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惠，原名林文山、林颂葵。1928年生于广西，2004年6月8日，在北京逝世。早年曾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后放弃学业加入抗战。出版30余种杂文集和古典文学研究专著。他是新时期杂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尤以其“史鉴体”杂文独树一帜。
　　
　　牧惠与《思痛录》
　　
　　牧惠先生走得太突然了!
　　6月5日，我们还一起参加过关于青少年人性教育的小型讨论会。他的发言还在我的耳边回响。8号下午就传来他突然去世的噩耗。他是在工作中，突发心梗，一头栽倒的。等被人发现，他早已停止了呼吸。
　　牧惠先生晚年，办了几件比写杂文更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和戴煌等十位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河南农民曹海鑫的冤案仗义执言，此事被称为当代中国的左拉和德雷福斯案；一件，是主编并自费印刷了《松仔岭事件真相》，为这起发生在建国初期广东的政治冤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证词；一件，是完成了韦君宜的托咐，让《思痛录》问世。
　　《思痛录》是奠定韦君宜历史地位的代表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绝唱。《思痛录》得以艰难问世，则是因为牧惠先生的不懈努力。韦君宜没有指望这部著作能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出版，因为，她太清楚这部著作的份量和中国出版界的规矩了。当时她已经行动不便，于是，把这部著作的出版事宜委托给儿女亲家牧惠。她知道牧惠和出版界有广泛的联系，更知道牧惠懂得这部书稿的价值。
　　牧惠陆续通过邵燕祥、林贤治在《散文与人》上、通过郑惠在《百年潮》上、通过谢泳在《黄河》上发表了《思痛录》的部分章节。然而，出书的事，联系了多家出版社，都不成功。有的出版社已经排了版，最终还是打了退堂鼓。1997年12月，韦君宜八十大寿，她的清华老同学，一二九运动老友于光远，又一次当面催促牧惠，并写文章说，韦君宜之所以痛苦地活着，就是想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这时，我妹妹丁宁供职的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名为《百年人生》的丛书，体裁是回忆录，要求作者必须是老年名家。我妹妹找了几个名家约稿，都不如愿。我说，韦君宜有一部回忆录，在牧惠手里，你和社领导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她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领导说，如果是牧惠的回忆录，我们不敢出。韦君宜的回忆录，可以。其实，牧惠的回忆录名叫《漏网》，早就出了。他们只知道牧惠的杂文有锋芒，还不知道韦君宜的回忆录说什么呢！我说，找牧惠联系这部稿子可以，但一定要带着合同去，取稿的同时签合同。我怕他们和其他出版社一样，看了稿子又打退堂鼓，签个合同总有一点约束。
　　领导同意了。1998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丁宁来到牧惠先生家里。当时就取了稿子，签了合同。我说，能不能两个月出书？丁宁说，还是签三个月吧。牧惠也同意。
　　丁宁把稿子拿回社里，一读就傻了：原来此书的分量是如此之重！在此之前，还没有一本书，如此真诚、如此痛彻地反思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不但反思极权体制的荒谬，同时也解剖自己的灵魂。她所发愁的是，合同已经签了，书出不来怎么向牧惠交待！
　　好在总编辑李志强先生给了她有力的支持。他看了稿子说，我看这部书可以出，个别地方删一点就行了。于是，他们一审、二审、三审，前后删了三遍，十二万字的书稿，删了约一万字，终于通过了。
　　1998年5月12日，《思痛录》第一批样书终于印出。牧惠破例向单位要车，带着丁宁，来到协和医院，把样书送到了韦君宜的手上。韦君宜已经说不清话，但看得出她十分激动。牧惠也十分激动，他曾这样述说当时的心情：“出了医院，我舒了一口气：我终于完成了任务! 我终于完成了于光远流着眼泪给我下达的任务!”
　　书出了以后，牧惠向思想文化界的好友分送不下百册，一时间好评如潮，出现了全国争读《思痛录》的盛况。之后，牧惠先生又委托邢小群和孙珉，编了一本《回应韦君宜》，几经周折，在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使得《思痛录》的回声，得到了集中的展示。中国知识界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的认识，由此确立了一个刷新的标竿。
　　昨天，在八宝山举行牧惠先生遗体告别活动，参加者有好几百人。最年长的是87岁的李锐先生。（可能还有更年长的我不认识）。这使我想起韦君宜遗体告别时，和她不算熟悉的李慎之先生特地赶来参加。他说，韦君宜去世，我不能不来。牧惠走了，我想，李锐老和许多参加者，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2004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