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梁嘉琨透露了一些关于农民工的信息(《中国青年报》10月24日)。我将之分为3个层次：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农民大量进入城市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特别是煤矿企业，目前从业人员基本上是农民工。二、目前，煤矿每年的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三、农民工死亡的赔偿标准因各地的经济发展、地方的财政政策和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死亡赔偿一般在1万元到5万元左右。
　　第一点说明，农民工作为劳动力是最廉价的。第二点说明，农民工的劳动环境是最危险的。第三点说明，农民工的生命是最廉价的。
　　我从农村来，我的老乡有很多都在外地打工，所以，我可能会更多地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上说话。我认为，首先应该把农民工当人看待，其次应该把农民工当作穷人看待。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比如记者，据说也是全球十大危险职业之一，有报道说，今年以来，已有51名记者以身殉职。但是，这种死和煤矿企业每年近6000名农民工的死，显然具有质的不同。这几年，煤矿出的事多了，我们才知道了更多的关于煤矿的情况。可以说，一些煤矿不仅劳动环境是非人的，而且煤矿主对农民工的态度也是非人的。分职工，有了违章超产的苗头，在此，笔者呼吁企业领导应针对犯规现象，及时开展“反违章找漏洞，冲刺勿忘安全”的安全大检查，切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随着我国《安全生产法》的颁布实施，对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广大安全生产管理都要从“三个 不得不重复一遍，我从农村来，我的老乡有很多都在外地打工，所以，我非常理解农民工。
　　一，农民工的身体就是他们的“生产力”。农民工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技术，靠着一副在劳动中强壮起来的身体走南闯北。煤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之所以接收农民工，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准了农民工的身体状况，以及农民工对自己身体不太珍惜的态度。
　　二，农民工愿意从事任何能挣钱的劳动。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一旦走出家门，农民工可能会把安全生产问题放在第二位，虽然工钱可能不是很高。有些“生死协议”之所以能顺利签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农民工对钱的渴望。
　　三，显然，一切都是因为农民太穷了。在我的老家，家里有个人出去打工，经济状况显然都要比固守土地的家庭好一些。农民们不懂经济学，但会算经济账：在家里种地，辛辛苦苦一年所得到的“纯收入”，没有打工的3个月所得到的现金收入高，那我为什么不出去打工呢?
　　当打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的主渠道时，农民工的很多东西就会成为钱的附属品。不要说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也不要说农民工的生活待遇，就是农民工的生命，也会被用工企业所蔑视。
　　蔑视人的生命的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人了。但是，这些傲慢的人，却常常被农民工当作恩人。
　　许多地方都把廉价的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向外界张扬。先不说这种“资源”具不具有优势，也不说其用意是不是能够得逞。现实情况是，劳动越廉价的地方，就越没有人来利用这些劳动力。于是，走出去打工就成为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必然选择。
　　在市场条件下，谁也没有资格对打工农民说三道四。甚至，谁也没有资格对打工农民的收入高低品头论足。毕竟，市场决定需求，需求决定价格。
　　但是，必须清楚，人的生命不在市场“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廉价的劳动力并不意味着廉价的生命。我不仅仅是针对农民工死亡赔偿而言，更多的其实是指向农民工的安全生产问题。
　　解决穷人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一个农民工死亡了，一个贫穷的家庭就会陷入更大的贫穷。所以，面对安全生产问题，政府必须伸出那只“看得见的手”。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考虑财政收入，也不应该考虑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