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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邓小平经中央同意退休。他仍然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其中，分配问题是他晚年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他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
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还困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93年9月，他坦诚地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
邓小平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把能不能够解决好分配领域出现的过大的差距，能不能够通过缩小这个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高到是不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入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特别是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
在邓小平看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势必首先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一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特别强调，中国如果发生动乱，不但对中国的发展极其不利，而且也会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他曾经在同外宾谈话中诚恳地指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跑，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这是对中国如果发生动乱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深刻说明。
邓小平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短短数语，其重视与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
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而且还极为重视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在他看来，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深刻的试验，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逐步完善的探索过程。
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他谈及和着重谈及分配问题的就达六次之多。他直面现实而不讳言两极分化的出现，尖锐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富有预见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问题。
“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还困难”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设想在这场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导致的逆向发展的种种情况，诸如，他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又说：“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993年9月，他坦诚地指出：“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个忧虑，他在多个场合讲过。
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先富的人和先富的地区能够帮助后富的人和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曾设想到了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应该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但后来的发展并非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扩大了。
邓小平还说：“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
邓小平在谈到分配的问题时，总是同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他把能不能够解决好分配领域出现的过大的差距，能不能够通过缩小这个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高到是不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认识。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看到《参考消息》的两篇外电报道：《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其中一篇文章提到：“西方实行自由市场的自由派所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是显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效率高，而且还要显示资本主义在分配上是公平合理的”。当时正是苏东剧变发生不久，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解决在财富分配上的公平合理问题，总有一天主张公平合理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还会重新高涨起来。这则报道引发了充满忧患意识的邓小平的深入思考，如果说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问题，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解决好社会成员收入的公平分配，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他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他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由此可见他对分配问题是何等重视。
特别是他在1990年7月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曾尖锐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
在邓小平看来，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势必首先冲击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所必需的社会稳定局面。邓小平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历史经验，一再指出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就没有希望。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他特别强调，中国如果发生动乱，不但对中国的发展极其不利，而且也会造成世界性的灾难。他曾经在同外宾谈话中诚恳地指出，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打内战就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跑，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这是对中国如果发生动乱将会导致严重后果的深刻说明。
邓小平基于对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深刻认识，强调指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短短数语，其重视与急切的心情可以想见。他自己就提出要始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一定时候就要把共同富裕的问题提上日程，要调节分配、做好调节税的工作，等等。
应当特别指出，邓小平不仅在一般意义上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而且还极为重视总结实践中的新鲜经验。在他看来，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一场深刻的试验，要经历一个不断深化和逐步完善的探索过程。