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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民进中央把参政议政确定为年度工作主题，下面我就提升参政议政能力，谈谈个人学习体会。主要谈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和提高什么能力。
一、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
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对民进的期待，二是民进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一，外部的期待。即客观形势的要求，简而言之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我们提出了提升参政议政能力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对我们全民族的智慧都是一次考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进当然要主动应对挑战。
为什么说前无古人？为什么是对智慧的考验？这可以从当下我们面临的并且正在努力化解的三大矛盾说起。
一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旨在公平，市场经济意味着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前人没有留下成功的经验。一位西方政治家曾说过，这个问题像“π值”一样无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有效率，没有公平。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理论界出现“回归马克思”的趋向，就是因为看到几个世纪过去了，生产过剩、贫富分化等固有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因此只好到马克思那里再去找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写了一本叫作《21世纪资本论》的书，2013年下半年出法文版，2014年上半年就有了英译本，并连续数年进入西文畅销书行列，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能成为畅销书，为什么？就是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近代以来西方历经严重经济危机而能“安然无恙”，并不是资本主义自身找到了克服危机的办法，具备跨越危机的机制，而是因为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疾病、战争、革命等等偶然因素，暂时拯救了西方经济，而不是罗斯福新政、凯因斯主义等等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之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过去几百年中被“遮蔽”了，而不是“解决了”。皮凯蒂以研究收入与财富分配见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都是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公平”造成的。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解决好“兼顾”问题，它只有公平，没有效率，前苏联是怎么被里根政府拖垮的？经济低效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前的我国发展道路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也是计划经济导致低效率。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破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难题，不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么？
二是“现代化模式”与国际体系的矛盾。当下有一个热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指第三世界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经济停滞的现象。我国学界也有关于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但是反过来要问一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没遇到这等“陷阱”？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所谓“现代化模式”问题。二战后，“现代化”一度成为显学。以上个世纪60年代召开的“箱根会议”和布莱克发表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为标志，西方理论家总结了一个“现代化模式”，断言只要遵循这一模式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只有遵循这一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模式”的基本要素包括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体制（治理结构）科层化，他们说，任何国家只要实现这“四化”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后发”国家亦步亦趋的结果是，现代化并不成功，特别是拉美的一些国家，“四化”不可谓不彻底，但发展却长期停滞，这是为什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沃勒斯坦花费多年心血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论”。他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并不是靠什么“四化”，而是依托当时的国际环境，利用周边国家的“不发达”、“欠发达”，来化解本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产能过剩为例，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之一，我国现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因为遇到了这个问题。当初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吗？也有，他们怎么克服的呢？他们把“过剩”的东西，产品、资金等等都抛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把自己“短缺”的东西，资源、劳动力等等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这样他们当然不必经历“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他们也不可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但今天的后发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了，他们不能依赖那些“依附于”他们的殖民地去“消解”经济发展瓶颈，所以只有他们才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是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的，我们追求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绝不会像西方那样“以邻为壑”，所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已有经验，但又要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走在一条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这条道路的成功，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这也是对我们全民族智慧的考验。
三是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小到一个人、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族群、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和“他者”的接触、交往中存在。历史证明这种接触有利于进步，因为进步来自改变，而改变意味着接受新事物，新事物则常常来自外部。在民族国家的互动中，举凡开放——或因主动向外界学习，或因感受外界压力，最终都促进了发展。但历史的经验同时证明，开放的代价是内聚力的消解，如价值观念变得多元、跨国人口流动变得活跃、“海外关系”变得复杂等等，对一个民族国家安全来说都构成某种挑战。有学者指出，各国发展存在一个普遍规律，即总是在为追求发展而开放与为增进民族凝聚力而封闭的纠结中反复。处于全球化时代，不开放是死路一条，但开放又会带来民族凝聚力的消耗，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强调民族自信、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在思考如何在开放中保持、增进民族凝聚力。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处理这对矛盾也没有先例可循。
总之以上三大矛盾的解决无不需要动员我们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民主党派在这当中要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否则将愧对参政党的使命。
第二，自身建设的要求。中共十八大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基本职能。民主党派被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无异于说，参政是民主党派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究其内涵有两点，一是民主党派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二是执政党和政府相信民主党派具备参政的能力与优势。因此，民进应当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等职能。 关于民主党派的优势，个人理解，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具有超脱的地位。没有部门利益，也没有本党派所追求的特殊利益。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区隔，有些需要彼此协调的问题不易察觉，或察觉了也“不便”说，说了也难以解决。这个时候有党派的参与，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前几天我还遇到一个这样的案例。我们的一个会员在政府某个部门做政策研究工作，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是提给该部门的，在部门内部提自有不便之处，而通过民进来提就比较顺理成章。二是具有自下而上的系统。与个人或者学术机构的参政议政机制不同，党派从基层组织到地方机构再到中央，有一个垂直的组织系统，会员分布在各个阶层，既能“接地气”，也有“直通车”。比如我们在天津市和平区召开座谈会，有几位来自中小学的基层会员发言，这些会员在一线从事教育工作，直接感受到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又把这些问题传递给我们，如果这些问题有代表性、全局性，就有可能通过会内渠道传递到教育部乃至国务院，没有党派这个组织，这些意见很难，至少难以很快反映到这么高的层面。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当前政党协商深入开展，就会议协商来说，每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会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同志，就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每年都有5至6次机会，此外还有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等等。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和报送的信息每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相关部委的反馈。这是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三是具有优良传统。各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中形成各自的优良传统，整体来说，作为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有思考理性、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等品质；民进的优良传统在会章中明确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同时民进又有“老实党”的称号，有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实话、说真话的传统，在参政议政中表现为道实情、建良言的优势。
二、提高什么能力？
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会员个人的能力，二是作为党派组织的能力。
第一，个人提高什么能力？前不久召开的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会议提出，参政议政的基本能力包括社会责任感、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报告写作能力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几点供参考。
首先是知识迁移能力。民进会员各有业务专长，要把这些专长用于参政议政就要善于知识迁移。一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从专业角度为国家、地区、单位的有关方针政策提建议。二是善于把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体验转化为对国家、地区、单位的方针政策的建议，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也是很重要的知识资源。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负有参政议政职责，但大家都是兼职的，不可能专门研究国家政策，如果不注意知识迁移，这些专业知识和个人体验就只能为个人服务，而善于知识迁移，从本职工作和个人体验出发提出好的建议，就能为更为宽广的领域服务。
其次是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民进北京市委会原主委陈难先和我谈工作时举过一个真实的例子，说的是有一次议政调研会后当时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对党派发言给出的评价不太高，说明这次会议发言者的信息收集、整理、汇报不是有效的。个人认为，参政议政捕捉的信息一定是政府的“盲点”。所谓“盲点”，一是政府没看到的问题；二是政府看到了，也想解决，但目前没有好的办法，需要民主党派和其成员帮忙想办法、出主意，这样的信息提供、参政议政才是有效的，否则如果总是“炒冷饭”，提供的信息、建议总是没有新意，与民主党派和其成员的职责就不匹配。
再次是对“度”的认识能力。当前国家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两难问题，对错鲜明、是非明朗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留下来的都是两难问题，无论怎么做都是各有利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权衡和选择，就考验了对“度”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测量这种能力有几种方法。一是看可操作性，即提出的建议是不是能够做到，脱离实际的不宜提；二是看是否经过换位思考，没有经过换位思考，提出的意见往往不靠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较容易，但如果不注意“度”的把握，意见再正确、表述再慷慨激昂，也没有分量。
第二，组织提高什么能力？
首先是整合资源的能力。包括整合会内和会外的资源，整合专家和普通会员的资源。中共党内的专家很多，国家各级各类的智库也很多，民主党派再想提出真知灼见很困难。民进会员人数不多，并且集中在教育、文化、出版等几个界别，而现在参政议政的面很广，所以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如何充分调动已有资源，同时利用好会外资源，是民进面临的一个挑战。民进组织是否具有很强的联络能力很重要。党派成员特别是机关干部，要能够把一批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在需要就某个问题研究、讨论、出主意时，能够找到人来帮助自己。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发现这些资源不容易，保持、联络好这些资源更不容易。
其次是体制建设能力。从中央到地方在这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如民进中央多年来一直强调，要把专门委员会从荣誉性机构转变为工作平台，真正发挥参政议政智库的作用。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关键少数”，其人选确定是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又如特邀研究员制度，如何发现会外的优秀人才并保持日常联络，也是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再如民进中央三大参政议政合作平台的建设，使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部分资源都能够制度化地为我所用。
再次是机制建设能力。所谓机制建设就是调动工作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这方面民进中央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如向参政议政成果被采纳的会员的单位发送通知书，使会员所在单位的党委、民进组织了解他为参政议政所作的贡献和得到的肯定，为会员在单位的发展尽可能创造条件。党派的资源相对有限，各级组织要思考现有基础上如何有效调动积极性，加强机制建设。
最后是机关建设能力。要做好体制机制建设，机关干部能力的提高很关键。有两项比较重要的能力，一是联络能力，就是和各种层次的人，特别是和专家学者打交道的能力。专家学者是业余参加会内活动，是奉献，机关干部作为直接与专家学者打交道的人，要善解人意，善于和专家学者做朋友，使他们愿意合作、愿意作奉献。二是眼光要敏锐，机关参政议政部门的干部更要如此。眼光是否敏锐和个人的素质、境界有很大关系。我们听到过这样的例子，会员在会内提出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而通过政协等其他渠道报送上去获得了很高层次的批示，这就说明机关干部在筛选建议的过程中眼光不够敏锐，判断能力不够强。机关参政议政部门的干部和主管这些部门的领导要做到“慧眼识珠”。
（本文是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于2016年5月17日在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民进天津市和平区委会所作的专题讲座）
一、为什么需要提高能力？
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外部环境对民进的期待，二是民进建设的内在要求。
第一，外部的期待。即客观形势的要求，简而言之是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我们提出了提升参政议政能力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对我们全民族的智慧都是一次考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民进当然要主动应对挑战。
为什么说前无古人？为什么是对智慧的考验？这可以从当下我们面临的并且正在努力化解的三大矛盾说起。
一是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旨在公平，市场经济意味着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前人没有留下成功的经验。一位西方政治家曾说过，这个问题像“π值”一样无解。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有效率，没有公平。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理论界出现“回归马克思”的趋向，就是因为看到几个世纪过去了，生产过剩、贫富分化等固有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因此只好到马克思那里再去找找解决问题的思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最近写了一本叫作《21世纪资本论》的书，2013年下半年出法文版，2014年上半年就有了英译本，并连续数年进入西文畅销书行列，一本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能成为畅销书，为什么？就是因为作者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近代以来西方历经严重经济危机而能“安然无恙”，并不是资本主义自身找到了克服危机的办法，具备跨越危机的机制，而是因为在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各地发生的疾病、战争、革命等等偶然因素，暂时拯救了西方经济，而不是罗斯福新政、凯因斯主义等等发挥了关键作用。总之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在过去几百年中被“遮蔽”了，而不是“解决了”。皮凯蒂以研究收入与财富分配见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都是因为贫富分化造成的，换句话说就是“不公平”造成的。
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解决好“兼顾”问题，它只有公平，没有效率，前苏联是怎么被里根政府拖垮的？经济低效是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前的我国发展道路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和启示？也是计划经济导致低效率。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破解兼顾效率与公平的难题，不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么？
二是“现代化模式”与国际体系的矛盾。当下有一个热词叫“中等收入陷阱”，指第三世界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经济停滞的现象。我国学界也有关于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但是反过来要问一问：为什么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没遇到这等“陷阱”？回答这个问题就涉及所谓“现代化模式”问题。二战后，“现代化”一度成为显学。以上个世纪60年代召开的“箱根会议”和布莱克发表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为标志，西方理论家总结了一个“现代化模式”，断言只要遵循这一模式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而且只有遵循这一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模式”的基本要素包括文化理性化（世俗化）、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体制（治理结构）科层化，他们说，任何国家只要实现这“四化”就可以实现现代化。但“后发”国家亦步亦趋的结果是，现代化并不成功，特别是拉美的一些国家，“四化”不可谓不彻底，但发展却长期停滞，这是为什么？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沃勒斯坦花费多年心血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做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他提出了著名的“依附理论”。他说，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并不是靠什么“四化”，而是依托当时的国际环境，利用周边国家的“不发达”、“欠发达”，来化解本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以产能过剩为例，这是“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之一，我国现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因为遇到了这个问题。当初发达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吗？也有，他们怎么克服的呢？他们把“过剩”的东西，产品、资金等等都抛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去，把自己“短缺”的东西，资源、劳动力等等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掠夺来，这样他们当然不必经历“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他们也不可能遇到“中等收入陷阱”。但今天的后发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了，他们不能依赖那些“依附于”他们的殖民地去“消解”经济发展瓶颈，所以只有他们才会遇到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我国是在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发展的，我们追求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绝不会像西方那样“以邻为壑”，所以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某些已有经验，但又要认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走在一条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这条道路的成功，要靠我们自己去摸索。这也是对我们全民族智慧的考验。
三是对外开放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小到一个人、一个社区，大到一个族群、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和“他者”的接触、交往中存在。历史证明这种接触有利于进步，因为进步来自改变，而改变意味着接受新事物，新事物则常常来自外部。在民族国家的互动中，举凡开放——或因主动向外界学习，或因感受外界压力，最终都促进了发展。但历史的经验同时证明，开放的代价是内聚力的消解，如价值观念变得多元、跨国人口流动变得活跃、“海外关系”变得复杂等等，对一个民族国家安全来说都构成某种挑战。有学者指出，各国发展存在一个普遍规律，即总是在为追求发展而开放与为增进民族凝聚力而封闭的纠结中反复。处于全球化时代，不开放是死路一条，但开放又会带来民族凝聚力的消耗，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强调民族自信、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都是在思考如何在开放中保持、增进民族凝聚力。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处理这对矛盾也没有先例可循。
总之以上三大矛盾的解决无不需要动员我们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民主党派在这当中要作出应有的贡献，就必须提升自己的能力，否则将愧对参政党的使命。
第二，自身建设的要求。中共十八大和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基本职能。民主党派被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这无异于说，参政是民主党派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究其内涵有两点，一是民主党派必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智慧，二是执政党和政府相信民主党派具备参政的能力与优势。因此，民进应当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优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等职能。 关于民主党派的优势，个人理解，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具有超脱的地位。没有部门利益，也没有本党派所追求的特殊利益。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区隔，有些需要彼此协调的问题不易察觉，或察觉了也“不便”说，说了也难以解决。这个时候有党派的参与，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前几天我还遇到一个这样的案例。我们的一个会员在政府某个部门做政策研究工作，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是提给该部门的，在部门内部提自有不便之处，而通过民进来提就比较顺理成章。二是具有自下而上的系统。与个人或者学术机构的参政议政机制不同，党派从基层组织到地方机构再到中央，有一个垂直的组织系统，会员分布在各个阶层，既能“接地气”，也有“直通车”。比如我们在天津市和平区召开座谈会，有几位来自中小学的基层会员发言，这些会员在一线从事教育工作，直接感受到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又把这些问题传递给我们，如果这些问题有代表性、全局性，就有可能通过会内渠道传递到教育部乃至国务院，没有党派这个组织，这些意见很难，至少难以很快反映到这么高的层面。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当前政党协商深入开展，就会议协商来说，每年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会邀请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同志，就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每年都有5至6次机会，此外还有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等等。民主党派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和报送的信息每每得到党中央、国务院或者相关部委的反馈。这是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方面具有的独特优势。三是具有优良传统。各民主党派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中形成各自的优良传统，整体来说，作为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有思考理性、做事严谨、实事求是等品质；民进的优良传统在会章中明确为“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爱国、民主、团结、求实，坚持立会为公”，同时民进又有“老实党”的称号，有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实话、说真话的传统，在参政议政中表现为道实情、建良言的优势。
二、提高什么能力？
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能力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作为会员个人的能力，二是作为党派组织的能力。
第一，个人提高什么能力？前不久召开的民进全国参政议政工作会议提出，参政议政的基本能力包括社会责任感、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学习新知识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和报告写作能力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几点供参考。
首先是知识迁移能力。民进会员各有业务专长，要把这些专长用于参政议政就要善于知识迁移。一是善于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从专业角度为国家、地区、单位的有关方针政策提建议。二是善于把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体验转化为对国家、地区、单位的方针政策的建议，个人的工作和生活体验也是很重要的知识资源。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负有参政议政职责，但大家都是兼职的，不可能专门研究国家政策，如果不注意知识迁移，这些专业知识和个人体验就只能为个人服务，而善于知识迁移，从本职工作和个人体验出发提出好的建议，就能为更为宽广的领域服务。
其次是捕捉有效信息的能力。民进北京市委会原主委陈难先和我谈工作时举过一个真实的例子，说的是有一次议政调研会后当时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对党派发言给出的评价不太高，说明这次会议发言者的信息收集、整理、汇报不是有效的。个人认为，参政议政捕捉的信息一定是政府的“盲点”。所谓“盲点”，一是政府没看到的问题；二是政府看到了，也想解决，但目前没有好的办法，需要民主党派和其成员帮忙想办法、出主意，这样的信息提供、参政议政才是有效的，否则如果总是“炒冷饭”，提供的信息、建议总是没有新意，与民主党派和其成员的职责就不匹配。
再次是对“度”的认识能力。当前国家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两难问题，对错鲜明、是非明朗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留下来的都是两难问题，无论怎么做都是各有利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权衡和选择，就考验了对“度”的认识和把握能力。测量这种能力有几种方法。一是看可操作性，即提出的建议是不是能够做到，脱离实际的不宜提；二是看是否经过换位思考，没有经过换位思考，提出的意见往往不靠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往往比较容易，但如果不注意“度”的把握，意见再正确、表述再慷慨激昂，也没有分量。
第二，组织提高什么能力？
首先是整合资源的能力。包括整合会内和会外的资源，整合专家和普通会员的资源。中共党内的专家很多，国家各级各类的智库也很多，民主党派再想提出真知灼见很困难。民进会员人数不多，并且集中在教育、文化、出版等几个界别，而现在参政议政的面很广，所以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如何充分调动已有资源，同时利用好会外资源，是民进面临的一个挑战。民进组织是否具有很强的联络能力很重要。党派成员特别是机关干部，要能够把一批人聚拢在自己周围，在需要就某个问题研究、讨论、出主意时，能够找到人来帮助自己。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发现这些资源不容易，保持、联络好这些资源更不容易。
其次是体制建设能力。从中央到地方在这方面有很多好的经验，如民进中央多年来一直强调，要把专门委员会从荣誉性机构转变为工作平台，真正发挥参政议政智库的作用。专门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关键少数”，其人选确定是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又如特邀研究员制度，如何发现会外的优秀人才并保持日常联络，也是体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再如民进中央三大参政议政合作平台的建设，使北京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的部分资源都能够制度化地为我所用。
再次是机制建设能力。所谓机制建设就是调动工作机构和人员的积极性。这方面民进中央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如向参政议政成果被采纳的会员的单位发送通知书，使会员所在单位的党委、民进组织了解他为参政议政所作的贡献和得到的肯定，为会员在单位的发展尽可能创造条件。党派的资源相对有限，各级组织要思考现有基础上如何有效调动积极性，加强机制建设。
最后是机关建设能力。要做好体制机制建设，机关干部能力的提高很关键。有两项比较重要的能力，一是联络能力，就是和各种层次的人，特别是和专家学者打交道的能力。专家学者是业余参加会内活动，是奉献，机关干部作为直接与专家学者打交道的人，要善解人意，善于和专家学者做朋友，使他们愿意合作、愿意作奉献。二是眼光要敏锐，机关参政议政部门的干部更要如此。眼光是否敏锐和个人的素质、境界有很大关系。我们听到过这样的例子，会员在会内提出的建议没有受到重视，而通过政协等其他渠道报送上去获得了很高层次的批示，这就说明机关干部在筛选建议的过程中眼光不够敏锐，判断能力不够强。机关参政议政部门的干部和主管这些部门的领导要做到“慧眼识珠”。
（本文是民进中央副主席刘新成于2016年5月17日在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民进天津市和平区委会所作的专题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