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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个排行榜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一个是《中国50巨贪榜》，另一个是《谁是大陆最黑的富豪?1990～2004年中国大陆问题富豪榜》。据说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推选出来”的，目的是“警示那些铤而走险的贪官们”。
在这两个排行榜上面，所有关注中国财经的人都能看到耳熟能详的名字：余振东、陈满雄、张宗海、金鉴培、褚时健、杨前线、赖昌星、杨斌、仰融、周正毅、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牟其中……这些人有的被执行死刑，有的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些已经逃亡国外或不知所终。事实上，这些富豪所暴露的只是中国畸形政商关系的冰山一角。
冯明昌悲剧
在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披露了广东南海市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74亿的惊天大案。
将“华光”案称为“冯明昌悲剧”，并不是同情冯明昌及其他落马的官员，而是因为这起案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官商勾结的宿命——商人的最终毁灭。那些本应成为商界领袖或精英的人，不得不在铁窗下漫度余生。
在“华光”案中，真正的“老板”不是冯明昌，而是一批当地政府中的高层官员。正是在这些“政界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仍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面对高达74亿元的巨额贷款，连冯明昌自己也搞不清楚钱到哪里去了，他对调查人员反复说的一句话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替政府签字。” “华光”案曝光后，甘肃首富张国芳也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据有关人士透露，张国芳的“问题”并非甘肃方面在查，而是由中纪委直接掌管。在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上，甘肃省委某领导曾要求，凡是与张国芳有过“经济关系”的赶快交待。有消息称，与张国芳“有染”的官员可能有40多位。
“华光”案浮出水面后，曾有媒体发表文章惊呼：新官僚资本破“壳”而出!该文言辞激烈地指出：“之所以把出现在冯明昌背后的官员们称为‘新官僚资本家’，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典型官僚资本的特性，而且还借助了当代中国特殊的体制性背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统一于整个经济建设事业之中，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许多地方，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并没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地方基层政府的中高层官员一手操办。这种操办在清官那里，可以解释为鼓励、扶持和帮助；在贪官那里，就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掩体，制造出冯明昌这样的傀儡，暗中骗取国有资产，进行资本积累。特别是在民营经济没有彻底实现‘国民待遇’的时候，政府官员的插手往往都别有意图。”
政商关系源考
那么，中国在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时，中国商人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吗?答案是：不可能。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想法不过是学者们一厢情愿而已!
今天，研究西方商业及西方商人的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目的当然是引进西方管理经营理念，好像没有那些东西你就不会成为一位现代商人。这是怎样的愚蠢和错误啊!事实上，无论从产生还是从发展上来说，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完全不同!
在西方，商人阶层形成的转折点出现在lO世纪。那时，流浪商人在城镇外围定居下来，因为他们不可能进入教会城镇内部，那是教士和贵族统治的地方。费尔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旧罗马城市的城墙外，出现了新的区域，这些旧的罗马城市半沉睡了好长时间。里面充满了商人和手工艺者，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冬日里前来定居，一俟天气好转，便又出发去寻找顾客。”
进入12世纪，随着商人在城镇的不断聚集，很快吸引了各种工匠的到来。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自发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组织——行业协会。至此，具有独立意识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
而中国商人成长的历史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一直是在政治的羽翼下成长，也总是在政治的襁褓中窒息。尽管《史记》上记载，五千年前我们的先祖神农氏就“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但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商人源于商代。据说，商汤曾采取伊尹的策略，让毫都的妇女赶织丝麻织品以换取夏人的粮食。历史上商朝的统治区域远远超过夏代，青铜器、玉器、漆器、建筑、丝麻纺织品等技术得以很大发展，河南柘城商代遗址就曾出土最早的麻鞋。商品交换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货币，贝就是商代货币，以朋为单位。商亡后，相当数量的殷遗民田宅被剥夺，处于周人的监管之下，这些人何以为生呢?在“殷人重贾”的风气下，经商便成为许多人的选择，而商人也成为从事买卖者的代名词。
中国商人源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经考古证实的政权，这似乎决定了中国商人天生缺乏独立性，并具有与政权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在传统重农的社会中，也决定了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悲剧性的命运。由于历史的惰性，中国商人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他们没有像西方商人那样经过长期努力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利益表达机制。
新政商关系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著名的商人，却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商人阶层。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商人出身的管仲重农而不抑商，使齐国很快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早年经商的管仲懂得市场及商业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利用金融资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他首先让士农工商分类而居，在都城内编工商为六乡，土为十五乡，城郊按邑卒、乡、县属编制，设官控制。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当时各国贫盐，管仲单方面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最后形成黄金垄断。国家对工商业的保护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管仲死后，人亡政息，商业和商人的后台也就垮了下来。
春秋时期，商人地位最高的国家是主要由殷人后裔组成的郑国。《左传》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于宗周畿内，因时届西周末期，宣王没有什么可以分给自己的弟弟，只好把一批买卖人——商族后裔的商业奴隶分给了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后，同这些商人立下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法律”被牢牢地遵守，由此，郑国商人彻底摆脱了西周时“工商食官”的制度。当时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智退秦军的弦高，就是在那时出现的负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自由商人。
秦汉以后直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抑商政策，政府官员往往征意剥夺“四民之末”商人的财产。商人再也没有郑国那样宽松的经济环境了。
长期以来，中国商人依附于政府，结果造就了更多的“冯明昌悲剧”。这一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学习西方。让商人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是极其危险的，那样做甚至会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将中国卷入混乱之中。可行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建立各种经济委员会，将商人直接纳入决策体系。这将在政府与商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官商革命的起点。
国家不是简单堆积起来的集合体，国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军人、商业领袖、艺术家、哲学家及每位国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商人作为国家经济的推动力量，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必须进入到同家决策系统之中。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通过所谓的反腐还是所谓的调控，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官员与商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和谐的政商关系只能建立在健康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
在这两个排行榜上面，所有关注中国财经的人都能看到耳熟能详的名字：余振东、陈满雄、张宗海、金鉴培、褚时健、杨前线、赖昌星、杨斌、仰融、周正毅、艾克拉木·艾沙由夫、牟其中……这些人有的被执行死刑，有的将在监狱中度过余生，还有些已经逃亡国外或不知所终。事实上，这些富豪所暴露的只是中国畸形政商关系的冰山一角。
冯明昌悲剧
在2003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披露了广东南海市华光老板冯明昌骗贷74亿的惊天大案。
将“华光”案称为“冯明昌悲剧”，并不是同情冯明昌及其他落马的官员，而是因为这起案件集中反映了中国官商勾结的宿命——商人的最终毁灭。那些本应成为商界领袖或精英的人，不得不在铁窗下漫度余生。
在“华光”案中，真正的“老板”不是冯明昌，而是一批当地政府中的高层官员。正是在这些“政界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冯明昌利用其控制的13家关联企业，编造虚假财务报表，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累计从工行南海支行取得贷款74.21亿元，至审计时仍有余额19.29亿元。这些贷款主要由南海市财政局掌控，通过其控制的境外公司运作。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面对高达74亿元的巨额贷款，连冯明昌自己也搞不清楚钱到哪里去了，他对调查人员反复说的一句话是：“那是政府让干的，我就是替政府埋单，替政府签字。” “华光”案曝光后，甘肃首富张国芳也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据有关人士透露，张国芳的“问题”并非甘肃方面在查，而是由中纪委直接掌管。在高级别的内部会议上，甘肃省委某领导曾要求，凡是与张国芳有过“经济关系”的赶快交待。有消息称，与张国芳“有染”的官员可能有40多位。
“华光”案浮出水面后，曾有媒体发表文章惊呼：新官僚资本破“壳”而出!该文言辞激烈地指出：“之所以把出现在冯明昌背后的官员们称为‘新官僚资本家’，是因为他们不仅具有典型官僚资本的特性，而且还借助了当代中国特殊的体制性背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统一于整个经济建设事业之中，这是与时俱进的表现。但是，在许多地方，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并没有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是由地方基层政府的中高层官员一手操办。这种操办在清官那里，可以解释为鼓励、扶持和帮助；在贪官那里，就刚好可以找到一个合法的掩体，制造出冯明昌这样的傀儡，暗中骗取国有资产，进行资本积累。特别是在民营经济没有彻底实现‘国民待遇’的时候，政府官员的插手往往都别有意图。”
政商关系源考
那么，中国在由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时，中国商人能够“靠自身的力量”发展起来吗?答案是：不可能。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想法不过是学者们一厢情愿而已!
今天，研究西方商业及西方商人的书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其目的当然是引进西方管理经营理念，好像没有那些东西你就不会成为一位现代商人。这是怎样的愚蠢和错误啊!事实上，无论从产生还是从发展上来说，中国商人和西方商人完全不同!
在西方，商人阶层形成的转折点出现在lO世纪。那时，流浪商人在城镇外围定居下来，因为他们不可能进入教会城镇内部，那是教士和贵族统治的地方。费尔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旧罗马城市的城墙外，出现了新的区域，这些旧的罗马城市半沉睡了好长时间。里面充满了商人和手工艺者，他们中许多人只是冬日里前来定居，一俟天气好转，便又出发去寻找顾客。”
进入12世纪，随着商人在城镇的不断聚集，很快吸引了各种工匠的到来。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自发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组织——行业协会。至此，具有独立意识的商人阶层逐步形成。
而中国商人成长的历史与此完全不同，他们一直是在政治的羽翼下成长，也总是在政治的襁褓中窒息。尽管《史记》上记载，五千年前我们的先祖神农氏就“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但大多数学者依然认为中国商人源于商代。据说，商汤曾采取伊尹的策略，让毫都的妇女赶织丝麻织品以换取夏人的粮食。历史上商朝的统治区域远远超过夏代，青铜器、玉器、漆器、建筑、丝麻纺织品等技术得以很大发展，河南柘城商代遗址就曾出土最早的麻鞋。商品交换活动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产生货币，贝就是商代货币，以朋为单位。商亡后，相当数量的殷遗民田宅被剥夺，处于周人的监管之下，这些人何以为生呢?在“殷人重贾”的风气下，经商便成为许多人的选择，而商人也成为从事买卖者的代名词。
中国商人源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经考古证实的政权，这似乎决定了中国商人天生缺乏独立性，并具有与政权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在传统重农的社会中，也决定了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悲剧性的命运。由于历史的惰性，中国商人的这些特点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他们没有像西方商人那样经过长期努力而建立自己独立的利益表达机制。
新政商关系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著名的商人，却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商人阶层。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商人出身的管仲重农而不抑商，使齐国很快登上了中原霸主的宝座。
早年经商的管仲懂得市场及商业的重要性，也懂得如何利用金融资本换取最大的利益。他首先让士农工商分类而居，在都城内编工商为六乡，土为十五乡，城郊按邑卒、乡、县属编制，设官控制。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就奖励捕鱼煮盐，实行海盐国家专卖。当时各国贫盐，管仲单方面抬高盐价，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天下黄金越少，齐国越提高金价，高价收买各地黄金，最后形成黄金垄断。国家对工商业的保护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管仲死后，人亡政息，商业和商人的后台也就垮了下来。
春秋时期，商人地位最高的国家是主要由殷人后裔组成的郑国。《左传》记载，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于宗周畿内，因时届西周末期，宣王没有什么可以分给自己的弟弟，只好把一批买卖人——商族后裔的商业奴隶分给了郑桓公。后来郑桓公率众远迁“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后，同这些商人立下盟誓：商人不能背叛国君，国君不强买和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预商人的财产和营业。在长达上百年的时间里，这个“法律”被牢牢地遵守，由此，郑国商人彻底摆脱了西周时“工商食官”的制度。当时工匠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他们主要为封建贵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从事工商活动。用4张熟牛皮和12头肥牛智退秦军的弦高，就是在那时出现的负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自由商人。
秦汉以后直至清末，中国历代王朝都奉行抑商政策，政府官员往往征意剥夺“四民之末”商人的财产。商人再也没有郑国那样宽松的经济环境了。
长期以来，中国商人依附于政府，结果造就了更多的“冯明昌悲剧”。这一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但是，也不能一味地学习西方。让商人阶层成为中国社会的统治力量，在目前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是极其危险的，那样做甚至会因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将中国卷入混乱之中。可行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政府建立各种经济委员会，将商人直接纳入决策体系。这将在政府与商人之间形成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官商革命的起点。
国家不是简单堆积起来的集合体，国家有自己的控制中心，有自己的意志和能动性，这些意志栖息于政治家、军人、商业领袖、艺术家、哲学家及每位国民的心中，并通过法律、伦理、教育等形式具体化。商人作为国家经济的推动力量，面对复杂的市场经济环境，必须进入到同家决策系统之中。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国，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无论是通过所谓的反腐还是所谓的调控，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市场经济中官员与商人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和谐的政商关系只能建立在健康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