印象倒是模糊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
　　李滨声也回忆了一段辛酸中见真情的往事：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北京日报自然也首当其冲。刘波泳因为他的小品文《灶王爷的小本子》（讽刺当时有些人自己不学无术，专门记录别人的言行，打小报告整人）；李滨声因为漫画《没嘴的人》（为了怕“祸从口出”，干脆把嘴封上，什么都不敢说）；从维熙当时才华横溢，已发表了几篇很有分量的小说，因在“青年作家研讨会”上的一次较为犀利的发言；王复羊当年只有22岁，他16岁即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可称青年才俊，18岁调来北京日报美术组工作，因为讲了一些当年苏联军队在东北的不良作为以及他的几幅漫画，四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二类”（较重的）处理。工资被降到了每月18元钱。被划为右派的人都已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另类，为了划清界限，一般人都像躲瘟疫一样地远离他们，不再和他们接近或交谈。
　　王复羊年纪轻轻，在北京孤身一人，情况十分凄惨。这时他的同学女友、国画家崔振国不但没有远离他，而是勇敢地站出来，表示要和他结婚，共同面对今后险恶的生活。
　　没有家人、没有亲朋、没有财产，谁为他们操办主持婚礼？于是，由梁沙军、刘波泳、李滨声、从维熙、王素心等八位“右派”友人出面，每人拿出一元钱，在北京日报角门外的洋溢胡同一家没有招牌的家庭四川小饭馆内，为王复羊和崔振国完成了人生中的“隆重婚礼”。
　　午饭后，李滨声拿起画笔，为我们的小外孙芃芃画像。王复羊也给满面病容的刘波泳画了一张素描，谁知这竟成刘波泳的最后一张像。2000年1月26日，刘波泳去世，从维熙写了一篇《无水行舟——悼波泳》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几天后，刘波泳的女儿蓝湖去北京晚报“五色土”找李凤翔同志（也是刘波泳的挚友），送去王复羊为刘波泳画的素描像以及我写的一篇纪念波泳的文章《秦川儿女情留人间》；正说话间，李滨声也去找李凤翔，手里拿着一篇他写的《灶王爷的小本子——怀念波泳》，一脸悲怆，声音低沉地说：“波泳走了，我很难过……我写了一篇小文纪念他；思绪很乱，语句写的也有点乱，你帮我顺顺吧……”（此文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在八宝山的追悼会上，李滨声、王复羊等友人，大书了《无水之河拉纤行舟》、《秦川儿女情留人间》的挽联，高悬在刘波泳的遗像两旁。
　　2008年1月15日，外柔内刚、才情真挚的王复羊也不幸辞世，令人不胜唏嘘悲叹。正如刘波泳去世前几天写下的两行字：“只要人间真情在，哪管风雨还是晴；只要人间真情在，哪管道路再泥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