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加班到天黑，集团的“鬼楼”都安静极了。一路从楼梯走下来，到一楼转角处的卫生间收拾自己。这时常能碰见一个神气活现的姑娘，跟我一样的黄毛短发，唇红齿白，极白皙精致，眼睛大大的，穿着大黄大紫的衣服，脚踏10厘米的恨天高。虽然彼此不认识，但见得多了，就对着笑一下。
　　一次中午出去逛，又见着她，打了个招呼。挨着我的同事问：“你认识她？”我说不算认识，见过。“这姑娘也是新来的吧，编辑培训怎么没见过啊？”同事说：“姑娘？人家孩子都上学了。”
　　于是八卦了一番。原来她是集团的元老了。刚来的时候胖墩墩的，梳一根稀疏的马尾辫，深蓝大褂一直垂到脚踝。扫台阶，从19楼扫到1楼；擦扶手，从1楼擦到19楼。每个人都见过她，可她见了人也只是头也不抬地擦扫，神情郁郁的。几年之后，大楼里的每家出版社都有了自己负责的区域，各自雇了清洁员，她转行去操作电梯。据说那时她总是穿着工作服或黑衣服，闷闷不乐，竟日没有一点儿神采。进电梯的人都避过不看她，她也把别人和自己都当透明的一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后来人人都会使用电梯了，她就不见了踪迹，据说是读书去了，一两年没见，大家都忘了她。又出现的时候，已经女大学生一样清新可人，长发直直披下来；白色连衣裙穿在身上，见人也知道说笑和打招呼。出现的次数多了，都知道原来是已经进了局里实习。
　　所以等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早过了30岁。头发长了又短，黑了又黄，纱裙变成热裤，平底鞋换了恨天高。
　　从同事的语气和神态中，我明白，在我们这样一个开放又封闭、年轻又古老的单位，关于她的归去来兮，一定有许多揣测。
　　如果一个家世和眉目都稀松平常的女孩想倔强地漂亮地活着，她必须跳出不得意的童年，回视无数质疑的目光。默默擦扫那几年，她穿暗色宽大的衣服；电梯上上下下，在那些西装革履的人面前，她只盯着那些按钮，不说话。她想用最没有特色的衣服和冷漠把自己藏起来，这个不如意的、普通的、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甚至鄙陋的自己。她可以选择就这样下去——在大多数人看来，她就属于那样一个世界。可她终于选择读书，让自己的人生绽放一次。我不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用“女人，这辈子就那么回事儿”的话劝阻和挤兑过她。在她获得那次权威考试的认可之前，她还是大多数人眼中自不量力的失败者，可她真的就成了。然后她回来，宛然新生，穿鲜亮的衣服，戴夺目的饰品，虽然照样跟森严的机关作风格格不入，可她已经拥有了跟环境正面交锋的勇气和信仰，像一个小巧可人版的堂·吉诃德。
　　这样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眉头和眼角没有一点儿皱纹，眼神像20岁时一样澄净。我愿意相信，十几年的大起大落，使她走的每一步都不容置疑。对或不对，值得或不值得，选择或不选择，没有人有资格授意给她。她有清醒的自知和强大的内心。
　　对大多数人来说，年龄是累赘，是筹码里的负值。而对于心如赤子的人，皱纹不过是纪年工具，他们不再有少年的无所适从和青年的碌碌浮躁，正在度过逐渐完善自身的、最好的年华。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只要活着，就会有好事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