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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上海青年的性文化和市场改革》（以下简称《开放》），是社会学家詹姆斯·法勒的一部英文著作。现任教于东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的法勒对上海的青年文化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在《开放》一书中，他采用“性文化的修辞学”这一研究范式，剖析从计划经济时代到改革开放再到全球化进程当中上海青年性文化的变迁，并指出这种性文化的变迁与中国这二十年来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市场转型息息相关，应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透视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在《开放》这本书中，法勒全面阐述了从一九八○年到二○○○年间的新上海叙事体中的各类角色：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打工妹，港台来的中年大款，外国人，职业女性，“小秘”，还有依赖女性伴侣生存的舞厅男孩等等。通过对各类角色的展现，作者描绘了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大舞台，进而指出，上海青年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受当代跨国价值观主导并由拜金主义推动的新的性文化，而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风情过往则为这种性文化的催生提供了一种暧昧而确切的怀旧与想像的空间。
法勒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在上海生活、工作，当别人从书本资料中猎取经验数据时，他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却丰富得足以让人嫉妒：口述史访谈，人种志访谈和焦点群体采访等等；此外，他还对市场经济启动以来的大众媒介进行了分析。基于对上海青年性文化所做的十年人种志研究，法勒指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们日益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以往那种惟道德至上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过去；而日益明显的贫富不均使得上海男女努力平衡对浪漫爱情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在这种摇摆与平衡之中充满了消费和欲望的游戏，它们共同构建着一个崭新的基于市场规则的性文化。同时，上海青年还主动融入到对全球性文化的想像性阅读，尽管其中不乏迷茫。从总体上看，中国青年的性存在模式和性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勒用“性开放”一词进行了概括。
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两个目的：一是用“性文化的修辞学”研究范式来解析上海个案，从而阐明性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故事、演出和隐喻的“象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被规训的人、场景、方式与动机，都和行为本身一样，非常重要。第二，该书并非要建构一种文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只是想根据社会学扎根理论，为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种坚实的描述。
关于性文化，很多人从家庭婚姻、国家政治、同性恋、女性主义等角度加以研究，而作者则立足于对青年人婚前、日常生活中的性文化的探讨。全书前四章分析了故事元素，如上海的地理与历史场景、人物，提供了全书的理论框架，也建构了上海性文化的背景框架；后面五章聚焦于与性文化相关的文化编码，包括故事要素中的动机、行动和媒介，细致地分析了上海青年性文化的表现，包括休闲娱乐以及约会等。
根据法勒的观察，当代上海的语法元素和叙事语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会变化，包括邻里关系由旧日弄堂转向白领公寓，媒介的蓬勃发展，舞厅的兴起等，都构成了性文化传播的新语境。例如该书第四章通过追溯上海杂志中流行的“真实故事”这一文类的发展过程，讨论了杂志运作的社会机制与消费主义理念是怎样影响到杂志内容，并进而构成性文化传播的新语境之一种。法勒极其看重大众媒介在性文化的传播与重塑方面的作用。他对比了上海知名杂志《青年一代》中一九八○年的《第六十七封情书》和一九九六年的《为何爱情玫瑰凋谢？》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服役军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从浪漫到讽刺的文化编码的变化，反映出对大众性文化的道德叙述发生了重要转变。
作者还通过对比三位女作家的小说来阐述随着时代的迭进性文化发生的显著变化。张洁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表达了对浪漫爱情婚姻的追求。而在短短二十年后，棉棉和卫慧这群“美女作家”的小说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法勒认为，她们承袭了刘呐鸥等海派作家的风格，但有了全新的变化：注重身体欲望、消费休闲文化。而且，同为“美女作家”的棉棉和卫慧还有不同：棉棉的《啦啦啦》，以地下摇滚为背景，追求的是“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的青春叛逆；卫慧的《上海宝贝》则直接描写了上海大都市背景下的男女物质关系，也比棉棉更为畅销。
作者的分析和描述提醒我们，社会风向常常是媒体和社会互相影响的结果，尤其是对尚未完成社会化的青年。大众媒介中的性文化讲述，既是对新的叙事体、影像和模式的接受，讲述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和形象的建构，是一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建构。在作者看来，“讲述故事是性文化中一个关键的修辞学策略”。他认为，这不仅仅是性自由、全球性文化或者青年反叛的叙事，而且是青年群体在共同（还有个人）建构一种新的有关性选择的文化。青年正经历着一个不确定的人生阶段，而青年性文化是一种由青年人格的未完成性以及青年群体的代际性所决定的未定型的、不成熟的、过渡性的文化，他们必须劝说他人来赞同他们的选择，甚至赞同他们这些选择所基于的道德信念。因为他们需要建构一种有关性选择的文化，并使这种青年群体的文化和行为合法化，所以，性讲述在青年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对于很多尚未形成性观念的未婚青年来说，这些“真实的故事”是很好的参照系。作者主张将关于青年的性讨论看作对话，这个对话过程，为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建构了一个供躲避或者辩护的现实想像空间。
法勒认为，上海的“性开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性解放”、“性觉醒”，而是年轻人的建构，对一种新的性文化的建构。这一建构的过程，既有浪漫修辞，又充满反讽。比如外国人并非西方英雄，而只是方便移民的跳板。改革早期关于性爱与现代化的浪漫理想情结已经转化为而今对性消费和金钱的反讽。在改革时代，青年的确没有那么保守，但也并不是解放，他们只是更加迷茫了。反讽是一种应对道德选择难题的务实策略。但反讽的观念中又充斥着矛盾与挣扎，是一种多重、复杂的文化现象。
然而，上海性文化的转变何以与中国这二十年来以自由市场为原则的经济转型发生了关联？作者认为,文化行为处于劳动力、日常生活、文化市场等社会语境下，而上海的资本劳动市场、消费市场等社会语境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同时，还要将性文化与上海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机构和行为相联系，包括大众媒介和舞厅等。
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之互现，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二○○三年是上海开埠一百六十周年，上海，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方相互交合、衍变的文化，而今，前现代和现代、全球和本土、激越和颓废、浪漫和怀旧、色情和纯真都“杂居”在一起。作者对上海性文化的剖析随时联系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从殖民化的城市到解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直到市场转型的现代社会，再到全球化时代。
在当代市场经济基础上呈现的性文化中，恋爱青年试图在物质条件与浪漫感情的冲突中找到平衡点。这种物质利益与纯真理想之间的冲突在转型社会中普遍存在，但作者认为，上海青年性文化的变化不仅仅是当前的转型，它也是历史转型的延续，上海往昔的殖民岁月为这种性文化的催生提供了暧昧的历史背景，这历史包括海派文化与沪上大众媒介的勃兴。作者继而说，面对变化莫测、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上海产生了一种更为浪漫但又更为隐私同时也更具戏谑性的性文化。
第九章主要阐述了上海舞厅中的性文化，为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极为精彩的一章。书的封面选用的场景恰恰便是夜总会内红男绿女的狂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影视作品中，叙事中的人物关系的展开多以图书馆作为背景，带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浓厚理想色彩；而今的影视叙事则多取歌舞厅、咖啡厅之类的场景。这两个情境符号有鲜明的社会指称意义。图书馆可以说是精英文化和中心文化的象征；歌舞厅则是世俗文化、消费文化的象征。而这种符号的转换折射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
第九章的标题为“白相”，在上海方言里，“白相”是玩的意思。新一代的年轻人把爱当作一次又一次的娱乐消遣，并且是一次性的消费。谈恋爱已经成为一种注重选择、愉悦、游戏和时尚追求的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性交往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变得日趋商业化、消费化。而且，这种消费游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性经济下的性别地位的差异。年轻男人抱怨难以承受恋爱的费用，年轻的“灰姑娘”抱怨得不到富有男人的善待，还有人吃着青春饭；而不同类别的舞厅代表了市场经济中不同阶层的顾客，他们分别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并代表了不同的性文化类型，尽管“舞厅”均被定义为“娱乐场所”。
作者通过观察还发现，上海舞厅里有关性的表演是一种朝向全球市场的想像中的自我提升。上海青年并不把这种对西方性文化的效仿看成是自我的边缘化，反而自认为是全球青年文化的参与者，是全球范围内青年性文化的建设者与消费者。“舞厅”这一社会空间最终表现了市场经济和想像化的全球性文化中人与人不同的社会关系，也展示了“性文化”及其话语是如何在全球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语境中不断增殖的。
在此，法勒对上海性文化的研究引入了一个参照系：“开放”的西方。在探讨中国性文化转变的原因时，作者说：“正如本书的标题，中国性文化转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在通过娱乐业、新的大众媒介还有种种转型，面向西方和日本更为自由（或者是‘开放’）的性文化开放。这一开放，尽管与他国有着细微差别，但它也是性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激荡和回响。”
然后他笔锋一转，“我想，这些通俗化与学术化的性文化全球化的叙事既言重了，又言轻了。全球化的叙述往往过于急切地认同外国的影响而忽视了本土文化景象，实际上很多重要的观念已经内在生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旁观角度的叙述往往否认了本土历史叙述，在这些本土历史叙述当中，外国的影响、入侵和异国向往以及移民被长期地想像着”。
法勒注重以经验资料为依托的学术探讨，并尽量从经验的基础上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福柯把“性”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来探讨，作者也认为这些现象构成了社会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对研究者有意义，也对性文化的参与者有意义。那么，这些性现象又是如何构成对性文化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均有意义的社会经验的呢？作者认为，这一建构社会经验的过程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是对文化意义的苦心构建，这既表达了中国人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强烈愿望，又体现了要做社会变迁的引领者而非追随者的意识追求。这就如同上海“东方香榭丽舍”酒吧的命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性文化的复杂性无疑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作为一种现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性”被视为测量现代文明的生活尺度的一个“指标”。从“性文化”这一角度切入，必将触及一个时代的重要而敏感的文化深层结构。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性意识与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现代人的性观念是激变的文化现象之一面。法勒把对中国性文化的研究焦点放在了上海这个典型的大都市，对于他而言，性文化是一面棱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是怎样审视自己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作为“觉醒的这一个”的。
（《开放：上海青年的性文化和市场改革》，詹姆斯·法勒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出版；James Farrer，Opening Up—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
在《开放》这本书中，法勒全面阐述了从一九八○年到二○○○年间的新上海叙事体中的各类角色：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打工妹，港台来的中年大款，外国人，职业女性，“小秘”，还有依赖女性伴侣生存的舞厅男孩等等。通过对各类角色的展现，作者描绘了一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大舞台，进而指出，上海青年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受当代跨国价值观主导并由拜金主义推动的新的性文化，而十里洋场、东方巴黎的风情过往则为这种性文化的催生提供了一种暧昧而确切的怀旧与想像的空间。
法勒从一九九三年开始在上海生活、工作，当别人从书本资料中猎取经验数据时，他的第一手调查资料却丰富得足以让人嫉妒：口述史访谈，人种志访谈和焦点群体采访等等；此外，他还对市场经济启动以来的大众媒介进行了分析。基于对上海青年性文化所做的十年人种志研究，法勒指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们日益私人化的生活方式，以往那种惟道德至上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过去；而日益明显的贫富不均使得上海男女努力平衡对浪漫爱情和物质利益的追求，在这种摇摆与平衡之中充满了消费和欲望的游戏，它们共同构建着一个崭新的基于市场规则的性文化。同时，上海青年还主动融入到对全球性文化的想像性阅读，尽管其中不乏迷茫。从总体上看，中国青年的性存在模式和性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勒用“性开放”一词进行了概括。
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进行社会学研究的两个目的：一是用“性文化的修辞学”研究范式来解析上海个案，从而阐明性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关于故事、演出和隐喻的“象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被规训的人、场景、方式与动机，都和行为本身一样，非常重要。第二，该书并非要建构一种文化现代化的宏大叙事，只是想根据社会学扎根理论，为处于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种坚实的描述。
关于性文化，很多人从家庭婚姻、国家政治、同性恋、女性主义等角度加以研究，而作者则立足于对青年人婚前、日常生活中的性文化的探讨。全书前四章分析了故事元素，如上海的地理与历史场景、人物，提供了全书的理论框架，也建构了上海性文化的背景框架；后面五章聚焦于与性文化相关的文化编码，包括故事要素中的动机、行动和媒介，细致地分析了上海青年性文化的表现，包括休闲娱乐以及约会等。
根据法勒的观察，当代上海的语法元素和叙事语境都发生了变化。社会变化，包括邻里关系由旧日弄堂转向白领公寓，媒介的蓬勃发展，舞厅的兴起等，都构成了性文化传播的新语境。例如该书第四章通过追溯上海杂志中流行的“真实故事”这一文类的发展过程，讨论了杂志运作的社会机制与消费主义理念是怎样影响到杂志内容，并进而构成性文化传播的新语境之一种。法勒极其看重大众媒介在性文化的传播与重塑方面的作用。他对比了上海知名杂志《青年一代》中一九八○年的《第六十七封情书》和一九九六年的《为何爱情玫瑰凋谢？》这两个故事，都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和一个服役军人之间的爱情故事，但是从浪漫到讽刺的文化编码的变化，反映出对大众性文化的道德叙述发生了重要转变。
作者还通过对比三位女作家的小说来阐述随着时代的迭进性文化发生的显著变化。张洁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表达了对浪漫爱情婚姻的追求。而在短短二十年后，棉棉和卫慧这群“美女作家”的小说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法勒认为，她们承袭了刘呐鸥等海派作家的风格，但有了全新的变化：注重身体欲望、消费休闲文化。而且，同为“美女作家”的棉棉和卫慧还有不同：棉棉的《啦啦啦》，以地下摇滚为背景，追求的是“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的青春叛逆；卫慧的《上海宝贝》则直接描写了上海大都市背景下的男女物质关系，也比棉棉更为畅销。
作者的分析和描述提醒我们，社会风向常常是媒体和社会互相影响的结果，尤其是对尚未完成社会化的青年。大众媒介中的性文化讲述，既是对新的叙事体、影像和模式的接受，讲述本身也是一种话语和形象的建构，是一种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建构。在作者看来，“讲述故事是性文化中一个关键的修辞学策略”。他认为，这不仅仅是性自由、全球性文化或者青年反叛的叙事，而且是青年群体在共同（还有个人）建构一种新的有关性选择的文化。青年正经历着一个不确定的人生阶段，而青年性文化是一种由青年人格的未完成性以及青年群体的代际性所决定的未定型的、不成熟的、过渡性的文化，他们必须劝说他人来赞同他们的选择，甚至赞同他们这些选择所基于的道德信念。因为他们需要建构一种有关性选择的文化，并使这种青年群体的文化和行为合法化，所以，性讲述在青年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对于很多尚未形成性观念的未婚青年来说，这些“真实的故事”是很好的参照系。作者主张将关于青年的性讨论看作对话，这个对话过程，为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建构了一个供躲避或者辩护的现实想像空间。
法勒认为，上海的“性开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性解放”、“性觉醒”，而是年轻人的建构，对一种新的性文化的建构。这一建构的过程，既有浪漫修辞，又充满反讽。比如外国人并非西方英雄，而只是方便移民的跳板。改革早期关于性爱与现代化的浪漫理想情结已经转化为而今对性消费和金钱的反讽。在改革时代，青年的确没有那么保守，但也并不是解放，他们只是更加迷茫了。反讽是一种应对道德选择难题的务实策略。但反讽的观念中又充斥着矛盾与挣扎，是一种多重、复杂的文化现象。
然而，上海性文化的转变何以与中国这二十年来以自由市场为原则的经济转型发生了关联？作者认为,文化行为处于劳动力、日常生活、文化市场等社会语境下，而上海的资本劳动市场、消费市场等社会语境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同时，还要将性文化与上海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机构和行为相联系，包括大众媒介和舞厅等。
文本之意义在于其与“情境”之互现，文本存在于情境之中。二○○三年是上海开埠一百六十周年，上海，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全球化的背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东方城市，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延续着中西方相互交合、衍变的文化，而今，前现代和现代、全球和本土、激越和颓废、浪漫和怀旧、色情和纯真都“杂居”在一起。作者对上海性文化的剖析随时联系到具体的社会语境：从殖民化的城市到解放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直到市场转型的现代社会，再到全球化时代。
在当代市场经济基础上呈现的性文化中，恋爱青年试图在物质条件与浪漫感情的冲突中找到平衡点。这种物质利益与纯真理想之间的冲突在转型社会中普遍存在，但作者认为，上海青年性文化的变化不仅仅是当前的转型，它也是历史转型的延续，上海往昔的殖民岁月为这种性文化的催生提供了暧昧的历史背景，这历史包括海派文化与沪上大众媒介的勃兴。作者继而说，面对变化莫测、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社会，上海产生了一种更为浪漫但又更为隐私同时也更具戏谑性的性文化。
第九章主要阐述了上海舞厅中的性文化，为全书最后一章，也是极为精彩的一章。书的封面选用的场景恰恰便是夜总会内红男绿女的狂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影视作品中，叙事中的人物关系的展开多以图书馆作为背景，带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浓厚理想色彩；而今的影视叙事则多取歌舞厅、咖啡厅之类的场景。这两个情境符号有鲜明的社会指称意义。图书馆可以说是精英文化和中心文化的象征；歌舞厅则是世俗文化、消费文化的象征。而这种符号的转换折射出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产生的巨大变化。
第九章的标题为“白相”，在上海方言里，“白相”是玩的意思。新一代的年轻人把爱当作一次又一次的娱乐消遣，并且是一次性的消费。谈恋爱已经成为一种注重选择、愉悦、游戏和时尚追求的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性交往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变得日趋商业化、消费化。而且，这种消费游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性经济下的性别地位的差异。年轻男人抱怨难以承受恋爱的费用，年轻的“灰姑娘”抱怨得不到富有男人的善待，还有人吃着青春饭；而不同类别的舞厅代表了市场经济中不同阶层的顾客，他们分别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形成并代表了不同的性文化类型，尽管“舞厅”均被定义为“娱乐场所”。
作者通过观察还发现，上海舞厅里有关性的表演是一种朝向全球市场的想像中的自我提升。上海青年并不把这种对西方性文化的效仿看成是自我的边缘化，反而自认为是全球青年文化的参与者，是全球范围内青年性文化的建设者与消费者。“舞厅”这一社会空间最终表现了市场经济和想像化的全球性文化中人与人不同的社会关系，也展示了“性文化”及其话语是如何在全球市场经济、消费社会的语境中不断增殖的。
在此，法勒对上海性文化的研究引入了一个参照系：“开放”的西方。在探讨中国性文化转变的原因时，作者说：“正如本书的标题，中国性文化转变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正在通过娱乐业、新的大众媒介还有种种转型，面向西方和日本更为自由（或者是‘开放’）的性文化开放。这一开放，尽管与他国有着细微差别，但它也是性文化全球化的一个激荡和回响。”
然后他笔锋一转，“我想，这些通俗化与学术化的性文化全球化的叙事既言重了，又言轻了。全球化的叙述往往过于急切地认同外国的影响而忽视了本土文化景象，实际上很多重要的观念已经内在生成。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旁观角度的叙述往往否认了本土历史叙述，在这些本土历史叙述当中，外国的影响、入侵和异国向往以及移民被长期地想像着”。
法勒注重以经验资料为依托的学术探讨，并尽量从经验的基础上用一种动态的方法去建构理论。福柯把“性”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经验来探讨，作者也认为这些现象构成了社会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对研究者有意义，也对性文化的参与者有意义。那么，这些性现象又是如何构成对性文化的参与者和研究者均有意义的社会经验的呢？作者认为，这一建构社会经验的过程才是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是对经济利益的执著追求，另一方面是对文化意义的苦心构建，这既表达了中国人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强烈愿望，又体现了要做社会变迁的引领者而非追随者的意识追求。这就如同上海“东方香榭丽舍”酒吧的命名。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性文化的复杂性无疑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作为一种现代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性”被视为测量现代文明的生活尺度的一个“指标”。从“性文化”这一角度切入，必将触及一个时代的重要而敏感的文化深层结构。换句话说，现代社会的性意识与大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现代人的性观念是激变的文化现象之一面。法勒把对中国性文化的研究焦点放在了上海这个典型的大都市，对于他而言，性文化是一面棱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是怎样审视自己在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中作为“觉醒的这一个”的。
（《开放：上海青年的性文化和市场改革》，詹姆斯·法勒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二○○二年出版；James Farrer，Opening Up—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