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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从空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出来很长时间了。徐超将军那用略带沙哑的苏南口音唱的“新四军军歌”还在记者耳畔回响……
1 我是江苏省江阴人，家乡离长江边那座著名的要塞炮台不太远。家里世代务农，但还供得起我上完小学。那年头儿，过了十二三岁就要外出谋生，独立生活了。我来到了离家十几里远的常州工务机器厂学徒，那个工厂的朱老板是从法国勤工学习回来的，主要生产纺织机械和抽水机具。本想好好学手艺，有个“铁饭碗”养家糊口，就达到心中理想了。但谁也没想到日寇大举侵略我国，1937年8·13淞沪抗战失利以后，日本人溯长江而上，很快就攻占了江阴要塞，我们家乡也不能幸免，几辈子辛苦盖下的房子，攒的家产，被小鬼子一把火烧作白地，彻底断了生计。万般无奈，带着满腹的国恨家仇，我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走上了革命之路。那一年，我19岁。
早在上海沦陷以前，我党就派何克希同志(建国后曾任二机部部长，开国少将)来到苏南一带发展由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江南抗日全面展开之后，陈毅率领在赣南艰苦奋斗达数年之久的红军部队在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之后下山(即陈毅出山)，来到茅山发展，何克希派人前去和陈毅联系上了。
1938年3月，在安徽歙县岩寺成立了整合江南各抗日武装和中央红军长征走后坚持武装斗争各零散部队为一体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陈毅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同年6月17日，新四军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在卫岗伏击日寇，揭开了我党武装江南抗日的序幕。1939年11月，在江苏溧阳水西村，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总指挥，粟裕为副总指挥。王必成(解放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开国中将)的二团是指挥部所辖的老部队，作战经验丰富，后被人称“夜老虎团”。此后，徐老所在的“江抗”三路也一直跟随王必成将军作战，后并入老部队。
2 当时，我们部队主要在江阴、常州、无锡一带活动，这一带是最富庶的地方，税收很多。因而也是日伪防备很严密的地区，而我们的力量很弱，不足以与敌抗衡，求得发展。所以陈老总他们决定，挺进苏北，到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发展。当时除了我们“江抗”之外，王必成的二团、叶飞的六团、陶勇的七团、还有管文蔚的团队都挺进到黄桥、如皋一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和当地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武装发生摩擦。由于我军一直忠实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处处以维护全民族的抗日大业为重，在作战和实际行动，往往采取忍让、退避、久而久之，国民党军队，尤其是苏北顽固派韩德勤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妄图消灭我新四军在苏北的有生力量，韩德勤狂妄地说：“我们唯一的办法只有乘共产党游击队过江人数不多，立足未稳的时机，迅速把他们赶到沦陷区去，让日军消灭他们。”
1940年3月，韩德勤调主力89军117师等主力部队向我们部队发动进攻，被歼1000余人。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韩德勤不断闹事，总想一口吃掉新四军。但我们也是有胳膊有腿有枪有炮的五尺男子汉，哪能干挨打啊。于是陈粟首长决心教训一下这个只搞摩擦专事反共的韩德勤。7月25日，我们部队以急行军速度赶奔黄桥，韩遂命二李派兵截击，但二李因为我们先前释放俘虏的行动对我军心存好感，所以并不尽力，只是搪塞韩德勤。韩还同时命令黄桥的保安四旅和税警总团的部队也向我军进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陈粟首长一声令下，部队反击，歼敌3000多人。韩德勤见攻击无效，我军占领黄桥，遂下令封锁“不准一粒米运进去!”
1940年8月，韩德勤在苏北东台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定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南即消灭占领黄桥的陈粟新四军，后北即消灭由阜宁南下支援苏北新四军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
3 为了打破韩德勤对黄桥的封锁，我军于9月13号强攻姜埝，把效忠于韩德勤的保安九旅张少华的一个团1000多人消灭。9月30日，韩德勤给陈粟首长发电报，要求“应立即退出姜埝，并且经黄桥退往江南”，这意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赶我们走，他们打不过我们，让日本人消灭我们。陈老总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写信韩德勤，阐述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保民的主张，希望协商解决争端。为了表示诚意，陈毅下令部队撤出姜埝，由和我军比较友好的二李部队接防，并主动送给税警部队一些枪支，以示友好，但韩德勤根本不听，决心消灭我们。
10月3日清晨，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军长李守维就亲自指挥他的部队向我们进攻。由于部队早就在黄桥修好了坚固的工事，并准备了大量的手榴弹，并训练了一些远投手，所以对迫近的敌人给予了很大杀伤，李部进攻了半天，也没有攻占我们的阵地。到黄昏时李守维调整部署再进攻时，突然后方阵脚乱了，开始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陈粟首长派出的“神兵”袭击了李军的三十三师和六十六旅的指挥部，师长孙启仁，旅长苗瑞倬被活捉，接着我军又乘胜突袭李守维的军部，李慌忙乘马逃跑，结果掉进了离黄桥西北五里多地挖尺沟的水里淹死了。独六旅旅长眼看全旅被歼，也拔枪自杀。经过激战我军全歼韩部一万一千多人，韩本人跑到兴化，从此一蹶不振。经过黄桥之战，我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牺牲，部队损失惨重，我们在苏北听到这消息后都十分痛心。好在中央及时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后为正式)，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刘少奇是当时的中央委员，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
为了打破困守苏北的局面，王必成司令员带领部队向苏南一带渗透挺进。与苏北根据地相距较远，所以斗争更加艰巨。但我们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日战争。1943年1月，2旅与16旅合并，仍用16旅的番号，旅长还是我的老上级王必成将军，当时我是营长。不久，我们在广德以北的杭村伏击了一支日军，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此炮现仍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这门炮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我们攻打一个敌军据点时，敌人很顽固，拒不投降，后来我们把炮亮出来，他们一看乖乖地投降了。这门炮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交给纵队，成了纵队炮兵的基础。旅部奖给功劳最大的7连一万法币，但在作战中，营教导员郑大方同志牺牲了，他是广东人，有文化，“皖南事变”前从军部调来的。
抗日战争是我从军生涯中最困难的时期。那时部队生活很苦，每天每人一斤半糙米，但菜金只有法币1角3分，顿顿是盐水煮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吃的战士们都“绿”了。说句实在话，战士们的生活还不如苏南当地的老百姓好，因为那 一带是闻名的鱼米之乡，老百姓尽管生活挺苦，但不时还都能吃上点鱼肉啥的。有一年春节眼看就要到了，可营里根本没钱给同志们改善一下，急得我们指导员包原昌团团转。碰巧有一天岗哨截住了一个偷牛的贼，我们就把牛杀了，凑合给同志们过了个年。战士们好多都得了夜盲症，再加上江南雨水多，蚊子多，部队又没有那么多蚊帐，许多战士都被疟蚊咬了，得了疟疾(打摆子)走不了路，严重时连枪都扛不动，部队只好出钱雇当地的老百姓给挑着枪和弹药。还有就是扩军很困难，苏浙一带历来就是富庶地区，人们都热衷于务工经商，根本不愿意当兵。古来就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说法。抗战爆发，“不当兵打日本就得当亡国奴”的意识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激起参军热潮，但是部队扩军还是很困难。其实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多大改变，部队的补充主要靠俘虏。仗打胜了，俘虏不少，而且他们都受过正规训练打过仗，只要思想转变就能真心实意站在我们一边了。而扩军进来的农民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才能打仗。但是，使用俘虏也是有界限的，除非特殊情况，补充到我军连队的俘虏都是当兵的，班长也极少，更甭用说排长以上的军官了。这样作主要就是怕那些军官俘虏思想顽固，再带着部队哗变。扩军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四军生活很苦。
日本投降以后，部队有了发展，但还是很苦的。解放战争时，我是团长，按规定，每月有5元钱津贴，但一年也发不了几回。部队在进攻之前或打胜仗之后买点猪肉改善一下生活的钱，也是平常攒下的“伙食尾子”(伙食结余)，上级很少有往下发钱和物的，缴获的食物也很少，因为敌人也是野战部队，带的也不多。只有一次在山东时，上级发给不少吃的，因为别的部队夺取了一个位于胶东很大的军需仓库，缴获了很多东西，我们也改善了几天生活。当时，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打仗缴获除非特别多，要上交，一般都是自缴自用、多缴多用，不缴也就没的用，所以各部队在缴获物资上发生一些矛盾，是情有可原的。电视剧《亮剑》里的有关情节是真实的。再加上我们军工生产能力差，所以部队弹药很少有富余的时候。那时我有一支二十响驳壳枪，但没有几发子弹，轻易不打。警卫员的汤姆枪，冲锋枪也都是缴获的，如果上级首长的警卫员没有(因为他们打仗的机会少)，你还得送给他们。抗战时，部队装备倒是不缺，平均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步枪也能每人一支，这些枪大部分都是8，13上海抗战失利之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许多游兵散勇都把枪扔了，所以遗留民间的枪很多，部队一号召，当地老百姓都拿出来送给部队。枪有了，但子弹却很少。我们在溧阳训练时，每天都是上午政治课，下午班进攻，排进攻，可不打真枪，因为就那么几发子弹。再加上新兵大都是插秧种田的泥腿子庄稼汉，对枪械根本不懂，连瞄准也不会。我当过机械工人，就把步枪、机枪拆解给他们看。由于子弹少，经验少，所以打靶就没准谱儿。有一回王必成司令看了我们部队打的靶，笑着骂了句：“他娘的，你们打的是什么鸟靶哟。”其实王司令对部队的实际情况也是了解的。
抗战期间，我一共负了4次伤，其中有3次都是和国民党顽固派打仗时受的。说句实在话，打日本的仗比打国民党的仗要少和困难。日本兵身体、军事素质要比我们的部队强不少。他们的部队后勤供应，兵源本身就比我们强，加上鬼子有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又训练严格，子弹充裕，所以枪打得也准，拼刺刀有章法，他们可以在200米内打中我们，而我们好些战士50米内却打不中鬼子。和日本鬼子打仗，我们部队不怕进攻怕防守。因为进攻时我们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再加上人多前仆后继就冲上去了，当然部队伤亡会加大的。那次在苏南和日本鬼子13天里打了17仗，苏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河上多是那种罗锅形的石拱桥，日本人占住了桥上，一挺机枪就封锁了很宽的攻击正面，我们强攻不行就涉水迂回攻击。仗是打胜了，但打得很苦，我们团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300来人，我们团长也牺牲了，他是四方面军来的，很优秀，24岁就当团长了。而打防御时许多战士见来势汹汹的日本鬼子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儿，心里就有些发慌，一紧张，枪就打得更不准了。当然后来部队也在战火中得到锻练，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敌情错综复杂，危机四伏，随时都可能牺牲。有一次我腿部负伤了，住在靠近公路的一个村庄里。傍晚我出来观察发现不远处的山头上就有日本炮楼，在这种地方太危险了。当天晚上我就由通信员扶着，拄着树棍儿，离开了那个村庄。本想找到大部队后，组织人员把在那里的重伤员转移出去、但没来得及，那13个重伤员全都被鬼子杀害了。
当时不是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那国民党部队援助过新四军吗?
很少，只在1940年以前有过一点的援助，以后就完全没有了。当我们和日本鬼子苦战时，附近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在一旁作壁上观，看热闹。其实从蒋介石到下面的国民党军队，巴不得借日本人之手除掉共产党和新四军呢!
1945年1月13日，徐老所在的部队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全纵队有8270人。在抗日战争中，一纵队及其前身部队共作战1600余次消灭日军349(1人，国民党军25240人，伪军28600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武装发展成了强大的主力部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旋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徐老所在的部队征尘未洗，又投入到保卫胜利果实的自卫反击作战。
4 1945年春天，我们苏浙军区的部队在天目山消灭了国民党52师。这个师是“皖南事变”中的急先锋，杀了很多新四军。他们很狂妄，死不投降，问他们为什么不投降?他们说我们杀俘虏，这纯粹是胡说八道。1946年7-8月问，我们部队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转战苏中地区，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
当年10月23日到25日，我参加了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对手就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我打过了许多恶仗，但和74师交手的两次涟水之战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6年10月19日，攻取了苏北我一系列重镇的74师在张灵甫的率领下，气势汹汹的向涟水城发动猛攻。遭到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十、十一纵的顽强阻击，但74师顽固进攻，到22日，进抵涟水城下。涟水城危在旦夕，我们华中野战军一、六师和九纵驰援，与敌人展开三昼夜的涟水保卫战。23日，敌军十几架飞机飞临战场，一通儿狂轰滥炸。74师以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猛烈开火，把涟水城墙轰开了好几个大口子。74师的士兵平端着汤姆枪，卡宾枪和轻机枪，边走边扫射，向缺口涌上来。74师不愧是王牌军，战斗意识非常顽强。可我们在武器装备比74师差一大截，只好采用近战肉博战法和敌人搅杀在一处，这样74师的重火器和飞机也派 不上什么大用场了。我们一般都是把敌人放到只有几十米，甚至不到十米的地方，才突然从隐蔽处跳出来，步枪、轻机枪猛烈开火，这样杀伤率也是很高的。尽管我们拼死抵抗，但还是有几次敌人冲进城里，我们以人多的优势，及时反击，又把他们赶出了涟水城。这三天三夜，我们几乎没有合眼，白黑轮战，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保住了涟水城。
12月2日开始，我们又在涟水城下与74师血战十几天，损失也挺大的，但是拖住了74师、28师，保证了我军在宿北战役中全歼敌整编69师。几次与王牌军过着，基本上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仗打得很难。全军上下都憋了一股劲：和张灵甫、74师算总账。终于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我们6纵(1947年1月由6师改编)歼敌5 700余人，特务团击毙了老冤家对手，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战后陈粟首长说：“歼灭74师，6纵立了大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5 被称为新中国战争电影第一品牌的“南征北战”是广大读者再熟悉不过的了。它是以华东野战军全歼李仙洲集团56 000人的莱芜战役为背景创作的。其中由著名演员冯喆扮演的容貌文雅俊秀性格刚毅的高营长更为广大观众啧啧称道。其实高营长的原型有很大部分取自徐老的战斗经历。也许是某种_心理暗示的作用，记者望着眼前这位面容清癯的老将军，倒觉得他真有几分像冯喆。
当记者满怀好奇向徐老问起这些往事时，老人笑了笑，轻声说道：“电影，尤其是故事片，有许多艺术加工，它可以把多个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和经历的事情浓缩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大可不必过份考证它的真实性，不过对其中坚守摩天岭，我倒是亲身体会。那时我在6纵16师48团任副团长，带领三营抢占坚守的山头不叫摩天岭而是叫黄崖山，正是由于我营浴血奋战，堵住了敌人南逃之路，才保证了战役取得完全胜利。这一仗，我们6纵歼敌24 700人。缴获了大批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在涟水之战中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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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5日，在淮海战役中，我们团和兄弟部队奉命攻打彭庄，那是一个坚固设防的大据点，驻有国民党第100军军部及63师共7000多人，第100军不是国民党的野战兵团，而是原属于戴笠特务系统的交警总队，战斗作风很顽强。我们仗打得很艰苦，但也只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从另一个方向策应的友邻部队还没有攻进来。晚上12时王必成司令员很着急，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撤出战斗，明天再打，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不行，不行!部队撤下来，明天再打起码我这个团就没有战斗力了。“气只可鼓，不可泄”必须继续进攻。不服从纵队司令员的命令，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但我讲的是实际情况。我们撤下去了，敌人也会乘机休息补充加强力量，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还有一点，因为自从我参军以后，一直在王必成司令员的领导下南征北战，也是有点私人感情的。王司令听我讲完以后，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调整其它攻击部队的布署，催促部队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连续作战，最后终于在拂晓到来之前攻下了彭庄，为全歼黄伯韬集团奠定了坚定基础。
1949年3月，我们24军(1949年2月，华野6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进入巢湖地区，凭借宽阔的湖面演习水上作战，为渡江战役作准备。当时也没什么现代化的登陆艇，都是购买、征集、捐献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木货船和小渔船，大的可拉上一个排的人，小的连一个班都载不了。但我们对每艘船都作了火力配备，大船上可装重机枪、六0炮，小船上最差也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当时团里补充的新战士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是“旱鸭子”，还晕船。经过我们用土法改造的训练设备和同志们的刻苦训练，很快过了晕船、游泳、船上行走、射击、划船这几关，达到了纵队的要求、
4月21日晚，我们团只用了20多分钟，就在铜陵附近的长江南岸登岸。说实在话，国民党军的抵抗是很有限的。上岸之后，部队即开展追击战，兜着敌人的屁股打。由于战况紧急，所以战马、辎重还都在后面，我也和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当时雨很大，团干部们还都有件配发的橡胶雨衣，普通战士好的披蓑衣、油布，有的只有一件斗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非常艰苦。但同志们情绪很高，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念头，追上敌人消灭敌人……
1949年5月5日，24军进入南京担任卫戍任务(6月军部迁往徐州)、1950年，刘伯承元帅筹建的南京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学院设有空军系专门培养空军的中高级指挥人才，生源即是从各野战军中选取的师级干部，本来7(1师长和政委是要去一个，但他们都不愿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许多部队的干部都认为自己文化浅，去上学，受约束)、最后找到时任7()师参谋长的徐老，徐老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从此他就没离开空军院校。毕业以后，徐老留校任教员、教研室主任、训练部部长、空军学院(由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为主组建，1958年迁来北京，后改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直到1980年以副兵团职离休
[在本文的采访和写作中，得到航天科技集团5院李渤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
从空军总医院高干病房出来很长时间了。徐超将军那用略带沙哑的苏南口音唱的“新四军军歌”还在记者耳畔回响……
1 我是江苏省江阴人，家乡离长江边那座著名的要塞炮台不太远。家里世代务农，但还供得起我上完小学。那年头儿，过了十二三岁就要外出谋生，独立生活了。我来到了离家十几里远的常州工务机器厂学徒，那个工厂的朱老板是从法国勤工学习回来的，主要生产纺织机械和抽水机具。本想好好学手艺，有个“铁饭碗”养家糊口，就达到心中理想了。但谁也没想到日寇大举侵略我国，1937年8·13淞沪抗战失利以后，日本人溯长江而上，很快就攻占了江阴要塞，我们家乡也不能幸免，几辈子辛苦盖下的房子，攒的家产，被小鬼子一把火烧作白地，彻底断了生计。万般无奈，带着满腹的国恨家仇，我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走上了革命之路。那一年，我19岁。
早在上海沦陷以前，我党就派何克希同志(建国后曾任二机部部长，开国少将)来到苏南一带发展由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江南抗日全面展开之后，陈毅率领在赣南艰苦奋斗达数年之久的红军部队在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之后下山(即陈毅出山)，来到茅山发展，何克希派人前去和陈毅联系上了。
1938年3月，在安徽歙县岩寺成立了整合江南各抗日武装和中央红军长征走后坚持武装斗争各零散部队为一体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陈毅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同年6月17日，新四军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在卫岗伏击日寇，揭开了我党武装江南抗日的序幕。1939年11月，在江苏溧阳水西村，一、二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总指挥，粟裕为副总指挥。王必成(解放后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开国中将)的二团是指挥部所辖的老部队，作战经验丰富，后被人称“夜老虎团”。此后，徐老所在的“江抗”三路也一直跟随王必成将军作战，后并入老部队。
2 当时，我们部队主要在江阴、常州、无锡一带活动，这一带是最富庶的地方，税收很多。因而也是日伪防备很严密的地区，而我们的力量很弱，不足以与敌抗衡，求得发展。所以陈老总他们决定，挺进苏北，到日军尚未占领的地区发展。当时除了我们“江抗”之外，王必成的二团、叶飞的六团、陶勇的七团、还有管文蔚的团队都挺进到黄桥、如皋一带，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和当地的国民党部队及地方武装发生摩擦。由于我军一直忠实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处处以维护全民族的抗日大业为重，在作战和实际行动，往往采取忍让、退避、久而久之，国民党军队，尤其是苏北顽固派韩德勤认为我们是软弱可欺，于是变本加厉妄图消灭我新四军在苏北的有生力量，韩德勤狂妄地说：“我们唯一的办法只有乘共产党游击队过江人数不多，立足未稳的时机，迅速把他们赶到沦陷区去，让日军消灭他们。”
1940年3月，韩德勤调主力89军117师等主力部队向我们部队发动进攻，被歼1000余人。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韩德勤不断闹事，总想一口吃掉新四军。但我们也是有胳膊有腿有枪有炮的五尺男子汉，哪能干挨打啊。于是陈粟首长决心教训一下这个只搞摩擦专事反共的韩德勤。7月25日，我们部队以急行军速度赶奔黄桥，韩遂命二李派兵截击，但二李因为我们先前释放俘虏的行动对我军心存好感，所以并不尽力，只是搪塞韩德勤。韩还同时命令黄桥的保安四旅和税警总团的部队也向我军进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陈粟首长一声令下，部队反击，歼敌3000多人。韩德勤见攻击无效，我军占领黄桥，遂下令封锁“不准一粒米运进去!”
1940年8月，韩德勤在苏北东台县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定了“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先南即消灭占领黄桥的陈粟新四军，后北即消灭由阜宁南下支援苏北新四军的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
3 为了打破韩德勤对黄桥的封锁，我军于9月13号强攻姜埝，把效忠于韩德勤的保安九旅张少华的一个团1000多人消灭。9月30日，韩德勤给陈粟首长发电报，要求“应立即退出姜埝，并且经黄桥退往江南”，这意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赶我们走，他们打不过我们，让日本人消灭我们。陈老总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亲自写信韩德勤，阐述联合友军共同抗日保民的主张，希望协商解决争端。为了表示诚意，陈毅下令部队撤出姜埝，由和我军比较友好的二李部队接防，并主动送给税警部队一些枪支，以示友好，但韩德勤根本不听，决心消灭我们。
10月3日清晨，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军长李守维就亲自指挥他的部队向我们进攻。由于部队早就在黄桥修好了坚固的工事，并准备了大量的手榴弹，并训练了一些远投手，所以对迫近的敌人给予了很大杀伤，李部进攻了半天，也没有攻占我们的阵地。到黄昏时李守维调整部署再进攻时，突然后方阵脚乱了，开始我们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陈粟首长派出的“神兵”袭击了李军的三十三师和六十六旅的指挥部，师长孙启仁，旅长苗瑞倬被活捉，接着我军又乘胜突袭李守维的军部，李慌忙乘马逃跑，结果掉进了离黄桥西北五里多地挖尺沟的水里淹死了。独六旅旅长眼看全旅被歼，也拔枪自杀。经过激战我军全歼韩部一万一千多人，韩本人跑到兴化，从此一蹶不振。经过黄桥之战，我军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1941年1月7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牺牲，部队损失惨重，我们在苏北听到这消息后都十分痛心。好在中央及时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后为正式)，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刘少奇是当时的中央委员，在新四军中威望很高。
为了打破困守苏北的局面，王必成司令员带领部队向苏南一带渗透挺进。与苏北根据地相距较远，所以斗争更加艰巨。但我们仍然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日战争。1943年1月，2旅与16旅合并，仍用16旅的番号，旅长还是我的老上级王必成将军，当时我是营长。不久，我们在广德以北的杭村伏击了一支日军，缴获了一门九二步兵炮(此炮现仍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大事，这门炮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一次我们攻打一个敌军据点时，敌人很顽固，拒不投降，后来我们把炮亮出来，他们一看乖乖地投降了。这门炮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交给纵队，成了纵队炮兵的基础。旅部奖给功劳最大的7连一万法币，但在作战中，营教导员郑大方同志牺牲了，他是广东人，有文化，“皖南事变”前从军部调来的。
抗日战争是我从军生涯中最困难的时期。那时部队生活很苦，每天每人一斤半糙米，但菜金只有法币1角3分，顿顿是盐水煮青菜，一点油水都没有，吃的战士们都“绿”了。说句实在话，战士们的生活还不如苏南当地的老百姓好，因为那 一带是闻名的鱼米之乡，老百姓尽管生活挺苦，但不时还都能吃上点鱼肉啥的。有一年春节眼看就要到了，可营里根本没钱给同志们改善一下，急得我们指导员包原昌团团转。碰巧有一天岗哨截住了一个偷牛的贼，我们就把牛杀了，凑合给同志们过了个年。战士们好多都得了夜盲症，再加上江南雨水多，蚊子多，部队又没有那么多蚊帐，许多战士都被疟蚊咬了，得了疟疾(打摆子)走不了路，严重时连枪都扛不动，部队只好出钱雇当地的老百姓给挑着枪和弹药。还有就是扩军很困难，苏浙一带历来就是富庶地区，人们都热衷于务工经商，根本不愿意当兵。古来就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说法。抗战爆发，“不当兵打日本就得当亡国奴”的意识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激起参军热潮，但是部队扩军还是很困难。其实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多大改变，部队的补充主要靠俘虏。仗打胜了，俘虏不少，而且他们都受过正规训练打过仗，只要思想转变就能真心实意站在我们一边了。而扩军进来的农民还要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才能打仗。但是，使用俘虏也是有界限的，除非特殊情况，补充到我军连队的俘虏都是当兵的，班长也极少，更甭用说排长以上的军官了。这样作主要就是怕那些军官俘虏思想顽固，再带着部队哗变。扩军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新四军生活很苦。
日本投降以后，部队有了发展，但还是很苦的。解放战争时，我是团长，按规定，每月有5元钱津贴，但一年也发不了几回。部队在进攻之前或打胜仗之后买点猪肉改善一下生活的钱，也是平常攒下的“伙食尾子”(伙食结余)，上级很少有往下发钱和物的，缴获的食物也很少，因为敌人也是野战部队，带的也不多。只有一次在山东时，上级发给不少吃的，因为别的部队夺取了一个位于胶东很大的军需仓库，缴获了很多东西，我们也改善了几天生活。当时，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打仗缴获除非特别多，要上交，一般都是自缴自用、多缴多用，不缴也就没的用，所以各部队在缴获物资上发生一些矛盾，是情有可原的。电视剧《亮剑》里的有关情节是真实的。再加上我们军工生产能力差，所以部队弹药很少有富余的时候。那时我有一支二十响驳壳枪，但没有几发子弹，轻易不打。警卫员的汤姆枪，冲锋枪也都是缴获的，如果上级首长的警卫员没有(因为他们打仗的机会少)，你还得送给他们。抗战时，部队装备倒是不缺，平均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步枪也能每人一支，这些枪大部分都是8，13上海抗战失利之后，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许多游兵散勇都把枪扔了，所以遗留民间的枪很多，部队一号召，当地老百姓都拿出来送给部队。枪有了，但子弹却很少。我们在溧阳训练时，每天都是上午政治课，下午班进攻，排进攻，可不打真枪，因为就那么几发子弹。再加上新兵大都是插秧种田的泥腿子庄稼汉，对枪械根本不懂，连瞄准也不会。我当过机械工人，就把步枪、机枪拆解给他们看。由于子弹少，经验少，所以打靶就没准谱儿。有一回王必成司令看了我们部队打的靶，笑着骂了句：“他娘的，你们打的是什么鸟靶哟。”其实王司令对部队的实际情况也是了解的。
抗战期间，我一共负了4次伤，其中有3次都是和国民党顽固派打仗时受的。说句实在话，打日本的仗比打国民党的仗要少和困难。日本兵身体、军事素质要比我们的部队强不少。他们的部队后勤供应，兵源本身就比我们强，加上鬼子有效忠天皇的武士道精神，又训练严格，子弹充裕，所以枪打得也准，拼刺刀有章法，他们可以在200米内打中我们，而我们好些战士50米内却打不中鬼子。和日本鬼子打仗，我们部队不怕进攻怕防守。因为进攻时我们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再加上人多前仆后继就冲上去了，当然部队伤亡会加大的。那次在苏南和日本鬼子13天里打了17仗，苏南地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河上多是那种罗锅形的石拱桥，日本人占住了桥上，一挺机枪就封锁了很宽的攻击正面，我们强攻不行就涉水迂回攻击。仗是打胜了，但打得很苦，我们团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300来人，我们团长也牺牲了，他是四方面军来的，很优秀，24岁就当团长了。而打防御时许多战士见来势汹汹的日本鬼子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三八大盖儿，心里就有些发慌，一紧张，枪就打得更不准了。当然后来部队也在战火中得到锻练，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敌情错综复杂，危机四伏，随时都可能牺牲。有一次我腿部负伤了，住在靠近公路的一个村庄里。傍晚我出来观察发现不远处的山头上就有日本炮楼，在这种地方太危险了。当天晚上我就由通信员扶着，拄着树棍儿，离开了那个村庄。本想找到大部队后，组织人员把在那里的重伤员转移出去、但没来得及，那13个重伤员全都被鬼子杀害了。
当时不是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吗，那国民党部队援助过新四军吗?
很少，只在1940年以前有过一点的援助，以后就完全没有了。当我们和日本鬼子苦战时，附近的国民党军队都是在一旁作壁上观，看热闹。其实从蒋介石到下面的国民党军队，巴不得借日本人之手除掉共产党和新四军呢!
1945年1月13日，徐老所在的部队改编为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全纵队有8270人。在抗日战争中，一纵队及其前身部队共作战1600余次消灭日军349(1人，国民党军25240人，伪军28600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部队由分散的游击武装发展成了强大的主力部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国民党旋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徐老所在的部队征尘未洗，又投入到保卫胜利果实的自卫反击作战。
4 1945年春天，我们苏浙军区的部队在天目山消灭了国民党52师。这个师是“皖南事变”中的急先锋，杀了很多新四军。他们很狂妄，死不投降，问他们为什么不投降?他们说我们杀俘虏，这纯粹是胡说八道。1946年7-8月问，我们部队在粟裕将军的指挥下，转战苏中地区，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
当年10月23日到25日，我参加了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对手就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74师。我打过了许多恶仗，但和74师交手的两次涟水之战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6年10月19日，攻取了苏北我一系列重镇的74师在张灵甫的率领下，气势汹汹的向涟水城发动猛攻。遭到了华中野战军主力十、十一纵的顽强阻击，但74师顽固进攻，到22日，进抵涟水城下。涟水城危在旦夕，我们华中野战军一、六师和九纵驰援，与敌人展开三昼夜的涟水保卫战。23日，敌军十几架飞机飞临战场，一通儿狂轰滥炸。74师以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猛烈开火，把涟水城墙轰开了好几个大口子。74师的士兵平端着汤姆枪，卡宾枪和轻机枪，边走边扫射，向缺口涌上来。74师不愧是王牌军，战斗意识非常顽强。可我们在武器装备比74师差一大截，只好采用近战肉博战法和敌人搅杀在一处，这样74师的重火器和飞机也派 不上什么大用场了。我们一般都是把敌人放到只有几十米，甚至不到十米的地方，才突然从隐蔽处跳出来，步枪、轻机枪猛烈开火，这样杀伤率也是很高的。尽管我们拼死抵抗，但还是有几次敌人冲进城里，我们以人多的优势，及时反击，又把他们赶出了涟水城。这三天三夜，我们几乎没有合眼，白黑轮战，在付出了重大伤亡之后，保住了涟水城。
12月2日开始，我们又在涟水城下与74师血战十几天，损失也挺大的，但是拖住了74师、28师，保证了我军在宿北战役中全歼敌整编69师。几次与王牌军过着，基本上都是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仗打得很难。全军上下都憋了一股劲：和张灵甫、74师算总账。终于在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中，我们6纵(1947年1月由6师改编)歼敌5 700余人，特务团击毙了老冤家对手，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战后陈粟首长说：“歼灭74师，6纵立了大功!”当然这是后话了。
5 被称为新中国战争电影第一品牌的“南征北战”是广大读者再熟悉不过的了。它是以华东野战军全歼李仙洲集团56 000人的莱芜战役为背景创作的。其中由著名演员冯喆扮演的容貌文雅俊秀性格刚毅的高营长更为广大观众啧啧称道。其实高营长的原型有很大部分取自徐老的战斗经历。也许是某种_心理暗示的作用，记者望着眼前这位面容清癯的老将军，倒觉得他真有几分像冯喆。
当记者满怀好奇向徐老问起这些往事时，老人笑了笑，轻声说道：“电影，尤其是故事片，有许多艺术加工，它可以把多个现实中的人物形象和经历的事情浓缩在一个人身上，所以大可不必过份考证它的真实性，不过对其中坚守摩天岭，我倒是亲身体会。那时我在6纵16师48团任副团长，带领三营抢占坚守的山头不叫摩天岭而是叫黄崖山，正是由于我营浴血奋战，堵住了敌人南逃之路，才保证了战役取得完全胜利。这一仗，我们6纵歼敌24 700人。缴获了大批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在涟水之战中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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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1月15日，在淮海战役中，我们团和兄弟部队奉命攻打彭庄，那是一个坚固设防的大据点，驻有国民党第100军军部及63师共7000多人，第100军不是国民党的野战兵团，而是原属于戴笠特务系统的交警总队，战斗作风很顽强。我们仗打得很艰苦，但也只打开了一个缺口，而从另一个方向策应的友邻部队还没有攻进来。晚上12时王必成司令员很着急，亲自给我打电话。要我撤出战斗，明天再打，我一听就急了，连忙说不行，不行!部队撤下来，明天再打起码我这个团就没有战斗力了。“气只可鼓，不可泄”必须继续进攻。不服从纵队司令员的命令，后果可能是很严重的，但我讲的是实际情况。我们撤下去了，敌人也会乘机休息补充加强力量，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还有一点，因为自从我参军以后，一直在王必成司令员的领导下南征北战，也是有点私人感情的。王司令听我讲完以后，爽快地答应了，并立即调整其它攻击部队的布署，催促部队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连续作战，最后终于在拂晓到来之前攻下了彭庄，为全歼黄伯韬集团奠定了坚定基础。
1949年3月，我们24军(1949年2月，华野6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进入巢湖地区，凭借宽阔的湖面演习水上作战，为渡江战役作准备。当时也没什么现代化的登陆艇，都是购买、征集、捐献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木货船和小渔船，大的可拉上一个排的人，小的连一个班都载不了。但我们对每艘船都作了火力配备，大船上可装重机枪、六0炮，小船上最差也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当时团里补充的新战士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是“旱鸭子”，还晕船。经过我们用土法改造的训练设备和同志们的刻苦训练，很快过了晕船、游泳、船上行走、射击、划船这几关，达到了纵队的要求、
4月21日晚，我们团只用了20多分钟，就在铜陵附近的长江南岸登岸。说实在话，国民党军的抵抗是很有限的。上岸之后，部队即开展追击战，兜着敌人的屁股打。由于战况紧急，所以战马、辎重还都在后面，我也和战士们一样徒步行军。当时雨很大，团干部们还都有件配发的橡胶雨衣，普通战士好的披蓑衣、油布，有的只有一件斗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非常艰苦。但同志们情绪很高，全军上下只有一个念头，追上敌人消灭敌人……
1949年5月5日，24军进入南京担任卫戍任务(6月军部迁往徐州)、1950年，刘伯承元帅筹建的南京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学院设有空军系专门培养空军的中高级指挥人才，生源即是从各野战军中选取的师级干部，本来7(1师长和政委是要去一个，但他们都不愿去(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普遍，许多部队的干部都认为自己文化浅，去上学，受约束)、最后找到时任7()师参谋长的徐老，徐老一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从此他就没离开空军院校。毕业以后，徐老留校任教员、教研室主任、训练部部长、空军学院(由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为主组建，1958年迁来北京，后改为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直到1980年以副兵团职离休
[在本文的采访和写作中，得到航天科技集团5院李渤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