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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年,外公毛泽东看着照片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东”取自他自己的名字,而“梅”则是他最喜爱的植物。这个名字让她感受到祖辈的疼爱,同时也时刻面对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孔东梅是毛泽东惟一的外孙女,在毛泽东4位孙辈中,排行第三,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东梅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身份和谐共处。6岁以前,她一直和外婆贺子珍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的大院子里。虽然那时候能看美国动画片,吃奶油冰棍,去海边度假,但她始终觉得寂寞,特别想妈妈。那些放了学之后在弄堂口自由自在跳皮筋的小伙伴,常常让她羡慕不已,“很想叫她们到外婆家玩,但知道肯定不被允许,而我也不可以在外面跟她们玩……”
后来孔东梅被父母接到了北京。读书时,常常有老师、同学赞叹她右下颌那颗痣长得同她外公一模一样,还在她转身后议论:“你知道她的外公是谁吗?” 这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孔东梅非常烦恼,她迫不及待想要长大,摆脱掉那个巨大的“光环”。
1999年,她拖着4个大皮箱飞到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联系学校。
在人家地盘上她反而很高兴,“再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的父亲母亲是什么人、你的外祖父是谁谁谁。”童年印象里抹不去的外婆的阴郁沉默、母亲偶尔提及的留苏艰辛,以及“为什么外公跟外婆不住在一起”等等疑虑,她都不愿多想。她只想着把这些都留在外公注视着的天安门、长安街!自己,要做一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时她的箱子里除了衣服、被褥,甚至还装着晾衣架。“我把什么都带上了,想着到了那边不用再花钱买了,能省点就省点儿。”从此开始过平静的求学生活。
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
作为伟人之后,孔东梅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压力?”她的成长经历使她足以从容地面对来自外界的过多关注。“关注自然就有要求,你做什么别人会有评判,但是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不管你是谁的后代,你首先是你自己。”
“我6岁时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父母一直都靠工资吃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他们除了抚养我们兄妹,每月还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我外婆贺子珍。”由于母亲早年身体不好,孔东梅很小就学习操持家务,一直到上大学的头两年,因为要照顾妈妈,她都不能住校。
她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哥哥穿爸爸穿旧的衣服,而她老穿哥哥穿不了的衣服。 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北京部队大院的孩子一样,她也穿过“板绿”和“板蓝”。小女孩的爱美之心曾经被严重压制。为了穿上喜爱的衣服,她很小就学会了踩缝纫机。“我妈给我买的灯芯绒裤子,为了我长大了也能穿裤腿特粗,我不喜欢,就自己裁瘦了,然后踩缝纫机重新做好。” 直到现在孔东梅对穿着打扮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一定要让衣服来装扮你,而不是被衣服遮盖淹没了!”
接触过她的人说:“东梅,你跟其他的伟人之后不太一样呵,没什么架子,不那么高高在上,感觉比较接地气。”她笑着回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得比较晚,基本上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成长起来的。从小我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要做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立足,不要去做万众瞩目的伟人后代。”
看清自己的家族血脉
孔东梅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一直想要挣脱的“束缚”,最终却成为自己事业的起点。“2000年,我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里面记录了她和外婆在苏联的生活,我看了以后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虽然此前我也听过她们讲那时候的故事,但是有些细节还是从那本书里读到的,真的令人难以平复。”
“为什么外婆要离开外公远走他乡?为什么她这么多年孤身生活?为什么她一直不能去见外公?为什么在平常人家很简单的事,在我们家就是不行?”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了出来,她下了决心,“要给外婆写一本书,要通过寻访和追问,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
好像被某种使命催促着,毕业典礼第二天,她就打包回国了。她的心比从前定了很多,对各种议论点评自有主张。“身体里流着这管血,是怎样就是怎样,也不用如何刻意地回避或者是张扬。”
回国不久,孔东梅就注册了一家名为“东润菊香书屋”的文化公司,以自己写书、与其他作者签约、筹备展览、策划影视等方式,推进自己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
她笑着说自己受母亲影响,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上大学那会儿就办校刊。写作于她而言始终是一种乐趣。于是,《翻开我家老影集》、《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改变世界的日子》,她接连出了3本书,花费心力最多的还是为外婆写的书。对她来说这本书也是写给自己的,“只有把我了解到的都写出来,自己才能得到释放。”在写书的过程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她写书的目的,也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毛泽东家人的真实故事。
最近,她忙着推出一本《毛泽东箴言》,类似于新的《毛泽东语录》。“我们有一个小组,做了大概6年的时间,从《毛选》以及各种文集中精选、摘编了360条语录,把那些政治化的东西去掉,留下的是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现代人也会有所启迪的经典话语,真的是‘字字闪金光’!”说起自己的新书,孔东梅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笑容。
把“菊香书屋”搬进798
“家庭背景对你做生意有没有帮助?”陈鲁豫曾这样问蒋家第4代蒋友柏。她得到的回答是,“那些因为你姓蒋而想接近你的人,往往并不会给你生意做。”
孔东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你不能为人家做什么,只是报一个祖辈的名头出来有什么用?”大学毕业那年她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想去收入丰厚、生活稳定的国企,她则选择了尚在筹备组建的泰康人寿,“做办公室行政工作,干不好照样挨骂”。
2001年,孔东梅从美国回来创办文化公司,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董秀玉女士作为公司顾问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就觉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女能够自己创业,还是很不容易。”
创业头两年,孔东梅拼得很凶,有时生病发着高烧还在四处奔波。为写《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她多次前往井冈山和外婆的家乡永新采访,然而由于发行商毁约,不能兑现承诺,该书的发行受了很大影响。对于事业上谨慎稳健的她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挫败。
“很多人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事应该是一马平川、毫无障碍,其实前辈是前辈你是你。文化产业不是利润丰厚的行业,做这个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摸爬滚打甚至上当受骗,哪有什么特权可言。慢慢做起来,人家帮你,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后代,而是看你做事还行。”
孔东梅很早就想把“菊香书屋”开进798,但没有人因为她是伟人之后而特事特办。为此她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批复。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她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赋予它新的诠释。走进“菊香书屋艺术空间”,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主人的独到用心。贴着毛主席画像的立柱,与之呼应的切
当年,外公毛泽东看着照片亲自为她取了名字,“东”取自他自己的名字,而“梅”则是他最喜爱的植物。这个名字让她感受到祖辈的疼爱,同时也时刻面对着来自外界的压力。
孔东梅是毛泽东惟一的外孙女,在毛泽东4位孙辈中,排行第三,母亲是毛泽东长女李敏,父亲是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孔从洲将军之子孔令华。
有很长一段时间,孔东梅不知道如何与自己的身份和谐共处。6岁以前,她一直和外婆贺子珍住在上海湖南路262号的大院子里。虽然那时候能看美国动画片,吃奶油冰棍,去海边度假,但她始终觉得寂寞,特别想妈妈。那些放了学之后在弄堂口自由自在跳皮筋的小伙伴,常常让她羡慕不已,“很想叫她们到外婆家玩,但知道肯定不被允许,而我也不可以在外面跟她们玩……”
后来孔东梅被父母接到了北京。读书时,常常有老师、同学赞叹她右下颌那颗痣长得同她外公一模一样,还在她转身后议论:“你知道她的外公是谁吗?” 这让正处于青春期的孔东梅非常烦恼,她迫不及待想要长大,摆脱掉那个巨大的“光环”。
1999年,她拖着4个大皮箱飞到美国,一边工作一边联系学校。
在人家地盘上她反而很高兴,“再没有人关心你是谁、你的父亲母亲是什么人、你的外祖父是谁谁谁。”童年印象里抹不去的外婆的阴郁沉默、母亲偶尔提及的留苏艰辛,以及“为什么外公跟外婆不住在一起”等等疑虑,她都不愿多想。她只想着把这些都留在外公注视着的天安门、长安街!自己,要做一个跟家族无关的人!
当时她的箱子里除了衣服、被褥,甚至还装着晾衣架。“我把什么都带上了,想着到了那边不用再花钱买了,能省点就省点儿。”从此开始过平静的求学生活。
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
作为伟人之后,孔东梅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压力?”她的成长经历使她足以从容地面对来自外界的过多关注。“关注自然就有要求,你做什么别人会有评判,但是人不能背着神话生活。不管你是谁的后代,你首先是你自己。”
“我6岁时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就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父母一直都靠工资吃饭,和普通家庭一模一样。而当时,他们除了抚养我们兄妹,每月还另外寄些零用钱给我外婆贺子珍。”由于母亲早年身体不好,孔东梅很小就学习操持家务,一直到上大学的头两年,因为要照顾妈妈,她都不能住校。
她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哥哥穿爸爸穿旧的衣服,而她老穿哥哥穿不了的衣服。 跟那个年代的大多数北京部队大院的孩子一样,她也穿过“板绿”和“板蓝”。小女孩的爱美之心曾经被严重压制。为了穿上喜爱的衣服,她很小就学会了踩缝纫机。“我妈给我买的灯芯绒裤子,为了我长大了也能穿裤腿特粗,我不喜欢,就自己裁瘦了,然后踩缝纫机重新做好。” 直到现在孔东梅对穿着打扮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一定要让衣服来装扮你,而不是被衣服遮盖淹没了!”
接触过她的人说:“东梅,你跟其他的伟人之后不太一样呵,没什么架子,不那么高高在上,感觉比较接地气。”她笑着回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得比较晚,基本上就是跟普通孩子一样成长起来的。从小我父母对我的教育都是要做一个普通人,靠自己的本事在社会立足,不要去做万众瞩目的伟人后代。”
看清自己的家族血脉
孔东梅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一直想要挣脱的“束缚”,最终却成为自己事业的起点。“2000年,我在美国收到母亲写的书《我的父亲毛泽东》,里面记录了她和外婆在苏联的生活,我看了以后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虽然此前我也听过她们讲那时候的故事,但是有些细节还是从那本书里读到的,真的令人难以平复。”
“为什么外婆要离开外公远走他乡?为什么她这么多年孤身生活?为什么她一直不能去见外公?为什么在平常人家很简单的事,在我们家就是不行?”那些深藏于心的疑问一个个冒了出来,她下了决心,“要给外婆写一本书,要通过寻访和追问,看清自己的血脉和家族。”
好像被某种使命催促着,毕业典礼第二天,她就打包回国了。她的心比从前定了很多,对各种议论点评自有主张。“身体里流着这管血,是怎样就是怎样,也不用如何刻意地回避或者是张扬。”
回国不久,孔东梅就注册了一家名为“东润菊香书屋”的文化公司,以自己写书、与其他作者签约、筹备展览、策划影视等方式,推进自己的“红色文化创意产业”。
她笑着说自己受母亲影响,一直是个文学青年,上大学那会儿就办校刊。写作于她而言始终是一种乐趣。于是,《翻开我家老影集》、《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改变世界的日子》,她接连出了3本书,花费心力最多的还是为外婆写的书。对她来说这本书也是写给自己的,“只有把我了解到的都写出来,自己才能得到释放。”在写书的过程中,孔东梅对自己的外公、外婆、母亲以及整个家族的历史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她写书的目的,也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个毛泽东家人的真实故事。
最近,她忙着推出一本《毛泽东箴言》,类似于新的《毛泽东语录》。“我们有一个小组,做了大概6年的时间,从《毛选》以及各种文集中精选、摘编了360条语录,把那些政治化的东西去掉,留下的是很多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现代人也会有所启迪的经典话语,真的是‘字字闪金光’!”说起自己的新书,孔东梅脸上洋溢着一种满足的笑容。
把“菊香书屋”搬进798
“家庭背景对你做生意有没有帮助?”陈鲁豫曾这样问蒋家第4代蒋友柏。她得到的回答是,“那些因为你姓蒋而想接近你的人,往往并不会给你生意做。”
孔东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是个很现实的社会,你不能为人家做什么,只是报一个祖辈的名头出来有什么用?”大学毕业那年她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想去收入丰厚、生活稳定的国企,她则选择了尚在筹备组建的泰康人寿,“做办公室行政工作,干不好照样挨骂”。
2001年,孔东梅从美国回来创办文化公司,三联书店的负责人董秀玉女士作为公司顾问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她就觉得像我这样的干部子女能够自己创业,还是很不容易。”
创业头两年,孔东梅拼得很凶,有时生病发着高烧还在四处奔波。为写《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她多次前往井冈山和外婆的家乡永新采访,然而由于发行商毁约,不能兑现承诺,该书的发行受了很大影响。对于事业上谨慎稳健的她来说,这是一次不小的挫败。
“很多人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人做事应该是一马平川、毫无障碍,其实前辈是前辈你是你。文化产业不是利润丰厚的行业,做这个完全是因为个人兴趣。摸爬滚打甚至上当受骗,哪有什么特权可言。慢慢做起来,人家帮你,不是因为你是谁的后代,而是看你做事还行。”
孔东梅很早就想把“菊香书屋”开进798,但没有人因为她是伟人之后而特事特办。为此她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批复。
“菊香书屋”曾是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如今,她把它“搬”进798艺术区,又赋予它新的诠释。走进“菊香书屋艺术空间”,处处都可以感受到主人的独到用心。贴着毛主席画像的立柱,与之呼应的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