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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国家现代性的建构形式必然相异，中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表现形式，过程中更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指导而开展。文章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进行论述，归纳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关联的时间坐标。其次对中国现代性建构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作用加以总结。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具有帮助价值择定和推动文化转化的特殊作用。最后，以动力作用为视角，深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作用逻辑，再次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民族国家意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19-03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所呈现出的发展面貌，无疑以“现代化”作为标准。但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建构，并不仅仅需要在内部开展精神运动，或拓展思想边界。现代性建构更需要以“对外开放”的方式，吸纳“全球化”中的养分，从而加快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这一必然过程，凸显了两个现代性进程中同样“必然存在”的问题。一是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以对峙全球化中的部分因素。二是需要构建科学的理论指导，稳定现代性实践的整体效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饱含“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指导，可以成为调和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性发展诉求的重要媒介。因此，在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进行研究之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关联素材，可从时空坐标的角度入手，在历史现象中探寻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起点与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分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指导性理论体系，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不断的深化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两者在发展机理上存在必然的历史缘由。从发展性质和文化构成角度来看，中国在世界领域内是少有的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财富的国家，其本身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内涵极为深刻。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受了严重的侵略性打击，侵略战争令当时本就发展迟滞的中国陷入了更加恶性迟缓的发展局面。这种迟缓不仅表现在国力和财力两方面，西方侵略与国家本身的民族文化意识也形成了矛盾局面。一时之间，找寻一种适应于国家发展需求，且具有可靠性质的指导性理论，成为了早期中国回归到稳定发展格局内的必然目标。
最初，马克思主义是众多思潮中的一分子，但在不断深化研究和适用性变革的一系列操作下，马克思主义被选择成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优先指导理论。从出现到被选择的这一阶段，中国进行了两方面的发展性反思。首先，在受到西方侵略和压迫的背景下，中国的固有观念意识从繁荣到压抑，这种反差极大的现状令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诉求。其次，如果当时的革命并不彻底，那么中国将无法走出封建社会的阴影。而要真正彻底革命，就必须令人民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甚至成为革命的主体。在急需革命但却缺少稳定可靠的革命方向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充分包含了“现代性”建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被中国早期的革命人士推崇，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
纵观中国革命历史的坎坷可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指导思想不但要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内核，其内容构成也必须具有与时代更新随时匹配的特质，且可以充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融。因此，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迈出了辩证发展的中国化步伐。“中国化”的建构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承担民族发展、社会发展愿景的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并表示资本主义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指出持续依赖资本主义制度，也将直面社会的崩解。建立符合自身精神文明的社会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更好地推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
（一）价值择定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根本目的都是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存在的必然问题。而其中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传统观念和现代性观念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現代性是迈向现代的必然，是保持持续进步发展以及实践观念的必然构成。现代性的构建效果，将影响到国家未来社会组织机制的整体效率。那么既然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持续性的变革，其就必然与国家本身存在的文化体系存在矛盾关系。国家已有的文化体系代表着民族国家意识，是对过去的整合和传承。两者之间的矛盾，较难解决但也不容忽视。而对这一矛盾的处理，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进行价值择定。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得出的解决办法，就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价值追求。中国文化体系长期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重视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但“现代性”强调个体利益和个体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个体意识的弱化不利于社会的高效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在充分肯定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与群体价值的高度统一，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二）文化转化
现代性必然要面对“全球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面向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开放竞争中，不能一概而论拒绝吸收所有的西方思想，也不能闭门造车沉浸在弘扬自我的观念意识当中。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文化转化。面对这一问题，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提出了文化转化的良好思路。要实现对观念的现代化转化，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具有现代价值，但至少传统文化无法直接转变为现代化思路。马克思主义指出，只有借助一种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作为参考，跳出传统文化影响的范围，才能够行之有效地探究出“我们”究竟还缺少什么。要批判性地看待和借鉴西方价值观念，才能创造出符合本国发展需要，又能够面向“全球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过程，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共同价值追求
（一）弘扬理性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都需要重视弘扬理性精神，以此为契机，推进新的理性思维、精神在祖国发展中推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下发展的启蒙运动为“新理性运动”，其提倡反对礼教、反对奴役、反对独裁、反对迷信等思想理念，具有启迪人们思想的作用，这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无论是传统社会发展模式还是新时代社会发展模式，都提倡自由，反对奴役、反对独裁，这助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以弘扬理性精神为导向，通过思想引领，反对独裁、专政，以此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引领下，要求制度领域深化该思想，无论是政府的制度模式，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制度模式，都应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推进理性精神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弘扬，使人们在社会发展各层面都能够依照法律、制度办事，营造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
（二）追求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引领的新启蒙运动提倡大众思想解放。在封建社会治理下，人们的思想过于固化、陈旧，尤其是一些偏激的思想观念，使人缺乏灵动性，影响到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到我国，通过新启蒙运动思想理念的提出，使人们接受新的思想，以新的思想鼓舞、振奋民心，给予人们勇气，使人们摆脱封建王朝的控制，协同合作，共创中国的美好明天。在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民众具有深入的影响，使人们摒弃封建，拒绝迷信、盲从，走向理想社会的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同理，我党是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追求思想解放的理念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也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使人们开拓创新，立足于祖国当前发展趋势，推进祖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而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都需要重视追求解放思想，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增强祖国发展凝聚力，共创美好的明天。
（三）宣扬进步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宣扬进步思想是关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通过与我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其中进步观念的宣扬是重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发展的指导性理论，使人们认知到进步思想，明晰进步思想的重要性，并以之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包括医疗、教育等等，尤其是教育领域，将进步思想融入其中，教育、引领学生，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进而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精神的价值凸显，要求个体发展过程中应具有创新能力，时刻汲取先进的思想观念，并以自身力量助力社会发展进步。
四、中国现代性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作用分析
（一）启蒙阶段
结合上文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帮助中国完成现代性建设的这一理念下。马克思主义首先对封建主义思想的错误模式进行了批判，紧接着又提出了基于政治解放、民众个人意识激活的相关话语。马克思主义在初期阶段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令革命领导者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以适应于中国未来发展为思路又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该阶段起到了十分切合实际的引导作用，通过土地革命等一系列举措，保障了农民利益，来激发和引导社会民众参与民主革命，有效强化了革命的主体力量。此后，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不断建设医疗、教育等事业，大量积累了社会主义要素，为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说，通过革命而建构的新中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宏观方向上的正确指导。
（二）指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回暖。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升，土地改革的良好推进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条件。旧社会的风气残留也得到了良好的消除。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风貌”基本凸显，中国彻彻底底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变。而“彻底”的这一特征，正是当初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革命的重要目标。在中国社会逐步迈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辨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起到了独一无二的推进作用。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又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该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一贯所强调的“政治解放只是一种手段，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标”这一思想，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任务目标。在此基础上，我国开始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主，从人口、生态环境等多个视域入手，开始了对社会的优化建设。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趋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仍旧起着重要的方法指引作用，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的健康发展做出持续性贡献。
（三）促进阶段
21世纪后，在充分解决了一系列现代性建设的矛盾问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性更加突出。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党从目标、思想、原则和部署等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和建构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未来思路。而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这一举措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也肯定了其当代价值和未來价值。我国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能够获得当下的成就，既离不开人民的努力建设，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正确指引。故而，在未来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持续发挥前瞻性的思想引领作用，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提供帮助。
五、结语
综上，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方向指导。而“全球化”作为近期内最具国际影响力、作用范围覆盖最广，但却尚未被完善定义的词语，中国必须要不断警惕“全球化”携带的某些意识。这也说明在新时期内，中国需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指导，平衡对外发展和内部稳定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现代性建设过程中，受到文化、生态等维度问题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5（1）：16-21.
[2]刘剑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人民论坛，2017（16）.
[3]孙亮.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天府新论，2010（2）：1-5.
[4]张爱艾，邓淑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维路径[J].理论与改革，2016（5）：18-22.
[5]柳士军.何为“莎士比亚化” “莎士比亚化”何为[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2）.
[6]刘林元.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探索——读《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J].毛泽东研究，2020（3）：121.
[7]董星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现代性问题[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1（3）：5-8.
[8]李佑新.从现代性视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3）：67.
[9]韩秋红，孙颖.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启示与中国意义[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6-24.
[10]鲁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全国高端论坛综述[J].阅江学刊，2019，11（3）：39-42，11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性;民族国家意识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6-0019-03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以及所呈现出的发展面貌，无疑以“现代化”作为标准。但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建构，并不仅仅需要在内部开展精神运动，或拓展思想边界。现代性建构更需要以“对外开放”的方式，吸纳“全球化”中的养分，从而加快中国的现代性进程。这一必然过程，凸显了两个现代性进程中同样“必然存在”的问题。一是必须要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以对峙全球化中的部分因素。二是需要构建科学的理论指导，稳定现代性实践的整体效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饱含“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指导，可以成为调和民族国家意识和现代性发展诉求的重要媒介。因此，在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进行研究之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关联素材，可从时空坐标的角度入手，在历史现象中探寻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起点与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分析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发展中极为重要的指导性理论体系，其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不断的深化发展，归根结底是因为两者在发展机理上存在必然的历史缘由。从发展性质和文化构成角度来看，中国在世界领域内是少有的拥有丰富历史文化财富的国家，其本身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文化内涵极为深刻。与此同时，中国也经受了严重的侵略性打击，侵略战争令当时本就发展迟滞的中国陷入了更加恶性迟缓的发展局面。这种迟缓不仅表现在国力和财力两方面，西方侵略与国家本身的民族文化意识也形成了矛盾局面。一时之间，找寻一种适应于国家发展需求，且具有可靠性质的指导性理论，成为了早期中国回归到稳定发展格局内的必然目标。
最初，马克思主义是众多思潮中的一分子，但在不断深化研究和适用性变革的一系列操作下，马克思主义被选择成为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优先指导理论。从出现到被选择的这一阶段，中国进行了两方面的发展性反思。首先，在受到西方侵略和压迫的背景下，中国的固有观念意识从繁荣到压抑，这种反差极大的现状令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诉求。其次，如果当时的革命并不彻底，那么中国将无法走出封建社会的阴影。而要真正彻底革命，就必须令人民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甚至成为革命的主体。在急需革命但却缺少稳定可靠的革命方向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充分包含了“现代性”建构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被中国早期的革命人士推崇，成为了中国革命的重要指导思想。
纵观中国革命历史的坎坷可知，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指导思想不但要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内核，其内容构成也必须具有与时代更新随时匹配的特质，且可以充分与中国特殊国情相融。因此，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便开始迈出了辩证发展的中国化步伐。“中国化”的建构说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扎根于中国土壤，具有承担民族发展、社会发展愿景的实践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直面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成就，并表示资本主义在现代性建构的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也指出持续依赖资本主义制度，也将直面社会的崩解。建立符合自身精神文明的社会模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更好地推进人类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
（一）价值择定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引入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构，根本目的都是要利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存在的必然问题。而其中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传统观念和现代性观念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現代性是迈向现代的必然，是保持持续进步发展以及实践观念的必然构成。现代性的构建效果，将影响到国家未来社会组织机制的整体效率。那么既然现代性代表着一种持续性的变革，其就必然与国家本身存在的文化体系存在矛盾关系。国家已有的文化体系代表着民族国家意识，是对过去的整合和传承。两者之间的矛盾，较难解决但也不容忽视。而对这一矛盾的处理，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现代性建构进行价值择定。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得出的解决办法，就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价值追求。中国文化体系长期受到儒学思想的影响，重视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但“现代性”强调个体利益和个体价值的重要性，认为个体意识的弱化不利于社会的高效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前提下，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在充分肯定个体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与群体价值的高度统一，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二）文化转化
现代性必然要面对“全球化”，这是不争的事实。而面向全球化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开放竞争中，不能一概而论拒绝吸收所有的西方思想，也不能闭门造车沉浸在弘扬自我的观念意识当中。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文化转化。面对这一问题，充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提出了文化转化的良好思路。要实现对观念的现代化转化，这并不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具有现代价值，但至少传统文化无法直接转变为现代化思路。马克思主义指出，只有借助一种与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作为参考，跳出传统文化影响的范围，才能够行之有效地探究出“我们”究竟还缺少什么。要批判性地看待和借鉴西方价值观念，才能创造出符合本国发展需要，又能够面向“全球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变革过程，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共同价值追求
（一）弘扬理性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都需要重视弘扬理性精神，以此为契机，推进新的理性思维、精神在祖国发展中推广与弘扬。马克思主义下发展的启蒙运动为“新理性运动”，其提倡反对礼教、反对奴役、反对独裁、反对迷信等思想理念，具有启迪人们思想的作用，这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无论是传统社会发展模式还是新时代社会发展模式，都提倡自由，反对奴役、反对独裁，这助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以弘扬理性精神为导向，通过思想引领，反对独裁、专政，以此营造良好的社会发展趋势。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引领下，要求制度领域深化该思想，无论是政府的制度模式，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制度模式，都应遵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精神，推进理性精神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弘扬，使人们在社会发展各层面都能够依照法律、制度办事，营造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
（二）追求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引领的新启蒙运动提倡大众思想解放。在封建社会治理下，人们的思想过于固化、陈旧，尤其是一些偏激的思想观念，使人缺乏灵动性，影响到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到我国，通过新启蒙运动思想理念的提出，使人们接受新的思想，以新的思想鼓舞、振奋民心，给予人们勇气，使人们摆脱封建王朝的控制，协同合作，共创中国的美好明天。在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中国民众具有深入的影响，使人们摒弃封建，拒绝迷信、盲从，走向理想社会的发展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同理，我党是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追求思想解放的理念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也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使人们开拓创新，立足于祖国当前发展趋势，推进祖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而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都需要重视追求解放思想，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增强祖国发展凝聚力，共创美好的明天。
（三）宣扬进步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宣扬进步思想是关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通过与我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其中进步观念的宣扬是重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发展的指导性理论，使人们认知到进步思想，明晰进步思想的重要性，并以之推动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包括医疗、教育等等，尤其是教育领域，将进步思想融入其中，教育、引领学生，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用人才，进而为祖国发展贡献力量。尤其在新时代背景下，创新精神的价值凸显，要求个体发展过程中应具有创新能力，时刻汲取先进的思想观念，并以自身力量助力社会发展进步。
四、中国现代性建构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作用分析
（一）启蒙阶段
结合上文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帮助中国完成现代性建设的这一理念下。马克思主义首先对封建主义思想的错误模式进行了批判，紧接着又提出了基于政治解放、民众个人意识激活的相关话语。马克思主义在初期阶段起到了良好的启蒙作用，令革命领导者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以适应于中国未来发展为思路又提供了发展的方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该阶段起到了十分切合实际的引导作用，通过土地革命等一系列举措，保障了农民利益，来激发和引导社会民众参与民主革命，有效强化了革命的主体力量。此后，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不断建设医疗、教育等事业，大量积累了社会主义要素，为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说，通过革命而建构的新中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宏观方向上的正确指导。
（二）指引阶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民经济迅速回暖。人民群众的地位提升，土地改革的良好推进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条件。旧社会的风气残留也得到了良好的消除。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的社会主义“风貌”基本凸显，中国彻彻底底地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改变。而“彻底”的这一特征，正是当初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时革命的重要目标。在中国社会逐步迈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为我们辨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起到了独一无二的推进作用。随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中国现代性的建设又进入了全新的阶段。该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一贯所强调的“政治解放只是一种手段，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最终目标”这一思想，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任务目标。在此基础上，我国开始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主，从人口、生态环境等多个视域入手，开始了对社会的优化建设。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趋向稳定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仍旧起着重要的方法指引作用，为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的健康发展做出持续性贡献。
（三）促进阶段
21世纪后，在充分解决了一系列现代性建设的矛盾问题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性更加突出。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党从目标、思想、原则和部署等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和建构了社会主义现代性建设的未来思路。而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思想。这一举措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价值，也肯定了其当代价值和未來价值。我国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能够获得当下的成就，既离不开人民的努力建设，更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正确指引。故而，在未来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持续发挥前瞻性的思想引领作用，为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提供帮助。
五、结语
综上，结合了中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方向指导。而“全球化”作为近期内最具国际影响力、作用范围覆盖最广，但却尚未被完善定义的词语，中国必须要不断警惕“全球化”携带的某些意识。这也说明在新时期内，中国需要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理论指导，平衡对外发展和内部稳定之间的关系，以保障现代性建设过程中，受到文化、生态等维度问题的影响程度。
参考文献：
[1]邹诗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05（1）：16-21.
[2]刘剑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J].人民论坛，2017（16）.
[3]孙亮.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天府新论，2010（2）：1-5.
[4]张爱艾，邓淑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维路径[J].理论与改革，2016（5）：18-22.
[5]柳士军.何为“莎士比亚化” “莎士比亚化”何为[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2）.
[6]刘林元.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探索——读《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J].毛泽东研究，2020（3）：121.
[7]董星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重现代性问题[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1（3）：5-8.
[8]李佑新.从现代性视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部力作——评《现代性的中国方案——基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研究》[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3）：67.
[9]韩秋红，孙颖.国外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启示与中国意义[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6-24.
[10]鲁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全国高端论坛综述[J].阅江学刊，2019，11（3）：39-42，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